在那天晚上，周建平不知道他们前面都讲了些什么，也始终没有听到“三国四方”会议这个词。直到九一三事件后，他被关进学习班，才从专案组的嘴里知道。

　　至于“三国四方”会议的由来，有人在会后问起林立果，你们开了一个什么样的会?林立果想了想，三国四方会议，周建平在南空，王维国在上海，陈励耘在杭州，加上老政委江腾蛟总负责。(参见张聂尔《风云九一三》，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6月第一版，267-278页)

　　林立果在那天晚上并没有捅破“窗户纸”。周建平不知道他们前面都讲了些什么，也始终没有听到“三国四方”会议这个词。直到九一三事件后，他被关进学习班，才从专案组的嘴里知道。(采访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周建平笔记，1998年2月16日)

　　谁把林立果捧为超天才

　　林立果两道浓眉，圆脸，比林彪高出10厘米。不爱说话，看起来是一个普通青年，但因为是“副主席”的儿子，就“特殊”极了。因为“文革”，1967年全国都没有接兵，但挡不住“副主席”的儿子穿上军装。3月，吴法宪派专车把没有办入伍手续的林立果接到空军，先由一名保卫干事陪着到上海的高炮部队锻炼。穿上军装才四个月，还是个“新兵蛋子”的林立果由吴法宪和周宇驰介绍入党。1969年，林立果被任命为空军作战部副部长兼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但是他根本不到办公室上班。(采访空军作战部长鲁珉笔记，2000年8月18日)

　　林立果还不是党员，就被任命为空军党委办公室秘书。虽然是秘书，却配了一辆“伏尔加”，由处级干部周宇驰负责给他开车，一年后他要学开车，空军司令部汽车队队长王琢教他，练习地点在西郊机场的跑道上。1968年3月19日，林立果办了张驾照，姓名吕果。

　　王飞回忆：“林立果入伍后，叶群打电话给我(他们在太仓“四清”时认识)，小孩子可塑性强，到你那里，要帮助教育他，最好专门找一个人。那时都是一帮一，一对红，我考虑让周宇驰帮助林立果。”

　　至于刘沛丰怎么也成了林立果的“秘书”?这是周宇驰的安排。

　　王飞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采访空军副参谋长王飞笔记，1998年4月2日)

　　刘沛丰，四川人，大学生，1951年参军，话很少。文字能力比周宇驰强，办事认真。他长期在刘亚楼(空军第一任司令员)身边当秘书，1965年刘亚楼病重期间，只有他念文电能简明扼要地抓住重点，深得刘亚楼的好评。在同事中也很有人缘，外号“锤子”。

　　与又白又瘦的刘沛丰相反，周宇驰相对比较壮，性格外向。他比刘沛丰大，河北籍的“三八式”干部，曾和潘景寅一起报名飞行员，潘景寅选上了，他落了选，留在空军第一航校任宣传科长。“伺候”林立果后，他学会了开车，也学会了开直升机，总算过了一把飞机瘾。

　　周宇驰也能写，曾写过小说。是空军副参谋长姚克佑把他调到空军党办当秘书的，周宇驰别的也没有什么，就是说话口大气粗，没多久刘亚楼就把他撵到连队，认为他不适宜在高级机关。1965年刘亚楼去世后他又卷土重来，先在党办任秘书，以后又升任副主任。到后来他说话口气更大，因为他和林立果的关系最好，大家还是高看他一头。周宇驰在上海讲话：“要认识林立果是天才，要相信他，相信到林立果说太阳从西边出来，你就说对，太阳就是从西边出来这种程度。你们要支持林立果，支持林立果就像你们存钱一样，零存整取，一本万利。”(采访空军作战部长鲁珉笔记，2000年8月18日)

　　林立果喜欢摆弄电子设备，无师自通。鲁珉回忆：林立果要下部队调查。跟吴法宪讲了，请示也好，打招呼也好，吴法宪不能不同意，说你下部队，可以指挥一切，调动一切。(采访空军作战部长鲁珉笔记，2000年8月18日)

　　以后这话成了吴法宪的主要罪证。

（舒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