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蘇共20大曾經震撼了全世界。蘇共20大重要的內容是打開了否定斯大林的大門。赫魯曉夫做為蘇共領導人，是批判斯大林的核心人物，在22大上通過一個讓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瞠目結舌的決議:“大會認為在列寧墓中繼續保留約.維.斯大林的水晶宮是不適宜的，因為斯大林嚴重地違反了列寧的遺訓，濫用權力，大規模鎮壓正直的蘇維埃人，以及在個人崇拜時期的其他行為使他的靈柩在弗.伊.列寧墓中成為不可能。”很快，斯大林的遺體從列寧墓中被拉到火葬場焚燒。從此，赫魯曉夫成了毛澤東眼中最壞的人。在毛澤東看來，赫魯曉夫這樣在領袖生前好話說盡死後鞭屍批判的人是十足的兩面派、野心家，是必須引起他高度警惕的。從此毛澤東開始警惕“中國的赫魯曉夫”。為了防止赫魯曉夫式的人物隱藏在黨內，毛澤東發動了文化大革命，上下一起尋找“中國的赫魯曉夫”。

　　1962年9月，八屆十中全會以後，毛澤東在國際上與蘇聯修正主義鬥爭的同時，在國內還特別着重抓緊了上層建築各個領域的思想政治鬥爭。這個鬥爭與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結合在一起，成為當時中國階級鬥爭運動的全貌。

　　1963年5月6日，由柯慶施、江青組織人寫的批判孟超的《李慧娘》、廖沫沙的“有鬼無害論”的文章，於上海《文匯報》發表，露出了思想政治領域內階級鬥爭的鋒芒。

　　毛澤東在這個時期對意識形態諸領域的事情十分敏感。他抓住各種題目作文章，實行輿論上的推動。1963年9月，他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嚴厲指出：“戲劇要推陳出新，不要推陳出陳，光唱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和他們的丫頭、保鏢之類。”

　　9月27日，毛澤東再次指出：“文藝部門、戲曲、電影要抓一個推陳出新的問題。”“舊形式要出新內容。”“上層建築總要適應經濟基礎。”

　　他接着指出：“《戲劇報》儘是牛鬼蛇神，”“文化方面特別是戲劇大量是封建落後的東西，社會主義的東西少，在舞台上無非是帝王將相。文化部是管文化的，應注意這方面的問題，為之檢查，認真改正。如不改變，就改名帝王將相、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國死人部。”

　　同年11月16日，毛澤東在給林彪的信中指出：“解放軍的思想政治工作和軍事工作，經林彪同志提出四個第一、三八作風之後，比較過去有了一個很大的發展，更具體化又更理論化了，因而更便於工業部門採用和學習了。”

　　這樣的指示一方面進一步加強了思想政治領域內鬥爭的力量配置，另一方面也給了林彪更多的政治資本。林彪在這一時期始終處在穩定的崛起過程中。

　　毛澤東在意識形態領域的銳利矛頭，一再指向藝術領域。

　　他在一份反映上海柯慶施大抓故事會和評彈改革的材料上作出批示：“各種藝術形式──戲劇、曲藝、音樂、美術、舞蹈、電影、詩和文學等等，問題不少，人數很多，社會主義改造在許多部門中，至今收效甚微。許多部門至今還是‘死人’統治着。”“許多共產黨人熱心提倡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藝術，卻不熱心提倡社會主義的藝術，豈非咄咄怪事。”“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已經改變了，為這個基礎服務的上層建築之一的藝術部門，至今還是大問題。這需要從調查研究着手，認真地抓起來。”

　　在這裡，毛澤東對上層建築領域階級鬥爭的意思是十分明白和透徹的。他把這個領域當做是社會主義改造收效甚微的部門。他的嚴厲批示，既為上層建築領域內的階級鬥爭指明了對象，也開始在黨內組織起進行這場鬥爭的幹部隊伍。

　　正是在這些批示的精神下，江青、張春橋這樣的人物才嗅覺敏感地聚集起來。

　　毛澤東又把批判的鋒芒指向教育部門。

　　1964年2月13日，在一次春節座談會上，他對教育領域的工作又做出指示：“學制可以縮短”，“現在課程多，害死人”，“現在的考試，用對付敵人的辦法，搞突然襲擊”，“舊教學制度摧殘人才，摧殘青年”。他以非常有力的語言指出：學制、課程、教學方法都必須改革。這一類有關教育革命的指示，在隨後一段時間裡他曾反覆重申。

　　還是這個春節座談會上，毛澤東又一次對文藝領域做出了指示，這個指示自然是相當嚴厲的。“要把唱戲的、寫詩的、戲劇家、文學家趕出城，統統都轟下去，分期分批下放到農村、工廠，不要總住機關。否則寫不出東西來。不下去不給開飯。”

　　這樣的指示在當時只被當做一種精神。在劉少奇、鄧小平這些一線主持工作的人的過濾下，最多成為一種和風細雨的吹風。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卻在無比徹底的、誇張的乃至殘酷的程度上實現了出來。

　　1964年5月9日，作為對毛澤東一系列精神的配合，林彪對部隊文藝工作也作出相應指示：“無產階級文藝的目的，就是要團結人民，教育人民，鼓舞革命人民的鬥志，瓦解敵人，消滅敵人，進行興無滅資的鬥爭。”

　　同年6月5日-7月31日，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大會在北京舉行。作為一個政治上有意識的行為，毛澤東觀看了《紅燈記》、《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襲白虎團》等現代京劇，並接見了全體演出人員。

　　江青在參加觀摩演出人員的座談會上，不失時機地發表了《談京劇革命》的講話。所謂京劇革命，是毛澤東逐步成熟文化大革命輿論的一個重要步驟，而這又是江青全力以赴策劃和操作的。

　　正是毛澤東在上層建築領域內開展反對修正主義、反對資本主義的思想政治鬥爭的巨大需要，給了江青嶄露崢嶸頭角的機會。江青在這方面有足夠的政治敏感，又有一定的擅長。當她在這時順勢挺身而出時，一貫對她的公開行動給以很大限制的毛澤東，便不能乃至不願再予以限制了。

　　江青的“脫穎而出”，使得文化大革命增加了一個很大的進攻性人物。

　　1964年6月27日，毛澤東又在《中央宣傳部關於全國文聯和所屬各協會整風情況的報告》上做了繼續張滿上層建築領域內階級鬥爭的大弓的批示：“這些協會和他們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數(據說有少數幾個是好的)，十五年來，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執行黨的政策，做官當老爺，不去接近工農兵，不去反映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如不認真改造，勢必在將來的某一天，要變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那樣的團體。”

　　與此同時，他還在中國作家協會的整風報告上作出批示：“寫在紙上，不準備兌現的。”

　　這些批示的定性已經非常明確了，它在中國的政治天空中如高懸的利劍。

　　然而，即使這樣，黨內那時對這樣的聲音似乎還沒有重視到毛澤東所需要的程度。

　　1964年7月，毛澤東作出了更為提綱挈領的論述：“在政治思想領域內，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鬥爭，需要一個很長的時間才能解決。幾十年內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幾百年的時間才能成功。在時間問題上，與其準備短些，寧可準備長些;在工作問題上，與其看得容易些，寧可看得困難些。這樣想，這樣做，較為有益，而較少受害。”

　　在這裡，一個一百年到幾百年才可能完成的政治思想領域內的階級鬥爭被提了出來。當時的黨內，到底有多少人真正領會了毛澤東這一論述的含義及其嚴重性?特別是在黨的領導上層，又有多少人領會這個論斷中所含的矛頭已經隱隱指向他們中間的某些人?

　　後來的文化大革命表明，並沒有多少人真正領會毛澤東的言中之意。

　　7月14日，《紅旗》和《人民日報》編輯部文章《關於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即九評蘇共中央公開信發表了。毛澤東在其中親自寫了關於培養和造就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問題，並提出了接班人的五個條件。

　　毛澤東接着指出：“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的問題，從根本上來說，就是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所開創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事業是不是後繼有人的問題，就是將來我們黨和國家的領導能不能繼續掌握在無產階級革命家手中的問題，就是我們的子孫後代能不能沿着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正確道路繼續前進的問題，也就是我們能不能勝利地防止赫魯曉夫修正主義在中國重演的問題。總之，這是關係我們黨和國家命運的生死存亡的極其重大的問題。這是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百年大計，千年大計，萬年大計。”“要特別警惕像赫魯曉夫那樣的個人野心家和陰謀家，防止這樣的壞人篡奪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權。”

　　這段論述特別明確地顯露出毛澤東對國際上反對修正主義鬥爭與國內反對修正主義鬥爭的深切謀略。他提出接班人的問題，不僅讓我們聯想到斯大林之後的赫魯曉夫如何否定了斯大林，還特別讓我們想到毛澤東是何等警惕身邊赫魯曉夫那樣的個人野心家和陰謀家的存在。

　　當後來的文化大革命把劉少奇定義為中國的赫魯曉夫時，人們才認識到毛澤東這段論述的真正分量。遺憾的是，從當時整個黨內上層的反應看來，包括從劉少奇本人的反應看來，並沒有多少人真正領會毛澤東此話的深意。

　　1964年9月，毛澤東在同毛遠新的談話中又指出：“現在革命的任務還沒有完成，到底誰打倒誰還不一定，蘇聯還不是赫魯曉夫當政，資產階級當政?我們也有資產階級把持政權的，有的生產隊、工廠、縣委、地委、省委都有他們的人。有的公安廳副廳長也是他們的人。文化部是誰領導的?電影、戲劇都是為他們服務的，不是為多數人服務的!”

　　時隔不久，12月22日，周恩來在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作政府工作報告時，又傳達了毛澤東的一個指示：“人類的歷史，就是一個不斷地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發展的歷史。這個歷史永遠不會完結。在有階級存在的社會內，階級鬥爭不會完結。”“人類總得不斷地總結經驗，有所發現，有所發明，有所創造，有所前進。停止的論點，悲觀的論點，無所作為和驕傲自滿的論點，都是錯誤的。”

　　在這裡，我們不僅看到了毛澤東對階級鬥爭的進一步闡述，甚至看到了毛澤東對鬥爭前途滿懷信心的樂觀主義。

　　在1965年1月《二十三條》制定並發布後，毛澤東在上層建築領域內開展階級鬥爭的格局進一步成熟。

　　一方面，中國廣大農村階級鬥爭的局面已經有了全局在手的把握;另一方面，《二十三條》已經把“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樣的原理在黨內以文件的形式正式肯定了下來。接下來的半年中，他繼續順勢推進着。

　　1965年8月5日，在接見外賓的一次談話中，他又指出：“黨是可以變化的，普列漢諾夫和孟什維克過去都是馬克思主義者，後來就反對列寧，反對布爾什維克，脫離了人民。現在是在布爾什維克內部發生了分化。中國也有兩個前途，一種是堅決走馬列主義的道路，社會主義的道路，一種是走修正主義的道路。我們有要走修正主義道路的社會階層。問題看我們如何處理。我們採取了一些措施，避免走修正主義道路。”

　　在這段講話中，毛澤東一方面指出了中國國內有“走修正主義道路的社會階層”，這是一個相當嚴重醒目的提法;另一方面，他正在對國際範圍內吹風，這是為他以後揭開中國共產黨內全面階級鬥爭蓋子的一種輿論準備。

　　說到文化大革命，就其公開化、全面化的開始，一般可以從1966年6月1日中央電台廣播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人寫的“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算起。

　　如果更往前推，就應該從1965年9月毛澤東在黨內觸及吳晗問題開始。

　　從1962年9月八中全會到1965年9月的近三年時間裡，毛澤東在政治思想領域內已經做了一系列開展階級鬥爭的指示和批示。僅僅就以上引述的這些內容而言，就能夠感到毛澤東一直在抓緊推動這場鬥爭。

　　當然，在實際生活中，絕不會像我們今天集中閱讀這些論述時感受那麼強烈。毛澤東如此之多的指示與步驟，畢竟是被分散在長達三年的時間之中，他並不可能每天做階級鬥爭這件事。他即使心中從未忘記政治思想領域的階級鬥爭，但是在實際中，也只能因勢利導地乘機而做。因為他面對的畢竟是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面對的是一個從幾億人的吃飯穿衣到整個國計民生的方方面面塞滿黨和國家各部門工作日程的實際情況。當毛澤東處於遠離實際工作的二線，高屋建瓴、綱舉目張地推動政治思想運動或者推動全國範圍內的階級鬥爭時，劉少奇、鄧小平等一大批上層領導都在一線面對各種具體的黨務、國務、經濟、文化。他們或許覺得自己在執行毛澤東的指示，在實際中又可能淡化、削弱和抵制了毛澤東的指示。

　　在這一時期的經濟工作中，教育、科技、文學、藝術及宣傳等工作中，我們看到，占據着一線工作崗位的以劉少奇為代表的一大批黨的上層領導幹部，都在十分務實地操作着。並沒有哪個人敢於公開否認和對抗毛澤東的綱領性指示，然而，具體的操作中，確實很少有人真正在毛澤東一系列指示的強度上落實照辦。

　　除了江青、張春橋、陳伯達、康生和姚文元等這樣一些意識形態鬥爭的尖銳分子逐漸嶄露頭角外，更多的黨的領導層的表現，是讓毛澤東產生大權旁落的憤怒。

　　毛澤東或許無暇也不屑於親自顧及一線的日常瑣碎事物，他喜歡綱舉目張，統管全局;然而，放棄了第一線的具體操作，就必然失去第一線的巨大權力。黨和國家的各個部門在劉鄧的主持下按部就班地運轉着，而這些運轉本質上又必然是經濟現實主義的。

　　毛澤東日益感到了重新開展一場大革命的必要性。

　　當然，毛澤東的這一決心也是逐步成熟的。後來發生的文化大革命，也並非事先全部設計好的。逢山攀山，逢水涉水，路是在走的過程中明確的。文化大革命這場政治鬥爭也是在運籌和推動的過程中，逐步在現實與頭腦中成型的。

　　當毛澤東發出一系列有關上層建築領域內革命的指示後，只有江青等少數幾個人聲嘶力竭地響應，並未引起他所期待的全黨轟轟烈烈的擁護，他由此得出結論，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已經日益逼近了。

　　1965年，毛澤東在與斯諾談話時，曾經坦然承認中國存在個人崇拜，同時不失大政治家風度地從容說道：當時需要有更多的個人崇拜。那當然是指對毛澤東本人的崇拜了。其中真正的含義是，這是中國國內階級鬥爭的需要，是政治革命的需要。

　　斯諾當時或許並未完全領會毛澤東這番話的深刻含義。

　　1970年，文化大革命處在勝利巔峰狀態之時，斯諾再次訪問中國，12月18日與毛澤東交談時，毛澤東說：在我們1965年進行談話的時候，許多權力，各省、各地方黨委內，特別是北京市黨委內的宣傳工作的權力，他都管不了。

　　這段談話再次表明了毛澤東對文化大革命前自己大權旁落的意識。當時，斯諾問毛澤東：“你什麼時候明顯地感覺必須把劉少奇這個人從政治上搞掉?”毛澤東回答說：“那就早囉，1965年1月《二十三條》發表時，劉少奇反對‘四清’的目標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其後斯諾通過當時中國的其他高層領導人證實，1965年1月25日(而不是在此之前)，毛澤東決定：劉少奇必須下台。

　　(下面這個情況對於我們判斷毛澤東的這個決定是非常有用的：1964年召開的中共中央四清工作會議期間，一次鄧小平主持的會上，正值毛澤東身體不適，鄧小平勸毛澤東不要來，毛說：不行，非要參加不可。當毛澤東講運動的性質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矛盾時，劉少奇插話：有“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還是有什麼矛盾解決什麼矛盾好。毛澤東對此十分不滿。在再一次會上，他帶上了憲法和黨章。在講話時，毛澤東一手拿着憲法，一手拿着黨章說：這有兩本書，這本是憲法，我是公民，有公民權。這本是黨章，我有黨員的權利。你們一個不讓我來開會，一個不讓我發言。毛澤東發了脾氣。後來，劉少奇在政治局會議上做了檢討，說他對主席不尊重。毛澤東對劉少奇的檢討不滿意，認為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問題，而是馬克思主義和修正主義的問題。在這次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還指出：北京有兩個獨立王國。一個指鄧小平的中央書記處，一個指李富春的國家計委。)

　　當後來的歷史學家中的有些人將文化大革命歸為毛澤東浪漫主義的革命性格，或者將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歸於他在權力上的多疑、猜忌與性格殘忍時，我們說，這些都是不足道的。

　　文化大革命前的全部情勢是，毛澤東深深感到了共產黨可能“改變顏色”、“赫魯曉夫式的人物”可能復辟資本主義的危險性。

　　說得更具體一點，如果不發動一場大規模的黨內階級鬥爭，毛澤東的階級鬥爭路線本身就可能被推翻。不藉助一場大規模的思想政治領域的階級鬥爭運動，他沒有其他辦法可以保證其“正確”的領導路線貫徹下去。

　　毛澤東雖然生性好鬥，熱愛革命，敢於破壞現存世界，然而，對於自己幾十年經過艱苦鬥爭“親手締造”和“親自領導”的黨和國家，不能說沒有責任心。作為一位深謀遠慮的政治家，他也是在他的立場上不得不採取這樣一個事關重大的行為的。

　　正是為了打倒一個在當時看來無法輕易打倒的敵人，他必須藉助多種能量。

　　其中包括“個人崇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