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悠久的中国，深厚的传统文化，举世无双！深厚的传统文化由代代文人学者，著书立说衍生推广，深厚的传统文化被誉为国学，造诣高深的学者被誉为大师。二十世纪以来的国学大师，冠宇一代！空前绝后的一代国学大师，却尚无人感冒而自誉。冠带一代国学大师者，仍为已故之著名学者。如陈寅恪，胡适，傅斯年，郭沫若，范文澜、剪伯赞，钱钟书，季羡林，潘雨廷，苏渊雷等，然而国学归一，大师命运各异。我有幸在青年时代与著名学者结识，随其左右，受其熏陶。文革十年闲散在家，从易学到玄学，从佛学道家到诸子百家，从诗文书画到命理术数，得名师之启蒙，入国学之玄门，虽飘泊欧亚之江湖，需为稻粮之谋，然幼之所好未敢自残贱卖。如今年近古稀，尚无所成不免掩卷长叹。但是浏览到所谓学贯中西、被视为“三百年来学问惟其一人”的陈寅恪的命运，不免暗幸，复又深思。陈寅恪，1890年生。中年失明。他先在岭南大学任教，后岭南大学并入中山大学，他担任中山大学教授，并在此度过了他的最后二十年。
1953年，毛泽东决定，中共中央设立历史研究委员会，由陈伯达、郭沫若、范文澜、剪伯赞“红色学者”等组成，毛钦定陈伯达任主任。同年10月，在毛的提议下，历史研究会决定在中国科学院增设三个研究所：远古史研究所所长郭沫若，中古史研究所所长陈寅恪，近代史研究所所长范文澜。委任状下达后，郭沫若与范文澜均马上赴任，惟有陈寅恪不为所动。当时，不时有北京来客到广州说服陈先生，包括其高足、北大历史学系副教授汪篯。当时汪篯怀揣着两封信，一封是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写的，一封是副院长李四光亲笔所写。
陈寅恪对前来劝说自己的汪篯如此说道：“做学问，不应有‘在某某主义或某某思想的的指导下’这种定语，凡有这种定语的都不是真学问。”“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我绝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我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
陈寅恪还提出了赴任的两个条件：一、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二、请毛公(即毛泽东)或刘公(即刘少夺)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陈寅恪所提的两个条件，令人惊叹，文人难有独立谋生之道，而食人之禄而又抗其命，鲜也！学者失其位，学问何用？陈寅恪虽然桀骜不驯，因其资历安度了十余年。但是难逃1966，1967年丙午丁未之劫，“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封建余孽”，封资修“罪魁祸首”。双目失明，患有心脏病的陈寅恪，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夫妇相对而泣，感叹命运的悲苦。 终至泪尽泣血，口不能言。1969年10月7日晨5时30分，心力衰竭的陈寅恪溘然长逝，同年11月21日，妻唐筼亦撒手人寰，追随丈夫而去。
被誉为三百年一见的国学大师就此了其余生。
围在我身边的钟爱国学的知己好友，对于陈寅恪抗命一事，耿耿于怀，视为壮举。我无缘拜识陈寅恪先生，然对其所为，崇敬之余也有惋惜之感。文人入仕，亦属传统。胡适，郭沫若，范文澜、剪伯赞，钱钟书，季羡林无一例外。任何时代的统治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主张学术自由的大师必须有独立谋生的能力，受人之禄而谋其事，即使不自由也需忍而为之。当今许多大师无才无德，窃居高位，扬大名，得厚禄，幸哉！钱能通神，自由何用，陈寅恪等国学大师因其真才实学而不慕虚名，当今大师因其位其名而不需真才实学。如LV包，人造革也！仅仅因有名而致人竞相购置。凡人知其名易而知其实难，慕名而趋之，不思究其实，孰悲孰愚？深厚的传统文化由真大师传递光大的时代已逝，国学危也，社稷危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