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京小记 ------ 从“私房菜”到“酒吧”的变迁

去年夏季回国一个月，感觉天气很反常。说反常也是和从前比，没准儿从今往后就这样了也未可知。

那一个来月阴多晴少，最后两周几乎天天傍晚下雨。登山望岳，载酒泛舟，食街遛腹，花前月下皆成泡影。而以往北京的夏天，到晚间9点多暮色茫茫之际仍可悠然见西山余晖。而现在，由于天阴夜幕早早垂下，街灯昏暗还常常薄雾蒙蒙，再加淅淅沥沥下雨，大家只得室内活动。陪老妈看看电视扯扯闲篇固然好，可是她老人家一般九点半就开始刷牙洗脸，收拾收拾不到十点便熄灯了。


一日陪老妈买菜归来，在距家咫尺之遥偶然发现了一间酒吧，叫“愚公移山”。此处，在我前一次回国时挂的招牌是“民国私房菜”。


（这张照片不是我拍的）



（这张是我拍的）



（这张也是我拍的）



瞧着“民国私房菜”的名字，再通过半掩的红门望进那黑漆寥光的门洞，我总是莫名地感觉有些诡秘。外人可能不知，但是我从小是在这堵大墙后面长大的，从小长到大这扇斑斓古旧暗红色的门我就没有看见它开启过，而门的背后就流传着令孩子们胆战心惊肝颤的种种飘忽不定的传闻。

这堵高墙的后面以前是我们院的教职工食堂。红门这一端是食堂的仓库，另一端是食堂的厨房，中间是餐厅。这扇小红门紧挨着我们院儿的大门开在正门西侧的围墙上（正门两侧各有一扇这样的门，对称）。

一进我们院儿坐北朝南的大门，便可看见宽宽的上坡甬道两侧是高耸密集的松树，松树墙后面是两排带有前廊和高窗的中西合璧式平房。而西侧这一排平房的南端与大门西侧院墙之间有一个非常隐蔽的小夹道，这阴暗的小夹道通向一间男厕所，我估计那厕所就在那扇红色的偏门后面（因为我在院儿内从未看不见过这扇门）。

这个厕所同我们院其他小孩子有可能光临的公厕一样，流传着一些骇人听闻的惊悚故事。例如在幽暗的厕所内（厕所都是幽暗的）发现了一个被报纸裹着的全身都是眼睛的弃婴，他在深夜的月光下眨着一只只眼睛断断续续地嗷嗷啼哭；或者是发现了个被旧油布紧紧包裹着的婴儿木乃伊，顺着油布的缝隙还流出了汩汩黄汤儿；再或者，一双眼睛放着绿光的黄鼠狼叼着一只红色绣花鞋敏捷地窜进窜出；再再或者，夜间有人从那高耸的拱顶的厕所窗外望见里面有吊死鬼在飘荡，等等等等。总之，你要是不想让耳根子清静，流言就不止。所以后来一有小孩要向我传播连篇鬼话，我就捂住耳朵大喊“不听！不听！不听！”。 同时还要拔腿赶紧跑，我就遇见过张牙舞爪追着赶着非要贴着你耳朵给你讲不可的讨人嫌。


在这么一个充满的流言蜚语的鬼地方，竟然就有人开了间餐馆，名字还叫什么“民国私房菜”。这除了让人觉得匪夷所思之外，又真让人觉得有点旁门左道的“名副其实”。

再说了，民国能有什么菜？更何况它在大陆还是个短命鬼，这自然便使我联想到了脑后勺拖着根稀疏小辫子的满清遗老遗少，也就那些破落的大户人家才有可能遗留下来点像样的“私房菜”到民国吧？

再说这“私房”两字也让我感觉蹊跷多多，联上“私房钱”“私房话”之后总觉得“私房”的东西都是些隐蔽的秘密的悄悄的暗地里的东西，而现在却要登堂入室招摇上市了，难免让人觉得有小妾要扶正，狗肉要上席之意。正因为这餐馆的名字起的矫情、做作、柿子所以我还就记住它了，由此来看你也不能说这名字起的不成功。

不过这名字让我记住了也白搭，我仍然没有想去品尝的愿望。可就偏偏赶上了那么一天我还真光顾了。那天上午出门时我对老妈说我不回来吃午饭了，可是出去逛了一圈后回来得比我预计的早，大约两点钟左右出租车已经停在了我们院儿大门口。想到老妈可能在午休，便决定还是吃了午饭再回去。可又懒得远走觅食，于是就进了这家门可罗雀的“民国私房菜”黑洞洞的大门。

昏暗的前厅、大厅里都空空无客，就近门处一张铺有红桌布的小方桌旁坐了两位似是而非店长或老板模样的中年人在喝闲茶，也未见有服务生过来招呼。他们四目望着我，我双目巡视一周后落在他们身上探询地问道“现在营业吗？”他们出乎我意外地答道“营业”。我再问“那是什么菜系的菜呢？” 以我的知识水平实在是搞不懂民国菜应该是南菜还是北菜。而他们的回复更出乎我的意料，答曰“西餐”，并顺手从小桌上拿了份儿菜单递给我，我瞭了一眼还真不便宜。我原本想甭管南菜北菜，来点家常小菜随便吃一口算了，而这西餐大菜我可实在是提起胃口。看着眼前空空荡荡昏昏暗暗的餐厅，再遥想厨房，感觉那的案板上冰箱里必定放的都是些烂鱼臭虾残羹剩饭。于是我毫不犹豫地递回了菜单并说“要是西餐就算了”。


那日陪老妈买菜归来见了新招牌“愚公移山”后觉得名字起得还有些文化品味，但是又琢磨不出究竟是经营什么的。因为这次回去见以前在食堂另一头（厨房那头）开的那个书店关张了，就一闪念做个联想。不过又觉得不像，那边是有橱窗的，要是搬这边来不是明摆着不想招揽生意嘛。

我这里正瞎琢磨呢，老妈恰对我说“你要是想听京戏，这门儿里每周二下午都有”。再一细打听原来是这么回事。“私房菜”歇业后这里被一帮京戏爱好者包下了，戏友们每周来活动两三天过过文化生活，幸运时还能请个名角来指导指导。再后来才开了这家名叫“愚公移山”的酒吧，听说老板是个唱歌的或者是个画画的，总之是些个搞艺术的。他或者他们倒是也有爱心扶持一把国粹艺术的群众基础，于是便让戏友们每周二下午继续使用场地，免费。我妈还说了，偶尔晚上有特别演出时大门外人乌泱乌泱的。

一天我进“愚公移山”探究竟，他们竟然提供中英对照图文并茂的全月的节目单，而且设计得很有风格很专业。在斑斓的射灯下这里不仅仅莺歌燕舞，还时常花样翻新地搞些小电影、小纪录片、小型画展、小型摄影展和文学艺术电影之类的讨论会。节目日日更新，还价格颇廉。

我带相机去的那个晚上节目单上的标题是“Swing Party/摇摆派对”，随后简介中说“北京大乐队成立于2007年，擅长以正宗经典的方式演奏最原汁原味的大乐队作品。乐队由来自美国的Adam Lee及来自中国的鲁潇霖带领的19位优秀乐手组成，他们分别来自中国和美国。现在，北京大乐队已成为摇摆舞者和音乐爱好者们最喜爱的乐队之一。”演奏是9点开始，我去早了里面客人不多，而陆续到来的乐队人员也坐在酒吧里聊天还大吃带来的食物（好像是晚饭）。我看这些年轻人像是些学生或打工仔，就是用业余时间攒个乐队玩儿玩儿。乐队演奏了15分钟后主持人邀请客人们下场跳舞，我发现台上台下的中外比例大概都是各占一半，但是舞池里老外多些。这个酒吧因地点不火爆装修简朴所以酒水价格比较低（白水免费），因此主要是年轻人光顾。









女歌手和男主持下场跳舞



我在这酒吧还看了个纪录片叫《儿科》，它纪录了安徽省某小城市最大的那家医院儿科在2004下半年中的“战斗历程”。

内容梗概：市人民医院，这个不愁嫁的皇帝女儿，那一年也让别人挑剔了一回，有史以来头一遭感受了一把惟恐嫁不出去的惊慌。起因是该市一家颇据实力的民营企业新建的医院开业了。面对激烈的竞争，院方即怕病人流失，又恐医护人员跳槽，便给各科室制定了一个既苛刻又想取悦于人的按劳取酬方案。而众医护人员不管是没有见利忘义还是胆小尚在观望，总之儿科全体人员一个不少都投入了战斗。那个措施中好像有一条是如有病人投诉就要减当事人奖金，所以医生护士们对住院病人们都小心翼翼的，一有点矛盾的苗头就在早上的例行会议上赶紧请示汇报。还有一条好像要是超过三个投诉就要影响全体的年终奖金，这个就比较厉害了，这叫“连坐”。要是你一个人图痛快豁出去了或者是一不小心失误了，那还不仅是 “当坐伍人”，而是整个儿科20几个人就都搭进去了。

那晚我有事赶回来稍微晚了点儿纪录片已经开演，就见前面舞池里黑压压的坐满了人，我就在后面高处的吧凳上落座。当时的场面类似下面这张照片，就是将乐队换成屏幕即可（这张不是我拍得，那天我没带相机去）。





片子放映后拍摄者出来与大家见面，开灯后我发现前面坐得大部分是老外。可也是的，这些体制内的所谓内幕，拍得像过家家似的对国人来说实在不算什么，也就是吊吊外国人的胃口。

通过大家提问我才知道作者也不是偷拍，他以前在这个医院工作过三年，拍之前已经取得了儿科的同意。拍摄此片时该作者已经在电影学院学习纪录片专业两年了。知道了这个后我觉得拍摄质量太差了，要是个大猩猩端上摄像机去拍我想画面也不会更差了，只怕还鲜活些。场景单调在于每次都是在同一间办公室和同一些人，而且摄像角度基本一成不变。语言刻板也就算了，谁让人家就那么讲话呢，我们立着耳朵听主要是关心谈话的内容，但是以我的听力也只能听懂60 %左右（有英文字幕）。

比较逗的是一些老外提问时偏好操着半生不熟的中文吭吭吃吃地发言，好在之后他们自己帮自己都翻译成英文了。比较要命的，当然我这里是指对于那些老外来说，是那个站在台上的翻译，一个30岁左右的女士。当她翻译摄制者稍微长一点的回答时就自动删减，也就翻译六成左右吧。而且还错误连连，以致我这个英文不怎么样的都听出来了。一次太离谱了我听后摇头，没想到招来我身后站着的一位冲我大加投诉。这人是个从美国回来探亲的混血，中文与我不相上下。后来他几次举手要发言，但是我们太靠后面了台上主持看不见。

有两个晚上我想去而未去成的是，一晚有个西班牙摄影家的影展，名为《Faces of Asia》；另一晚是电影人顾长卫要来与大家交流，要交流什么我已经记不起来了。

最后给大家一个网址，回京后有趣消遣一下的可以事先了解一下当晚的内容。不过我把话说前头，我可不是托儿啊！


从设计上看我估计这些高脚桌椅是“民国私房菜”留下来的。









(zt) 导演阐述:
本片的拍摄花费了半年时间，作者每天和医生们上班，一共拍摄了100个小时的素材。医生们完全信赖作者，把他们在这个机构的一切行为和言论对作者开放。作者得以记录了这个科室在这个特殊的时期所发生的一切，医生和病人的冲突、医生们内部的冲突、医生们和管理者的矛盾，在体制冷冰冰的笼罩下，生存和死亡以一种令人胆寒的方式呈现在这个空间里，但大家都习惯了。当竞争结束后，没有人如释重负，因为一切没有改变。

在半年的拍摄里，我第一次在医院如此细致长久的观察医生和病人。我发现虽然医生们很清楚自己在体制里的处境，但他们仍尽力在可能的范围里做点什么。这让我对他们保持尊敬。但我也发现无论医生们怎么做、无论他们个人的品质才能如何，他们都不能改变这一体制的后果。就像那些没有钱的病人家属无论使用什么方法都不能改变孩子的命运。这里不是情感和道德能够判断的地方。生活就是这样，在貌似分明的表象下是复杂模糊的本质。这部纪录片只是向观众展示生活的另一面，无关是非，无关评判。但我们无法闭上双眼，视而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