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很長,此為開始部分.可以去:

http://news.163.com/07/0413/08/3BUPTC4O00011SM9.html

或

http://news.qq.com/a/20070413/001298.htm

去看,還有照片.

原文載"三聯生活周刊".

謹轉此文送給"牛大"集團.]

王小波的個人問題

　1997～2007年是作家王小波放下他喜愛的文學獨自離去的10年，也是推崇他的讀者對他的理念和作品一路追隨的10年。今天，回顧王小波生命中的重要時期，或許有助於我們理解他思想和創作上的特立獨行。

大學故事：雖然與兄弟姐妹一樣喜歡理科，但王小波第一次報考的卻是戲劇學院。王小波的大姐王小芹笑稱，“是李銀河讓他考的”。考試沒通過，“得寫高大全人物，小波就不是文壇內的人”

美國生活：“今天去打了一天工，掙了20塊錢，累得不善。因為沒幹過waiter，只好刷碗。真他娘的累。今天老婆通過了資格考試，氣焰萬丈。從泔水桶邊歸來，益發不樂也。”

“小波和李銀河決心在回國前游遍美國所有地方，但沒那麼多錢。住旅館承受不起，就買了個帳篷，在美國旅遊勝地，大城市有專門的帳篷營地，提供車位、水果、電源，甚至能夠洗澡，用電爐做飯，只需要很少的幾美元就可以。他們都要看好地圖，然後出去時自己帶上炊具、原料，在路上做飯。”

雲南時代：王小波“總是一根褲腿長、一根褲腿短，走起路來吊着膀子、弓着腰，一晃一晃的”樣子，天天“亂七八糟的頭髮從來不梳，白色的背心穿成黃色的，然後再穿成黑色的”。到了雲南，王小波總是髒衣服輪流穿，反覆三四次。老職工段炳芹一度還每周幫他洗一次衣服，說起來老人們都會笑，“北京知青里，再沒有比他髒的”

黃金時代得獎了：王小波在1992年寫給劉曉陽的信中提到這次得獎:“將來就想吃這碗飯，現在年尚富，力尚強，掙了錢，將來養老不成問題罷。”而王小平說，《黃金時代》得了獎，但最開始在香港是作為色情文學出版的，書名為《王二的風流記》，封面上是一片青翠山林中，一個陳清揚躺在地上，一個王二站着，兩人都是裸體

內文導讀：王小波的大學與留學生活

王小波在雲南 王小波艱辛的成名

從一個作家到一個自由知識分子
王小波裸體雕塑，南方人物周刊 供網易深度圖片

浪漫騎士王小波（外灘畫報 供網易深度圖片）
王小波的大學與留學生活

對在美國的留學經歷，王小波的書中很少提到。他大姐王小芹說:“小波學成回國後，我曾勸他寫寫美國的生活。那是1988年，從美國回來的人很少，關於美國的文章也很少。我想，他寫出來一定會受人歡迎的。可聽了我的建議，他不屑地說:我不願意寫美國。直到多年以後，他才開始寫在美國的經歷，寫歐洲的旅遊。我從其中讀到了他的經歷，他深藏心中的甘苦。輕鬆風趣的語言背後，有他身心所受過的磨難。”

記者◎李翊

大學

“臉色黑黃，嘴唇發紫，上身頗長。坐在凳子上，比他身旁的班長高出一大截。”這是1978年進人民大學貿易經濟系商品學班上第一堂課時，王小波給劉曉陽留下的印象。事隔多年，王小波的好友、遠在美國的劉曉陽回憶起這位大學同窗，仍然喜歡引用當年為紀念王小波去世而寫的文章《地久天長》裡的語句。

“我們第一節課是在人大一座朝北的平房教室里，講台在西牆，入口在東牆的北角。雙人課桌擺了三列。我單獨坐在北列的最後一排。王小波和鄭英良坐在中間一列課桌的倒數第二排。我是在老師點名時注意到王小波的，因為他和我一位插友同名。”

劉曉陽說，剛看王小波的長相，感覺是“口裡口外，刀子板帶”一類到城根、河沿約架的爺們，“下課後，因為初次見面，大家都故作矜持。我站在教室外點煙，王小波也掏出煙來，好像沒找到火柴，很靦腆地跟我借了個火。看來此人不像惡人。我倆站在一起，身材竟是一般高”。

劉曉陽說，貿易經濟系與經濟信息系是當時人大招的僅有的兩個理工科班之一。“前者數理化和生物課都有，後者有數學和計算機課。我們班有大約三十一二名學生(中途有一人停學)。除兩人來自湖南，一人來自廣東外，其他全部來自北京。因為那一年人大是後復校的，沒來得及發招生通知，便只好就地招北京生了。我們班有三人，包括我，不是選擇了商品學，而是最初因為出身被刷下，後來又分配進的人大。當時班上有三分之一老三屆學生，其他人有一些低於老三屆的插青和1978年的應屆畢業生。全班同學平民知識分子家庭的子女較多，農民子弟只有延慶縣來的一人。”

“我和王小波屬老三屆，而且彼此都愛聊天開玩笑。上學期間王小波和我在一起，除了上課，就是瞎聊，天南地北，沒什麼邊際。總是到了快期末時，才坐下來惡補一下功課以應付考試。王小波屬於沒類型的學生，他平時喜歡的就是聊天，愛好看閒書。至於學習成績，我因為不大注意自己的成績，也就更不注意王小波的成績。”

這次好友相識，王小波在《盛裝舞步》中也有提及。“初入大學的門檻，我發現有個同學和我很相像:我們倆都長得人高馬大，都是一副睡不醒的樣子，而且都能言善辯。後來發現，他不僅和我同班，而且同宿舍，於是感情就很好。每天吃完了晚飯，我要在校園裡散步，他必在路邊等我，伸出手臂說:年兄請——這傢伙把我叫做年兄，好像我們是同科的進士或者舉人。我也說:請。於是就手臂挽着手臂(有點像一對情人)，在校園裡遛起彎來，一路走，一路高談闊論。”

劉曉陽解釋說:“王小波該文提到的就是我，但有很大誇張，很多細節都是他創造的。我們聊過馬步，主要是我講給他聽，他沒騎過馬。王小波紀念文集叫《浪漫騎士》。浪漫則浪漫矣，騎士可算不上。”

在劉曉陽記憶中，王小波為人厚道，在班上是個典型的老好人，對任何同學提出的任何要求從來不會說“不”，和每一個同學關係都很好。王小波的大姐王小芹對此感觸很深:王小波去世一年後，小弟弟王晨光在美國底特律被一黑人刺死。小波大學時的同學、當時應屆生里最小的閻景明在加拿大，天天開車過底特律大橋來幫忙。他對王小芹說，小波去世後很久他才知道消息，晚上做夢夢見自己背着渾身是血的小波，往東走不通，往西也走不通，醒來後心裡特別難受。

考入人大前，王小波在1977年曾參加過一次高考。雖然出身於一個深信“文科可以自學”， “學不了理才學文”的理工科知識分子家庭，雖然與兄弟姐妹一樣喜歡理科，但王小波第一次報考的卻是戲劇學院。王小波的大姐王小芹笑稱，“是李銀河讓他考的”。考試沒通過，王小芹印象中是卡在複試一關，“得寫高大全人物，小波就不是文壇內的人”。

對商品學這個專業，王小波似乎並不感冒。“我多倒霉，上這個勞什子學校。”讓他煩惱的，是 “洗試管，洗燒杯，洗漏斗，洗該死的罈罈罐罐”，“洗不乾淨試驗做不成就不及格”。王小芹也知道弟弟動手能力不強，但她笑着說，“他其實也適合這個專業。從雲南插隊回來，他因為得了肝炎很多東西都不吃，鼻子特別靈，一聞就知道食物的好壞”。

王小芹所不能理解的還包括，以邋遢為個性標誌的弟弟居然在大學一年級的時候當選班裡的生活委員。“那時生活委員要收集班裡所有同學的糧票和錢，集體買飯票，小波是那種把東西收來就往兜里一放，至於東西是否放進兜里就不管的人。我當時還納悶，他這樣的怎麼能當生活委員啊？得把人家的糧票都丟光。”

王小波結婚的消息對全班來說都很突然。劉曉陽說:“因為從未見他談過戀愛。我還是從班上女生嘴裡知道消息的。因那時在大閱覽室的報架子上擺的《中國青年報》上曾有過李銀河的文章。我們班的女生比較注意看報上時文，都對王小波娶了李銀河表示驚訝。我事後才知道才女李銀河的。那以前沒注意過。”

對這場不事張揚的婚禮，李銀河曾經簡單講述過:“我們是1980年元月21日登記結婚的，沒拍結婚照，也沒婚禮，兩家各請了一桌。那時他28歲，正在大學讀二年級，因為學生有規定不准結婚，所以我們是秘密的。我們都不注重形式，他從來沒買過花兒，他是不進商店的人。唯一的一次他給我買過一頂純毛的帽子，是生日禮物。那時是花了5塊錢，大概現在要50塊吧。”婚事如此隱秘，以致某天早晨當劉曉陽在校門口附近遇見小波，驚奇地問他結婚這事可當真？“小波咧開大嘴，有點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掏出幾塊糖塞給我。”

留學

1982年，王小波大學畢業。對於畢業分配，用劉曉陽的話說:“我們無從選擇。我們班的北京生除一人去外地，只有我一人是廠來廠去，分到工廠，其他人都分到了機關學校。王小波去人大分校教書，不用坐班，我則要在廠里坐班。”

不久，劉曉陽和王小波的夫人都出國留學去了。“小波上下班半路上拐個彎就能到我們廠，他常來我辦公室聊天，有時還去廠里的澡堂洗個澡。我們畢業後對將來沒什麼打算，就是等國家改變留學生政策，以便我們也能走西口去會各自的老婆。那時我們受到兩項政策的約束。其一是留學人員不許帶家屬，如果一人留學，則配偶不得出國。另一條是大學畢業必須服務兩年，否則不得出國。”

1984年整個上半年，王小波都在忙聯繫出國的事。護照拿到了，然後是簽證。劉曉陽說:“我和小波對簽證都心裡沒譜，還是先偵察一下地形罷。美國駐華使館門前常圍着好多人。據說一旦被拒簽，就要在護照上做個記號，很長時間之內不得再次申請。所以很多人在門外打探消息，如果裡面的簽證官員比較手鬆，就趕緊去簽。如果手緊，就躲着點。看好地形的第二天上午，我和小波一起進使館排隊，眼看就要輪到我們了，這才忽然感到萬一慘遭拒簽的恐怖。我們倆互相推諉讓對方去趟地雷，小波發一聲狠道:‘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在我前邊擋頭陣去了。我們倆人那時英語都不行，頭天晚上剛結結巴巴背了幾句臨時可能用的現成句子。不料小波從窗口底下塞進去材料，人家連一句英語都不問，隨手就批了。我在小波後邊，也和他一樣，順利簽成。”

劉曉陽特意強調:“當時王小波手裡只拿了一份IAP-66表，自然得到的是J-1公派簽證。我手裡除了IAP-66表以外，還有一份I-20表。我把兩張表同時遞進去。簽證官讓我選一個。我便選了I-20表，拿了F-1自費留學簽證。我們兩人都不是陪讀的J-2或者F-2簽證，而是各自直接的留學。”

“剛走出使館沒多遠，又停在那裡:下一步該幹什麼呀？我們想了想，覺得應該是買飛機票和置辦服裝。於是商定好一個日子，一起去採購。採購那幾天，我們倆到處看服裝，可就沒我們大男人合適的衣服。我和小波走一處生一處氣。最後只好到利生體育用品商店去買運動服裝，興許還有大號的。因為運動員還是個子高得多。果然不出所料，利生有大號的。於是兩人各買一身，權充出國的行頭，也顧不得太多體面了。”

劉曉陽去的是美國北部的一所大學，王小波去的是妻子李銀河所在的東部的匹茲堡。雖然一直有書信來往，對於王小波在美的生活，劉曉陽所知甚少。只知道“他們兩口子玩了不少地方，包括去歐洲;曾經買過一輛舊車;從開始留學到最後回國似乎沒搬過家。他們租的住處離匹茨堡大學近到只有步行距離，平日用不着開車。我感覺他們兩口子把錢都花在旅遊和伙食上了;吃得很好，對住房不怎麼挑剔，汽車也可有可無”。

事實上，雖然在王小波家人和朋友看來，他是個沒什麼物慾的人，但是錢的問題和與錢有關的挫折感，正是從留學生活開始對他有比較強烈的困擾。

王小波的大哥王小平在王小波到美國一年後，獲得美國圖蘭大學的獎學金來到美國學統計學，王小平說:“出國前，研究生文憑的我月工資不到100元，相當於美國人干2小時的工錢。對於我們那個時代的人來說，貧窮是若干深重苦難中的一種。只是在國內，大家都窮，不覺得有什麼。但到了美國，當你發現連一個叫花子都比你過得好時，那種心理上的不平衡是巨大的。”“小波聰明，數學和統計學的功底比經濟系一般學生強，一度想跟我在圖蘭大學數學繫念統計，我幫他找教授，遞申請材料，希望能申請到獎學金。對當時的中國學生來說，像圖蘭大學這種私立學校，雖然有名氣，但是每年2萬美元的學費足以讓沒有獎學金資助的學生望塵莫及。而且在這裡，只有學英語專業才好找工作，也能償還得起當初借的學費。但是小波的英文太差，最終沒有得到資助。”

據王小平回憶，弟弟當時的經濟狀況不是太好。李銀河一個月的獎學金大約是400美元，每月扣除20美元的健康保險，還剩380美元，要維持兩個人的生活，拮据程度可想而知。王小波在1985年3月29日寫給劉曉陽的信中，心情沮喪地提到了打工生活:“這些日子心情不好，聯繫了一大批學校，已有四個來了結果，三個不成，一個同意入學，沒有財政資助，成天惶惶然不可終日。沒辦法，轉起打工的主意。今天去打了一天工，掙了20塊錢，累得不善。去的時候心情頗不佳，因為沒幹過waiter，只好刷碗。干的時候心情更不佳，真他娘的累。拿錢的時候心情不錯，回來一想又悶悶不樂。像這麼幹，一星期干六天也掙不出學費來。”信最後他感嘆，“累得屁滾尿流。今天老婆通過了資格考試，氣焰萬丈。從泔水桶邊歸來，益發不樂也。”

雖然覺得文科課無味之極，但用王小平的話說“出來了總不能什麼都不學”，王小波最終去了匹茲堡大學東亞研究中心學習，並通過妻子結識了許倬雲教授。李銀河當時在匹茲堡大學讀博士學位，她的導師是楊慶先生，來自台灣的許倬雲教授在歷史學系執教，還有一個社會學系合聘的職務，因此，他也列名在李銀河的學位導師小組之中。據許倬雲教授回憶，某一天，李銀河找到他，簡單介紹了一下王小波的情況，希望許倬雲能給予指點。

“後來，我在辦公室見到了他。樣子懶懶的，英文不是很好，但是人很誠實。談話很隨意，不那麼一本正經。他內心很無助，不知該怎麼辦。匹大的東亞語言文學系其功能主要是訓練洋孩子學華語，文學部分相當單薄，對於小波來說，這裡實在沒有值得他修習的課程。”匹大有項“獨立學習”的功課，還有一項“個別指導學習”的課程，等於學生與老師之間一對一地談話，在得到許倬雲的同意後，王小波掛在他名下註冊上課。這樣，每周三的下午，兩人會有一個兩小時的討論。

“談話並沒有限定在文學範圍，我自己的研究專業是古代史和社會史。我們談自由的意義，談民族，中國的前途和過去，不一而足。我也講他的文字，認為精煉不夠，有些鬆散，這是國內很多年輕作者都存在的問題。主要原因是大多數人沒有老國學的底子。我甚至給他改文章，他也很同意我的看法。我知道他們經濟上很緊張，偶爾聽他提起打過工，但是他從來不抱怨。在美國，生活細節屬於個人隱私，他不說，我不會問。他不提出要求，我也不會主動去幫忙。所以，我們的交流主要是精神層面的。”那段時間王小波正寫作《唐人密傳故事》，就歷史傳記與許倬雲探討過，在許倬雲看來，這是條應該走下去的路，他不明白為什麼王小波最後選擇的卻是小說創作。《唐人密傳故事》應該算王小波在國內出版的第一本書，書稿成於美國，曾特意寄給了李銀河的母親，希望能在國內出版，卻無人看好。後來，是王小波做生意的二姐夫在山東找了家出版社自費出版，結果卻是，“書出來後，賣得並不好”。

雖然這樣的交流只維持了一年左右，但是對王小波來說，卻是千里馬得遇伯樂。王小波第一次在《聯合報》得獎的作品《黃金時代》就是由許倬雲推薦的。“我與《聯合報》比較熟，知道每年他們都有徵求小說大獎，平常都是由小說家推薦，我看了小波的《黃金時代》後就對他們說，我不是文學家，但是我覺得這個小說不錯，我以讀者身份推薦行不行？他們說行，就把小說拿過去了。後來，果然得了大獎。”許倬雲對王小波作品的評價是:“很真情，不虛偽。用他的筆寫出了一代人想說卻說不出的想法，反映了他這一代人共同的經歷。即使批評，也是厚道的，不尖酸刻薄，不是謾罵，而是帶着憐憫和同情寫他所處的時代。”

王小波在1992年寫給劉曉陽的信中提到這次得獎:“寫了個中篇，得了《聯合報》25萬新台幣的獎，在10月底到11月連載，有興趣可找了看。還有一本書在香港出。將來就想吃這碗飯，現在年尚富，力尚強，掙了錢，將來養老不成問題罷。”而王小平說，《黃金時代》得了獎，但最開始在香港是作為色情文學出版的，書名為《王二的風流記》，封面上是一片青翠山林中，一個陳清揚躺在地上，一個王二站着，兩人都是裸體。

王小平回憶起與弟弟在美國僅有的兩次出行經歷時說，“生活確實很苦，比國內還苦，一分錢都要省着花。但是快樂也是有的，每到一個地方都很新奇，很想看看，那種玩的自由和開心是在國內很難找到的”。

三兄弟在美國唯一一次相聚源於小弟弟晨光在肯塔基拿到碩士學位後，要到紐瓦克一所大學讀博士，王小平帶着小女兒從新奧爾良開車接上小弟去匹茲堡與小波會合，打算從那裡去波士頓等地遊玩。

那是王小平第一次見到小波的住所，“類似於一個小中國城，很多中國學生合租，然後分攤房租。那幢2層小樓，6到7個房間住的都是中國人，合用一個廚房，衛生條件也不好。小波和銀河兩人住一間十幾平方米大的房間，地上放一個床墊，有兩個音響，放着古典音樂。美國的東西不對口味，他們最愛吃的是比薩，貴的吃不起，只能吃當地最便宜的那種，大約5美元一個”。走的時候，小波把其中一個音響送給了小平。

在王小平記憶中，小波夫婦曾經買過一輛很舊的白色大車，有6到8個缸(在美國，買大車比買小車便宜，可能也就1000多美元)。夫妻倆都是在美國學會開車的，但是都不靈光。王小平說，小波個性上就不是那種“眼觀六路，耳聽八方”的人，屬於做一件事就能把別的事給忘了的人，只能把車開直了，但不能分心去看路。而李銀河手腳配合不好，於是兩個人就形成一個固定搭配，小波開車，李銀河坐在旁邊口頭指揮。王小平到美國後第一次看見他們開車，就坐在後座上。“當時小波學開車不久，緊張，李銀河就在一邊指揮，這邊車來了，那邊要拐彎了，一會加油，一會叮囑剎車，忙死了。我在一邊看得提心弔膽的。”

王小平到美國不久，王小波開車接他去佛羅里達，半路上車壞了，漏油，修了修接着用。後來有一次從高速路上下來走側道，撞到杆子上，壞了，扔在那裡就走了。“從那以後小波夫妻倆就沒有車了，再出門坐‘灰狗’，有時遇到有人需要把車從一個城市開到另一個城市，他們就可以獲得免費開車旅遊的機會，還可以掙些錢。”

“小波和李銀河決心在回國前游遍美國所有地方，但沒那麼多錢。住旅館承受不起，就買了個帳篷，在美國旅遊勝地，大城市有專門的帳篷營地，提供車位、水果、電源，甚至能夠洗澡，用電爐做飯，只需要很少的幾美元就可以。這些帳篷營地在地圖上都有標記，因此，每次出門前，他們都要看好地圖，然後出去時自己帶上炊具、原料，在路上做飯。找電源有時候會麻煩一些，可以到公路旁邊休息的地方去接，實在不行就去廁所里接。沒錢的時候，甚至在路邊樹林裡撿木柴生火做飯。”

第二次出遊，王小平和王小波夫婦先到了新奧爾良。之所以來這裡，王小平說，“密西西比河的入海口在這裡，小波小時候反覆讀過馬克·吐溫的作品，而他作品中有很多是關於密西西比河的，小波要先看看這條河。當時開車到了河邊，他站在碼頭上靜靜地看了很久”。

從新奧爾良出來，三人到了佛羅里達、索爾索塔、丹佛，一直往南。“主題是探險，假裝自己是湯姆·索亞，想去沼澤地公園旁邊的樹林探險，沒走幾步，發現樹上毛茸茸的其實是擠滿了大蚊子，嚇得跑出來了。”一直到基韋斯特(Keywest)，那裡珊瑚礁多，一直插到墨西哥灣，走到最頂頭，很多人在那裡等着看落日。小波有篇小說《半夜兩點鐘》裡提到的垃圾蟲，就是寫的這段經歷。當時那個島上有很多度假村，很漂亮的別墅空着，大門敞開，我們進去看，感嘆“那麼好的房子沒人住”。出來碰到一個美國的藍領，30多歲，據說大學是學哲學的，跟他聊老子、孔子還真是那麼回事。問他怎麼謀生的，說是“撿一些東西修好了再拿去賣”。當時我很惆悵，“在美國學哲學的最後就幹這個？小波卻沒說什麼”。

“那次旅行之後，我回新奧爾良，小波夫婦回匹茲堡去了。這是僅有的兩次來往，其他的時候我們都是書信聯繫，小波的精神很愉快，他說經常去匹大圖書館看到了很多國內看不到的書，包括父親的書。還看了很多很美的電影，電影院貴，他主要是租錄像帶回家看。王小波受美國電影影響大，美國電影的美學與中國傳統文化不一樣，這種影響在他文章里能看到，比如他文章里的那種活躍快速的節奏感，就來自美國電影。”

1988年，王小波夫婦面臨回國與否的抉擇。李銀河在文章中說:“這個抉擇並不容易，我們反覆討論，權衡利弊，以便做出理性的選擇，免得後悔。”基於雙方對物質生活的要求都不是很高，李銀河的社會學研究和王小波的寫作離不開中國社會，夫妻倆選擇了回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