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城交響樂團逸事（中）

費城交響樂團破產的原因

　　享有世界盛譽的美國費城交響樂團申請破產保護，原因是“資金缺乏，樂團運營陷入困境”。費城交響樂團頭頂“費城之聲”的光環，名列美國五大交響樂團，與維也納愛樂樂團和柏林愛樂樂團齊名。身處交響樂重鎮，卻到了破產境地，令人嗟嘆不已。

　　自從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有關美國樂團或歌劇院因資金短缺而削減演出，甚至閉門“冬眠”的消息不絕於耳。費城交響樂團破產這一事件由金融危機的餘波所致，是典型的“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暴露出美國古典音樂領域的體制問題。

　　回眸西方古典音樂發展史，音樂的“東家”數次易主。首先是教會，然後是王公貴族。進入近現代時期，歐洲的音樂家有了最好的東家，那就是政府。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受聘於國立、州立或市立歌劇院和交響樂團的音樂家都是公務員編制。這樣的體制能使最大範圍的社會群體享受到包括交響樂、歌劇和芭蕾舞在內的交響音樂藝術。今天的歐洲，大部分國家的交響樂團都是處於這一體制之下，政府負擔起主流樂團的基本財政支出，並將交響音樂的發展作為公共事業的一部分，各級議員在競選中往往以對交響音樂的支持作為得分點。當然，這些樂團也要通過市場和融資補充不足部分。因此，長期以來歐洲的樂團或許不如美國的樂團活得那樣滋潤，但在這種“舉國體制”下始終平穩運行。

　　美國的交響樂團發展建築在華爾街資本快速擴張之上。美國政府以“不干涉藝術”為名，將高雅藝術的發展都置於“基金會法”的輔翼之下，交響樂團從政府那裡拿不到一分錢，都是通過名目繁多的基金會和財團、企業的贊助而生存。這種制度使交響樂團處於社會再分配環鏈的末梢，當華爾街處於“豐水期”時，樂團闊綽無比，而一旦遇到資金“枯水期”，樂團的生存問題便“水落石出”了。

　　在美國，關於古典音樂市場一直爭論不斷，有人直言說古典音樂的市場還處於概念之中，有人說古典音樂即使進入市場也只是邊緣市場。現實情況也表明，票房收入只能作為錦上添花。在這種背景下，美國交響樂團聘任音樂總監或首席指揮不僅要看他的藝術造詣，還要考察他是否能吸引贊助、拉來贊助。因此，如果說20世紀五六十年代好萊塢電影界是“資本為王”的話，那麼交響音樂在美國可以說資金是“硬道理”，甚至是“第一生產力”。費城交響樂團面臨破產就在於交響樂團被過度捆綁在華爾街里，當金錢止步之時，交響樂團的喪鐘就會敲響。

　　西方金融危機爆發後，中國的市場與計劃相結合的經濟模式令西方羨慕不已。中國交響音樂等傳統藝術的生存模式類似於歐洲。主流交響樂團被確立了公益性文化事業的地位，從而使這些樂團不會重蹈費城交響樂團的覆轍。但也應該看到，與美國相比，由於我們交響音樂演出市場發育更為不足，我們的樂團資金缺口比歐洲樂團還要大，我們的高雅藝術擔負着“文化走出去”戰略主力軍的作用，而近來的通貨膨脹正在令原本不足的經費縮水。因此，資金問題，也成為國內交響音樂藝術發展的瓶頸問題。社會資金再分配時，如何能使交響音樂藝術獲得更具影響力的地位，是擺在我們面前的課題。畢竟，在某種程度上，資金支持，是文化藝術發展的硬道理。

費城交響樂團1973年首次訪華演出軼事

　　1971年，費城交響樂團音樂總監尤金·奧曼迪寫信給尼克松總統，建議費城交響樂團去中國演出。在基辛格的努力下，經過兩年的協商，費城交響樂團終於收到了中國政府的邀請。1973年9月費城交響樂團成為第一支到中國訪問演出的美國交響樂團。在這次由政府組織的巡演中，音樂家們分別去了北京，上海。訪問演出歷時兩周，整個樂團以及隨行人員的食宿由中國政府提供。樂團在華演出六場，不收取任何報酬。

　　人們普遍認為，費城交響樂團首次訪華演出無論從音樂的角度還是從政治的角度都獲得了成功：奧曼迪大師應邀指揮中央樂團排練了貝多芬(聽歌)第五交響曲；樂器、書籍、樂譜以及唱片等由費城交響團贈送的禮物受到中國樂團成員的歡迎，雙方互換禮物，費城交響樂團也收到了一些中國樂器；在上海，數以千計的群眾追隨在費城交響樂團的車隊之後。

　　中央樂團合唱隊以英文演唱《美麗的阿美利加》，歡迎費城交響樂團105位音樂家和35位隨行人員，為此次訪問營造了友好的氛圍。演唱使很多在場的美國客人流下熱淚，似乎緩和了他們此前對此次中國之行的焦慮。

　　某天下午，費城交響樂團全體成員前往中央交響樂團觀看該團排練。李德倫在簡單介紹了樂團的歷史後指揮演奏了《二泉映月》。奧曼迪非常欣賞，向李德倫提出，希望得到這首樂曲的總譜。但出於政治原因，李德倫迴避了奧曼迪的多次請求。

　　李德倫在指揮排練完貝多芬第五交響曲第一樂章後，詢問奧曼迪是否可以指揮第二樂章。《紐約時報》音樂評論家哈羅德·勛伯格(Harold Schonberg)記述：奧曼迪先生站起來，脫掉外套，摘掉領結，走上指揮台，接過了指揮棒。隨着樂曲的進行，樂隊的演奏逐漸出奧曼迪的風格——飽滿，響亮，富有歌唱性。中央樂團突然間變成了另外一個不同的樂團，充滿自信和節奏感。容光煥發的奧曼迪對於李德倫能夠訓練出如此優秀的樂團而倍加讚賞。

　　排練結束後，費城交響樂團和中央樂團的藝術家互相交換了禮物。費城交響樂團向中央樂團贈送的禮物包括由美國作曲家創作的作品樂譜、費城交響樂團的唱片以及一些樂器，包括單簧管、小號和長笛。中央樂團回贈費城交響樂團的則是中國樂器。

　　費城交響樂團訪華安排了六場演出，四場在北京，兩場在上海。頭兩場演出進行得非常順利，演奏了莫扎特的第35《哈夫納》交響曲，羅伊·哈里斯的第三交響曲和勃拉姆斯第一交響曲，加演了《工農兵進行曲》和《星條旗永不落》。很多音樂界人士以及經過特別挑選的工人、農民和軍人獲得了入場券。在《紐約時報》頭版新聞中哈羅德·勛伯格寫道：“有一點是非常確定的：奧曼迪從來不曾為如此禮貌、如此專注的聽眾演出過。在演奏三首交響曲時，現場極為安靜，每位聽眾都懷着一種幾乎明顯覺察得到的耐力在聆聽。沒有人咳嗽、說話、走動。這種專注的感覺甚至令人恐懼。

　　第三場演出，奧曼迪在得知江青要觀看演出之後臨時改變了曲目，將鋼琴協奏曲《黃河》列入曲目。樂譜是幾個月前才通過美國國務院得到的，此前剛剛在紐約薩拉托加音樂節試演過。

　　費城交響樂團原本計劃演奏貝多芬第五交響曲，但是江青要求必須換成貝多芬第六交響曲。這一變動引起了美方的驚慌，因為他們沒有帶分譜。奧曼迪只好向中央樂團借分譜。中央樂團的貝多芬第六交響曲分譜的弓法與費城交響樂團的不同，但是費城交響樂團的音樂家們很快就適應了。

　　在鋼琴協奏曲《黃河》中擔任鋼琴獨奏的是中國鋼琴家殷承宗，他的演奏非常出色，《紐約時報》稱讚他“不僅技巧紮實，而且音色圓潤飽滿，充滿激情”。

　　當費城交響樂團演奏意大利作曲家雷斯皮基的《羅馬的松樹》時，引起江青不悅。她期望聽到的音樂是松樹，必須僅僅松樹。當她聽到像軍隊進行曲的聲音越來越近、越來越響時，她開始表現得煩躁不安。李德倫也緊張起來，因為他的工作是為每首樂曲撰寫簡介文字以便給領導作為參考並進而由他們決定是否批准演出。他已經刪掉了奧曼迪建議的兩個曲目——理查·施特勞斯的交響詩《唐璜》和德彪西的《牧神午後》前奏曲。演出結束後，江青拒絕會見費城交響樂團成員。但是在同于會泳的一番交談後，她改變了主意，這就意味着費城交響樂團的音樂家們要從他們下榻的賓館重返劇院，接受江青的握手會見和饋贈禮物——用來給粥調味的甜味粉。

　　當江青給奧曼迪看她個人收藏的兩份古代中國琴譜時，李德倫和其他在場的中國客人都被逗笑了，因為奧曼迪把琴譜拿反了，江青糾正了他。

　　費城交響樂團在去離開北京前往上海演出之前參觀了長城。樂團的一些成員還請中國針灸師作了針灸理療，接受針灸理療一時成為費城交響樂團音樂家競相一試的愛好。

費城交響樂團首席諾曼·卡羅爾（Norman Carol）為中國同行示範演奏

尤金·奧曼迪指揮中央樂團排練貝多芬第五交響曲

尼克松致奧曼迪的信，以白宮信箋寫成，可見是比較正式的函件

費城樂團訪華往事

    費城交響樂團昨晚已經結束了他們的第七次（還是第八次？）訪華演出。我因為不太喜歡指揮，原本就不打算去聽這支新近大換血、差點破產的老團。不過，昨晚在家中突然想起曾有同事幫忙從香港購來周光蓁的《中央樂團史》，其中有一章對費城首次訪華，有頗多故事。加上上回費城由埃森巴赫帶到上海時，曾有樂團公關提供了一些當年老樂師在京滬兩地拍的照片。後來整理成兩個豆瓣相冊，請分別參看北京篇和上海篇。正好可參看着照片，說說陳年往事。

    費城樂團在抗戰期間，曾由史托科夫斯基和奧曼迪指揮，西蓋蒂和Feuermann擔任獨奏，為中華抗戰舉行義演，令民國的駐美大使胡適感佩不已。到了七十年代，奧曼迪和時任美總統尼克松私交很深，故此尼克松致信奧曼迪，希望樂團能夠以文化使節身份訪華，營造寬鬆氣氛。為顯誠意，樂團特別聯絡大陸駐美聯絡處（當時尚未有大使館），要來《黃河鋼琴協奏曲》的總譜（據說有周恩來的安排授意），於訪華前，在Saratoga音樂節公演。

    1973年9月12日，樂團先行抵達上海，隨即當晚轉機去北京，開始了五場巡演音樂會。官媒報道說，在北京機場接機除於會詠等文化大員外，亦有李德倫、殷承宗、劉詩昆等。劉詩昆的名字是文革開始後，首次出現在官媒上。海外傳說劉在文革中被打斷雙手，此次安排劉出面，亦有闢謠之意。

    樂團剛抵京，接待單位即要求樂團再加演一場，曲目指定為貝六“田園”，大出樂團意料。樂團之前未有準備，也沒有總譜，況且指揮奧曼迪不太欣賞這首曲目。但對方語氣堅決，似乎是來自最高層的意見，奧曼迪最終同意。樂譜從中央樂團商借，由於排練時間緊張，指揮罕見地允許弦樂手以“自由弓法”演奏。周光蓁書中未寫該事緣由，但後來根據知情人披露，這個變更出自於會詠在毛夫人耳旁吹風，樂團帶來的貝五“命運”是宣揚資產階級唯心主義，貝六“田園”則沒有政治問題（於會詠乃文革中一大牛，官至文化部長，文革後自殺。他來自上海音樂學院理論專業，常聽音樂學系的人數叨，這是搞音樂理論的做到最大的官兒，可惜下場悲慘，未能幫到母校母系什麼忙）。

    15日，費城樂團全體樂手到中央樂團訪問。在李德倫的指揮下，中央樂團為來賓演奏了《二泉映月》和《貝五“命運”》。客人們對《二泉映月》大加讚賞，奧曼迪甚至希望和改編者吳祖強見面，把該作帶回美國演出。李德倫和樂團演奏了貝五首樂章後，下台邀請奧曼迪上台指揮第二樂章。由於此前未知有此安排，奧曼迪多少有些意外，但仍很高興地答應。據費城的樂手回憶，中央樂團的弦樂偏纖細，厚度不夠，句法較短，但樂感音準皆一流。奧曼迪的指揮令中央樂團樂手格外興奮，全力配合，音色一下子竟煥然一新！一個樂章排練下來，主客皆歡。

    隨後兩個團進行聯歡和互換禮品。費城樂團送了一些樂器、唱片和樂譜，據費城樂手說，一些樂器的檔次實在不高，送的長笛僅值八百美金。相反中央樂團送出大禮，數十件做工考究的民族樂器，最醒目的就是直徑三尺的大鑼，上有贈送字樣。費城樂團視為至寶，回國後，立馬就用於《圖畫展覽會》的演出！

    9月16日，毛夫人出席費城樂團的音樂會，規格極高。演出以貝六“田園”開場，尚很太平。待到下半場，樂團演奏雷斯庇基的《羅馬的松樹》，坐在前排的毛夫人極不習慣轟鳴的音量，不停大聲抱怨：“哪兒有松樹？松樹哪有這樣的？松濤也沒這樣響呀。”抱怨聲之高，樂手都聽得清楚。幸虧之後演奏巴伯的《弦樂柔板》和《黃河協奏曲》（殷承宗演奏），聽到美國樂手賣力奏出《黃河》曲終的“東方紅”和“國際歌”，讓毛夫人又心情大好，臨時決定接見樂手。不少樂手已換便裝，還匆匆趕回，和毛夫人在舞台上合影。李德倫見旗手心情順暢，就拿出早已準備好的《二泉映月》譜子，請示是否能轉交美國人，毛夫人立即允諾。奧曼迪接過自己催問過多次的譜子，自然很愉快。

    此後的演出與上海之行，可以說是順風順水。樂團圓滿結束巡演，之後美媒報道亦很正面積極，令一心推動中美關係的尼克松大喜過望，特別給老友奧曼迪寫信祝賀（參見文後原件影印，信中提到奧曼迪的＂靈活變通＂，應指樂團變更曲目，演奏＂田園＂一事。換個脾氣耿點的指揮，才不會給毛夫人這個面子）。

    費城樂團歡歡喜喜離開後，一場政治風波卻突然襲來。紐約時報樂評人勛伯格嘲諷《黃河協奏曲》：“費城樂手戲稱它為“黃熱病”（yellow fever），它也許是一首垃圾，但對獨奏難度極高，說得好聽一點，它更像電影配樂。”相反，勛伯格相當欣賞《二泉映月》：“這是一首優美抒情，帶點傷感的悅耳作品。”比較起狂熱的《黃河》，“是否意味着中國的文藝政策出現了某種鬆動？”

    這篇評論，連同美媒的相關報道，被新華社整理編譯出來，發在內參上。這下子可捅了馬蜂窩嘍，旗手布置全面反擊，肅清流毒。李德倫做了檢查，吳祖強違心地給奧曼迪和費城樂團寫信，聲稱因作品尚不成熟，執意收回，抱歉無法同意費城樂團演奏此曲。當然我們可以想象費城的困惑，但也只能從命。奧曼迪之後未和費城樂團演出過《二泉映月》。據我搜索，1993年費城樂團在薩瓦里希帶領下訪華，曾演奏過《二泉映月》，算是彌補了一個小小的遺憾吧。可惜奧曼迪在八年前，1985年以八十五歲高齡辭世。

    文中內容多摘自周光蓁的《中央樂團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