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工夭折后不久，又有人来介绍工了。现在想想这找工也跟相亲差不多，有红娘牵线，然后是见面试工，双方都满意了这亲才算是相成了。这次是做waitress. 是一个中国人开的日本餐馆。这家餐馆的老板有六七十岁了，是几十年前从福建偷渡到欧洲来的，据说偷渡的时候吃了很多苦。他五十多岁的时候才娶了在他餐馆打工的香港留学生，她老婆自结婚后就开始给他打理餐馆。现在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大概是八九十来岁的样子。这老板在中国留学生中口碑不太好。还没去做，我们就已经听到无数关于这个老板如何苛刻，如何崇洋媚外，不把中国人看在眼里，如何小肚鸡肠。这个也是很自然的事，资本主义的吸血鬼原本和我们贫苦的工人阶级就有着血海深仇，所以关于老板的不好从留学生嘴里说出来也就十分地可以理解了。

介绍这个工的是正在读博士的女生，她的名字我忘了。尽管她有奖学金，每周末仍然去这个日本餐馆打点工作额外的补贴。她做的是吧台，负责酒水的服务。她说去做这个工需要穿白衬衣，黑短裙，餐馆没有工作装，只能穿自己的。我从国内倒是带了条黑色的一步裙，可没有白衬衣啊。那时候的中国留学生是很节省的，除非是每年大降价的时候会去大处理的筐里捡些最便宜的物件，平时基本上没人买衣服的。记得那时流传着一个关于留学生回国的打油诗，“说话洋里洋气，花钱小里小气，穿的土里土气” ，真是非常生动的写照。不过我想在这儿加一点的是，很多人批判出国留了几年学的人回国的时候话里总是夹着英文单词，说这是炫耀，是忘本。我对此不以为然，事实是，当说了长时间的英语而中文不怎么用的情况下，说话的时候很多情急之下找不到合适的中文词汇，而嘴边只有一个恰如其分的英文单词。所以对中英文大杂汇的说话方式，还是要多一些理解和包容。看来我真不是当作家的料，说着说着就跑题了。

我刚来，当然不可能去为打工买件衬衣。介绍人说她有两件，她自己用一件，我可以去试试另一件是不是合适。试了一下大体差不多，就跟她借过来了。

周六一整天心就怦怦怦跳个不停。到点了我去那个女生家叫她一起去。那个餐馆在市中心，离她住的地方很近，走路五六分钟就到了。

餐馆有两道门。刚进了第一道门的时候，就恍见里面一位满面笑容的女人等在里面。等我们一进第二道门，那女人就迎了上来。

“欢迎欢迎” 说着标准的广东式普通话。这是个精明干练的女人。她三十多岁，一头短发，五官清秀，一脸灿烂无比又蕴含成熟老到的笑。尽管她有着清瘦的脸庞和清瘦的身躯，可无穷的生命力和热情好象要从她小小的身躯中喷薄而出。

我一下子对她有了好感。我喜欢有感染力的人，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

听说几乎所有在这儿打过工的对这个老板娘都有好感的。因为她的老公上了年纪，所以餐馆大大小小的事都是她来操持，采购，做帐，大堂，厨房，而且多少年了，每天客人和打工的全部走了之后(意味着已经深夜1点了) 她会把餐馆所有的角落擦洗一遍--因为她的餐馆大菜主要是烧烤的，油烟很大。最可贵的是，她对所有的打工仔都象兄弟姐妹一样，吃饭一锅吃，平时还嘘寒问暖的。

这个餐馆很小，厅里一共摆了五六张桌子，桌子上铺着熨地十分平整的淡粉色的台布，配着同样淡粉色的布椅，和每张桌上燃着的萤头小烛苗，感觉很温馨。在几张桌子的空隙中摆着一个大的烧烤用的平底锅，所有客人点的烧烤的菜都是要在这个锅上做的，据说客人们喜欢这样的气氛。老板娘领我看了楼上, 楼上比楼下显的大些，同样是五六张桌子，但少了吧台和烧烤设备。老板娘告诉我我的任务就是等菜好了给客人上菜，客人吃完撤盘子。点菜的活是老板娘自己做，因为她会说流利的荷兰语。

等我们从楼上下来的时候，一个大约七十岁的干瘦男人慢慢走出来，一脸的阴冷，一双小眼睛不亮却含着一种凌利，象刀子一样。嘴边的肌肉松弛，嘴往上撇着，这使他看起来更加刻薄。他打量了我一眼，微微点点头，说“来了？来了就开始干活吧” 说完扭头就走了。

老板娘朝我歉意地笑笑，匆匆地干活去了。

晚餐的时间还没到，没人来吃饭。就站在吧台里跟一起来的女博士小声聊天。我还没干活就觉得腿已经站酸了。她说在这儿打工是不能坐的，没客人没活干的时候也不能坐。老板的眼可尖着呢，你站着的时候他看不见你，你一坐他就瞅见了，他要吵的。我只好打消了坐一坐的念头。

女博士又跟我说，有一次她本来是想讨好老板两句，说“老板你好福气，娶了这么年轻漂亮又能干的老婆” 老板的反应倒真快，板这脸回她说“那你是说她太没福气了？嫁了个又老又丑又窝囊的老公？” 把女博士卡了个壳。

。。。。。。

聊着，忽然觉得双肩阴冷，偷偷往后一瞄，老板正阴着脸看我们。“干活的时候别聊天，给客人感觉不好” 我俩吐吐舌头，噤声。

客人陆续地来了，每当有客人进来，老板娘女博士就热情地迎上去，用荷兰语打着招呼，帮助女客人脱外套，挂外套。我傻傻地站着，不知做什么好也不知该怎么做。看见老板不断地瞪我，心下更是惴惴。

我是家里的老小，从小到大娇生惯养，在家几乎什么都没做过。这天我可是大开杀戒了。楼上楼下，送菜收盘子跑了无数趟，只累地晕头转向，腿象灌了铅。干活的细节我都记不起来了，可能是累晕了。只记得不停地看表，不知时间怎么过得那么慢，每一分钟都象一个世纪。还记得好象有几个中国人也来吃饭了，走的时候没留小费，老板冷笑着跟我们说，“你们看，这就是中国人，戚！” 他眼皮不屑地往上一翻，好象自己是个“高贵的” 非中国人。我心下作呕。

终于熬到剩最后一桌客人了。上甜点的时候，一位客人点的是一种特殊的冰激淋，我看已经准备好了，就端给客人了。下楼来老板对我大发雷霆，拿了一个奇形怪状的勺子对我咬牙切齿地说，“你送冰激淋不送勺子，想让客人用手吃吗？” 我委屈地不行，又没人事先告诉我吃这种冰激淋要用这种勺子，眼泪一下子涌上来，可忍住了没让流下来，硬生生咽进去了。

此后我的心就静下来了。我面无表情地机械地做着，一直到打烊。

走的时候，我平静地对老板说“对不起，我不再来了。”

走出这个充满了油烟味的小餐馆，立即觉得一股清新冰凉的空气扑面而来，所有的委屈和劳累在那一刹那消失地无影无踪。心里很轻松很轻松。

这些年，偶尔会想起那个老板娘和我忘了名字的女博士。真想问侯她们一句“这些年你过的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