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背上的青春（59）：步入正轨

贺长文

一次盟里来的报社记者问钢巴特尔“旗里能否实现一元化领导”，钢巴特尔回答：“一元化领导不能实现”，没有多余的解释。

钢巴特尔讲的“一元化领导不能实现”无论是针对哪一级领导班子可能都是实际情况。就我们生产队的情况来看，党支部、领导班子、民兵组织整顿重建後，带头人却迟迟确定不下来，怎么能实现一元化领导呢？

正在社员们焦急等待内定的书记诺日布桑布回归之时，他从部队回来探亲了。“喜讯”很快传遍整个大队。诺日布桑布是现役军人，有着宽宽的肩膀和一米八的个头，“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当时军帽上的徽章是红色的五角星，领章是全红色。这是当时广泛传唱的样板戏中的一句歌词。），他身穿崭新的军绿大衣，脚蹬黑亮的军用马靴，用现在的话说真是酷毙了。与一般探亲不同的是诺日布桑布这次回来还带着一名新兵蛋子。有这位小战士的陪衬，加上草原全面军管的背景，诺日布桑布就显得的更为耀眼，就像草原上的启明星分外明亮，好一位帅气的年轻军人！他们此次回来据说是为寻找部队丢失的军马。诺日布桑布父母早逝，队里只有哥哥巴拉登一家，诺日布桑布的骑术与套马技术在队里也是数一数二的。几天後他们回部队了，音讯全无。

再次听到诺日布桑布的消息，是在他复员之後。自然而然他就要走马上任做我们生产队的党支部书记了。社员们也期待许久了。本来这是顺理成章，顺乎民意的事，可就在好事将成的时候事情起了变化。

诺日布桑布的年龄只大我一岁，他有心上人了，与他相爱的是美女嘎日布。嘎日布心灵手巧，还有文化，与诺日布桑布青梅竹马，唯一不足的是出身。其父亲是牧主，曾是文革前锡林郭勒盟的民主人士；其母则是牛鬼蛇神队伍中的朝兹玛。虽然英雄与美女的搭配总是会令人羡慕的，但社员的阶级成分刚刚重新审定完，诺日布桑布怎么就分不清阶级阵线了呢？文革中打压的对象多了去了，他们的子女自然要受到牵连，正所谓“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而“可教育好子女”不过是个搪塞无奈之词，想用则用，不用则弃，随意解释。因为哪些子女属于可教育好的，哪些子女属于不可教育好的，根本就没有判别与考核标准。偏偏热恋中的青年男女脑子都是一根筋，一个非她不娶，一个非他不嫁。摆在诺日布桑布面前的选择是当书记就不能娶牧主之女，娶嘎日布则要放弃党支部书记的宝座。诺日布桑布毫不犹豫地做出决定，娶嘎日布为妻。皮球一脚踢回党支部。支部也很难办，放弃诺日布桑布做书记吧，并没有合适的备用人选。马克斯尔的年龄与诺日布桑布相仿，但经历与能力都无法与诺日布桑布比肩，难以服众。协商结果双方都不让步，支部书记难“产”了。

运动在继续。不知什么时候，杜班长离开了我们生产队。

生活在继续。一日风沙骤起，天昏地暗，东部浩特的一群羊被风沙刮跑了。诺日布桑布那时恰好在东部浩特，得知这一消息他立刻上马出去寻找羊群（当然还有牧羊的知青等其他人）。风沙停後跑散的羊群被找了回来，诺日布桑布人却没有回来。人们在宝格达乌拉山山坡上找到受了伤的他。沙尘暴中他摔下马，伤了一只眼睛。经抢救虽保住了他的眼睛，却破了相。鉴于他抢救集体财产的英勇行为，党员同志们同意他来做支部书记，当然也接受了他与嘎日布成婚之事。一个意气风发的英俊青年在惨遭毁容半残之後，终于得到众人的认可。诺日布桑布抱得美人归，一切都顺了，皆大欢喜。可谁又能料到，因公致残的诺日布桑布已经不是数月前的诺日布桑布了，随着工作的展开，他开始恋酒了。

诺日布桑布是个很单纯的青年，在文化大革命那样疯狂的政治氛围中他居然没有一点点革命的冲动，痴情于美女，也安于放牧生活，政治上没有更高的追求。实际上就是没有攀爬、投机的野心。前指正需要培养提拔大批干部，作为转服军人的他有着优越的条件，在我们队也有很好的群众基础。其他地方的很多年轻人虽然也干得不错，但像诺日布桑布这样有部队经历、懂汉语的党员少数民族青年并不多。可惜诺日布桑布淳朴有余，“进取心”不足，这么一折腾机会尽失。宝格都是圣山，沐浴着成吉思大汗光辉的草原永远是“新星”升起的地方。这时三队队长巴图去北京出席了全国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大会，当上了全国人大代表，五队回乡蒙古族女知青敖云格日勒一跃成了自治区党委委员。

诺日布桑布依旧我行我素，安心做牧民。

生产在继续。队里的北京知青们干得越来越欢，社员的孩子们都集中到大队部学习，大队办起了小学；小卖部经营得有声有色，赤脚医生串浩特接生送药，农场开荒种上莜麦，知青羊倌创造着新的产仔率和成活率„„

当上保管员的知青王志强住在大队部，社员可以随时找到他，办事方便多了。过去的保管员旺吉诺日布不住在大队部，你有事找他却不知他什么时候能来大队，办事总得等机会。王志强当保管员後不用下浩特了，心里挺美。羔皮做的小皮袄因为适合在春秋季节穿，所以羊羔皮很抢手。我队羊羔成活率高，羔皮数量自然就少，需求量大了找他买羔皮的人就多，这时保管员的权利便得以凸显，他很得意。他头一次手把权利，办事还很讲究一碗水端平，凡是他认为过分的要求都“六亲不认”，一律拒绝。偶尔在房间里聊起这些事，他叼着烟、眯着眼，平常严肃的脸上会流露出一丝得意的“坏”笑。

知青中比王志强还严肃的是会计张申一，也许是接触不多的关系，几乎没见他笑过。我们碰面最多的地点在大队食堂。同屋的知青吃饭时也不放过拿他取笑，他抗打击能力倍儿强，从不理会。别人愿意说什么就说什么，他自有定力，岿然不动。他对事情的看法或处理方式总与其他知青有不同之处，以至他对坐骑的爱护也会引来非议，惹得一些小女生很开心，拿他开玩笑，编了歌来“歌颂”他。我们没这待遇。

“会计也是干部”是张申一的一句名言，由此大家议论他是奔着干部去当会计的。其实他干起工作来有板有眼，极其认真。有两件事留给我的印象极深：一个是他接手高特布做了会计之後，查了高特布的账本。高特布的贪污问题本与他无关，军代表也没有深究，但他经过查证後确认高特布的账目只是因为其文化水平低而至混乱，收支是清楚的，没有贪污行为。这件事情大队领导班子也没过问。张申一所为不仅还了高特布本人的清白，对生产队的民族团结也是莫大的贡献。只可惜运动、生产高潮迭起，无人欣赏他的这份努力。他的“审计”成果不知不觉被埋没了。指导员走了，杜班长也走了，高特布的“贪污”问题没有新的结论。

对民族关系而言，这种枪杆子下面产生的冤案日久总是个隐患。张申一的贡献就是不声不响地消除了这个隐患。

另一件事便是他当上会计之後扣除了女知青崔石竹的工分钱。崔石竹借调到旗公安局工作，同我後来到公社搞专案一样，同属帮忙性质，是“一平二调”的“调”，不是工作调动的“调”。那个年代旗里许多部门借调的人员中都有北京知青，好像多是女知青。久居“闹市”个人开销较大，军代表为这些知青申请到生活补贴。既然是补贴性质的，数量便不会多，肯定不会是工资。但消息传到张申一耳朵里，他认为不能同时从两个地方得到报酬，这样不公平，便扣除了崔石竹的工分。张申一与崔石竹此前并无过节。这也是当时知青秉公办事的典型“案例”吧。下乡头几年，知青们处世不深，还保留着学生时代的单纯。我在公社没补贴，其他知青和社员到南部公社参加“三线”建设、战备施工，也没有享受补贴，这些都属于“一平二调”。上级单位无偿调用下级单位的资源，被调者都是被动的。只不过与其他社员相比，崔石竹“特殊化”了，因此得到张申一的特殊“照顾”。几十年後再想起这些“案例”，已经成为茶余饭後的谈资。回味的只剩下崔石竹的冤枉与张申一的执着。

军管以战备冲击了社会，使一盘散沙的社会一下子就“团结”了。虽然运动一直没有断，却再也没有听说旗里发生打人的事。运动“正常”了，生产也发展了，欣欣向荣，形势一片大好。我公社牧民当中产生了一位全国人大代表，一位自治区党委委员，这不仅是他们个人的荣耀，也是我们公社的荣耀。我们从大队、公社的发展看全国，全国的形势也应该是大好的。可谁都没有想到，正当此时，出了个林彪命丧他乡的事。等文件传达到我们生产队已经是严冬了，百姓大惑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