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葛剑雄教授指出，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无论普通民众还是高层领导而言，他们获得历史常识最基本甚至是唯一的来源，就是教科书。任何国家的教科书跟学术研究有区别，它体现的是国家意志，会有所选择、有详有略，但这里有个前提，即不能歪曲事实，不能片面戏说历史，这是教科书的“底线”云云。

用心良苦，却是灰强不得要领。故断然不敢苟同。

不能歪曲事实，不能片面戏说历史，这是教科书的“底线”，固然不错。错的是，葛教授假设编教科书应该是国家（i.e.，政府）行为，而且国家（i.e.，政府）有能力不歪曲历史。

教科书，源于史书。中国正史，就其真实性可信度来说，与西方史书相比，基本是个玩笑。原因，未必是中国历代政府比西方更邪恶；中国的史家，未必比西方史家更爱撒谎。真实的原因，无它，我神奇国的史官制度也。

中国自古即有史官，而史官是中直机关国家高级干部。譬如，大家熟悉的司马迁同学，职务即相当今日神奇国中央档案馆馆长，部级干部。我神奇国历史，或曰正史，是国家垄断的生意。

西方没有这个恶劣的传统。原因，倒也未必是中国统治者出离邪恶，西方统治者特殊的善良。真实原因为，初，因欧洲自罗马而起再未有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政府能力抱负皆有不逮，国君打仗尚且靠分封贵族的私家军乌合之众出力，收点税遭到白眼更是常事，窝窝囊囊，哪里顾得上揽写史的闲事。再加上西方没有科举，读书人先是在教会某食，不受政府正统约束，一不小心倒是出了不少大思想家哲学家，民科写史，不仅不被禁止，而且是记载历史的唯一手段。后来教会势力式微，读书人闲散于社会，渐成气候，形成独立势力，更是屡屡给国君填堵。毁谤朝廷，从来不是什么大事。中世纪后则有启蒙运动，西方诸国纷纷采纳现代民主政体，在控制舆论方面，政府比先前的国君还窝囊。更谈不上去独揽修史的闲事了。

而我神奇国读书人则以当官为终极追求，仰附朝廷以图治国平天下，从无独立的所谓知识分子。纵有写点所谓野史的，也只是在取得功名之前或官场失意时偶一为之。本来就先天不足，不成气候。纵有个别胆大敢言者，又被皇帝杀得差不多了。

西方既无所谓正史，亦无史官传统和制度。中世纪末期大学兴起后，研究历史逐渐变成了一门学问，与衙门官府更趋遥远。

这，才是我神奇国历史如此不靠谱的根本原因。

政府因具平民不具备的暴力能量，有独特的作恶能力；因政府需依仗人操作，而凡人皆有原罪，皆有作恶的欲望。故无论在哪个时代，何种文化，何种政体，政府邪恶的潜能，并无本质区别。现代民主，固然尽最大程度增加了政府作恶的难度，也并未改变政府邪恶的根本属性。

因此，政府修史、况且是垄断修史，是谎言的根源。中国要改变史书不靠谱，如不摈弃政府垄断的恶习，钻火得冰，缘木求鱼也。

教科书，更是如此。

此所以，在现代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如美国，既没有什么统一的教科书，政府亦不得介入编写、审核教科书。同理也。

葛剑雄教授，乃至中国史界学界，如真诚痛恶虚假的历史、充斥谎言的教科书，呼吁政府彻底退出修史、边教科书，方为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