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中國文化的繼承者，也是中華文化的批判者。過去，我首先是它繼承者，其次才是它的批判者。現在，我首先是它的批判者，然後才是它的繼承者。西方的歷史是一部改惡從善的歷史。中國的歷史則是一部改善從惡的歷史。古代西方什麼都禁，就是不禁人的本能。中國什麼都不禁，獨獨禁本能。西方人敢於展示自己，既敢於展示自己的思想，又敢於展示自己的裸體。中國就知道穿衣服。給思想穿衣服。穿衣服總比脫衣服容易。西方鞭撻自己的黑暗，所以得到了光明。它的思想在馳騁。我們歌頌自己的光明，結果帶來千年的黑暗。黑格爾說：“中國無哲學。”我認為中國幾千年來沒有產生過思想家。我指的思想家，是象黑格爾、蘇格拉底、柏拉圖，這些對人類文明進程有重大貢獻的思想家。老聃，你說他是思想家嗎？僅憑5千字的《道德經》能當思想家嗎？且不說他的《道德經》有問題。孔子能算思想家嗎？我們後人怎麼審視他？怎麼審視他的作品？他的作品從未為中國人內心提供一個可以對抗世俗權力的價值體系，提供的是一切圍繞權力轉。儒學如果是宗教的話，便是偽宗教；如果是信仰的話，便是偽信仰；如果是哲學的話，則是官場化社會的哲學。從這個意義上說，儒學對中國人是有罪的。中國不可能有思想家，只有謀略家。中國社會是個兵法社會。我們民族只崇尚謀略家。一個事業上並不怎麼成功的諸葛亮被人反覆的紀念着。他心胸不開闊，用人也不當。有資料表明他也是弄權者。但恰恰是這麼一個人，被抬到了嚇人的高度，這也是我們民族心靈的一種寫照。在這種社會形態下，有3種行為大行其道：
一、詭辯術──我兒子今年考上了某大學新聞系，該大學新聞系是中國最好的新聞系之一。我對兒子說：拿教材來我看看。看過後我說，這不值得看。裡面有這麼一個論斷：中國發明了火藥。火藥傳到歐洲之後，衝破了歐洲中世紀封建的堡壘。真是笑話。你發明的火藥衝破了人家的封建堡壘，你自己的堡壘怎麼沒被衝破？反而更加堅挺？在國防大學討論台灣問題時，有一個觀點頗有市場：台灣象一把鎖。如果台灣問題解決不了，台灣這把鎖就會把中國的大門鎖住。中國將沒有出海的通道。這是詭辯。我一句話就可以給你頂回去。西班牙成為海上強國後，並沒有能阻止它的近鄰葡萄牙也成為海上強國。法國多佛海峽離英國只有28海里，英國阻擋法國成為海上強國了嗎？中國失去海洋關鍵是歷代統治者沒有海權觀念。大家可能沒注意到，前一段時間電視上批“ＸＸＸ”，佛教協會、道教協會的住持、道長們侃侃而談，批判“ＸＸＸ”是封建迷信。我想冷笑，竟真的忍不住笑出聲來。他是封建迷信，你難道就是唯物主義的啦？不也是迷信嗎？
二、對外懷柔，對內殘忍──歐洲文明和中國文明幾乎同時起步，但是歐洲形成了許多小國家，中國形成了一個統一的大帝國。談及此，我們往往沾沾自喜。其實，歐洲形成這麼多國家正是它自由思想的一種體現。它雖然形成了這麼多小國家，但是，多少與人類文明有關的東西是從這些分裂的小國中產生出來的，而我們為世界文明做些什麼呢？統一江山肯定與統一思想有某種必然的聯繫。謀略社會是個內向性的社會。我曾經仔細研究過中美兩國的差異：中國在國際事務方面基本是柔，在國內事物則是剛。美國正相反，在國際事物方面剛，在國內事務方面柔。我不記得我在哪本著作中提到過這個問題，可能是《對台作戰，危險評估》，並做出這樣的結論：這是由於文化不同所決定的。中國文化是封閉的，內斂的，內向的；美國文化就是開放的、外向的。大一統的理念也是個內向形的理念。這也是解釋我們為什麼在外國侵略者面前是羊，在自己同胞面前是狼的原因。近百個日本兵，就能夠押着5萬名國民黨軍俘虜到燕子磯去槍殺。不要說反抗，他們連逃跑的勇氣都沒有。解放戰爭中萊蕪戰役，僅3日，我軍殲滅敵7個整師，5萬6千人。戰後，王耀武抱怨：“5萬日本人，叫共軍抓，3天也抓不完。”而中國人要自己打自己人，那才叫勇猛！“89”時，北京軍區63軍的排長劉國庚在六部口被打死。6月4日清晨，北京市民把他的屍體點燃了。屍體燒焦了。下午，天熱，肚子鼓得老大。這時候，一個青年人拿一塊玻璃，走上去把肚子一划，腸子一下就滾出來了，然後，他就用塑料繩把腸子根部紮起來，一大堆腸子就掛在肚子上。幾千名北京市民在旁邊圍觀，無一人阻止不說，俱大聲叫好。這個青年人弄完後說：“看，多象一朵花啊。”我說，這朵花開得好驚心好動魄啊。外地人聽見這件事後，說，北京人真殘忍。香港和台灣人聽說這件事後說，大陸人真殘忍。南朝鮮、日本人聽說這件事後說，中國人真殘忍。美國人和西方人聽到後說，東方人真殘忍。
三、鄙俗──精神鄙俗必然帶來行為的鄙俗。精神高貴必然帶來行為的高貴。大約20年前吧，我住的小區發生這麼一件事：一對夫妻鬧離婚，丈夫把新歡帶進家，大吵。妻子跑到樓頂，欲往下跳。圍觀的人很多。有的人興災樂禍地大叫：“快跳快跳！”後來警察把人救下來，圍觀者甚至感到遺憾。我長嘆一聲，回到家裡，打開電視。正播着一個在歐洲剛發生的真實故事：某國，依稀記得是匈牙利，70年前，1個年輕的礦工馬上要和新娘舉行婚禮，婚禮前最後一次下井，但發生了塌方，礦工永遠沒有回來。新娘子不相信她的愛人就此離她而去，苦苦等了70年。前些日子重新整理礦井，在坑道深處一汪積水中發現一具屍體，正是70年前被埋在井裡的新郎。由於沒有空氣，又浸泡在飽含礦物質的水中，他仍如70年前一般年輕。新娘子已成為白髮蒼蒼的老嫗。她撲在心愛的人身上痛哭。她做了一個決定，繼續與愛人完成他們的婚禮。那一幕太動人了：80多歲的新娘子一身盛裝，潔白如雪。頭髮也如雪。她的愛人，依然那麼年輕，閉着眼睛躺在一駕馬車上。婚禮與葬禮同時舉行。多少人都落淚了。
最能考驗我們民族道德水準的事情就是美國去年發生的“9．11”事件了。今天，正好是“9．11”事件一周年。“9．11”雖然沒有改變世界，但是改變了美國。同時，“9．11”之後的世界很難回到“9．11”之前去。當“9．11”事件發生的時候，在我們國家，至少在一段時間裡，瀰漫着一股不健康的氣氛。9月12號的那天晚上，趙粵（作者朋友，現在總政聯絡部工作？）給我打電話說，北大和清華的學生正在敲鑼打鼓。我說中國足球隊還沒有出線呢，中國隊出線要到10月7號，那是最後一場，中國對阿聯酋。贏了就提前出線進世界盃。隔了片刻才知道是中國大學生在慶祝美國“雙子星”大樓被炸。我國有一個記者代表團，當時正在美國訪問，看到世貿大樓被撞，這些記者團的成員情不自禁地鼓起掌來。這是一種文化的浸濡，這不能怨他們，他們已經控制不了自己了。結果被宣布為永遠不受歡迎的人。我在北空，那幾天部隊來人看我，我都問他們對“9．11”什麼看法。眾口一詞：炸得好。後來我講，這是很悲哀的。如果是這樣的人愛中國，那中國還有救嗎？媒體就更不用提了，中國最沒有新聞的地方就是在報紙上。1997年戴安娜遇車禍去世。你不管戴安娜這個人怎麼樣，英國王室怎麼樣，她至少具有新聞價值。世界各大報紙都在第1版登了這條消息，唯獨中國的報紙不登這條消息。那天北京各大報紙的頭版新聞是“北京市中小學開學了”。這條新聞就等同報道“北京人今天吃早飯了”一樣，就這個價值。
“9．11”第2天晚上，我坐在電視機旁看《焦點訪談》，我想看看那些國嘴們如何評介“9．11”這個焦點，結果那天的《焦點訪談》的內容是關於農村黨支部加強自身建設什麼的。你想看什麼？偏沒有。你不想聽的，偏講給你。國嘴當然無辜。1999年美國打南斯拉夫，中國出了一次頭。那次出頭的代價就是大使館被炸。這次差點又出了一次頭，後來還是以ＸＸＸ同志為首的黨中央及時扭轉了局面。我們這個文化的列車，帶着巨大的慣性，載着我們這批有道德缺陷的人，風馳電掣地駛向終點。有人還在這個時候提出，趁機打台灣。此時動手，一鼓可下。這些同志的心情可以理解，但現在委實不是一個恰當的時機。當時我想，“9．11”死了這麼多人，都是無辜的人。喪失的是人的生命，是世界上最有尊嚴的東西。這些生命本身與美國政府沒有關係。我們以這種態度對待別人，別人卻不以同樣的態度對待我們。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就是多佛慘案。去年，一批福建偷渡客乘悶罐車從多佛海峽進入英國的時候，由於在空氣不暢的車裡呆了幾十個小時，人都悶死，只有兩個活的。這個事件曝光後，中國大使館的官員沒有一個出面。最後是英國老百姓在多佛這個地方自發地舉行追悼會和燭光晚會，悼念那些死去的人。很多孩子來參加，手裡拿着玩具，中國製造的玩具。順便說一句，現在世界上90%的玩具是MadeInChina。記者問孩子：為什麼來參加追悼會？孩子說，他們也是人嘛。我們現在手裡拿的玩具，有可能就是他們當中的人生產的。在整個追悼會中，沒有一個中國人在場。什麼叫文明，什麼叫不文明？我在思考。
一、為恐怖叫好很恐怖──中國文化教育出來的中國人，首先漠視和輕賤自己的生命，才會對他人、他國的生命也視如兒戲。自己沒有珍惜生命的權力，也不許別人有。魯迅早年前批判過的“看客”心態就是這麼煉成的。中國人看殺別人，無不興高采烈。統治階級故意把人放在大庭廣眾下去殺。被統治者就在大庭廣眾下享受了統治者的快感。特別在凌遲處死犯人時，連續3天，人山人海。連小攤販都在那兒擺攤。劊子手還出售沾血的饅頭。今天沒有凌遲了，但當眾審判也是這種習慣的延伸。當年如同過節一般去看殺譚嗣同六君子的國人，甲午之役中怎麼能不丟掉台灣？他們的子孫？？
我們，如果還和他們一樣，又如何解放台灣？公共汽車上一個歹徒逞凶，萬馬齊喑。就憑這樣的人去解放台灣？就憑這樣的人怎麼去實現四個現代化？你實現了四個現代化又有什麼用？我早上鍛煉的時候看電視，《早間新聞》的廣告節目，最暢銷的產品是什麼？防盜門。這是一個民族的悲哀。你看我們住的就象籠子一樣。我在成都住的是前幾任成空政委的房子。我進去一看，哎喲，我進監獄了。窗子上、陽台上到處都是防盜柵欄。我讓拆掉。前些天有一本書叫《中國可以說不》。我說，你是可以說不，但你是在防盜門後面說不。這不是勇士，而是懦夫。喬良說的好：“連看見雞鳴狗盜之徒都要躲着走的愛國者，偏偏膽氣粗豪地對遙遠的列強說不！”
二、要客觀、全面地看待美國──美國是什麼樣的國家？記得早年聽過這樣一句形容紐約的話：世界上最好的和世界上最壞的加起來就是紐約。用這句話來套用今天的美國，是不是也合適呢？我們這一代軍人，擔負祖國未來希望的軍人，既不當“親美派”，也不能當簡單的“反美派”，而應當做成熟的“知美派”。知道敵人才能戰勝敵人。貶低對手便是貶低自己。拓跋燾把柔然的國名改為“蠕蠕”，意即蟲子，可他偏偏被這條蟲子打敗。那你連蟲子都不如。
美國不希望中國強大就如同中國不希望美國稱霸一樣。中美關係有衝突，但也有一定的共同利益。如何化解衝突，發展共同利益，是當前中國外交家們應當努力去做的。中國要發展就不能斷絕與世界的交往。現在世界是單級的。只有美國衰落才能出現多極世界。我們既不能斷絕與美國的關係，又不能對美國抱有太大期望。目前與美國對抗並非是最適當的時機。國家利益應當永遠是我們行動的最高準則。我們需要忍耐。忍耐並不是軟弱。只有屈服才是軟弱。
美國當然亡社會主義心不死。美國當然不希望中國崛起，不希望中國經濟發展上去。但我們應切記：與對手做鬥爭，一定要讓你的對手見到一種最不願意見到的局面。美國人希望中國人打內戰，我們就真打內戰了。他不在被窩裡笑得渾身發抖才怪哩。當然，一味地“臥薪嘗膽，韜光養晦”也不行，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可能象古代一個武俠一樣躲進深山裡苦練武功，待武藝高強了再出”來與敵人決勝嗎？
以中國的人口和資源。特別是以中國的文化，中國不可能和美國一樣強大，況且美國也不是停止不前。還是毛澤東說得好：“打還是要打，談還是要談，和還是要和。”人要機智。外交鬥爭更要機智。要牽着別人的鼻子走而不是被別人牽着走。赫魯曉夫就是個機智的傢伙。我給你們講個故事：在一次大會上，赫魯曉夫大肆揭露並批判斯大林的暴政。有人遞上紙條，質問赫魯曉夫，赫氏本人在斯大林當政時期也是權力核心集團的一員，為什麼他在當時不起而反對斯大林的獨斷？赫魯曉夫把質問的紙條高聲念一遍，隨即當眾大聲道：這是誰遞上的條子？站出來！站出來……下面輕輕騷動了片刻，但是沒有人站出來。赫魯曉夫道：“你們瞧，我們現在這樣民主，這樣無須恐懼的情況下，遞條子的同志尚且不敢站出來；試想想，在斯大林統治時期的那種氣氛中，有人膽敢站出來頂撞斯大林麼？”全場鼓掌。我們對美鬥爭。應該具有赫魯曉夫這種機智。
該韜光養晦時，就韜晦到家。就象小平同志當年對加拿大總理特魯多講的一段話：我們所講的韜光養晦，包括不要臉面，也一定要與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保持關係。（大意）鄧小平的意思是，中國一定要與世界文明同步。不能遠離世界文明。在“9．11”事件中，除了個別國家，中國一部分老百姓（而不是政府）是離世界主流文明最遙遠的。該鬥爭時，寸步不讓。“崇美”不對，“親美”不對，“仇美”也不對。美國政府和政客與美國人民既一樣，又不一樣。有共同處，有異處。你要有高度的智慧把他們區分開來。
過去，美國人民為了幫助中國擺脫殖民統治，打敗日本，為中國社會文明進步做出過巨大貢獻。兩國沒有根本利益衝突。今天因為美國利益遍布全球，兩國有了衝突。但我們仍要以道德之心來評判事物，不可衝動。我曾講過，對屠殺了我幾千萬同胞並且沒有認錯的日本，我們經常說“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對幫助我們打敗了日本的美國人民，我們又有什麼理由要仇視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