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因一個極其偶然的機緣，瀏覽了長沙市一位“摩的司機”陳洪設在和訊網的個人博客（注）。這得感謝一個歹徒，是他所做的壞事而給我帶來的一個意外的驚喜和收穫。

前段時間，有一個歹徒盜用了陳洪以前註冊的博客，隔三岔五以陳洪的名義來我的門戶留言板中吐口水擤鼻涕，對我進行謾罵，說要給我死去的母親和全家的女人帶來“樂趣”，結果被一知情人揭穿。而我則順着那位知情人的指引，來到了真正的陳洪博客門戶。這一來，就捨不得離開了，因為，我在陳洪所描繪的中國底層世界裡，看到了當今神州一個早已不被太陽光照到的側面。

如果陳洪不自我介紹他是下崗十餘年的國企職工，我在讀過他寫的那些故事鮮活、義理俱佳、文采斐然、議論精當的文章後，絕對不會以為，他竟然會是蝸居在長沙市老城區里一間11平米的住房中，靠每天“非法”做兩三個小時“摩的”司機弄點錢度日的城市貧民，沒準會認定他就是傳說中的某所大學社會學系的教授，而在中國的底層社會體念生活。

陳洪，這位面色憔悴，身體瘦弱的失業者，絕對是中國底層社會的一個另類和異數！我相信，任何一個沒有泯滅良知的中國人，讀了陳洪在他的斗室陋舍中所書寫的那些孤苦無助的文字、如泣如訴的文字、把苦難包裝在無法排遣的自嘲中的那些文字後，都會象我這樣為之動容而為他一掬同情之淚。

二，

對陳洪這樣的下崗工人，我太熟悉了。作為陳洪的同時代人，我比他年長几歲，其實早年也在工廠工作過十多年，也有一大幫師兄弟，他們幾乎全與陳洪一樣，在買斷工齡後各自走上了自食其力的道路，其中，就有三位所干的正是和陳洪一樣的“摩的司機”營生。

當年，我在市委某部門工作期間，我所在的這座地級城市的公安局曾幾次試圖在全市城區取締“摩的”運營，結果，均在近千名“摩的”司機的頑強抗爭下，而一次又一次草草收回了取締的命令。在與政府的博弈中，我市的“摩的”司機可以說取得了完全的勝利，其合法運營的權利至今沒有誰敢加以剝奪，他們只要每月交60元管理費即可用“摩的”載人滿城亂跑。

據我的那些當“摩的”司機的師兄弟們說，他們載客起步價為二元，比出租車的五元便宜很多，且不要象出租車主那樣每月上繳千元左右的各項苛捐雜稅，所以，只要不是下雨下雪的日子，他們一天10個小時左右勞作下來，一般可以收入50-80元，扣除一些費用，他們的月收入平均在1500元上下，但關鍵是不能出車禍。

而陳洪所在的湖南長沙市，其“摩的”司機就遠沒有這樣幸運了。按陳洪的說法，他在“就業無望，上班無崗，下崗無錢，低保無緣，社保無份，官埸無人，情埸無妻”的情況下，選擇“摩的”司機的營生，卻是偷偷摸摸干的“違法”活動，且每月只能混到600元左右糊口的錢，還要供養一個在西安上大學的兒子，其生活的拮据和悽苦可想而知。那些玩命的車手雖然可以一天10多個小時跑下來，每月弄到2000元左右，但風險卻大得有時得不償失。

在這樣窘迫的生存壓力之下，陳洪居然有興致象我一樣來網上塗鴉，並把自己的博客打理得有模有樣，這不能不令人感到驚異。想必，他與我一樣，也是個既清高又狂狷的人，不屑於去討要嗟來之食。

三，

去年6月底，我在北京結識了天津財經大學財政學首席教授、博士生導師李煒光先生。在和他閒聊時，他對我說了一句令我印象極為深刻的話：“中國目前思想界的狀況是，可用四個字來概括‘道在民間’”。當時，我卻對此將信將疑，因為，在我有限接觸的幾個知名學者中，他們那深刻的思想和不俗的談吐，每每令我折服。

如今，讀了這位全世界最偉大的“摩的”司機的文章，我絕對相信李教授的判斷是有根據的。我甚至敢負責任地說，任何有腦子的人，只要讀過陳洪的兩三篇文章，就一定會象我一樣相信，李煒光教授所說的“道在民間”的結論，就象北京大學門前的那兩個石獅子一樣，你用手一摸就會明白那是不容置疑的存在。

陳洪在他的《一個摩的司機的自白》一文中說，自己是“一個有二十多年黨齡、三十多年工齡”的下崗工人，“只因年齡大，文憑低，只能成為這‘和諧社會’中的不和諧分子——‘非法摩的營運者’”。“不是我不想守法，而是我肚子餓得沒有辦法。我只想憑自己的辛苦，賺幾個活命錢。希望每月能為在大學讀書的兒子按時寄去生活費，以使他早日成為食人民俸祿的公務員，希望我的兒子不再步他老爹的後塵而成為所謂的‘弱勢群體’或‘城市貧民’。所以，我必須選擇‘摩的’這個職業。”

陳洪還說，自己不是古代的聖人，餓死不吃偷來之食，為了避免在“生存與道德”之間進行痛苦的選擇，“目前只能選擇‘非法營運’的‘摩的司機’職業，因為，我已沒有了選擇。”

四，

然而，陳洪的這種無奈的謀生手段，在人民大學的學者郭峰看來，卻是“一個人，如果墮落到讓別人、讓社會、讓政府和國家來為自己不爭氣的命運買單的話，那你就不配活着！”他甚至現身說法，通過比較自己的成功和陳洪的失敗，這樣譴責陳洪：“至於有些人發達了，有些人落伍了，這個責任更應該從自己身上尋找。‘摩的’的本來用途並不是載客。你把它用來運營，危害的是大家的生命安全。其中，也包括你自己。而且，我敢肯定，你沒有上三者險。我問你，如果你的一位乘客乘你的車負傷導致癱瘓，你打算如何處理？是一逃了之，還是救治到底？我相信，你會選擇前者。因為，你連自己也養不活。這樣一來，豈不又要讓一個對你的前半生沒有責任的無辜者為你的命運買單嗎？世上謀生的手段不計其數，何必搞這種損人利己的營生呢，還要編出一些歪理為自己的行為找出合理性。你不覺得這是一種非常卑鄙的行徑嗎？”

說實話，當我起初讀了陳洪那些浸泡着辛酸淚水，把苦難當“幸福”來咀嚼的文字時，只是對他的無奈和無助寄予了無限的同情而感同身受。但是，當我讀到郭峰先生對陳洪的譴責和蔑視時，也不能說這個書齋里的學者講的沒有一點道理。

在我看來，從這一失敗者與一成功者的言論中，我真正看到了一個社會行將解體前都能看到的普遍現象：社會斷裂，即，社會的精英階層和草根階層在不同的方向上漸行漸遠，和他們之間的裂痕是如何擴大為沒法填平的鴻溝。

不錯，陳洪“非法”從事摩托車載人的行當，是一種不安全的載客方式，當地政府取締它，孤立地看毫無疑問是非常正確的，但問題是，象陳洪這樣的國企下崗職工，在拿了一筆數目極其有限的買斷工齡款後，卻被政府一腳踢給了沒人再管他的社會，哪怕他即使是一個有着20多年黨齡的執政黨黨員，也沒有哪個黨支部和哪個好心腸的官員主動施捨一碗粥給他吃。

按陳洪的說法，自己“床下插不了稻，睡房中養不得豬，城市中擺不了攤”，他用自己合法擁有的摩托車載幾個客而弄點錢糊口也是不得已而為之。至於郭峰說摩托車不安全，那汽車又安全嗎？全國每年10萬餘人倒斃在公路上，有多少是摩托車司機呢？所以，中國一些城市以保證人民的安全為理由限制乃至禁絕摩托車上路，只能是一個好看的幌子，其作為科學依據顯然是不能成立的。按陳洪的說法，其內在的動因是“有小汽車的人要壟斷路權”，百姓們的摩托車就應該從城市的馬路上消失。

但是，遺憾的是，生活在皇城根下人民大學裡的郭峰學者卻對此持選擇性失明的看法，他作為一個與陳洪一樣來自社會底層的子弟而成功出頭後，坐在大學的書齋里過於嚴厲地譴責了陳洪的不道德。

五，

陳洪在回答這位社會精英對他的無理譴責時說：“農業社會以權力為中心，工業社會以資本為中心，信息社會以知識為中心。而目前我國經濟成份是三種經濟形式的混合體，如果你沒有了權力，像我們下崗工人一樣，赤身裸體的被推入社會，我敢說，你一天都混不下去。你說，你憑什麼在這個社會中生存下去，因為，養尊處優的生活已使你知識老化，你也沒有任何的動手能力，你已失去了自謀生路的本錢。而您目前能幸福的存活在這個世界，還得感謝‘大鍋飯’。而我在十年下崗生涯中，已經受了生存考驗。俺活過來了。”

陳洪還說：“我並沒要國家、政府義務照顧我們。在過去的幾十年中，我廠由一個幾十人的手工業聯社，通過幾代工人的辛勤勞動和積累，發展成有幾千萬元資產的中型集體企業，在計劃經濟時代，企業每年創造的利潤全部上交國家，我們和全國的工人一樣，每月工資僅能維持生存。但在經濟高速增長、精英階層歌舞昇平的今天，我們卻突然成了這個世界多餘的人，我們昨天所創造的財富卻突然變成了別人的財產。你說這公平嗎？”

陳洪在談論他與郭峰是如何不可能達成共識的原因時說：“我們之間的所產生分歧的原因是，由於不同的地位和經歷，產生了不同的政治認同。老實說，中國的工農是最能忍辱負重的階層。我們唯一的期盼就是能以自己的辛勤勞動來養活自己和家人，並獲得社會對我們應有的尊重。我們的財產可以送人，但我們最恨用無恥的手段來剝奪我們財富，而使我們無法生存的人。”

陳洪在追溯導致他陷入困境的原因時說：“過去在‘工人階級領導一切’的虛假光環照耀下，我們為國家創造了大量的財富。抗美援朝、支援越南、支援第三世界的外援物質難道不是中國的工人、農民所生產的嗎？大量的教育、醫療機構、科研機構不是在我們昨天積累與創造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嗎？應該說，中國的工人、農民和其它勞動群眾都是共和國財富大廈的奠基人和所有者。我們除了領導自己所操作的機器外，我們領導過誰。昨天的不幸和災難，不應全部由我們工人來買單。你們作為我們命運的主宰者就不應為你們昨天和今天的錯誤和失誤，負起你們應有的責任嗎？”

在這一系列的質問之後，陳洪終於按捺不住自己的憤怒，對郭峰的譴責給與了有力而又堂堂正正的回擊，他說：“你（指郭峰）說‘如果墮落到讓別人、讓社會、讓政府和國家來為自己不爭氣的命運買單的話，那你就不配活着！’我看你的書都是從屁眼裡面讀進去的。中國的很多事情都是你們這樣的蠢材給辦壞的！”

在這封回敬人民大學學者郭峰的信的最後，陳洪說：“一個人、一個階層人士的命運應該說與他所處在的國度、地域、政治經濟團體、息息相關。任何人都不能脫離社會而獨自生存。政府及領導階層有責任和義務通過政策法律、稅收、提供就業機會和社會資源的二次分配、三次分配等手段，來保障每一個公民的基本生存權利。所以，總書記提出：群眾利益無小事；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但你們卻以種種歪理邪論干擾和破壞黨的親民政策。應該說，少數不懂民心，不懂國情，通過炮製為已謀利的經濟邪論的所謂精英階層才是我們貧困的禍根。你們為侵占和剝奪我們昨天所創造的財富的個別貪官污吏和不法商人製造了理論根據。為此，你就不臉紅嗎？漢代大儒董仲舒在《舉賢良對策》中就說：‘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窮人窮急愁苦，政府不去幫助和救濟，那麼窮人就‘不樂生’，‘不避死’，就自然會犯罪。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瑟·劉易斯也發出過類似的警告，他說：社會如果對勞動力就業管束太多，就業壓力就越大，社會就越不穩定。封建社會的文人，資本主義的學者都明白的道理你都不懂，您就別再以‘中國人民大學’的研究生自居了吧，因為，我為你感到臉紅，而我只有中學文憑。”

六，

在陳洪的博客中瀏覽的時候，我覺得既精彩又好笑的是，陳洪這個中學生，自始至終都是在給“人民大學”的學者上課。

我很驚異陳洪這位中國社會最底層的“摩的”司機，能說出這樣精闢的話：“如果一個社會沒有基本政治認同的話，一切看似正確的理論或政策都有可能失去其應有的效能。因為，建立穩固的政治認同才是一個社會維繫穩定和發展的基礎，它同樣應是建設‘和諧社會’最為重要的內容。如果我們社會沒有基本的政治認同，那就肯定不是什麼和諧的社會，而只能是一個充滿衝突和鬥爭的社會，是一個潛在地不穩定的社會。當然，社會基本的政治認同出現這樣或那樣的問題，應是社會轉型期的必然反應。但這並不是說，有些問題不可以做得更好一點。如果要社會底層對社會秩序、法律秩序和政治秩序有最為基本的認同，就要有明確的財產關係，要有公正的司法制度，還要有能監督司法的法定政治代議機構和新聞媒體，更要有真正來源於民眾程序性授權的權力。”

我讀了陳洪的那些文章後，真是感慨唏噓。其中，一個最大的感慨是，陳洪和郭峰的角色嚴重錯位。陳洪，這位“中學生”真應該去“人民大學”當教授，而郭峰這位研究生則應該去長沙當“摩的”司機或進行“勞動教養”。

離開陳洪的博客門戶時，我最強烈的感覺是，中國的社會斷裂，真是到了快要促使整個社會秩序走向解體的邊緣，那根壓死駱駝的稻草或許就在長沙市城區的某塊“地上”長着，就象當年武昌那根壓死滿清王朝的“稻草”。

最後，再拿長沙來說吧。這座中國著名的城市，聽說前不久已經給它的交通警察居然配了衝鋒鎗上街執勤，並把“飛車搶奪拒捕者，當場予以擊斃”的大幅標語掛上了大街。現在，通過陳洪的講述，我基本知道了這座城市為何會陷入社會治安的泥潭：因為，它早已是一座社會斷裂的城市！

這，就是我讀完陳洪那些文章後得出的惟一結論。我真希望中國高踞廟堂的大人們能抽空讀讀陳洪的那些短小精悍的好文章。

（2006-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