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奧與三鹿之間－－論責任感與事業心

玄野

當世界所有華人依然沉浸在北京奧運會取得巨大成功；空前成功後的巨大喜悅中的時候，在同一片土地上爆發了以三鹿為代表的毒奶粉事件。對京奧孤注一擲的支持導致了奶粉危機的說法是武斷又欠公允的。但是，二者的底層原因卻是相同的，各自揭示了中國現狀的兩個方面。京奧的華美成功驚艷全球，代表了中國經濟的騰飛。三鹿事件震驚世界，反映了中國在信仰與責任意識方面的缺失。如同一座輝煌的宮殿，雕梁畫砌，飛檐凌空，氣勢磅礴，世人無不讚嘆；而地下的堅實而厚重的基礎，卻無人留意。當基礎遭到腐蝕的時候，宮殿將何以存在呢？如今中國騰飛的經濟就是這座宮殿，而我們傳統信仰與責任意識就是地下的基礎。之前，中國人民一心搞物質建設，不齒討論信仰與責任的問題，是因為祖輩留下來的傳統信仰與責任意識太堅實了，中國之所以可以獨立復興，主要是吃了老本。如今老本吃得差不多了，地基已經被腐蝕殆盡。

責任，是為了人類個體及整體的健康與存在，由自然界或文化賦予人所必須完成的事情。事業，則是人所能夠實現的轟轟烈烈的，能夠體現個人獨特價值的事情。責任是賦予每個人的，完成責任往往是最普通的事情。事業的機會卻相對稀少，成就事業令人敬仰崇拜。事業是一種你不做，肯定有別人來做甚至會做得更好的事情。在這種前提下的全力以赴，是一種社會尊重的需求所驅使的行為。所謂責任是除了你之外任何人都不能完成的任務，你不能因此得到任何的社會尊重或者其他的利益。

重責任而棄事業的人生是平庸的；重事業而棄責任的人生則是失敗的。最常見的責任就是父母對子女的養育和保護的責任。事業不成，可歸因於時運不齊，命運多舛；而子女不善卻毫無託辭，難以自宥。另一種責任屬於人類神性或者種族神性。典型如，耶穌赴難，佛陀出家，蘇格拉底隕身真理。通俗的理解是精神層面的追求，本質上源於神性的召喚與命令。弘道是首要責任，肉體破滅不足道，真理不得弘揚將是永久的罪過。

下一層次的責任在於種族利益層面。中國人民為了民族獨立和國家強盛所付出的巨大努力與犧牲應是如此。在那個時代，少了某個人的努力，歷史也許就會轉向或者再延宕數十年。西安事變中張學良兵諫蔣介石，從此失去自由，清淡一生。其兵諫的目的並非是為了驚天動地的事業，而是要儘自己做為中國人的責任。儒家倡導責任意識，顧炎武曰：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中國獨立與富強的必然，正是因為這一觀念在國人中的根深蒂固，而自西方引進的卓越思想與武器當是第二位的東西。

用以平衡責任的是自由。西方文化中自由是神聖的，中國文化中自由與自私放縱相鄰。儒家的禮教是對責任的高度認識，中國的復生是因此，而當年的衰落也是因此。責任的泛化絕對化扼制了社會的活力。百年滄桑，令國人不堪回首。其後否定禮教崇尚自由成為學界與精英之所宗，而令人尷尬的是他們憂國憂民之義舉的動力卻來自於儒家所倡導的責任意識。所以，矯枉過正的做法是難以自恰的，責任與自由的平衡才是目標。從更廣闊的視野去了解人類的自然屬性，了解自然所定義的責任，就變得無比重要。這些責任中，人類缺少了任何一個都會造成巨大的社會災難。

當今中國，事業是所有國人的不二追求，而對責任與信仰的思考依舊是空白。因為國衰民弱的強烈刺激，中國人擱置了對人生價值的思考，鴉片戰爭以來一百年的主流是救亡圖存，共和國以來六十年的主流是發奮圖強。這導致我們對物質利益賦予了超多的意義。傳統文化中我們引以為自豪的是四大發明，而將五千年文明的民族立身之本束之高閣，標識以封建糟粕；從西方引進的首先是船堅炮利，其次是聲色犬馬，傳統的宗教信仰則拒之門外。在中共誕生以後，辯證唯物主義幾乎統治了整個民族的靈魂，國人對待文化的取捨態度更得到了理論根據。人在物質生產飛速發展的漩渦中迷失，事業的蒸蒸日上與家庭的支離破碎形成鮮明的對比。責任與事業，孰輕孰重，何主何輔，成為當今每個人必須回答的巨大考題。

六十年的跌宕發展，貫穿了數代人生，而比之於人類文明史，不過倏爾一瞬。靜心回顧一下世界傳統宗教對人類價值的思考，我們將會幡然醒悟，當初的想法是何等膚淺與單純。所謂＂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發展才是硬道理＂，＂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確結束了國家的動盪與落後，也促使了國富民強。然而，國富民強後如何？延續動盪落後時期的方針，社會的高速發展不會同樣地延續。我們不能夠永遠迴避生命價值這一問題。沒有任何一個時代比當今更迫切需要對傳統的回顧了。

在信仰問題上，我們主要有兩條途徑可以參照，或者傳統的東方文化，或者發達的西方文明。東西方文化的核心區別在於對世界主宰的認識。西方的上帝是極盡勤勉與嚴謹的，而中國的天道是瀟灑與超脫的。認識的差異決定了人類奉行什麼樣的信條來服務追隨上帝或道，一個執着，一個超然。不同的社會類型，自然真理固然一致，基礎的社會真理也大體無二。但是，因為對待真理態度的差異，一個文化中顯然的信條，在另一個文化中卻要付出巨大的代價才能為人們所重視。

人口爆炸，世界一夕變小，和平共生成為人類未來的首要原則。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西方世界用兩次世界大戰來參悟這個道理，代價倍顯高昂，但終得正道，未為不可。缺乏和平共生的理念是一戰的原因。各國在國際關係方面都主觀的設定自己的底線，戰爭就成了唯一的解決方式。兩敗俱傷的結局使得西方人開始思考避免重蹈覆轍的途徑，思考完備與時機成熟是在世界付出了二戰的代價之後才有的。二戰以後聯合國做為解決衝突達成和平的工具得到了必要的尊重。和平之路唯艱，時至今日，邪惡軸心的說法依然曾經是西方大國的統治性理念。

另一方面，真理的結構中毫釐不爽，對真理的忠貞不渝是人類的存在之本。堅持求真的態度比堅持自己的信仰更加重要。在這個問題上，東方文化有着巨大的障礙。其實，有子對其後的一句話也同樣地重視，所謂：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一味求和，失去了對人類價值與宗旨的追求，也是不可取的。二戰意義深刻，使得世界認識到了和的重要與珍貴；同時也否定了和的過度使用。二戰中，軸心國首腦的主張明顯有悖於人類的普世價值。戰爭醞釀初期，英法蘇中以及美國各自的如意算盤放縱了法西斯的惡行，從而招致了自身的災難。根本上，二戰是各國棄義趨利的惡果。正因為二戰的教訓，種族歧視與種族清洗為當今世界主流所深惡痛絕。

如果說西方世界正處在完善自身文化的行程中，那麼，中國完善自身文化的路途依然任重道遠，依稀難辨。儒家重和，道家重人生的審美，這一曾令多少民族多少人為之傾倒的思想，構成了中國長遠發展的最根本缺陷。中國傳統缺乏西方文化對真理的執着態度。中國歷史上富具孔孟老莊類的賢哲與大隱，信守朝聞夕死，重在自身修行，對其他文化信仰是開放的。西方則不同，蘇格拉底與耶穌類的大哲兼猛士，信守弘道而歿，重在堅持正確的理念。西方的文化發展中的確血腥氣十足，沒有中國文化的美感。但是，呼召芸芸眾生，喚醒花天酒地高高在上的人們，和諧與和平的方式恐難奏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