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精神問一下：《中國和解智庫》怎麼啦？ 精神不好，但不得不說。 徐水良對和解的質疑、畢時圓提出的和解的邏輯條件，我基本贊成，實際上也是我一貫堅持的思想。不過關於《中國和解智庫》“抱怨民眾暴力對抗、抱怨民眾是暴力的崇拜者，完全是混淆視聽”我很困惑。因為，我一向支持《中國和解智庫》，我之所以支持原因有二。 一是，在我過去的認知中，《中國和解智庫》並沒有“抱怨民眾暴力對抗、抱怨民眾是暴力的崇拜者，完全是混淆視聽”，我從來沒有看到他們指責民眾暴力，例如翁安楊佳等事件他們都沒有指責他們使用暴力。相反，他們是指向統治者的，例如他們向統治者呼籲讓異議人士回國參與奧運等等。 二是，他們的召集人丘岳首曾經多次說過，他們的和解並不是唯一道路，樂見其它不同道路取得成就（大意）。 可惜，在這次他們在齊氏基金會給他們頒獎會上的兩位召集人的講話，可能會改變我的態度。 丘岳首說：“種種跡象顯示，“緊張對峙”演變為“劇烈對抗”的可能性在快速上升。牆內牆外嚴峻的形勢逼迫中國朝野在未來幾年必須認真正視和解與革命的問題並就此作出抉擇。首先是當權者（也是暴富者）艱難的抉擇：要麼讓渡部分既得利益和公權力，換取和解共生；要麼繼續用暴力維持多幾天的酒醉金迷，等待共死雙輸。其次是民間社會同樣痛苦的抉擇：是否願意對懺悔予於寬恕？可否以放棄清算去與認罪作個交換？從變革成本計算，是否應該減少當權者對民主的恐懼，以體面的談判妥協促成社會早日轉型？以暴易暴把持槍者逼到牆角讓他們掏槍決鬥是不是上策？能否贏？…“中國和解智庫”高揚和解理念的民間立場是鮮明的，政治指向是清晰的，那就是以真相換諒解，以懺悔換寬恕，加害者停止作惡施暴，對受害者道歉賠償。同時，我們也呼籲民間社會調整完善自身的思維、話語和行為方式，而這也是公民社會的要求。在我們的系列文告中，已多次強調選擇和解與否的主動權，很大程度上掌握在擁有巨大財力和武力資源的廟宇高堂，強調當權者順應時代潮流以對話代替對抗，以妥協代替鎮壓，這樣做不但對民族子孫功德無量，也是他們對自身的救贖。” 這個取向是可以接受的。因為他首先責備和要求的是統治者。但是“民間社會…是否願意對懺悔予於寬恕”則是偽問題。丘岳首自己在這篇講話里也給出了實際的答案：統治者全無懺悔。既無懺悔又何來對懺悔？ 王光澤說：“當重慶萬州事件、貴州甕安事件等特別是縣市級群體性事件爆發時，藉助網絡、手機短信等現代科技，民間的不滿被迅速放大，悲情被迅速傳遞，並躍出網絡，演化成一場又一場實際的暴力，地方政府遭到攻擊，甚至地方治安當局也被攻陷，不得不大量調入外地警力來維持社會治安。” 我不認同這種不分權力暴政的非正義使用暴力和受害者以暴力扺抗的正義使用暴力取向。特別是把權力的非正義暴力描繪成為“不得不”的被迫行為更不能接受。丘岳首說要“以真相換諒解”，現在的真相是權力暴政是強姦者，民間是被強姦婦；被強姦婦用暴力反抗暴力強姦者就是真相，怎麼能夠把他們反打五十大板？ 在這裡我要為楊佳說幾句話。 王光澤說：“當北京的楊佳揚刀出鞘、砍殺上海10名警察時，他沿襲的也是毛澤東那樣的革命邏輯。他說，當上海警方侵犯他的權益而不作出相應的補償時，“他不給我一個說法，我就給他一個說法”，與“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的革命倫理具有同構性。” 楊佳為什麼要走上這條絕路？古今中外人類社會都是有壓迫就有反抗，有過度使用暴力迫害就有拼死用暴力同歸於盡。現在中國就是一個統治者高壓迫強侵害和過度使用暴力的社會，中國平民百姓，特別是低層民眾幾乎沒有一個人不曾受過欺凌迫害的，絕大多數人都含冤忍辱着，從這個角度看，可以說“中國平民盡楊佳”。現在只有一個胡佳起來為自己的權利和尊嚴拼命。把這個現象視作邪惡毛澤東的思想繼承者，是不是過分一些了。 楊佳是因為“我認為我是無罪的，是他們先打人，我一級級投訴都沒有結果，而是（警察）一級級地侮辱我的人格，”，所以才有“7月1日發生的事是完全正常的。”並表示“我不後悔”。我期待中國的知識精英在提倡和解的同時不要“順帶”宣揚順民奴才思想。 我重申以往堅持的和解理念。 ●　不和解是由統治者造成的，特別是統治者過度對民間使用暴力以掠奪和侵犯人權；責任在統治者，不在民間。 ●　反對暴力首先是反持統治者的暴力，而不是平均地反對統治者和民間的暴力，更不是把矛頭指反抗統治者暴力的向民間暴力。在統治者停止使用暴力前提下，才可以全面反對暴力。 ●　和解必須是統治者首先表達善意，最低限度要對受害者表示懺悔。沒有統者治的善意，所謂和解是空談。 ●　目前中國現實條件下，民間以暴反暴是不以人們意志可轉移的；但是卻可以以統治者放下屠刀向人民懺悔而消解。若統治者不放下屠刀，民間以暴抗暴是必行之路，或者還可以說是唯一可讓統治者放下屠刀的方法。 ●　民間宣揚反暴力、和解宣揚者，對象是使用暴力的統治者而不是民眾。在目前政治現實中，平均地反對統治者和民間暴力，其實質就是助長統治者使用暴力。 ●　我支持所有不同派別不同路線從事各自選擇的模式促進中國的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工作。但不支持且反對以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為名助長專制制度的行為。 2008/11/4 @@@@@@@@@@@@@@ 附： 畢時圓 和解的邏輯條件 一、和解的邏輯條件 所謂和解，就是因為事先已經不和。鶯歌燕舞的和睦相處，和解就失去了邏輯基礎。如果一對平安無事的夫妻，你要沒事找事的整天到他們家裡去說，你們要和解，豈不是天大的笑話？ 二、獨裁政府和民眾不和，錯在獨裁政府 如果獨裁政府和民眾不和，錯不在民眾而在政府。古今中外的獨裁政府，都是在政府過度使用暴力的前提下，使民眾產生劇烈對抗的情緒。因此，《中國和解智庫》抱怨民眾暴力對抗、抱怨民眾是暴力的崇拜者，完全是混淆視聽。這樣的抱怨看似悲天憫人，其實際效果是維護獨裁政府單方面使用暴力，從而激怒更多的民眾產生過激的對抗情緒。 三、和解的對象 獨裁政府和民眾的和解，和夫妻吵架的和解有本質上的不同。夫妻之間有口角，可能雙方都有錯。你在調解的時候，可以各打五十大板。而面對手裡有槍有炮的獨裁政府和手無寸鐵民眾，你也各打五十大板來講和解，就等於對獨裁政府小罵大幫忙。因此，我贊成徐水良的意見：誰要宣傳改良，宣傳和解，宣傳溫和，請向有能力改良、和解、溫和的中共去宣傳，不要向沒有這種能力的反對派宣傳。否則，誰就是幫中共欺騙反對派。讓他們不要反抗。 四、和解的資格 甲乙雙方產生矛盾，第三方有給他們講和的願望，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要把這種願望變為行動，就要有最起碼的條件：甲乙雙方都認可第三方作為調解人。 要做中國獨裁政府和中國民眾之間的調解人，首先必須獨裁政府和民眾雙方都認可。現在首要的問題是，共產黨會認可《中國和解智庫》作為調解人嗎？其次，如果共產黨獨裁政府認可的調解人，中國的民眾會不會認可？ 如果雙方都沒有認可，那麼調解人的資格在哪裡？ 五、和解作為一種思考是值得肯定的 如果共產黨和中國的民眾能和解確實是一件好事。很明顯，中國能和平的不流血的走向憲政民主，那代價可能是最小的。但對於中國的現實而言，要講和解，首先必須要說服的，是有槍有炮的共產黨而不是要民眾放棄對抗。只有在肯定廣大民眾和共產黨對抗的合理性的基礎上，和解的思考才有起碼的立足點。 六、和解的誠意和危險性 如果《中國和解智庫》的人，內心極端痛恨共產黨，恨不得把共產黨吃了。但表面上假裝和共產黨和解－－把和解當做一種策略那是很危險的。一方面，你自己對和解都沒有誠意，如何要求別人去和解？另外一方面，如果把共產黨想象成被你隨意欺騙的傻瓜，那就大錯特錯了。你要假裝和解做和解的大舅子，就必須取得共產黨的信任；要取得共產黨的信任，就必須在共產黨面前低三下四。你心不誠以為而共產黨會不知道？共產黨什麼時候在這方麵糊塗過？而對於共產黨的對抗者們，你這樣做，會永遠不會被他們認可－－他們認定你這是出賣。即便你整天呼天叫地的向他們哭訴：其實我不是共產黨那邊的，我表面上是和共產黨講和，而實際上和你們是一夥的只不過打算臥薪嘗膽的做第五縱隊。這絕對是自欺欺人的幼兒園孩子們的想法。 ＠＠＠＠＠＠＠＠＠＠＠＠＠＠＠ 徐水良 在中共一直堅決鎮壓的條件下宣傳三反一溫和要和解，目的何在？ 2008-11-03 09:50:26 [點擊:70] 共產黨從來不跟反對派和解，卻指使他們的特務搞三反一溫和，要和解。 他們在沒有社會公正，不結束中共一黨專制，甚至沒有真相的條件下，要搞溫和、和解，他們宣傳和解，宣傳了這麼多年，有用嗎？你要和解，要溫和，中共聽你嗎？ 他們宣傳這麼多年的結果，不過是幫助中共，讓中共單方面進行鎮壓，而反對派則不能反抗，否則就是不溫和，不和解。 沒有社會公正，連真相都沒有，何來和解？允許中共鎮壓，不許反對派反抗而已！ 這種做法，什麼目的，連傻瓜也能看得出來。 誰要宣傳改良，宣傳和解，宣傳溫和，請向有能力改良、和解、溫和的中共去宣傳，不要向沒有這種能力的反對派宣傳。否則，誰就是幫中共欺騙反對派。讓他們不要反抗。 和解一定會有的，民族大和解也一定會有的。但那要在結束中共一黨專制，恢復社會公正以後，才會有。至少要在中共願意和解、停止鎮壓的條件下，才能搞和解。在民主制度下，在搞清重大問題的真相，維護法律尊嚴，認真執法，依法處理責任者，恢復社會公正，為被害者先刷冤屈以後，和解才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