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時期以來，媒體和網路上有一個響噹噹的名字經常出現，那就是來自於台灣，在香港某大學授業，又特別關心大陸經濟狀況的郎咸平教授。並且應該特別強調指出的是，他的名氣可不是先靠媒體出於謀求本身的利益，刻意包裝、炒作起來的，而是完全靠他對大陸社會中，存在的一系列現實經濟問題的揭露和預言成真的事實，甚至跟氣焰不可一世的經濟大腕（如科龍的顧雛軍）較量，並取得最後勝利（對手進了監牢）的真才實學，才逐步打出自己的名號來的。如今他已經成為從大小經濟、學術論壇、到媒體談話節目、再到大學講座，無不爭相邀約，足以堪稱炙手可熱的名人。只是因為他始終跟那些主流經濟學家的“讚歌”不同調，總是夾在他們中間,不時發出一種不和諧的高調，來“唱衰”被其他主流經濟學者鼓吹的一些經濟政策，而且不幸往往都被他說中，以至於讓他成了不受主流歡迎、社會卻希望他存在，以便跟那些掌握了話語權的所謂專家權威的實際水平，來作比較鑑別、甚至抗衡的、一張名符其實的“烏鴉嘴”。 記得幾年前，筆者就曾經慕名在強國深水區一篇介紹他的文字後面跟貼，恭請他瀏覽並點評一下拙文《論經濟》，結果當然如“石沉大海”，也許他到今天都還不知道有這樣一個“（馬克思筆下）幽靈般的無名之人，寫過那樣一篇已經被當前社會朝野，從上到下、從專家到民眾、從中到外、從虛（擬）到實（體）,都無所不用其極地做遍、說爛，卻至今還沒有說清楚過的文字（經濟）？”。結果到了今天，不僅讓一向堅持追求嚮往“幸福” 的人類，發現自己正在事與願違地、離這個目標漸行漸遠，反而讓全世界為了“錢”而陷入惶惶不可終日的境地。對此，被社會寄予厚望、甚至委以重任的主流經濟學家，是負有不可推託的責任的。因為事實證明，他們是有意（從自己或背後代表的利益集團一己之私出發）或無意（因理論水平、能力不夠），而做出了錯誤判斷或結論。最後誤導社會付出慘重的代價，今天在全球蔓延的金融危機，以及隨之而來的（實體）經濟危機，就是典型。而郎咸平這樣的“烏鴉嘴”存在的價值，就是以自己“事前諸葛亮”式的正確判斷結論，讓他們無法用諸如“不可預料”的理由來敷衍搪塞，矇混過關。但是僅此而已，因為郎教授對當前社會推行的經濟政策所起的作用，充其量只不過是像魯迅小說“生日”中描寫的，那個說“這孩子早晚要死”的客人一樣，說了一句不合時宜、且與事無補的“大實話”罷了。他其實並沒有提出（也提不出）任何可以“以理服人”，而且切實可行的替代方案或建言，其實他們本來就源自於同一個錯誤的（西方）社會理論體系。 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為他和那些主流經濟學家們的出身一樣，來自於高等學府。在大學裡讀的，都是一些西方經濟經典或權威們的大著，腦子裡已經填滿了前人、大師們的“陳芝麻爛穀子”。進入社會後去研究的，又是那些“近親繁殖”後，被主流社會認可、推行的經濟政策，和必然會周而復始發生的問題。沿用的，也不過是一些現成的方法或數學模型而已。唯一的區別，就是可能代表不同的經濟理論學派，就同一個經濟問題得出“ 瞎子摸象”似的觀點，或者從同一個“代表少數精英利益的統治集團”中，不同派別的利益考量出發，而得出的結論。可以肯定的是，就算郎教授代表的學派有朝一日，因反對當前推行的經濟政策本身的失敗，而獲得取而代之的機會，成為新的主流經濟政策制定、推行者。結果也一樣逃不出前任失敗的宿命。道理很簡單，因為他們都受到同樣的西方錯誤社會理論中，先天致命的“遺傳基因”影響，就算取得一時、一事的成功，也只不過是表象進程中的“暫態”，失敗才是最後必然要會發生的“常態”。就像西方社會推行的所謂兩黨制輪流上台的“民主政治”一樣，每一個政黨或候選人，都是以對前任的過失或錯誤進行不擇手段地“掏糞”，拿出來作為要自己上台的理由。最後在自己任期結束時，又同樣留下一堆可以被後人詬病的髒臭“糞便”。於是社會就像上了套的驢子，在稱為“社會”的磨房裡，周而復始、一圈一圈地拉着被說成是在“進步着”的社會之“磨”，磨碎（消耗）了大量的人類智慧和自然資源，卻只產生出一批又一批只需要靠某種（經濟或歷史）所謂的“周期律”，就可以拿來說事的經濟或社會歷史學的預言家，直到去預言“世界末日”的到來！ 其實根據上述“驢子拉磨”的原理可知，這些預言家們並沒有什麼值得推崇、讚佩的地方，他們充其量只不過像魯迅小說中說“這孩子早晚要死”的客人一樣，說了句大實話而已。而我們需要的，是為孩子（社會）提供一個真正能夠卻病延年並保證其身心健康快樂的“養生之道”！ 也許有人會詰問筆者：『那你認為，什麼才是值得推崇、讚佩的呢？』問得好！ 筆者答曰：『真正值得推崇、讚佩的。是不僅能科學地根據已經發生的現象，掌握社會循此發展的規律和可能遇到的危險，而且更要拿得出經得起推敲質疑或實踐檢驗，可以“以理服人”的解決辦法來。而它的實現前提是，必須先要有一個科學而正確，能夠認識和解釋人類和人類社會中存在或發生的一切問題的社會理論系統！』 可以肯定的是，郎教授現在是做不到的。因為事實證明他還沒有掌握這樣的社會理論。就像一個只掌握了錯誤“燃素論”的科學家，無論有多高的才華或技巧，也是永遠做不出可以拿“諾貝爾化學獎”的成就來的。甚至可以不客氣地斷言，就算讓郎教授代表的經濟學派上台，來主持制定並實施國家的經濟政策。結果一定也比現在好不到哪裡去的。因為他和所有現代經濟學家一樣，只掌握了西方經濟學祖師爺傳下來的“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治標方法。現在連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社會自己，都對自己社會出現的金融或經濟危機束手無策，我們又怎麼能指望靠這些玩意兒，來解決比西方社會複雜得多的中國問題呢？ 而筆者本來是寄希望於郎教授的學識、判斷能力和勇氣的。因為現在已經有了可以取代那個建立在“獸文化”基礎之上，有絕對方向、原則性錯誤的西方社會理論的《新理論》 --新人類社會學理論系統，以及基於這種《新理論》的立場、觀點、方法上，加以闡述的經濟學觀點。所以打算將此作為一種絕對另類的“啟示”提供給他，讓他可以把自己這張專門用來唱衰現有經濟政策的“烏鴉嘴”，提升為有能力在“以理服人”的基礎上，指出現有經濟學理論的錯誤，而導致必然失敗（當前全球性的經濟危機就是證明）的同時，還提得出根本性的有效解決之道的、一張因對社會有積極作用而了不起的“啄木鳥嘴”。反過來再藉助於他的聲望和能力，相得益彰地、為《新理論》的出台，打開一個“突破口”，讓人類得以從此甩掉拉磨的“驢套”，把自己社會拉出還在執行叢林法則的“動物世界”磨坊，走上真正文明的金光大道！ 可惜結果並沒有引起正被社會包圍、熱捧着的郎教授的注意，失去了這樣一個機會。讓《新理論》只能暫時替社會也充當一次“烏鴉嘴”、來唱衰郎咸平教授的同時，寄希望於另一個遲早一定會出現的“啄木鳥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