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二字破解二千五百年孔子圣哀

转自《新华网 文化 广场》
“和谐”二字破解二千五百年孔子圣哀

一点班门弄斧级的历史哲学诌议

今天的中国正在构建和谐社会，这是个伟大的社会工程，如果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十七大”把这个目标写入“大会决议”中，那么从中国文化发展的角度观察，这将是划时代的里程碑，它揭开了中国文明史的新篇章，开启了在笔者看来应称之为“后孔子时代”的新纪元。什么叫后孔子时代？在这个时代中社会发展的目标是解决孔子活着尚没有解惑、尚在苦苦思索、尚在切切悲叹的社会问题。孔子想解决而未解决或者曰不敢提出解决的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防止小康社会不可持续的问题。这个时代需要开创对此不可持续问题进行破解和实践性验证的新途径。

现在电视讲坛上时髦演出的“心得”独唱[1]颂扬孔夫子既不怨天也不尤人。对于明星自己的心得我们只能尊重，但如果考究这个颂扬是不是孔子本人的原则，则要打问号。孔子的既不怨天也不尤人，是有，但不是绝对的，是分场合的，是很狭窄的领域。孔夫子仅仅是对于人们不理解他，针对诸侯不予信任这档子事儿，他想得开，无所谓。当然做到这一点也不容易。但作为圣人的孔子这算不了什么。重要的，也是被后世推崇的是他对于现实社会的“不合‘礼’”既没有无所谓，更没有想得开。对于“天下为公”变成了“天下为家”，尧舜“大同”蜕为夏禹的“小康”，他清清楚楚、认认真真地“怨天”，哀叹乎“大道既隐”。对于他生前延续一千五百年的夏商周三代只有短短的且不连续的六个“英主”主政的、解决了“劳民”低保的“小康”社会不能长治久安也实实在在、明明确确“尤人”，哀叹乎“我观周道，幽、厉伤之！”。对于社会大问题，如果说孔子既不怨天也不尤人那无异于闭着眼睛瞎唱了。瞎唱者的心得并不是孔子的真实。

孔子对于“大道既隐”，对于“小康早伤”，只能哀叹，无法解决。虽然他根据“夏时”和“坤乾”典籍以及自己的实地考察，归纳出“礼”制（古曰“定礼”），并不遗余力地呼吁“克已复礼”，但并没有实际成效。他眼前的社会仍然是“民劳”不堪，他赞美有加的周公的小康社会也没有“复”生。也许这个现实使孔子对于“和”字持有近乎敬畏的谨慎。在《论语》中很少出现“和”字。笔者认为或许这可以作为孔子学说的局限性的表现。

作为社会学范畴的“和”字，孔子非常谨慎。也许有人不同意此言，会提出《论语》“学而第一”篇第十二章“礼之用和为贵”来驳斥。反驳者不妨多阅读几本有关对此章诠释的书籍，里面充满矛盾。单说这六个字如何标点都有分歧，是“礼之用，和为贵”还是“礼之用和，为贵”都各有说头。笔者作为国学门外汉对于学者的分歧莫衷一是，但“心得”也还是有的，那就是这一章不是孔子的原话，是他的学生“有子”的话语。这一章代表不了孔子对于“礼”跟“和”的关系的看法。钱穆先生在《论语新解》中虽然对此章也仔细解释一番，但他显然比其他学者留有余地，多加了这么一句：“此最孔门言礼之精义，学者不可不深求”，为后续的“深求”提供了空间。因为此非孔子的言论，所以暂不必深求只作参考即可。

尽管这样，“和为贵”的观点出现在《论语》中说明了孔子对于“和”字的意义认真研究过，或许有子跟着他研究的“博士论文”课题就是这个，但孔子尚未特别肯定。因为此题关系重大，《论语》的汇编者用“有子”的话表明他们的关心。这个猜想如何映证呢？那就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句话，这是“子曰”，也就是孔夫子的看法。这才是现在真正需要深求的。它能说明什么呢？说明孔子对于“和”的追求，但他活着的时候不敢对“全社会”提出此要求，他对“君子”这个阶层，或者说对于社会上层提出了“和”的要求。现在人们对此句“子曰”的理解往往是立足在比较君子和小人的“道德”水准不同上。

但在我们理解这个“子曰”时不要忘了孔子生活时代人们的生存状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条基本原理是存在决定意识。孔子不可能离开他的社会现实说教或评头评足。《诗经。大雅。民劳》如实地反映了“小人”（社会下层劳力者）的小康、小安、小休、小息都没有保证，社会没有提供“低保”，所以现实主义的孔子清醒地提出：对于小人，社会的责任不是让他们像君子一般的“和谐”，而是提供相同的能够小康、小休的生活保证，也就是今天的“低保”。但孔子认为君子虽然富裕程度不同但他们应该“和谐”。笔者不同意把“君子和而不同”解释为君子的实际道德状态。因为这样解释不符合历史。当时正是“春秋无义战”频繁的时代，就是君子们富而不和造成的，于是孔子才提出他们应该“和而不同”。这不是对君子道德高尚的褒奖，而是对“不和”的批评。面对现实，孔子不敢对全社会提出“和”的要求，但他认为可以对君子提出这个可以保证“小人”基本生活的要求。这才是这个“子曰”的社会意义。他为什么向君子提出“和”，他认为找到了“和”的基础，“克己复礼”。对此孔子是自信的。基于此信心他要求他的学生们积极入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入世以劝说君子们克己复礼。尽管生活在非“小康”社会，但他认为找到了实现即回复小康的“道”，他不遗余力地身体力行地推广。然而对于“小康”会被“幽”、“厉”所伤的问题他没有解决的办法，他只能哀叹。他是理论家，他必然要面对这样的问题：复了礼，不是也可伤坏吗？他知道这不只是个“礼”制的问题，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一个人站在没有小康的社会里要求他解决小康社会里的问题，解决小康不伤的问题，是脱离实际的。这是时代的局限。

孔子的悲哀绵延了二千五百年，如何解决圣人之悲哀是个历史课题。这个历史课题交到了基本实现小康的今天中国执政者的手中。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及时地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是对历史高度责任的承担，更是解决小康社会可持续发展从而保证小康不“伤”的科学创举。这也是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创立科学社会主义以来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必须解决的严峻现实问题。这是在小康基础上着手解决所谓“周期律”的使命性实践。当代执政者肩上担负着历史和现实的双重使命，他们科学地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系统措施，要把孔子的“君子和谐”提升为全社会和谐，破解了孔子之后二千五百多年儒学没有敢碰的孔子圣哀难题，表明了当代中国领导人的气魄和信心，也极大的鼓舞了全中国人民。最近诸多大学在接待入学的家困新生时开通了“绿色通道”，是一个标志性事件，预示着通向和谐社会的各个方面的渠道将逐步通畅起来、绿色起来。在笔者看来这是“后孔子时代”的良好开局。聊书几联以记之：

黄金比例任凭研[2]，丁亥吉祥是兆年。
漫道无为尧舜史，吟哦“非典”胡温篇。
上德善辨没德处，百姓还歌“社姓”天。
引调淮洪今胜古，和谐社会更巍然！

注释
[1]：现在流行的“心得”文本在讲述孔子既不怨天也不尤人时完全删掉了《论语》中说得清清楚楚的“莫我知也夫”这个前提，把“特指”偷换成“泛指”了。这不符合学术规范。
[2]夏朝开国年纪按断代工程说是公元前2070年，到今年公元2007年，这个时间跨度的0。382分割点，是公元前512年，正是孔子不惑之年。至少可以意会2007年是孔子“不惑”能够“黄金”影响的时间跨度收尾的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