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发生的背景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刚从文革的恶梦中醒来。痛定思痛，政界学界都在反思为什么会发生文革这样的浩劫，几乎一致认为源于毛泽东独断专行。又由于开放政策，知识界与西方交流大增，与西方民主的对比，便强烈要求实行民主。再者，邓小平大刀阔斧进行改革，正应了毛泽东的话“矫妄必须过正”，法治尚未到位，各种贪腐乘虚而入，社会乱象纷至沓来，社会各界均啧有怨言。（虽则怨气各不相同，左派和右派对于乱象的理解和批判截然相反。）

凡此种种，反映出复杂的社会矛盾非常尖锐。其实文革期间矛盾甚至更尖锐，但是由于高压而不显现，此时正是因为政治气氛相对宽松，各种矛盾都显现出来了，思想极其混乱。这就酝酿了一场运动的爆发。

社会乱象同样引起中央的分歧，一部分认为必须加强控制，另一部分主张更加放松。八老表现出政治上更加老练，年轻一代的胡赵则更富有学者的正义感。而中央的分歧使学运感到更有底气，使矛盾更形尖锐。

学生利用为胡耀邦悼念之机，喊出要民主，反官倒的口号。这个口号得到社会各界的同情，纷纷表示支持，这反过来鼓舞了学运领袖，他们便采取了更加强硬的态度。李鹏在人大会堂接见时，他们毫不妥协，使矛盾进一步升级。而群众由于1976年天安门事件被平反的经验，认为政府绝不能开枪，与政府对抗的情绪有持无恐。政府宣布的戒严和军队强力进驻都无济于事，这就使矛盾变成对抗性的了。

由于互不妥协，最后的结局是一个两败俱伤的悲剧。

如何看待这一场悲剧

如前所述，政治问题想用学术的观点评判是非，是做不到的。为了认识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从更广阔的视角去看。首先要明确以下几点：

1.    自由从来是有限度的；

2. 在社会矛盾尖锐的时候，不可能实现民主；

3. 学者看重道义，政治家看重后果。

搞清了这几点，你就会得出相应的结论。

自由从来是有限度的

人类在进入文明社会以前，可以说是最自由的。那时没有任何约束，既没有道德的约束，更没有法律的约束。但是也不自由，因为周围有着太多的威胁，饥饿，野兽，自然环境都是威胁。当人们在与自然斗争中，认识到集体的力量，形成一个社会时（最早是氏族社会），在生活稍有保障的同时，就开始有了道德的约束，那就是任何的行为不能伤害其他人的利益。当人类不断进步，社会的规模越来越大时，道德的约束也越多。

当道德还不够时，又有了法律。当社会生活越来越复杂时，又有了各种各样的法规、管制，如交通有交通法，金融有金融管制，建房要城管批准，等等等等。美国制度比较上轨，也正是限制多，或者说比较规范。许多小事都有限制，比如在阳台上晒衣服会受到干涉，有些地区屋前的围栏不得超过4英尺高，诸如此类的限制还多得很。某“民主斗士”在中国被关了多年，后来让“保外就医”出国，当他拿出香烟准备抽时，立刻被人制止说那里不许抽烟，他惊讶地说“这不是自由世界吗？”

民主粉丝会说“这些限制是合理的，我们要的是言论自由”。不错，现在美国言论自由的宽容度是比中国的大，但是绝不是没有限制。所有媒体，舆论都掌握在寡头手里，老百姓究竟有多少言论自由？有些高喊民主自由的“志士”在落难到靠别人施舍过日子时，就不得不按施舍者的意图说话，甚至为台独张目，他们有自由吗？他们应该认识到在“自由世界”里，自由度是和资本额成正比的，掌握了资本才有自由，也包括言论自由。当政府的权力减少时，资本的权力就加大。

从另一个角度看，甚至“不涉及”政治的言论也不是完全自由的。有一个教授，诺贝尔奖获得者，曾说黑人的基因如何如何，立即遭到大量批判，说他的言论是种族歧视。这位教授不得不公开表示道歉。为什么没有这种言论自由？因为它可能引发种族骚乱。不管他的言论在科学上是否正确，这个道歉都是必要的，因为这不是简单的科学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在科学上，发表哪怕是荒谬的假设，都是可以的，因为不涉及他人的利益，在政治上不可能有这种自由，正如上面这位教授。

自由从来都是有限度的。这限度就是掀不起大浪，不至于影响社会的稳定。美国以前白宫开放任何人都可以参观，因为那时认为没有危险。911之后，发现了危险，于是很多地方限制严了，从此参观白宫的这一项自由被取消了。美国也绝对不会允许一群人去占领白宫或机场，也绝不会容忍在国会大厅大打出手。对自由的限制恰恰是民主成熟的表现。

言论自由的广度取决于社会和谐的程度，自由的限度在于不影响社会的稳定。确保稳定没有错，因为社会不稳必定人民遭殃，它会损害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那恰恰是违背民主的精神的。

我无意说中国言论很自由，无需改进。中国的确问题很多，亟待改进，包括政改。但是中国目前没有条件允许像美国那样的言论自由。正是因为中国的现实矛盾很多，而在社会矛盾尖锐的时候，不可能实现民主。

在社会矛盾尖锐的时候，不可能实现民主

我这里指的是狭义的民主，即西式民主：多党制，直选，言论自由。

以为民主能够解决所有社会矛盾是很幼稚的想法。在文革初期的1966年到1967年，那时实行所谓大民主，两派打得死去活来。尽管中央呼吁大联合，根本无法实现，相反地武斗不断升级，仇恨不断加深。当两派谁也不服谁的时候，当力量势均力敌的时候，当切身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一句话，当矛盾尖锐的时候，“民主”是无法实现的。

如上所述，80年代的中国社会矛盾很多，文革的伤痛尚未愈合，人民生活依然清苦，贫富分化开始显现，少数官商用“合法的”和非法的手段大肆敛财，贪腐不断增多，各阶层都有怨言。毋庸置疑，还有一些与共产党有仇的，和国外的反共势力，都极力想推翻共产党。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允许无限制的言论自由，允许喊打倒共产党，结果会如何？我毫不怀疑，要纠集几万人游行示威不成问题，就连法轮功都能组织几千人围攻中南海。但是持相反态度的人也绝不在少数。两派或多派的产生就不可避免。如再出现文革初期“大民主”的两派斗，将更难收拾。

在辛亥革命前，有人以为推翻了满清就能实现共和。现在也有人以为推翻了共产党就能实现西方的多党制民主。都是做梦。看看世界上改旗易帜的例子：苏联解体四分五裂，经济倒退十年；东欧“颜色革命”；伊拉克战乱不断。中国人口民族众多，地域广大，历史遗留问题成堆，如果混乱，结果只会更糟。

的确中国目前问题很多，最严重的是贪腐。它是民怨的重点，改革的阻力，中央政策难以贯彻（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主因。但是，这不是以所谓“民主”能解决问题的。

以台湾为例，蒋经国治理下，经济发展了，贪腐也大大减少。陈水扁治理，贪腐反而大增。

简言之，社会矛盾尖锐时，不可能实现民主。所以首要的是解决矛盾，使社会逐步和谐。民主和自由的广度都取决于社会和谐的程度。

学者看重道义，政治家看重后果

学者看重道义，政治家看重后果；学者关心是非，政治家关心利害；学者强调个人权利，政治家强调照顾全局；学者倾向理想主义，政治家倾向现实主义；学者仰望未来，政治家观察时机。尽管不同的阶级，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民族对道义，理想的认知都不尽相同，但是所有国家，学者与政治家都有不同的是非标准和处事原则。

一般老百姓都倾向学者。因此政治家在口头上都会站在道德的高点，以获得群众的拥护。而在行动上却要遵循现实主义的利害。当利害与道德标准一致时，那很容易做到。但是并非经常一致，那时就说一套，做一套。

学者如果对道义太较真，那么就认为政治是最肮脏的。政治家会说这些书呆子“明察秋毫之末却不见舆薪”。孰是孰非？

如果你认识到学者与政治家的是非标准本来就是不同的，你就会用另一种观点来看待现实。

那些竞选总统的政客在竞选时都会迎合民众的口味，说好听的。一旦当选之后，实行的就是另一套。你当然可以说老百姓被忽悠了，但是不能仅仅因此就说他是虚伪，是坏蛋，因为他的地位决定他必须这样。

最突出的例子是1972年，尼克松与毛泽东这两个意识形态上的死敌握手言和。尽管当时两国的道德标准截然相反，从道义上看，都决不能与敌人握手，所以让全世界都大跌眼镜。但是他们两都是从利害来决定他们的行动。一个美国朋友对我说，尼克松反共是有名的，如果是民主党提出与毛泽东拉关系，一定会受到共和党的猛烈攻击。

其实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所有开国之君，如果从道德的高度，无一例外都该谴责。唐太宗被认为是其中最英明的，但是在玄武门之变他先下手为强，杀了他的哥哥和弟弟，才夺取了政权。

从中不难理解，为什么所有开国之君都不喜欢儒家。因为“开国”必在乱世，而在乱世鼓吹儒家的王道，则必然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只有在“盛世”，相对安定和谐，才有可能实行王道，因为只有那时的道德和利害才能基本上保持一致。

如何看待六四

八十年代，右派要求仿效西方的民主，左派掀起姓社姓资的争论。双方能通过辩论统一认识吗？不可能。不少知识分子羡慕西方民主，但是他们接触的大多也是知识分子，只代表了部分人的观点，而对于左倾的观点，甚至反对改革的人群了解甚少。事实上，八十年代知识分子的地位大大上升，工人地位相当下降。我曾参加一个工人的座谈会，一个工人激动地说：“改革……，我只希望把我们工人当人看。”我不是说，这个工人就代表多数工人的意见，我是想说，那些年轻的热情的学生对社会现实的复杂程度了解得太少了。

有人说，中国人素质太差，民主意识太弱，所以还不能实行民主。也有人说，如果农民都有了民主意识，中国选出来的就会是农民政府，显然并不是那些鼓吹民主的“精英”所期望的政府。我并不认为这种观点是全面的。但是有一点很清楚，中国情况极其复杂，矛盾很多且尖锐，如前所述实行西方的“民主”是不现实的。

学生喊要民主的口号，不能说错，但是采取毫不妥协的态度却不明智。

左派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顶帽子是不恰当的，是沿袭了几十年的僵硬的阶级观点的延续。但是政府担心局面失控不无道理。如前所述，民主自由的容忍度不能超出了现状允许的限度，一旦政局不稳将是灾难性的。

右派说民主制度有自动纠偏的功能，因此是最稳定的制度。但是必须认识到前提是社会矛盾基本缓和。（我在“民主只能健身，不能治病”一文中已有阐述。）看看东欧的“颜色革命”，几万人游行上街，就把政府推翻了。泰国黄衫军可以占领总理府，导致政府垮台。这些例子还不清楚吗？

当然，与共产党有仇不共戴天的极右分子正是希望这样的结果。但是正如上述，他们以为推翻了共产党就能实现西方的多党制民主，是大错特错。中国人多地大，情况复杂，如果发生“颜色革命”，必乱无疑，结果是生民涂炭。虽然邓小平说了“死二十万人，争取二十年的稳定。”这话被一些人狂批。实际是死了几百人。但是他说稳定重于一切，并没有错。如果没有稳定，绝不可能有这二十年的高速发展。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以下看法：言论不能开放太过，实行西方民主不现实；既然学者与政治家有不同的是非标准，就没办法说清谁是谁非。从各自的观点看，都有正确的一面，也都有缺点。

参加六四学运的绝大多数学生出发点是好的，不是暴乱（烧汽车和打死解放军的除外），但是他们拒绝妥协的态度不明智，导致矛盾激化。

政府考虑大局，要求稳定并没有错，在和平解决无效时，采用武力也是迫不得已。缺点是在矛盾激化以前，过分估计形势而没有及时疏导。（也许有人有更高明的办法，愿听其祥，那怕事后诸葛亮也好。但是如果现实没有诸葛亮，也只能承认现实。）

六四的后果

简言之，六四是一次两败俱伤的悲剧。

有人说如果没有六四事件，中国政治改革可能更顺利些，快些。这话是有道理的。所以，六四既是改革的挫折，也是民主化进程的挫折。使民主化进程反而放慢了脚步。

事实上，经历了文革的八十年代，中国的民主自由气氛是建国以来最宽松的时期，包括中共高层和广大的知识分子阶层都希望逐步扩大自由的范围，并且已经实现了自由择业，自由创业、经营，自由进城等等。

但是正应了“欲速则不达”这句老话。如前所述，自由必须有限度。八老（被人称为保守的）担心过度的自由会导致失控，胡赵（被人称为开明的）认为不会失控。然而的确是失控了，不仅劝说和对话无效，戒严令都受到了强烈的抵抗。这反过来证明八老的担心是正确的。（虽然用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不很切贴，但是以当时的时代背景，还有什么更好的帽子呢？）于是，六四之后加强控制的意见占了上风。

社会上对抗的势力越强大，自由的限度就越有限。这个原则今天仍然适用。六四的局面失控使中央处于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给了中央深刻的教训。所以现在中央非常谨慎，要使大规模官民对抗的局面防患于未然，不得不在有些层面加强控制。

应该说，现在对不同声音的宽容度已经慢慢放宽。许多不同于中央意见的左的和右的都没有受到整肃。那些签名08宪章的人依然自由。那些不满现状的左派批评“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那些右派极力想突破言论自由的界限和效法西方民主。如果这些异议人士的声音局限于学术讨论的范畴，那还可以容忍。如果煽动社会形成群体的运动向政府施压，会影响稳定，就超出了限度。

无论左派或右派的冲击，都会过犹不及，结果只会与愿望相反。因为“对抗势力越强，自由的限度越窄”是政治家必定遵循的原则。对抗的势力愈多，民主政治制度化的速度就愈慢。

胡锦涛不得不左手挡住“封闭僵化”的势力，右手挡住“改旗易帜”的势力。中央有太多具体的事情要处理，惩治贪腐，金融危机，民生、就业，还有那么多地方群体闹事、上访……，这些才更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不要老在意识形态的问题上“折腾”。

胡锦涛和温家宝都多次说过，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要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根据胡温几年的表现，我们应该相信这些话的真诚。那么，更多关心解决当前的许多社会矛盾吧！促进实现社会和谐，庶几民主政治制度化可以加速进行。那些把西方的民主视为完美的楷模批评胡温无所作为的观点是片面的，最好三思。

戴晴提出六四大和解，看来她是中间派。和解的用意是好的，这一点我也赞成。如何做到这一点，我有不同看法，愿与戴晴商榷。她提出成立“和解委员会”，“调查事件真相”，“要一件一件个案剖析”。但同时她又承认不具备成立的条件。

“调查事件真相”是什么意思呢？我以为真相基本清楚，如第一节所述，当然很粗。如果细问真相，那在政府方面就是要调查，谁下的命令，中央如何讨论，公布死亡名单，诸如此类。在民运方面，当然也可以调查民运领袖们如何讨论，那些人拒绝斡旋，那些人分钱逃命等等细节，诸如此类。对死者，调查他们如何中弹牺牲，一个一个家破人亡的悲惨故事。然后，对那些“无辜”的死者家属进行道歉、赔偿。

就算是把一切“真相”都搞清楚了，然后，是非有不同看法，要上法庭，请律师。我相信多数死者是被流弹击毙，我对他们表示同情，他们绝没有死罪。但是“无辜”会有不同看法，政府方会说，一再广播了戒严令，叫他们回家，否则责任自负，为什么无视政府法令。

如果再继续下去，还有更多在文革中的受害者，要不要正名，赔偿？进一步，还有右派呢？

如果再企求公正的话，是不是也要查清国民党在南京雨花台和上海提篮桥杀害的几十万革命者和嫌疑犯？

诸如此类的后续问题，和多米诺效应，这一切都现实吗？

我不是说不应该查清真相，而是说细节，一件一件个案剖析根本做不到。至于主要的情节应该调查，那也只能写进历史，不能靠法庭判决。历史事件想要“明察秋毫之末”是政治家所不为的。我理解邓小平说的“宜粗不宜细”。

自然会问：不搞清真相，何来公正？如何和解？据我看，关键不是真相清不清楚，而是是非有不同标准，这是前面一再说的观点。

那么如何和解？在我看，只有“无声的妥协”。任何想大张旗鼓地做出什么“公正的宣判”都是不现实的。

如何“无声的妥协”？ 那就是在政府方面，不再追究与六四相关而流落海外的人，允许他们回国。在民运方面，承诺回国后不再在社会上发表煽动性的演说。

这不是向强权低头，而是双方都应该承认对方有不同的是非观。你强调个人的权利，政府强调国家的安宁。据说管惟炎先生曾回到大陆，继续宣传支持民运的观点，“陪伴”他的人客气地对他说，“你如果坚持要这样做，最好还是出境的好，否则我们不好交代。”管先生出去了，他坚持有“言论自由”的气节，但是少了一点对政治问题的深刻认识：自由是有限度的，在社会矛盾尖锐的时候不可能实现“民主”，没有记住孔子说的“欲速则不达”。

当然有不服气的。共产党让他们一个一个地 “保外就医”出国了。“你不是要言论自由吗？那好吧，你出国可以尽情享受骂共产党的自由，那里有许多反共的组织、出版社、电视台、“基金会”、还有政府机构，他们还会出钱支持你。”在外人看来，共产党对他们够人道主义了。

年轻的民运分子，有权选择他们自己的前途。我倒是希望严家棋和方毅之能同意我的观点。因为我认为他们都是人才，虽则我们的认知不尽相同。当然，方毅之有专长能在美国过上体面的生活，可以选择更适合自己的地点。

我认为和解必定包含有妥协。毕竟和解对国家对个人都好。至于戴晴，我不知道这篇文章能否看到。如果那位读者能将我的意见转达给她，不胜感谢。

老人的话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加州拜访一位老华侨。那时中国的改革令人眼花缭乱，他说了一句语重心长的话：“中国变得太快了。太快了要翻船的。”

1989年5月底，正是六四的前夕，天安门学运如火如荼。一位著名的华裔科学家邓教授正好来我家作客，他说：“这些学生太性急了，民主不是那么容易实现的。你看美国选出了好总统吗？有几个好的？真好的也不一定能选上。”

这两位老人都绝不是亲共的，更不会反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只是他们都有太多人生的阅历，懂得社会的复杂。太急，欲速则不达。

这使我想起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小孩要家长给他买一个变形金刚，家长说以后再给你买。孩子不干，他说我的同学都有，我现在就要。这家长穷，没钱买，说别闹了以后再给你买。孩子还是死缠，惹得家长烦了，给了他一巴掌，嚷道，你再闹我揍你。孩子大哭。邻居来了对家长说，你干嘛打孩子呀，好好说嘛。家长说，我说了说不通，逼得我没法。这不是好故事，但是真实。

好了。但愿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保持平和的心态，少一点仇恨，多一点谅解，少一点固执，多从不同角度看问题。让历史问题写进历史吧，多关注现在，好好过日子。

       山脊匹夫  博客 http://blog.creaders.net/ridgeman/

       写于2009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