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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政治博弈的三大群體與文革中社會矛盾
送交者: 老田 2006年05月15日15:29:45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zt 老田:文革政治博弈的三大群體與文革中社會矛盾的展開線索 2006-5-15


文革是一個真正的政治博弈過程,在文革期間深度參與政治博弈過程,並且有充分表現的是三個群體:造反派、保守派和當權派。這三個群體因為與政權和國家機器的距離和關係有別,因而其行為模式也非常不同,每個群體的內部又有差別非常明顯的群體存在。

其中當權派是國家機器的實際掌握者,因此實際上掌握着黨政軍人財物,具有最強大的組織資源和實力,因此在行為模式上傾向於武力與壓服方式。

保守派的背後是當權派,按照其背後當權派的成分不同,可以分為老紅衛兵(背後是以劉鄧陶為符號象徵的黨政系統當權派勢力)和擁軍派(背後是以林彪為符號象徵的軍隊系統當權派勢力),老紅衛兵是資反路線的實際執行者,存在於文革初期到一月奪權期間;擁軍派是武力鎮壓造反派的先鋒和依靠力量,1980年代河南當權派內部發生分裂,有人把當年他們一起謀劃如何趕在中央接見各個群眾組織的時間之前,用武力把造反派清除乾淨的計劃捅了出來。

而造反派則是受到資反路線壓迫和整肅的群體,在毛澤東和中央文革控制的“兩報一刊”的輿論支持下,為了自己不當反革命起來造反的組織,因為處於弱勢地位所以只能以“四大”為主要手段,以捍衛和宣傳毛澤東思胛熘模惺埂芭械奈淦鰲薄?

這三個群體在文革期間,表現了中國社會的基本矛盾展開線索。其中造反派與當權派的矛盾是文革的主線,貫穿文革十年的全部過程;當權派內部軍隊幹部與黨政幹部之間的權力鬥爭、官僚精英群體和知識精英群體之間的矛盾、造反派內部派別之間的矛盾是三個輔助線索,都是在局部或者某一個時間段里有表現;合起來理解文革期間社會矛盾展開的線索是“一主三翼”。

一、造反派、保守派和當權派的行為分析

造反派

造反派在文革初期是少數派,受到當權派及其操縱的多數派的共同打壓;接着開始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旗幟下正式成立組織,開展批判走資派的活動;在1967年初奪權開始的時候,內部發生分裂和派性;的二月逆流和三月黑風中被宣布為反革命組織,遭到軍隊的逮捕;在1967年4月之後的大武鬥中受到圍剿;參加結合之後由於缺乏上下一貫的支持加上缺乏工作經驗,基本上成為擺設;在清理階級隊伍和一打三反運動成為清算對象;在批林批孔運動中希望清算從前圍剿自己的上層勢力,放棄了與保守派的鬥爭和內部分歧,表明造反派在政治上的成熟。在1975年的治理整頓過程中,再次遭到打擊和流放,這是1976年熱心批鄧的基礎。十年文革期間,造反派始終是處在一個受壓迫─起來反抗─結果壓迫加重─再繼續反抗的這樣一個循環之中。

在參與文革的各方之中,造反派的行為不能說是無懈可擊,但是肯定是最為檢點的一個群體。因為造反派的對立面是社會上最強有力的社會力量─當權派,他們總是在那裡反對和監督着造反派的一言一行。造反派在文革期間,始終處在一種“十目所視、十手所指”的環境裡,有着一種“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心理感覺。因為造反派本身就是和掌握着國家機器的社會強勢群體作對,而且在造反派的造反生涯中,不但時刻受到“秋後算帳”的警告,而且時時遭遇實質性的打擊。許多造反派頭在進入造反隊伍之前,就已經被打成三家村、四家店等;不僅如此,在造反過程中還往往受到當權派的逮捕,受到武力進攻和生命威脅,如武漢百萬雄師對造反派的進攻,軍區對鋼工總成員的大逮捕等。這一切都促使造反派要謹慎行事,檢點行為,避免授人以柄,如武漢鋼工總在720之後曾經多次發布命令,禁止對百萬雄師成員進行報復,在鋼工總組織內部還自己進行過數次“純潔革命隊伍”的行動。

造反派行為謹慎,在根本上是由於自身的弱勢地位決定的。本來在理論上,他們起來就是要造當權派的“反”的,但是他們成立組織也往往要首先爭取當權派的承認,一方面因為沒有官方承認和物質上的支持,就連基本的辦公條件都無法具備,例如武漢工人總部在成立之初,由於得不到湖北省委的承認,就曾經上北京去告狀,要求武漢市和湖北省公開承認他們是合法組織,給一定的經費和辦公條件,後來武漢市給他們每月1500元的辦公經費(鋼工總是最大的造反派組織,全盛時期有60萬戰鬥隊員),並把首義路紅樓撥給他們作為辦公地點;另外更重要的是,爭取到官方對造反派組織的承認,無疑也是一個降低自身遭受日後打擊和清算的風險,是一個預先設置的保險措施。

在後來的運動中,特別是1966年十月批判資反路線之後,原來受當權派和多數派(也就是保守派)共同壓制的少數派,才逐步掙脫對自身有形和無形的限制,建立起自己的組織稱為造反派。造反派的骨幹力量是所謂的“老造反派”,是由開始的少數派發展而來的;在1966年十月開始批判資反路線運動之後,多數派發生了分裂,許多人轉入造反派立場,這是造反派中間非常不同的兩個群體。在一月奪權和武漢720事件之後樹旗造反的人,雖然也以造反派自況,但是由於沒有真正意義上與資反路線的對立,我個人認為不宜作為造反派對待。

造反派內部的重要分歧,來自造反派的政治訴求方面的區別,原來的多數派轉過來的人,與最開始的少數派有很大的區別。在成立革委會之後,多數派認為文革的目的已經達到,自身沒有什麼沒有實現的政治訴求,所以支持革委會說“革委會好得很”,稱為“好派”;原來的少數派認為,原來整自己的人沒有得到很好的清算,而且自己在政治權力面前的弱勢地位還是沒有根本改變,自己的問題沒有解決,所謂對革委會並不滿意,說“革委會好個屁”,稱為“屁派”。好派和屁派的分歧是全國性的,楊曦光寫《中國向何處去》就是表達了自己的問題還沒有解決的心態,武漢的鋼工總內部主流思潮也是受“北決揚”這個小團體的影響,也是老造反派自己的問題沒有解決的意識比較普遍存在的表現。

少數派壯大的過程,當然是出於中央文革和毛澤東直接支持,造反派興起之後,運動的重點方向就轉移到對準黨內走資派,這個時候保守派(老紅衛兵)就慢慢解體和垮台了。隨着文革運動的展開,造反派本身也不停地受到各種形式的打擊,使得他們不能不特別謹慎自身的行為。他們不得不小心行事,以保護自己。在運動初期,許多人就受到當權派的打擊,被打成三家村黑幫等,在各種場合,他們都受到當權派的嚴肅警告,當權派還大量收集和整理了各種黑材料,揚言要對他們進行秋後算帳和報復。除了這些無形的威脅之外,在運動過程中,他們也不停地受到各種實質性的打擊,如專政機關的逮捕或者是街頭武力的鎮壓;在運動後期的清隊和一打三反運動中,他們經常是當權派組織的各種名目的五不准學習班的對象,成為主要打擊和清算對象。

也是因為造反派在文革中,本來就沒有幾天的風光時間,所以相對地就沒有多少機會去犯錯誤。真正由造反派掌權的時間非常短暫,只有從三結合開始到軍宣隊工宣隊進機關為止,前後不到一年時間。此後就是造反派進各種學習班,開始交代自己的季節了。在這樣短的時間內,造反派不僅來不及腐化墮落,連作威作福的思想都難以成長起來。

造反派的弱勢地位,還由於造反派缺乏政治經驗和眼光,在一些重大的問題上往往沒有能夠及時地捍衛自身的利益,而在一些次要問題上又不善於作出妥協求得合作與團結。特別是造反派參加三結合之後,缺乏從政經驗,無法在一個正常運行的權力構架中間,發揮自己參與結合的合法地位和應有的作用,爭取自身的合法權益。造反派始終沒有一個上下一致的組織,缺乏下情上達,上情下達的渠道,這是造反派群體的致命缺陷。因為造反派沒有一個組織可以作為依託,在運動後期上面要求“削平山頭”的口號下迅速分散成為原子化的個人,個體在政治壓力下成為孤軍奮戰的個人,被逼迫去為自己不當反革命而去做出獨立的努力。相比較而言,當權派就是常常作為黨和國家利益的化身出現,反對自己就被說成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特別是軍隊當權派,就是作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堅強柱石、國家和人民利益保衛者的解放軍整體形象出現的,這樣為自己製造合法性資源,而與他們個人有意見的造反派卻被扣上“反軍亂軍”的大帽子。造反派基本上就建立起作為反映人民呼聲的代表形象,也沒有能夠作為文革期間的新生力量被對待,而是作為一個個不是聖賢的個人,在險惡的政治風浪中去獨立搏鬥的。

當權派

當權派在運動的初期,利用掌握的國家政權和輿論機器,成功地轉移了運動方向和打擊矛頭,劉少奇親自部署了運動初期的“排除干擾”,“抓游魚”等運動,北京在運動初期被工作組打成右派和反革命的師生超過15000人。在十六條發布之後,各地發動的“驅趕南下一小撮”運動,還有作為資反路線組織部分的抄家破四舊,揪鬥牛鬼蛇神等等,都是當權派按照自身需要布置的,這些動作一方面是成功地把運動方向轉移到其他人身上;另一方面也是成功壓製造反派的行動。

在批判資反路線之後,毛澤東為了避免矛盾激化,在1966年10月份主持中央工作會議給各個省委書記們做工作,要求他們對群眾運動採取正確的態度,不要在群眾運動中間製造對立和矛盾,當權派的選擇是回來之後就普遍穿上軍裝,武漢大概是在11月初,高級別的幹部普遍停止工作,進入軍隊控制的地區,在整體上退出工作崗位,目的就是對失去主流媒體話語權保護的不滿,希圖以罷工的方式來給毛澤東施加壓力;罷工的結果帶來了“奪權”和“軍隊支左”,是希望藉助軍隊的力量和造反派的組織力量去恢復社會秩序的努力過程,當然本身就是一個重大的政治博弈回合,後來的“三結合革委會”模式就是在黨政系統幹部普通罷工之後,把臨時成立的權力結構進行長期化和固定化。在今天的主流文革敘述中間,常常說各級黨委和支付是受到衝擊而癱瘓的,這是不真實的,大量揪斗幹部和衝擊政府機關是在一月奪權前後發生的事情,政府部分多數停止工作是在兩報一刊發起批判資反路線、基層多數派組織處於瓦解的時候,這個時間要早於造反派的衝擊行為。換言之,“癱瘓”是官員主動“罷工”而非遭遇“衝擊”帶來的,這樣才能夠很好地理解奪權和後來的三結合形式。

在一月奪權之後,當權派真切感到自身的既得利益受到威脅,開始更加積極地行動起來,利用軍委八條中間的“堅決採取專政措施”的條款,通常是把最強大的群眾組織宣布為“反革命組織”,並動用軍隊力量去採取專政措施,抓捕造反派組織的頭頭,這就是陳伯達指稱的“從上到下的反革命復辟逆流”。二月逆流不是在懷仁堂里斗鬥嘴那麼簡單,是與社會上直接動用軍隊的力量,去排除造反派對當權派的既得利益造成的威脅相聯繫的,體現的是軍隊幹部與黨政幹部的合作,目標是動用軍隊力量驅除造反派帶來的威脅。武漢是在1967年3月17日對工人總部進行大逮捕的,一夜被抓的人數超過500人,每一個基層組織的頭頭都被抓。其他的造反派組織,被迫列隊到軍區門口去請罪。

在四月六日的軍委十條出來之後,已經明確取消了各個地方軍隊宣布誰是反革命組織的權力,明確要求把抓捕的造反派要放出去。這樣當權派就無法利用現有的國家機器力量來保護自己的既得利益免受造反派的威脅,毛澤東嘴理解自己的老同事們了,他在1966年10月對黨政幹部做思想工作的中央工作會議沒有起到成效之後,仍然不放棄政治思想工作的努力,在1967年4月召開軍委擴大會議,這一次做政治思想工作的對象是軍隊幹部,江青在會上的講話很有名題目叫做“為人民立新功”,周恩來的講話內容主要是“要保持革命晚節”,結果各地的軍隊幹部返回駐地之後,因為根據軍委十條已經無法動用現成的力量來保護自己了,多數是通過組織第二武裝自己保衛自己,明的不行了就來暗的,文的不起作用了就來武的,通過基層武裝部和幹部組織系統,去動員和武裝工人和農民乃至流氓無產者,組織武鬥隊上街鎮壓造反派組織,武漢百萬雄師的核心組織就是由武裝部組織起來的“紅武兵”,成立紅武兵組織武漢市人武部還下過書面文件,集訓時間是四月下旬,成立正式的百萬雄師聯絡站是在五月中旬,這個文件組織基幹民兵力量的文件,還曾經被造反派拿到,最後交到周恩來手裡,周恩來曾經拿出來跟武漢人武部長巴方庭對質。

在運動進入1968年之後,開始了清黨建黨活動和清理階級隊伍運動,這個時候當權派基本上是把保守派作為依靠力量,通過學習班等手段隔離、審查、利用造反派,並利用造反派內部的矛盾進行分化瓦解,一打三反運動在全國揪出1000萬五一六反革命份子,把造反派徹底打下去,以維護自身的政治地位和既得利益。

當權派為保護自身的既得利益行動最有章法,組織得最好,也是實際上掌握着社會上政治經濟和文化資源的群體,因此戰無不勝,攻無不克,所向披靡,他們追求的所有目標最後都實現了,比如維護既得利益,比如對造反派進行秋後算帳。在文革期間被處以極刑的人物,實際上都是一些敢於威脅當權派既得利益、敢於與當權派唱反調的造反派人物,如張志新、遇羅克、李九蓮等人。在文革群眾運動最鼎盛的時間,當權派也能夠使用一些常見手段“挑動群眾斗群眾、打着紅旗反紅旗”來對造反派進行分化瓦解,實際上就是這個社會群體具有控制國家機器和主流輿論的能力和手段的表現,因此他們能夠利用一切可資利用的資源,來為保護自身的既得利益服務。

當權派在文革後,通過掌握的國家機器,再團結利用逍遙派和保守派,整合利用知識精英群體在權力中心進行中和與沖淡,製造輿論來確保自身的既得利益。文革沿襲的政治競爭過程,不僅沒有結束,反而轉移到文化領域進行,知識精英參與對造反派及其支持者毛澤東進行妖魔化的過程,是用筆作刀槍把對手消滅掉,文革期間造反派經常唱歌詞是“拿起筆來作刀槍,集中火力批黑幫”,不過這一次黑幫是造反派,批判者是中國的主流知識精英群體,批判方式多種多樣,成效最好的是“傷痕文學”。

保守派

作為一個常識:保守派在整個文革期間,為把文革變成武鬥是立下了汗馬功勞的。保守派在文革期間的階段性角色轉換主要是:文革初期他們是資反路線的實現者和執行者,抄家破四舊和揪鬥牛鬼蛇神的事情99%以上是他們幹的,根據毛澤東的定性這是為了“保護一小撮”而去“打擊一大片”的;第二個階段的保守派是以半軍事化的組織出現的,在1967年二月逆流之後作為一個進攻者角色,在全國各地引發一個武鬥高峰,直到1967年的武漢720事件之後才告一段落;第三個階段是清理階級隊伍之後,保守派作為整人的“動力”,參與在全國抓出1000萬“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冤案,在軍隊幹部(或者稱為林彪反黨集團)的扶持和利用之下,直接出面組織人馬對造反派和其他牛鬼蛇神大搞逼供信。保守派的優點是因為有後台,所以膽子大,敢於在運動初期就搞“紅色恐怖”,後來在武鬥期間敢殺人於街頭。在搞“四大”方面,在參與運動的積極性方面,在組織穩定性等方面保守派都是表現最差的。因為他們僅僅是依賴於利益的召喚,所以在當權派瓦解利益變得不可預期的時候,保守派組織就往往發生樹倒猢猻散的局面,這種情形在文革期間出現過數次。比較起來,造反派的組織相對就要穩固得多,因為造反派具有真正的精神力量支持和基於自身政治利益訴求的目標。

通過文革的反覆過程,確實是按照毛澤東的預想,中國的“黨、政、軍、民、學”各個階層和群體,都出來充分地進行了表演,如果沒有文革被否定的過程,中國的知識精英群體的表演將是不充分的。如果是有心人,一定能夠在這樣的社會場景和運動反覆的基礎上,重新繕寫一本全新的政治學着作,對照文革期間在信息不對稱和力量不對稱現實中間的政治博弈過程,這樣的政治學着作肯定既不同於經典的馬克思主義結論,也一定不同於西方的主流思想,這正符合毛澤東的文化革命要求─“打倒奴隸思想、埋葬教條主義”,也許這也是文化革命的應有之義─在社會場景的經驗基礎上去重新建設中國需要的思想格局。

二、文革運動中社會矛盾的展開線索

文革中間社會矛盾的展開線索是“一主三翼”。造反派和官僚精英群體的矛盾是文革期間的主要矛盾,這個矛盾不僅貫穿文革全過程,而且其他三個次要矛盾都是在這個主要矛盾的運行過程中所誘發的。

造反派與當權派的矛盾,是文革的主要矛盾,屬於階級矛盾性質,是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之間的對抗性矛盾,具有不可調和性質,這個不可調和的對抗性矛盾性質,不是造反派選擇和設定的,而是表現在當權派對造反派長期進行的無情圍剿和殘酷打擊上。作為這個矛盾的派生與演化形式,還有造反派和保守派的矛盾和衝突,也是從屬於這一主要矛盾的表現。

在運動初期造反派在毛澤東和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對走資派的揪斗是造反派處於攻勢階段,實際上敵我矛盾內部化處理,斗批的着眼點是改,這還不是對抗性質的矛盾表現;而文革後期當權派主持的清理階級隊伍和清查“北決揚”“五一六”運動,就是造反派遭遇當權派全面的反攻倒算,被當權派打成反革命和階級敵人。造反派在運動前期清算過走資派,而軍隊幹部來搶奪勝利果實─政治利益,這也相應具有政治權力鬥爭性質,因為造反派沒有經驗,沒有嚴密的組織體系,難以得到始終一貫的來自上級的鼎力支持,因此在這個權力爭奪過程中一敗塗地。造反派和軍隊幹部之間的矛盾實際上也具有權力鬥爭性質。等到粉碎四人幫之時,造反派基本上已經被徹底清算完畢。

文革期間造反派普遍遭到武力鎮壓和驅逐,文革後期造反派遭到全面清算,實際上是整個社會力量格局不平衡的必然結果。官僚精英群體實際上掌握國家機器,具有高度的組織和紀律,具有豐富的政治鬥爭經驗和穩定的輿論支持,而且在實際上掌握着黨政軍人財物,能夠依託國家機器的組織和動員能力來保護自己,在這些關鍵方面造反派都是相形見拙。

一翼是官僚精英群體和知識精英群體的矛盾,這個矛盾集中體現在文革運動的初期“破四舊”階段,和文革後期的清理階級隊伍時期,這個矛盾是精英階層的“內部矛盾”;許多文化名人自殺,如老舍等,實際上就是發生在這兩個時期。

另一翼是官僚精英群體內部軍隊幹部、軍轉幹部、南下幹部與地下黨幹部、知識分子幹部和地方幹部之間的矛盾,軍隊幹部和地方幹部的矛盾,這個矛盾體現為政治權力格局重新劃分的爭奪戰,這個矛盾主要體現在文革後期,當然這個矛盾在整個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間斷過,在建國之後在共產黨內也是表現為緊一陣松一陣,這個矛盾也是官僚精英階層的“內部矛盾”。文革期間最大的冤案和最嚴重的人身迫害事件,都是由於這樣一個矛盾所引發的,例如號稱文革第一、第二大冤案的內蒙“內人黨冤案”和雲南“趙建民特務案”,都是因為當權派內部權力鬥爭引發的,其中內人黨冤案實際上是軍隊轉業幹部(華北兵團聶榮臻、楊成武老部下)與地下黨幹部的權力分配矛盾引發的;“趙建民特務案”的積極製造者實際上是劉伯承、鄧小平舊部,是他們要從“邊縱”和留用舊人員(雲南盧漢是起義的,因此雲南各級政府中留用舊人員比較多)手上奪權的權力鬥爭引發的。新中國官僚精英群體內部的一般規律是:地下黨幹部和知識分子出身的幹部經常受到各種運動的衝擊,主要原因就是這些在黨內沒有龐大的山頭作為靠山,出於弱勢群體地位。

而造反派內部的矛盾,如一月奪權之後武漢的香花派與毒草派之爭,720事件之後的鋼新之爭,則是造反派內部的人民內部矛盾,在奪權開始之後開始帶有爭取權力與影響力的政治博弈取向;另外一個關鍵原因,是造反派作為弱勢一方,內部團結常常容易受到強勢一方的滲透和分化,無法順利完成內部的整合過程,這在後期造反派挨整期間表現得非常突出。這個矛盾的後果實際上是造反派無法凝聚自身的力量,捍衛自身的合理地位和權益,也不能集中力量一致對外,去清算當權派的罪行和督促他們實現思想轉變。

一個特殊的情況是在上海一月奪權之後,部分造反派在軍隊的支持下,鎮壓繼續造反的造反派這一現象,這是後來文革中間造反派內部武鬥最嚴重的肇因。實際上是造反派已經成為當權派,為了保護政治利益,在部分當權派的支持下,行使國家機器的鎮壓職能,重慶“八一五”參與鎮壓“砸派”,浙江的“紅暴”等組織。後來在奪權之後,許多地方的造反派分化為擁軍派和反軍派,擁軍派在多數情況下是新保守派。而且這個時候也已經沒有人自稱為保守派了。另外的原因,早期當權派對造反派的鄙視和準備秋後算帳的想法,已經有所改變,為此也加強了對造反派的滲透和分化工作,目的還是不變的─儘可能地維護既得利益和複製那個保護既得利益的政治體制。這個矛盾實際上仍然是當權派與造反派主要矛盾的轉化和新的表現形式。

在以劉鄧陶為符號象徵的當權派看來,以林彪為符號象徵的軍方勢力和以四人幫為代表的文革運動勢力(含造反派)是一樣的,因為一個從台下對當權派的政治利益和優勢地位構成挑戰;一個從後台衝上前台來搶奪政治利益。保守派與當權派的觀點有相同的,也有不同的,端視這個保守派的恩主是誰,他們能夠從誰手裡取得利益,有擁護劉鄧陶的,也有擁護林彪的。聯動很明顯就是反林彪保劉鄧陶的組織,同時他們在血緣關繫上,本身多數也是老幹部第二代,後來被對立面諷刺為“保爹保媽派”。而作為新保守派的擁軍派,明顯就是擁護和依附軍隊體系的當權派的,而且是靠反對和揭批劉鄧陶來確立自己的造反派地位的。【需要指出的是,林彪由於個人地位,具備作為一個軍隊勢力的象徵符號,他本人未必參加和主導過這個群體的活動,至少迄今為止沒有象樣的證據表明他曾經主動充當過這樣的角色。相反在文革期間許多軍隊幹部都具有政治局委員身份,而鎮壓造反派並從造反派手上奪權的行為並非軍事行動而是政治行為,黃吳葉李邱等都是政治局委員,通常是在周恩來的領導下開展工作的。】

在造反派看來,劉鄧陶集團與林彪集團是穿同一條褲子的,在不容許不同意見、動用專政手段清除異己、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或者搶奪政治利益方面,沒有根本區別,都是堅定執行鎮壓造反派政策的。對於造反派而言,與老幹部群體和老紅衛兵的矛盾,只是文革初期的一個小小的過門和序曲,稱不上是主流更不是高潮。文革期間,造反派最有意見的人,既不是劉鄧陶等人,也不是老紅衛兵,而是後來在中國實際執掌權力的那些人,很長時間內是軍隊幹部主導着中國政治,這在批林批孔運動中造反派有明確的表述。

從今天國內出版的幾本文革史的敘述模式看,基本上是劉鄧陶和聯動的文革史,敘說的都是按照這樣一群人的獨特感受,相關歷史事實也基本上是按照他們的眼光和視野進行取捨的。但是在文革中間,這一部分人的活動時間相對比較短,活動範圍也是比較狹窄的,實際上並不能代表文革的過程,是文革參與者中代表性最為不足的群體,他們與造反派的糾葛也相對少得多。對造反派而言,提到文革給造反派帶來強烈印記的,不是劉鄧陶為符號象徵的老幹部群體,也不是以聯動為代表的老紅衛兵,相比較而言,擁軍派和林彪集團的代表性要超過他們許多。而造反派與當權派的糾葛則伴隨文革過程的始終,最具有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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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脈絡清晰,頂. -- 余大郎 - (88 字) 2006-5-15 16:46:53

想一想,"三軍無產階級革命派"是造反派還是保皇派? -余大郎- [324 bytes] -2006-5-15 14:53
以上海第二軍醫大學為例:
67年春夏,我與兩派頭都有接觸."紅縱"總勤務員叫ZE咸惠,當時表情悽苦滿頭大汗,敘受壓甚慘.
"紅旗"(陶斯亮在其中)頭則氣定神閒(得總後邱會作支持),但拒絕回答問題,實際是一問三不知.

再以哈軍工為例,誰是"八八團"的?毛遠新!偏是88團被林彪定為"三軍無產階級革命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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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文章里剛好提到了老蘆所引內蒙雲南兩起大規模迫害案的真實內幕:) -- 安魂曲 - (465 字) 2006-5-15 16:34:13 (2 reads)
zt 雲兒 文革傷亡人數的數據來了 -- 安魂曲 - (706 字) 2006-5-15 16:26:34 (6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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