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某网友， 谢谢来函，今天才看到，迟复。

推荐文章，我在其他地方也看到过，并且在浏览一遍之后，又比较认真地看过第二遍，今天是第三次浏览，目的当然是在文章中找出表明我基本看法的具体依据。

首先，总的来看这是一篇相当不错的文章，对中国社会乱象的描述比较到位，对现实的批判是相当激烈。作者有悲愤的责任心，但对现实和未来并不悲观，对胡温寄予厚望，对中国的前途充满乐观，所以能够感染听众和读者。

第二，这是一个演讲稿，可以看出，作者为了使演讲达到吸引观众的效果，许多地方感性色彩比较浓重，甚至有些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例如，在第七个战略转变的论述中，对我们自己民族的哲学智慧的自信，缺乏历史事实支持，而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批判，显然是出于弱势状态下的义愤，而不是出自理性思考。我以为，对人类文明的一些重大的成果，包括“知识产权保护”的有关立法和国际准则，我们要有一个合适的心态。这个合适心态，才是民族自信的表现。毛泽东“洋为中用”的心态，才是充满自信的表现。此外，那个扫荡的日本兵的做法，显然与智力无关，那是一种渎职，是一种贪生怕死（若进去，真的有个八路军怎么办，所以才装傻，逃之夭夭，这哪里是????）。中国古代的赛马经（上马对中马，中马下马，下马对上马，可保胜两局），是以对手为????作前提的，该文的作者，把日本的“下马”当“上马”对待，显然是藐视了日本的民族精神的本质。我们不能以这种心态看待其他民族的人，这样看待，固然有快感，有自我满足，但显然是自欺欺人。这种思维的实质内涵，是自己????，结果，发展出投机心理。我们民族，是特别崇尚赛马经的，以为那是智慧，其实那是????的投机。爱国主义，与狭隘的民族主义是天敌，但一些人会把后者当前者。该文作者，本因该有很高的境界，这里却流露了一点狭隘的民族主义嫌疑，若误导听众和读者，就将“善因结恶果”。

第三，三个阶段之划分和命名（梦乐园，创乐园，失乐园）可以借以简化历史叙述，可作为参考。但是，说六中全会扭转了失乐园的历史过程，我觉得，一是可能高估了这次会议的地位，二是可能过于乐观的估计了胡的能力。胡执政以来，政治上有左转倾向是毫无疑问的，但其屡次遭遇对手集体反抗，如高尚全，皇铺平在理论上对反思改革的打压，陈良宇等地方诸侯对中央政策的抵制，以致政令出不了中南海，左转效果并不是太理想。六中全会是否一次真正的转折，要待历史的检验和实际成就来说明。作者明显是因为含着对胡的期待和厚望，为了集聚支持胡的力量，没有完全根据事实而对六中全会作出其个人的高调定性。我完全理解作者对中国历史发展一定程度需要回归毛泽东的期盼， 以及把这种期盼具体化到胡温身上的感情需要。

以下就某些问题谈一点具体看法。
“九个转变”是“三个回归”的理论支点。无论是九个转变，还是三个回归，都还只是作者的一家之言，准确性如何，或者是否成立，我这里不做考察，否则我的这个看法文字就会拖得很长。我只就某些个问题，提出一点补充，方便你多个视角看问题。

关于九个转变。如果提法成立，那么转变如何完成，以及能否确实最终完成将是问题的关键。此外，以下一些问题值得注意或者强调。

在论述第一个转折时，作者对历史的总结，不少地方是值得商量的，但作者认识到了文化的至关重要的作用。稍微遗憾的是，21世纪中国文化如何能成为赢家，作者给出的理由太少（后文依然是如此，甚至没有什么站得住脚的理由）。关于人本主义，这里要说明两点，第一，首先明确提出“人本主义”的不是胡，而是西方。它是欧洲文艺复兴的主要价值观之一。（中国现在的许多所谓学者，为了表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不遗余力在孔子思想的蛛丝马迹中发掘“人本主义”， 显得十分可笑。你可能注意到这一点）。西方人本主义大力提倡后，导致人摆脱僵死的神学，进行独立思考，结果西方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然后就是工业革命，再后是资本主义高度发达。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之后西方重提人本主义，这时表达的是对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的厌烦，对回归“自然人”（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导致人的完全异化，变为非自然人）的渴望。人本主义和工业革命的这个关系需要厘清。胡的人本主义显然与历史上的这个人本主义，不是一回事，本文作者却没有做区分，或者回避了这个区分。这应该不是其知识不足所致，而是主观上支持胡拥戴胡的感情需要所致。第二，在中国实践真正意义上的人本主义，不是发自胡，而是发自毛泽东。如果本质意义上的人本主义确能主宰21世纪的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前途，那么文化大革命，就将最终被证明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文化革命。（当然，人本主义在21世纪若没有发挥这个作用，却不能反证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

在论述第二个转变中，作者对发展的概念作出了澄清。这很好。作者说，“什么叫发展？发展应该是一种完善，是人自身的完善，社会的完善，自然的完善，这才是发展。事物的不断完善的过程就叫发展。可是我们却相反，我们是以个体的人格、精神、心理、感受的扭曲和分裂，是以整个社会矛盾的激化和社会道德的堕落，是以整个自然环境不可逆转的永久毁坏为代价的，这是破坏而不是发展”。

我要补充说明的是，我们现在的所谓发展实际上就是马克思在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彻底批判过的“人的异化”。作者要是结合“异化论” 在理论上提升一下“发展论”就好了。追求以GDP高速增长为标志的发展，即效益优先，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的庸俗实用主义，是对“异化”的作出的最好注解。这方面本文有许多生动的表述，尤其是对猫论，国情论，特色论的批判很精彩，很幽默。

第三个转变提到丛林法则，狼文化和羊文华，但作者的态度失之简单，其好比前两年流行的《狼图腾》小说一样，试图简单化地把我们民族的许多问题归结为狼性的缺乏。丛林法则，是实际存在并发挥作用的自然法则之一，个人，国家，民族都无法回避，必须面对其作用和后果，政治家则要合理诱导之。所以西方出现了达尔文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它们是丛林法则在自然领域和社会领域的哲学版本。本质上的中国人，和任何其他种族的人一样，并不缺乏狼性，问题出在对于狼性的诱导。历史上中国人的狼性被统治者引导到内斗，窝里斗，而西方的狼性被导向了外侵。这是差别。我历来主张，对内要消灭丛林法则，对外要用好丛林法则。（可参考我以前的有关文字）。这也正是现代西方文化所致力和已经获得成功的地方之一，即在自己的社会内部充分建立平等，民主和自由；对外则不顾一切推行独裁专制，例如美国的伊拉克和其他的对外战争，欧美对中国的贸易制裁，武器禁运，反倾销调查等等。这样做有一个重大的前提，就是统治者阶级要约束自己，与民平等。毛泽东，在这个方面毫无疑问是抓大了西方的脉搏，也看到了我们自己的问题所在，他在对外活动中经典的运用了丛林法则，以狼性还治狼性，即“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遗憾的是，它在内部消灭丛林法则的时候，遇到了贵族特权阶级的拼死抵抗：他要建立全民的平等，贵族特权阶级（主要是那些和他一起革命的人）却要实现“革命的目的”：革命成功后，实现对自己有利的丛林法则。所以，毛泽东生前是那么的艰苦前行，死后更是被骂了个狗血喷头。毛泽东的晚年被当局否定的那一天就决定了中国人失去诚信，走向拜金主义，乃至有今天的社会道德价值体系的全面崩溃--人被彻底异化，就是迟早的事情了。

在第四个转变中，有一段的表述是很精彩的：企业家成为了政治家，政治家成为了企业家。这种角色的颠倒，的确是许多问题的第一重的（表面的）根源。关于中国的经济改革，陈云早年有一个“鸟笼理论”并相应作出警告（你自己去搜索一下看什么意思），现在看来，陈云不愧是中国首席宏观经济学家和经济管理学家。

关于网络与高层的结合的说法，值得留意，但还需要考验。我在我那个被迫替换进《在历史和现实之间-一个网民的忧虑》的帖子里（记得你说过不该放进那个系列）对网络言论的价值作过比较高的评估和期待，并呼吁有责任心的朋友有时间就多写网文，但我没有直接将网络言论与上层决策直接挂钩（现在我对此也还是半信半疑），我更看重的是其启蒙作用。看来这位作者的确把网络看作推动现实政治的一种正面力量。这大概是他把自己的观点放到网络传播的原因吧。

在谈到第八个转变时候，作者提出一个所谓的“三分法”，用到党史和中国历史的大框架中。这种提法十分牵强附会，明显是因为作者要说明他的伟大的转折这个论题而自社的，需要注意。在文章的结尾处，作者还用若干个与6有关的年份，进一步阐述“历史的命数”。如果这是为了追求演讲的戏剧性效果，则无可厚非，听众和读者可一笑了之，但如果确信如此，那么这篇文章的“预言作用”就将大打折扣。我们在与任何一个数字有关的年份中，都可以找出许多看似有关联的重大历史件，并总结出“规律”，但这不是历史的规律，而是文字游戏，是抽签，是算命。

其他转变就不谈了。

关于三个回归。我想它们给大家提出了目标，也指出了希望之所在，但现在看来，三个回归充其量只是一种若隐若现的东西，而不是六中全会已经解决了的问题。

“第一个回归，是中国共产党阶级性质的回归”。这个回归何其艰难耳！只要一天没有公开正面承认晚年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就一天不能说回归完成。一个六中全会的决议什么也说明不了。我也始终坚持，共产党的合法性是64中被邓小平用机枪和坦克摧毁的。当时的问题比较复杂。但请特别注意：温家宝当时是胡启立调入中央而加入赵紫阳系列的人，而胡锦涛是胡启立的团中央的后任。赵紫阳和胡启立的“政治遗产”在胡温二人身上根除了吗？谁敢保证没有一个戈尔巴乔夫出现在当今中国的可能性？现在，肯定邓小平，意味着必然要否定赵紫阳，但反过来，否定赵紫阳却不必然意味着肯定邓小平。而恢复共产党的合法性，必须全面肯定毛泽东，必须同时否定64中的邓小平和赵紫阳。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这就要考验胡锦涛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本来邓小平只是毛泽东之后的一个经济补充，他的历史使命是在毛泽东完全铺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国际国内舞台上，搞好一个中国国内的民用经济，完成毛泽东不得不压后的这一件事情，其他可“按既定方针办”，可是邓小平非要把自己抬到毛泽东对等的位置，并且觉得自己比毛泽东还要高明，给毛泽东搞蹩脚的盖棺定论，还搞起不伦不类的改革，弄巧成拙，搞出了64屠杀，把共产党的合法性断送了）。

第二个回归，是中国改革历史性质的回归。在这个所谓的回归上，胡温做出了一些努力，例如改善弱势群体的经济地位，减免学费，医疗合作制，取消农业税，甚至在理论上提出了和谐社会的建设，但是，大多数还只是医头医脚的东西，远没有触及到根本，还只是在邓小平的灾难性改革上，搞改良。效果如何，有待检验。

第三个回归，是向人类政治文 明进程的回归。这个说法太言过其实，一个六中全会有这个能力吗？不过，在相关论述中，“大众政治”的说法，值得关注，我也持有同样的看法，并在以各种方法论证，毛泽东的路和西方成功的路是殊途同归。（参见我的《只有绝对的人治，没有绝对的法治》。严谨的翔实的学术论证将在我的文稿《1789-1989》中出现。但愿以后你能看到。但是，我们现在看得到大众政治的影子吗？把网络言论的有限自由，夸大为大众政治，恐怕不合适吧？而在网络言论之外的胡领导下的现实中国，哪里有大众政治？所以，以大众政治为标志的政治文明的回归并未发生。所以，作者关于这个回归的论证是不能成立的。

以上写得不少了，是不是让你有点泄气，刚看到的希望又失去了？其实没有。真正的希望也许是17大之后，17大之后的4年，胡温如果依然如此平平，没有完成上述事业，那么，就要看还有后来人的。而如果17后以上回归逐渐落实，那么该文也就成立了，其作者就是先知先觉，察我所不能察觉。换句话说，17大后的四年将告诉我们本文的“预言价值”有多高。

最后，我三言两语表明自己对胡温的看法。我对温 不看好，对胡还想做最后的考察。对毛泽东的晚年遗产的处理（对应的是对邓小平的历史地位的实事求是的评价），将是中国政治走向的指示牌。我现在假设胡没有给晚年毛泽东恢复名誉，是出于政治谋略的考虑，因为它需要先巩固权力基础。如果17大后的某个时期直至最后阶段，胡依然不敢涉足毛泽东晚年的政治遗产，也就是说不敢直接面对共产党合法性的问题，那么，大家就都高看了胡。

本看法草就后，觉得可以提供给更多的读者参考，我会尝试的，如果在某个网站出现，请不要介意。我则乐意你在方便的时候提供给别人参考。

右而左
2007-0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