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罕見論壇》與《天下論壇》中都沒見到武振榮的文章，對他
的回應本不該在此張貼，但可憐我在張貼武文的地方無上貼的幸
運。所以只能再借寶地，言所欲言。深懷歉意。
即興對武振榮先生的重新認識 即興
去年十月初，因偶然的機會我看到一篇武振榮先生的大作，並因
此於10月7日 和10月9 日分別在《罕見論壇》與《天下論壇》對
其發表了一篇題為《武振榮——一位說真話的民主騙子》的讀後
感。我原以為自己人微言輕，本不值得民運政治家們答理的，所
以注意了一段時間，在這兩個論壇上沒見反應也就將此事淡忘了。
後來，除了心血來潮又寫了幾篇雜論外，就在《寒山小徑》上亂
說太極拳去了。接着，因獨自開了個太極網站更是樂在其中，少
有他顧。今天在收集自己在網上寫的太極拳文字時，又偶爾看到
了武先生【再論民主的前價值--兼議即興的《武振榮》】一文。
文中武振榮先生說，他此文也是因為無意中看到了我的《武振榮
——一位說真話的民主騙子》一文而在去年11月3日 發表的。我
倆真猶如在網上玩捉迷藏般的有趣。
我在《武振榮——一位說真話的民主騙子》中，正如武先生在【
再論民主的前價值——兼議即興的《武振榮》】一文，所說『況
且即興作為一個寫作的人，在批評我的論點時，很是客觀，不像
某些人斷章取義，而是在文章中大量的引用我的原話，以至於引
文幾乎占了文章很多篇幅。』我好辯，喜歡不知天高地厚地對民
運理論家提異見。然而，我在作論時的認真確是我的論爭對手都
難以否定的，尤其如張三一言之類的理論家更是為此而頭痛。因
此，視我如瘟疫般地躲之猶恐不及。我希望武先生不會如此。我
好辯還源於好疑，這是因為遇到政治騙子太多的緣故。所以，有
一種一定要揭穿騙子們忽悠伎倆的惡癖。就如上面所引武先生的
原話，一般人可能隨便地就放過了。但在我看來，先生是想諷刺
我。『作為一個寫作人』……『以至於引文幾乎占據了文章很多
篇幅』言下之意是全無自己的分析文字。我從這些文字中看到了
先生故作不肖一顧的神態。其實，我以為讀者如果仔細讀一下我
所引用的武先生原文，他是不是一個『說真話的民主的理論騙子，
』已經可以一目了然的了。我所說的話只能嫌多，不必嫌少的。
就如我在揭露另一位民主騙子林寶華（凌鋒）時，更是幾乎 只
引用了他的自白，我僅幫他畫龍點睛地點一下，這騙子形象就
活龍活現了。
看來武先生喜歡評論者多說幾句，那我就試着滿足一下武先生的
願望吧。
讀了武先生的【兼議即興的《武振榮》】後，基本可歸納為一點
誤會，幾點分歧。
下面我想就這幾個問題談談我的看法。
先說說誤會
通觀武振容先生的【兼議即興】，他對事實少有興趣。所以出現
在他文字開首唯一的，對事實的敘述尤顯珍貴。我很願意為此說
幾句以鼓勵他在今後多多地以事實作為發表理論的根據，儘量減
少信可開河的文藝創作。他說『事實是，在寫作這篇文章以後的
兩年多時間內，我連即興的一篇文章都沒有讀過，也完全不知道
就在我寫作這一篇文章時，他和張三一言先生圍繞着同樣問題發
生過爭論，因此說文章“專為”他而發的話，根本就不符合事實
』我並未說過，他2004年的文章“專為”我而發必定是個事實。
在武先生摘錄的我的原文中所說的『所以我有理由認為武振榮先
生的這段文字是專為我而發的』很明顯是一個合理的推斷，而不
是事實的描述。所以，說我推斷有誤是合理的。而指責我『根本
不符合事實』就有些言過其實了。武先生在後文說『我理解批評
如果不矯枉過正的話，那麼就引不起被批評者的注意，因此就有
可能影響批評的效果之達成』或許這就是一種武先生所精通的寫
作技巧吧。 (海納百川 )
雖然據武振榮先生現在指出【非制度性民主階段的失卻和尋找】
一文，被我認為是針對我而寫是出於誤會，但出現這樣的誤會，
在當時的背景下，應該可說是事出有因的。而關於我在文首對“
偉人”所發的一段議論，武先生以為是針對他而言，其實也可說
是事出有因的誤會。我讀武先生那篇文章時，對武先生也是一無
所知，為他對我與張三一言的辯論如此感興趣而感到好奇。為了
較全面地了解武先生對民主的看法，當即我幾乎通讀了所有在天
下論壇能搜索到的武先生的文章。那些文章，顯示武先生並非如
他自嫌地認為自己只是一個平平常常的人。當然，由他的文字離
可把他當作偉人還是有段距離的。然而，讀了【再論民主的前價
值--兼議即興的《武振榮》】一文後，我倒真有些把武先生當作
“偉人”對待的必要。
我發那議論是對自己發表言論時所抱態度的一種表述。我在寫網
文時，經常會有這類的議論。因為，讀網文不像讀書，經常可以
通過全書各篇文章的相互參照，來全面理解作者的想法。網友往
往只能從一篇文章中來判斷作者思想，處世方式等方方面面的特
質。所以，我在寫網文時，只要我認為應該說的就會反覆地說。
現在為什麼我倒真要把武先生當“偉人”來看待了呢。一是因為
他自述，『在中國我秘密寫作了30多本追求民主、反對專制的書
稿，可是連一個字也沒有發表。』在中國就秘密寫了那麼多追求
民主，反對專制的書稿，還不“偉大”麼？如果能發表倒顯不出
偉大來了。如此偉大還認為自己是個平常人豈不更顯得偉大了。
如果，武先生以前寫的都是追求“人民當家作主”的民主書，那
麼我就更要把他看作“偉大的說真話的民主騙子”了
然而，我還是要說，我並不崇拜“偉人”，“偉人”與“英雄”
相近。我對英雄，偉人的定義就是在某個領域中能搞得人們不安
寧的人。他們之中有成功的、有失敗的。所以，如果我真把武先
生當偉人的話，討厭的意味遠多於諷刺的意味。如果武先生能全
面地讀一下我的網文，就可知這一點已是表露得很清晰的。
我所崇敬的人是，真正能看破紅塵的人，不管他們的政治立場，
思想觀念如何。事實上，一個人是否是英雄，偉人，自己是最沒
有發言權的。不想當偉人的被認為是偉人，自封偉人的，偏得不
到承認的現象有的是。對此類問題最好的辦法是走自己的路，由
人去說。不值得對別人的此類評論耿耿於懷的。所以，我以為吝
嗇文章篇幅的武先生是沒有必要化那麼多篇幅來辯解自己是否偉
大的。
由於，武先生在議論我對他的評論時，既未切題，又少論證，只
是發表一些武先生本人的所謂價值取向。而我對別人的價值取向
卻毫無興趣。某人喜歡什麼制度、那種理論體系與我何干。我只
對揭露事實，說的理是否合乎邏輯喜作探索。所以，下面我不想
對武先生所發表的與我無關的價值觀多發議論，而僅就從武先生
文章中發現我們某些觀念上的分歧作些說明與比較。
一，我對武先生【兼議即興】一文最不以為然的是，他沒有搞清，
雖然我一直不贊成將“人民當家作主”當作政治承諾來推動政治
改革，但是在【武振容——一個說真話的民主騙子】一文中，主
要地，我不是否定他對“人民當家作主”的執著。因為，贊同“
人民當家作主”的人並不都是騙子。我曾多次說過，老百姓相信
“人民當家作主”是出於幻想，正在奪權的人宣揚“人民當家作
主”是奪權的需要，有的是出於糊塗，有的是為了欺騙。當權者
宣揚“人民當家作主”則完全是為了欺騙。我指出武振容是位騙
子的事實是根據他明明知道這句話的欺騙性，還要執著地繼承這
種欺騙理論。更因為我對他公開地說出搞政治就需要欺騙這種一
般騙子不敢說的大實話的驚奇，所以才說他是個說真話的騙子。
當時我並無覺得他比共產黨更可惡的感覺，倒是覺得他有些老實
得可愛。武振容先生如果只是【再論民主的前價值】的話，我可
能就會繼續吹我的太極拳而不會來對他說三道四的。但是他【兼
議即興】的文不對題，就成為我不得不說幾句閒話的原因了。因
為，在他對即興所發的議論違避事實，毫無根據地近於文藝創作。
武振榮先生對我的寫作技術發表了有趣的評論。我對文藝小說構
築虛情假意的寫作技巧可說一竅不通。這是張三一言等民主理論
家最鄙視我的地方。人以群分，以與張三一言合流為榮的武先生
也不滿意我的寫作技巧便在情理之中了。武先生的【兼議即興的
《武振榮》】一文或許就是他的寫作技巧的範本。其特點就在於，
對我引他的原文為據的論事十分的不自在，而他在指責我的種種
錯誤時，讀者卻無緣看到我的原話。他以為這是“論爭”最佳寫
作技巧，我卻認為這是理論騙子的最常用手法。
請看，武振榮先生在轉入正題，要為自己辯護，要批判即興時的
開場白說：
『因篇幅的限制，對即興的文章我不可能作太多的引證，但是它
的主要意思可以這樣說，過去共產黨用“人民當家作主”的話“
騙人”，現在武振榮又用這個話來重新“騙人”，因此共產黨人
和武振榮都是“騙子”，不過他們的“騙術”卻有高低之分，共
產黨人用完全的“假話”“騙人”，武振榮卻用“說真話”的方
式“騙人”，對比之下，共產黨人是專制的騙子，而武振榮卻是
“民主的騙子”，因此從理論上講，武振榮的危害性和欺騙性就
更大了，甚至於是“明火執仗地設置騙局”。』
武先生在談論與主題無關的“偉人”議題時，可能自以為有三分
理可說，既引了些我的原文，又談自己的過去的寫作，絲毫不吝
嗇有限的篇幅。但等論及他是不是在理論上欺騙了民眾，“人民
當家作主”到底是否有欺騙性時，卻對篇幅珍惜起來了。
既然武振榮先生嫌我上次說得太少，現在，當武先生珍惜篇幅的
時候，我倒願接受武先生的批評，不再太吝嗇地來消費下武先生
為我省下的篇幅。
武先生為珍惜篇幅而未引用的我的原文是這樣的：『武振榮先生
明知在專制主義的國家，沒有“人民當家作主”的事實。但是又
認為將他看做政治騙局卻是犯了簡單的錯誤。為什麼不能說他是
騙局呢，他說因為共產黨弄出來的這種實現不了的高明口號“也
並不是我們民運人士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就能夠創造出來的。”所
以，這種騙人的口號民運還是要用的。但武振榮先生可能也覺得
這樣繼承騙局有些太露骨，於是假惺惺地說我們要想盡辦法在那
個虛假的外殼下發現“真實的內容”。但是，讀者能在他的文章
中找到他究竟發現了什麼真實的內容了呢？一點沒有！自己找不
出有價值的真實內容，卻蠻橫地說：“這些在異議人士們看來完
全是“荒謬的騙人的鬼把戲”我們的民運人士卻應當給出它一個
恰如其分的解釋，我們絕對不能隨聲附和地跟着異議人士去言說。
”更可笑的是他說繼承這種騙局是作為一個民運鬥士應有的“保
守已有價值的責任”。 (海納百川 )』
我的這段話能歸結為上面武先生的推斷嗎？可說是風馬牛不相及。
我問他，你要揭示的“人民當家作主”的“真實內容”是什麼。
他在反駁我的文章中還是沒有說出來，難道也是為了篇幅有限？！
他只是想說，這句話共產黨說則是騙人。他說便有真實性。這就
是他追求的騙子間的平等與制衡。但人們都清楚哪個老練的騙子
會說自己的話是騙人的呢？
在前篇文章中武先生還說了些真話，在緊接着上述引文後面，他
又說『如果我們滿足於做這個社會中的異議人士，那麼，我們可
以不顧及這裡存在價值的問題，所以我們可以痛痛快快地按我們
個人的意願發表意見，可以不顧及自己言論要和一種特定政治運
動的關係。民運人士就不能這樣，他們的言論和行為要受民主運
動的制約，要服從於民主運動的要求，而在今天，這個民主運動
主要的是政治運動。正因為有了上述的區別，我才對目前民運隊
伍中那些被異議者言論占滿了的東西發表批評性的意見，認為應
當在民運隊伍中分離出異議言論，從而使民運隊伍達到應有的團
結。就這個問題而言，如果我們民運人士看不到其間的區別，稀
里糊都地以為民主的運動不需要這些“騙人的東西”，我們就太
不了解政治了。』他那時還敢於強調騙人的重要性，所以我說他
是個說真話的民主騙子。如果說上回他還是個幼稚的騙子的話，
今天他已經變成說假話的老練的民主騙子了。
現在武振榮不但不敢提即興是如何評論他的，他甚至也不敢提一
下自己在上次被即興評論的話中哪些是拿得上檯面的，並作個能
為人們接受的辯護。讀者所見的只是些如當年共產黨所說的“社
會主義就是好，就是好”“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
苗”之類的，乾巴巴的，只有斷言，沒有論證的所謂價值取向。
對這種價值取向的幻象性，我在與張三一言辯論時已經說得口燥
舌爛，對我的言論有批判興趣的可以到《天下論壇》或《罕見論
壇》去搜索的。在此我就不再對此發無謂的言論了。但是，認真
地閱讀批判對象的文字，卻是批判者必須付出的代價。不能像武
先生那樣，靠想當然來胡議的。如果要我重新評價武先生的話，
現在我會說：武振榮已經成為一個真正的，偉大的，說假話的民
主騙子了。 (海納百川 )
二、究竟是誰毫無根據地要『把被批評者置於完全錯誤的境地』
由武振榮論及我的內容看，如果他說寫前文時對我一無所知是真
的話，他現在如果不是為了故意地忽悠讀者，我可以肯定地說他
對我的觀點，對我論爭時所持的態度還是一無所知。他的這篇【
兼議即興的《武振榮》】因而成為一篇無的放矢的自說自話。
武先生說：『我是陝西人，我們陝西省有一句方言叫“打人沒好
手，罵人沒好口”，此話當真，批評人也是這樣。批評者常常越
過正常水平線而把被批評者置之於完全錯誤的境地，即興對我的
批評就是這樣。』
他對此結論沒有提出任何根據，可見不是即興在意氣用事，而是
他在對即興作毫無根據的指責。因為他沒有認真地看一下即興的
網文，所以他根本就不知道，在即興的所有文字中很少以對、錯
對人的行為作判斷的。我說武先生是民主騙子只是因為他明知“
人民當家作主”的承諾，不可能實現，還要堅持讓人們相信他。
就如胡平認為民主需要虛偽那樣，我只表示不能贊同。至於誰對，
誰錯從來不在我的理論議題之中。而正是武先生在不長的文章中，
指責即興這錯那錯的有七、八處之多，難道這是因為武先生是山
西人？是想把我置於完全錯誤的境地？不會吧！
武先生又說：『特別是不怕像即興這樣的搞民主的人的批評。因
此，他即使懷疑我寫作上述文章時，沒安好心，純粹是要“設置
騙局”，我也不計較』
如果武先生認真讀過我的網文，應該知道即興自從受了張三一言
先生的民主啟蒙後，從來就不肖與『搞民主的人』為伍的。無論
是共產黨的民主理論與民運理論家的民主理論在我看來都是我的
觀念上的異類。至於有人要“設置騙局”將我劃入『搞民主』之
類，我在乎，但並不怕。至於好心，壞心我也很少評論，有好心
的騙子，有壞心的騙子。欺人容易欺己難。這就是我對好、壞的
態度。武先生說『不計較』但是為什麼在開場白中說『我讀完了
此文，感覺到文章中所涉及的問題事關重大，有回答之必要，於
是就寫了此文。』呢？又為什麼要指責即興有七、八處的錯呢？
又言不由衷了，是麼。要欺人看來也不容易啊！是不？
三、為何即興不贊成“人民當家作主”的民主觀
武先生說：『你如果因為毛澤東寫了《為人民服務》的文章，就
認為它是毛澤東的發明，那不就是明顯的錯誤嗎？依據同樣的道
理，人民在國家生活中應該“當家作主”的思想在孟子的着作中
你可以尋找到源頭的，孟子在論述到人民、社稷、君主三者的關
系時，把人民放到第一位——現代語言中的“頭等重要”地位—
—不就是事實嗎？』由此可以看出武先生把即興當作泥人在任意
的捏塑。不知他憑即興的那句話得出，我是因為共產黨說了要“
人民當家作主”才認為“人民當家作主”是騙人的謊話的。武先
生不妨去問一下同伴張三一言先生，我與他在爭論“人民當家作
主”的現實性時，在他首先指責我是為共產黨的專制辯護之前，
我們是否涉及共產黨、毛澤東了？我可以明確地告訴武振榮先生，
不管是你還是毛澤東發明的，甚至是張三、李四任何其他人發明
的，我都認為“人民當家作主”是不可能實現的。我並不只是因
為武先生贊成“人民當家作主”而把他說成是騙子的。因為，我
一直指出，民眾有這種願望是幻想，當權者說要讓“人民當家作
主”是騙人，那些正在謀權的人把這句話當作給民眾的許諾那是
把它當作奪權的工具。我說武先生是說真話的騙子是因為，認為
搞政治就得騙人。我引你的這段原話，是為了證明你在玩弄論爭
中偷換議題的旁門邪道。這也就是你藉口篇幅有限而不敢引用你，
我在第一回合中所說的原話的真正原因。
我從來認為，理論上的問題不能單由一句話來判斷其真偽，而必
須把論爭對象所說的話放在他的理論系統中考察其自適性來判斷。
更不能因人廢言，以政治立場來判斷理論的真偽。我想向武先生
作一個提示：根據我的判斷，我與武先生的觀念是處於不同的理
論體系之中，所以，武先生如果還要與我論理的話，勞駕去涉獵
些我在網上的塗鴉，切不要在發議論即興的宏論時再以我對即興
一無所知為榮了。這樣，我們雖不可能成為同志，但只要大家認
真，真誠，以事實為依據，達到相互理解還是有可能性的。
四、誰主張割斷歷史
孟子的話我說是民本觀的表現，武先生引以為榮的同伴張三一言，
曾經為此大加韃伐。我幾乎成了他眼中的封建餘孽。今天武先生
說孟子把人民當作頭等重要的階層，是中國民主的源頭，我真為
武先生與張三一言的戰鬥友誼的前景擔憂。也更使我認清你們這
些民主理論家只關心政治利害，不知說理的偉大之處。為此我要
再次感謝武先生對我的指責。至於武先生指責我要割斷歷史，便
是有些張冠即帶了。要割斷歷史的正是你的民主理論盟友張三一
言先生。即興與張三一言的最大分歧可說正是我不能贊同他的割
斷歷史的民主革命觀點。我看武先生還是在這方面多接受些張三
一言的民主啟蒙比對我作莫名其妙的說明來得現實些。
五、關於論爭中的所謂“對號入座”
武先生說我有善於對號入座的的特徵。對此我不想多說，僅引我
在【希望指名道姓的思想交鋒蔚然成風】一文所說過的話，作為
答覆：『有時這種批判（引者：指不指名的批判）原是為了避免
傷害某些個人的情面，但由於任何群體中都可能良朽不齊，尤其
在當前陣線不明的時候，不指名的批判往往反而會傷及無辜，不
利於最廣泛地團結，解決實際的社會問題。我們必須在論爭中學
會實事求是地識別某些個人行為與組織行為的區別，提高本身的
分析批判水準。只有通過充分的思想交鋒，才能人以群分，分清
思想、政治主張，進而形成明確的政治陣線。更因為，不負責任
的惡意中傷者最愛的手法也就是不指名的指桑罵槐。他們經常會
倒打一耙，在無言以對時，把被批評者的據理反駁說成是心虛的
對號入座而逃避言責。這是批判者不敢面對事實，躲避嚴肅的思
想交鋒，不敢承擔文責的表現。再則，不指名的批判，被批判者
無理時可以對其採取充耳不聞的態度，躲避實質的思想交鋒。如
果，你根據事實作指名道姓的批判，被批判者就難以迴避實質性
的討論了。所以我主張在進行思想交鋒時，儘量作指名道姓的批
判，這有利於通過嚴肅負責的批判與反批判達到梳理思想，辨識
真偽的目的。』
六、什麼是理論論爭中該取的方式
武先生說『我理解批評如果不矯枉過正的話，那麼就引不起被批
評者的注意，因此就有可能影響批評的效果之達成。正因為如此，
我在這一篇帶有說明性質的文章中，不想用同樣的方式反批評。』
他提出了那麼多即興的錯誤，卻不提不出絲毫的依據，而我的判
斷都以武先生的原話為依據而作出的。理論論爭中應該採用那種
方式，我相信讀者是不難判斷的。我期盼着武先生能用一下我采
用的方式來做一篇像樣的反批評，這樣或許容易使讀者更清晰地
明白即興的七條錯誤究竟錯在哪裡。武先生的哪些話又是不應該
深藏不露，而應該繼續廣為宣揚的。
最後我要說明的是，因為武先生並沒有作認真的『兼議』，只是
東拉西扯的信口開河。不得意我也就只得跟着他東拉西扯地周旋
一番，我期待着他能激發我寫些像樣的文字出來。免得浪費了讀
者寶貴的時間。
附武文：
再論民主的前價值
-- 兼議即興的《武振榮》一文
武振榮（韓國）
前一些日子，我在谷歌上搜索我的一篇舊文章的時候，無意間看到了即興在《海納百川論壇》上發表的《武振榮——一位說真話的民主騙子》（以下簡稱《武》文）一文。出於好奇，我讀完了此文，感覺到文章中所涉及的問題事關重大，有回答之必要，於是就寫了此文。
在上述文章中，即興批評了我2004 年9 月 13日寫作的《非制度性民主價值的失卻和尋找》（以下簡稱《非》文）一文。此文於同年10月4日，在“中國民主正義黨”網站上發表，《天下論壇》作了轉載，即興在時隔“半個月”後讀了它，反對文章的內容，最後寫出了《武》文。我讀了《武》文後，我感覺到他（或者“她”，另一個名字叫“程蕾”）是一位很好地讀者，一下就讀出了我的文章的意思，並且非常準確地判斷我的這一篇文章是針對他寫的。他說：“武振榮”的文章“其中專門列有《關於“人民當家作主”、“為人民服務”以及普通人社會地位的提高等問題》一節，認為民運人士應該繼續承繼共產黨的“人民當家作主”的口號。因為，當時我的言論被另一位民主理論家張三一言先生說成是反民主的獨唱，所以我有理由認為武振榮先生的這段文字是專為我而發的。可惜我離網早了半個月，沒能早些領教武振榮先生的高見”其實呢？這裡的確存在着一點小誤會，我感覺有澄清之必要。事實是，在寫作這篇文章以後的兩年多時間內，我連即興的一篇文章都沒有讀過，也完全不知道就在我寫作這一篇文章時，他和張三一言先生圍繞着同樣問題發生過爭論，因此說文章“專為”他而發的話，根本就不符合事實。
情況即使如此，我認為即興是一位好讀者的原因還在於，我雖然在寫作此文時，對即興一無所知，但是我的文章的確是批評了民運隊伍中的一種傾向，那就是一些人認為在中國共產黨統治的社會中不存在一點點的民主，連民主的前價值也是騙人的東西。我批評這種傾向，而即興認為我在批評他，採取“對號入座”的方式，認為我是“專門”批評他的，就不無道理。況且即興作為一個寫作的人，在批評我的論點時，很是客觀，不像某些人斷章取義，而是在文章中大量的引用我的原話，以至於引文幾乎占了文章很多篇幅。正因為即興的態度很認真，所以，在讀了它之後的幾十天內，我就決定寫這一篇答覆性的文章。
如果僅就寫作的技術而論，即興的《武》文的第一段文字和文章的主旨無關，一開頭就寫了“偉人”問題，並且論證說：“偉人之所以被認為是偉人，這就如同買彩票中頭獎者，他買彩票的行為與千萬的其他買客並無不同，只是一種偶然使他中了獎。”如果我沒有猜錯的話，即興的話是不是在暗暗地諷刺我想當“偉人”，若是這樣的話，即興就錯了，我在那一篇專門研究民主的前價值（也叫非制度性民主價值）的文章中，沒有扯到“偉人”問題上去，我只是說我們中國普通人在前毛澤東時代中所了解和知道的那些諸如“人民當家作主”、“為人民服務”之類的東西可以被看成是民主的“前價值”。因此，我們在批評和批判了共產黨用它騙人時，就站到了民主的批判性立場上，但是在這樣的立場上，我們若是要進入批判的最佳價值狀態，就應該掌握如下的原則：當我們的人民在受騙的狀態中，要把“騙人的東西”弄成為自己真正可以占有的東西，以至於這樣的行為同專制秩序發生衝突時，“騙人的東西”在我們的行為中產生出了“正確”意義時（這不是我們主觀願意中的事），對“騙人”行為的批評就不應該引起對於自己行為和自己感受的“全面否定”。這些意思好象同專制社會中的“偉人”並不就必然地發生聯繫，因此，即興的“偉人”這一段若是批評毛澤東的話，那也是文不對題的。
如果不是那樣，那麼我在寫作那一篇拙文時，也談不上想當什麼“偉人”，我的出身、背景、經歷不但平平常常，就連相貌也是平平常常的，沒有一點過人之處，況且我要寫的問題，本身就是一個存在很大爭議的問題，怎麼可以想着要利用這個問題以爭取自己的名聲，或者充當“偉人”呢？在中國我秘密寫作了30多本追求民主、反對專制的書稿，可是連一個字也沒有發表。2004年3月以後，才我在民主網上開始發表文章。所以到寫作《非》文時，我充其量是一個平凡而又普通的網路寫手，怎麼說，也和“偉人”扯不到一起的啊！
因篇幅的限制，對即興的文章我不可能作太多的引證，但是它的主要意思可以這樣說，過去共產黨用“人民當家作主”的話“騙人”，現在武振榮又用這個話來重新“騙人”，因此共產黨人和武振榮都是“騙子”，不過他們的“騙術”卻有高低之分，共產黨人用完全的“假話”“騙人”，武振榮卻用“說真話”的方式“騙人”，對比之下，共產黨人是專制的騙子，而武振榮卻是“民主的騙子”，因此從理論上講，武振榮的危害性和欺騙性就更大了，甚至於是“明火執仗地設置騙局”。
我是陝西人，我們陝西省有一句方言叫“打人沒好手，罵人沒好口”，此話當真，批評人也是這樣。批評者常常越過正常水平線而把被批評者置之於完全錯誤的境地，即興對我的批評就是這樣。其實呢？我這個人如果說有一點特點的話，那就是我不太怕批評，特別是不怕像即興這樣的搞民主的人的批評。因此，他即使懷疑我寫作上述文章時，沒安好心，純粹是要“設置騙局”，我也不計較。我理解批評如果不矯枉過正的話，那麼就引不起被批評者的注意，因此就有可能影響批評的效果之達成。正因為如此，我在這一篇帶有說明性質的文章中，不想用同樣的方式反批評。我原則上認為即興對我的批評是錯誤的，但是錯誤之所在，只在於他把主義時期的民主和問題時期的民主混為一談，從而影響到他對後一個時期中的民主發生錯誤判斷，認為在民主的問題上，專制和民主，自由與獨裁應該是“冰碳不同器，鸞梟不比翼”的存在物，完全不知道在人類21世紀前後的時間中，特別是在我們中國——這個具有了一百多年民主革命和民主運動歷史的社會中——上述兩樣東西的存在，有時候甚至是“水乳交融”地合在了一起，要分開甚至都是困難的。這樣以來，當我在論證和宣傳民主的前價值的時候，他感覺到我好象“繼續”搞共產黨“騙人”的那一套，就非常自然，卻完全沒有注意到歷史和現實中大量存在的種種“交叉”性的價值；而在今天，我們若理不清它，就沒有辦法整理出人民社會中的民主的頭緒和歷史。
要知道，主義時期的民主是一種形而上學式的存在，雖然在理論上講，它是關注生活的，但是它沒有辦法可以進入人的真實生活之中，就這個意義去批評，說共產黨所宣揚的“人民當家作主”、“為人民服務”這樣的東西是騙人的何嘗不對？只是你如果沒有看到，被“騙人”的方式所提起的東西本身是一種價值的存在形式的話，那麼你就是錯誤的。即興的錯誤就是如此。任何一個國家和社會都有一種民主的前價值。美國的民主前價值是英格蘭的鄉鎮民主，法國民主的前價值是啟蒙時期的文化與思想，而我們中國今天的民主前價值，包括孫中山先生所倡導的三民主義和用毛澤東思想名義所提出的“新民主主義”以及在毛澤東思想普及時期出現的“人民當家作主”、“為人民服務”等東西。在“主義時期”上述的東西被認為是一種“客觀的存在”，沒有任何問題；但是當民主在發展到問題時期時，上述的東西就產生了“問題”，對“問題”的研究與解決，我們就得有一種新思想和新的思維模式，而不能象中國共產黨那樣的採取歷史否定主義的老一套，認為抓住了某一個時間點就可以確定歷史的“好”與“壞”，而完全忽視了歷史內在的統一性。因此如果認為主義時期的民主因素潛移默化地存在於問題時期，那麼我們就應該把那些在主義時期不可能簡單方式現實的價值組織在一個可以現實價值的最大化組織的體系中——就是問題的關鍵。不懂這一點，認為要把民主的前價值當垃圾一樣地底扔掉，就是即興的錯誤。
即興沒有理解在前毛澤東時代的那些上述價值，不是完全意義上的屬於毛澤東和共產黨的這一個道理，以至於產生了誤會，把共產黨曾經“抓住”了的東西，當成了共產黨“創造”的。從廣義上說，它是一種普遍的人類價值和傳統的中國價值，只是共產黨、毛澤東對之作了一種“占有”而已。就如為人民服務的問題來說吧，你如果因為毛澤東寫了《為人民服務》的文章，就認為它是毛澤東的發明，那不就是明顯的錯誤嗎？依據同樣的道理，人民在國家生活中應該“當家作主”的思想在孟子的着作中你可以尋找到源頭的，孟子在論述到人民、社稷、君主三者的關係時，把人民放到第一位——現代語言中的“頭等重要”地位——不就是事實嗎？因此，如果說毛澤東把“為人民服務”作為一種精神來提倡，到最後地走了形式，欺騙了中國人民的話，那麼我們從這樣的錯誤中，所能夠總結出來的教訓，不是要否定為人民服務，而是要在中國建立起一個為人民服務的有效制度！所以，我們批判毛澤東用“為人民服務”的話來欺騙人民的這一種正確行為，若被引導到“否定”為人民服務精神的地步，那就得不償失了！
即興的錯誤還連帶着一種如何對待歷史的問題，我認為這也是需要澄清的。我在寫作《對一個偉大時代的回憶與理解》的書稿中，提出在中國存在着這樣的一種堅持“歷史否定主義”立場的人，他們的手裡好象是拿着一把可以把歷史“斬斷”的刀，對準歷史的某一個時間點，一刀下去，說，刀前面的一段歷史是壞的，後面的一段是好的，其情形就同肉市上賣肉的人一樣，他們的一刀切下去，可以區分出好肉和壞肉來的。即興不是有善於“對號入座”的特徵嗎？那麼，就請吧！
眾所周知，民主的前價值固然是人民社會的一種長期的積澱物，但是人民社會的那一段歷史卻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同“專制”的歷史是“交錯”存在的，因此我們不可能用“快刀斬亂麻”的方式來解決這個時期的民主問題。但是即興卻不是這樣認為的，他好象是舉起了“快刀”，對着1989年這一年砍下去，認為1989年以前的中國社會沒有民主，以後的才有（他在其它文章中是擁護1989年的民主運動的）。其實，這一刀若被別的人舉起，砍到1979年或1976年，情況也都是一樣。因此，我認為在中國研究和解決民主的前價值問題，事實上關繫到中國民主運動的歷史和發展的雙重問題，所以特別重要。
“人們對歷史的遺產茫然無知”，本哈德-施林克說：“不知我們深深地打上的歷史烙印，我們生活在歷史之中”（《生死朗讀》）。我們是從過去的歷史中走出來的人，現在，我們回過頭去看那一段過去了的歷史，它的確是值得我們批評、批判的，但是它不是“錯誤”的——我們民運人士和共產黨人的歷史觀的實質性區別也許就在這麼一點。但是就這麼的“一點”足可以造成巨大的歷史差異！
在這一篇文章的末了，我還要感謝即興，他在《武》中，把我和當時還沒有與之直接交往的張三一言兄給扯在一起了，說我們是“一伙人”在“創造”“高明的騙局”。到今年的5月份，當我登上了《獨立評論》，同張三一言在網上互相支持時，才感覺到需要感謝即興——這位穿針引線的“紅娘”。
2006-11-3
即興
去年十月初，因偶然的機會我看到一篇武振榮先生的大作，並因
此於10月7日 和10月9 日分別在《罕見論壇》與《天下論壇》對
其發表了一篇題為《武振榮——一位說真話的民主騙子》的讀後
感。我原以為自己人微言輕，本不值得民運政治家們答理的，所
以注意了一段時間，在這兩個論壇上沒見反應也就將此事淡忘了。
後來，除了心血來潮又寫了幾篇雜論外，就在《寒山小徑》上亂
說太極拳去了。接着，因獨自開了個太極網站更是樂在其中，少
有他顧。今天在收集自己在網上寫的太極拳文字時，又偶爾看到
了武先生【再論民主的前價值--兼議即興的《武振榮》】一文。
文中武振榮先生說，他此文也是因為無意中看到了我的《武振榮
——一位說真話的民主騙子》一文而在去年11月3日 發表的。我
倆真猶如在網上玩捉迷藏般的有趣。
我在《武振榮——一位說真話的民主騙子》中，正如武先生在【
再論民主的前價值——兼議即興的《武振榮》】一文，所說『況
且即興作為一個寫作的人，在批評我的論點時，很是客觀，不像
某些人斷章取義，而是在文章中大量的引用我的原話，以至於引
文幾乎占了文章很多篇幅。』我好辯，喜歡不知天高地厚地對民
運理論家提異見。然而，我在作論時的認真確是我的論爭對手都
難以否定的，尤其如張三一言之類的理論家更是為此而頭痛。因
此，視我如瘟疫般地躲之猶恐不及。我希望武先生不會如此。我
好辯還源於好疑，這是因為遇到政治騙子太多的緣故。所以，有
一種一定要揭穿騙子們忽悠伎倆的惡癖。就如上面所引武先生的
原話，一般人可能隨便地就放過了。但在我看來，先生是想諷刺
我。『作為一個寫作人』……『以至於引文幾乎占據了文章很多
篇幅』言下之意是全無自己的分析文字。我從這些文字中看到了
先生故作不肖一顧的神態。其實，我以為讀者如果仔細讀一下我
所引用的武先生原文，他是不是一個『說真話的民主的理論騙子，
』已經可以一目了然的了。我所說的話只能嫌多，不必嫌少的。
就如我在揭露另一位民主騙子林寶華（凌鋒）時，更是幾乎 只
引用了他的自白，我僅幫他畫龍點睛地點一下，這騙子形象就
活龍活現了。
看來武先生喜歡評論者多說幾句，那我就試着滿足一下武先生的
願望吧。
讀了武先生的【兼議即興的《武振榮》】後，基本可歸納為一點
誤會，幾點分歧。
下面我想就這幾個問題談談我的看法。
先說說誤會
通觀武振容先生的【兼議即興】，他對事實少有興趣。所以出現
在他文字開首唯一的，對事實的敘述尤顯珍貴。我很願意為此說
幾句以鼓勵他在今後多多地以事實作為發表理論的根據，儘量減
少信可開河的文藝創作。他說『事實是，在寫作這篇文章以後的
兩年多時間內，我連即興的一篇文章都沒有讀過，也完全不知道
就在我寫作這一篇文章時，他和張三一言先生圍繞着同樣問題發
生過爭論，因此說文章“專為”他而發的話，根本就不符合事實
』我並未說過，他2004年的文章“專為”我而發必定是個事實。
在武先生摘錄的我的原文中所說的『所以我有理由認為武振榮先
生的這段文字是專為我而發的』很明顯是一個合理的推斷，而不
是事實的描述。所以，說我推斷有誤是合理的。而指責我『根本
不符合事實』就有些言過其實了。武先生在後文說『我理解批評
如果不矯枉過正的話，那麼就引不起被批評者的注意，因此就有
可能影響批評的效果之達成』或許這就是一種武先生所精通的寫
作技巧吧。 (海納百川 )
雖然據武振榮先生現在指出【非制度性民主階段的失卻和尋找】
一文，被我認為是針對我而寫是出於誤會，但出現這樣的誤會，
在當時的背景下，應該可說是事出有因的。而關於我在文首對“
偉人”所發的一段議論，武先生以為是針對他而言，其實也可說
是事出有因的誤會。我讀武先生那篇文章時，對武先生也是一無
所知，為他對我與張三一言的辯論如此感興趣而感到好奇。為了
較全面地了解武先生對民主的看法，當即我幾乎通讀了所有在天
下論壇能搜索到的武先生的文章。那些文章，顯示武先生並非如
他自嫌地認為自己只是一個平平常常的人。當然，由他的文字離
可把他當作偉人還是有段距離的。然而，讀了【再論民主的前價
值--兼議即興的《武振榮》】一文後，我倒真有些把武先生當作
“偉人”對待的必要。
我發那議論是對自己發表言論時所抱態度的一種表述。我在寫網
文時，經常會有這類的議論。因為，讀網文不像讀書，經常可以
通過全書各篇文章的相互參照，來全面理解作者的想法。網友往
往只能從一篇文章中來判斷作者思想，處世方式等方方面面的特
質。所以，我在寫網文時，只要我認為應該說的就會反覆地說。
現在為什麼我倒真要把武先生當“偉人”來看待了呢。一是因為
他自述，『在中國我秘密寫作了30多本追求民主、反對專制的書
稿，可是連一個字也沒有發表。』在中國就秘密寫了那麼多追求
民主，反對專制的書稿，還不“偉大”麼？如果能發表倒顯不出
偉大來了。如此偉大還認為自己是個平常人豈不更顯得偉大了。
如果，武先生以前寫的都是追求“人民當家作主”的民主書，那
麼我就更要把他看作“偉大的說真話的民主騙子”了
然而，我還是要說，我並不崇拜“偉人”，“偉人”與“英雄”
相近。我對英雄，偉人的定義就是在某個領域中能搞得人們不安
寧的人。他們之中有成功的、有失敗的。所以，如果我真把武先
生當偉人的話，討厭的意味遠多於諷刺的意味。如果武先生能全
面地讀一下我的網文，就可知這一點已是表露得很清晰的。
我所崇敬的人是，真正能看破紅塵的人，不管他們的政治立場，
思想觀念如何。事實上，一個人是否是英雄，偉人，自己是最沒
有發言權的。不想當偉人的被認為是偉人，自封偉人的，偏得不
到承認的現象有的是。對此類問題最好的辦法是走自己的路，由
人去說。不值得對別人的此類評論耿耿於懷的。所以，我以為吝
嗇文章篇幅的武先生是沒有必要化那麼多篇幅來辯解自己是否偉
大的。
由於，武先生在議論我對他的評論時，既未切題，又少論證，只
是發表一些武先生本人的所謂價值取向。而我對別人的價值取向
卻毫無興趣。某人喜歡什麼制度、那種理論體系與我何干。我只
對揭露事實，說的理是否合乎邏輯喜作探索。所以，下面我不想
對武先生所發表的與我無關的價值觀多發議論，而僅就從武先生
文章中發現我們某些觀念上的分歧作些說明與比較。
一，我對武先生【兼議即興】一文最不以為然的是，他沒有搞清，
雖然我一直不贊成將“人民當家作主”當作政治承諾來推動政治
改革，但是在【武振容——一個說真話的民主騙子】一文中，主
要地，我不是否定他對“人民當家作主”的執著。因為，贊同“
人民當家作主”的人並不都是騙子。我曾多次說過，老百姓相信
“人民當家作主”是出於幻想，正在奪權的人宣揚“人民當家作
主”是奪權的需要，有的是出於糊塗，有的是為了欺騙。當權者
宣揚“人民當家作主”則完全是為了欺騙。我指出武振容是位騙
子的事實是根據他明明知道這句話的欺騙性，還要執著地繼承這
種欺騙理論。更因為我對他公開地說出搞政治就需要欺騙這種一
般騙子不敢說的大實話的驚奇，所以才說他是個說真話的騙子。
當時我並無覺得他比共產黨更可惡的感覺，倒是覺得他有些老實
得可愛。武振容先生如果只是【再論民主的前價值】的話，我可
能就會繼續吹我的太極拳而不會來對他說三道四的。但是他【兼
議即興】的文不對題，就成為我不得不說幾句閒話的原因了。因
為，在他對即興所發的議論違避事實，毫無根據地近於文藝創作。
武振榮先生對我的寫作技術發表了有趣的評論。我對文藝小說構
築虛情假意的寫作技巧可說一竅不通。這是張三一言等民主理論
家最鄙視我的地方。人以群分，以與張三一言合流為榮的武先生
也不滿意我的寫作技巧便在情理之中了。武先生的【兼議即興的
《武振榮》】一文或許就是他的寫作技巧的範本。其特點就在於，
對我引他的原文為據的論事十分的不自在，而他在指責我的種種
錯誤時，讀者卻無緣看到我的原話。他以為這是“論爭”最佳寫
作技巧，我卻認為這是理論騙子的最常用手法。
請看，武振榮先生在轉入正題，要為自己辯護，要批判即興時的
開場白說：
『因篇幅的限制，對即興的文章我不可能作太多的引證，但是它
的主要意思可以這樣說，過去共產黨用“人民當家作主”的話“
騙人”，現在武振榮又用這個話來重新“騙人”，因此共產黨人
和武振榮都是“騙子”，不過他們的“騙術”卻有高低之分，共
產黨人用完全的“假話”“騙人”，武振榮卻用“說真話”的方
式“騙人”，對比之下，共產黨人是專制的騙子，而武振榮卻是
“民主的騙子”，因此從理論上講，武振榮的危害性和欺騙性就
更大了，甚至於是“明火執仗地設置騙局”。』
武先生在談論與主題無關的“偉人”議題時，可能自以為有三分
理可說，既引了些我的原文，又談自己的過去的寫作，絲毫不吝
嗇有限的篇幅。但等論及他是不是在理論上欺騙了民眾，“人民
當家作主”到底是否有欺騙性時，卻對篇幅珍惜起來了。
既然武振榮先生嫌我上次說得太少，現在，當武先生珍惜篇幅的
時候，我倒願接受武先生的批評，不再太吝嗇地來消費下武先生
為我省下的篇幅。
武先生為珍惜篇幅而未引用的我的原文是這樣的：『武振榮先生
明知在專制主義的國家，沒有“人民當家作主”的事實。但是又
認為將他看做政治騙局卻是犯了簡單的錯誤。為什麼不能說他是
騙局呢，他說因為共產黨弄出來的這種實現不了的高明口號“也
並不是我們民運人士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就能夠創造出來的。”所
以，這種騙人的口號民運還是要用的。但武振榮先生可能也覺得
這樣繼承騙局有些太露骨，於是假惺惺地說我們要想盡辦法在那
個虛假的外殼下發現“真實的內容”。但是，讀者能在他的文章
中找到他究竟發現了什麼真實的內容了呢？一點沒有！自己找不
出有價值的真實內容，卻蠻橫地說：“這些在異議人士們看來完
全是“荒謬的騙人的鬼把戲”我們的民運人士卻應當給出它一個
恰如其分的解釋，我們絕對不能隨聲附和地跟着異議人士去言說。
”更可笑的是他說繼承這種騙局是作為一個民運鬥士應有的“保
守已有價值的責任”。 (海納百川 )』
我的這段話能歸結為上面武先生的推斷嗎？可說是風馬牛不相及。
我問他，你要揭示的“人民當家作主”的“真實內容”是什麼。
他在反駁我的文章中還是沒有說出來，難道也是為了篇幅有限？！
他只是想說，這句話共產黨說則是騙人。他說便有真實性。這就
是他追求的騙子間的平等與制衡。但人們都清楚哪個老練的騙子
會說自己的話是騙人的呢？
在前篇文章中武先生還說了些真話，在緊接着上述引文後面，他
又說『如果我們滿足於做這個社會中的異議人士，那麼，我們可
以不顧及這裡存在價值的問題，所以我們可以痛痛快快地按我們
個人的意願發表意見，可以不顧及自己言論要和一種特定政治運
動的關係。民運人士就不能這樣，他們的言論和行為要受民主運
動的制約，要服從於民主運動的要求，而在今天，這個民主運動
主要的是政治運動。正因為有了上述的區別，我才對目前民運隊
伍中那些被異議者言論占滿了的東西發表批評性的意見，認為應
當在民運隊伍中分離出異議言論，從而使民運隊伍達到應有的團
結。就這個問題而言，如果我們民運人士看不到其間的區別，稀
里糊都地以為民主的運動不需要這些“騙人的東西”，我們就太
不了解政治了。』他那時還敢於強調騙人的重要性，所以我說他
是個說真話的民主騙子。如果說上回他還是個幼稚的騙子的話，
今天他已經變成說假話的老練的民主騙子了。
現在武振榮不但不敢提即興是如何評論他的，他甚至也不敢提一
下自己在上次被即興評論的話中哪些是拿得上檯面的，並作個能
為人們接受的辯護。讀者所見的只是些如當年共產黨所說的“社
會主義就是好，就是好”“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
苗”之類的，乾巴巴的，只有斷言，沒有論證的所謂價值取向。
對這種價值取向的幻象性，我在與張三一言辯論時已經說得口燥
舌爛，對我的言論有批判興趣的可以到《天下論壇》或《罕見論
壇》去搜索的。在此我就不再對此發無謂的言論了。但是，認真
地閱讀批判對象的文字，卻是批判者必須付出的代價。不能像武
先生那樣，靠想當然來胡議的。如果要我重新評價武先生的話，
現在我會說：武振榮已經成為一個真正的，偉大的，說假話的民
主騙子了。 (海納百川 )
二、究竟是誰毫無根據地要『把被批評者置於完全錯誤的境地』
由武振榮論及我的內容看，如果他說寫前文時對我一無所知是真
的話，他現在如果不是為了故意地忽悠讀者，我可以肯定地說他
對我的觀點，對我論爭時所持的態度還是一無所知。他的這篇【
兼議即興的《武振榮》】因而成為一篇無的放矢的自說自話。
武先生說：『我是陝西人，我們陝西省有一句方言叫“打人沒好
手，罵人沒好口”，此話當真，批評人也是這樣。批評者常常越
過正常水平線而把被批評者置之於完全錯誤的境地，即興對我的
批評就是這樣。』
他對此結論沒有提出任何根據，可見不是即興在意氣用事，而是
他在對即興作毫無根據的指責。因為他沒有認真地看一下即興的
網文，所以他根本就不知道，在即興的所有文字中很少以對、錯
對人的行為作判斷的。我說武先生是民主騙子只是因為他明知“
人民當家作主”的承諾，不可能實現，還要堅持讓人們相信他。
就如胡平認為民主需要虛偽那樣，我只表示不能贊同。至於誰對，
誰錯從來不在我的理論議題之中。而正是武先生在不長的文章中，
指責即興這錯那錯的有七、八處之多，難道這是因為武先生是山
西人？是想把我置於完全錯誤的境地？不會吧！
武先生又說：『特別是不怕像即興這樣的搞民主的人的批評。因
此，他即使懷疑我寫作上述文章時，沒安好心，純粹是要“設置
騙局”，我也不計較』
如果武先生認真讀過我的網文，應該知道即興自從受了張三一言
先生的民主啟蒙後，從來就不肖與『搞民主的人』為伍的。無論
是共產黨的民主理論與民運理論家的民主理論在我看來都是我的
觀念上的異類。至於有人要“設置騙局”將我劃入『搞民主』之
類，我在乎，但並不怕。至於好心，壞心我也很少評論，有好心
的騙子，有壞心的騙子。欺人容易欺己難。這就是我對好、壞的
態度。武先生說『不計較』但是為什麼在開場白中說『我讀完了
此文，感覺到文章中所涉及的問題事關重大，有回答之必要，於
是就寫了此文。』呢？又為什麼要指責即興有七、八處的錯呢？
又言不由衷了，是麼。要欺人看來也不容易啊！是不？
三、為何即興不贊成“人民當家作主”的民主觀
武先生說：『你如果因為毛澤東寫了《為人民服務》的文章，就
認為它是毛澤東的發明，那不就是明顯的錯誤嗎？依據同樣的道
理，人民在國家生活中應該“當家作主”的思想在孟子的着作中
你可以尋找到源頭的，孟子在論述到人民、社稷、君主三者的關
系時，把人民放到第一位——現代語言中的“頭等重要”地位—
—不就是事實嗎？』由此可以看出武先生把即興當作泥人在任意
的捏塑。不知他憑即興的那句話得出，我是因為共產黨說了要“
人民當家作主”才認為“人民當家作主”是騙人的謊話的。武先
生不妨去問一下同伴張三一言先生，我與他在爭論“人民當家作
主”的現實性時，在他首先指責我是為共產黨的專制辯護之前，
我們是否涉及共產黨、毛澤東了？我可以明確地告訴武振榮先生，
不管是你還是毛澤東發明的，甚至是張三、李四任何其他人發明
的，我都認為“人民當家作主”是不可能實現的。我並不只是因
為武先生贊成“人民當家作主”而把他說成是騙子的。因為，我
一直指出，民眾有這種願望是幻想，當權者說要讓“人民當家作
主”是騙人，那些正在謀權的人把這句話當作給民眾的許諾那是
把它當作奪權的工具。我說武先生是說真話的騙子是因為，認為
搞政治就得騙人。我引你的這段原話，是為了證明你在玩弄論爭
中偷換議題的旁門邪道。這也就是你藉口篇幅有限而不敢引用你，
我在第一回合中所說的原話的真正原因。
我從來認為，理論上的問題不能單由一句話來判斷其真偽，而必
須把論爭對象所說的話放在他的理論系統中考察其自適性來判斷。
更不能因人廢言，以政治立場來判斷理論的真偽。我想向武先生
作一個提示：根據我的判斷，我與武先生的觀念是處於不同的理
論體系之中，所以，武先生如果還要與我論理的話，勞駕去涉獵
些我在網上的塗鴉，切不要在發議論即興的宏論時再以我對即興
一無所知為榮了。這樣，我們雖不可能成為同志，但只要大家認
真，真誠，以事實為依據，達到相互理解還是有可能性的。
四、誰主張割斷歷史
孟子的話我說是民本觀的表現，武先生引以為榮的同伴張三一言，
曾經為此大加韃伐。我幾乎成了他眼中的封建餘孽。今天武先生
說孟子把人民當作頭等重要的階層，是中國民主的源頭，我真為
武先生與張三一言的戰鬥友誼的前景擔憂。也更使我認清你們這
些民主理論家只關心政治利害，不知說理的偉大之處。為此我要
再次感謝武先生對我的指責。至於武先生指責我要割斷歷史，便
是有些張冠即帶了。要割斷歷史的正是你的民主理論盟友張三一
言先生。即興與張三一言的最大分歧可說正是我不能贊同他的割
斷歷史的民主革命觀點。我看武先生還是在這方面多接受些張三
一言的民主啟蒙比對我作莫名其妙的說明來得現實些。
五、關於論爭中的所謂“對號入座”
武先生說我有善於對號入座的的特徵。對此我不想多說，僅引我
在【希望指名道姓的思想交鋒蔚然成風】一文所說過的話，作為
答覆：『有時這種批判（引者：指不指名的批判）原是為了避免
傷害某些個人的情面，但由於任何群體中都可能良朽不齊，尤其
在當前陣線不明的時候，不指名的批判往往反而會傷及無辜，不
利於最廣泛地團結，解決實際的社會問題。我們必須在論爭中學
會實事求是地識別某些個人行為與組織行為的區別，提高本身的
分析批判水準。只有通過充分的思想交鋒，才能人以群分，分清
思想、政治主張，進而形成明確的政治陣線。更因為，不負責任
的惡意中傷者最愛的手法也就是不指名的指桑罵槐。他們經常會
倒打一耙，在無言以對時，把被批評者的據理反駁說成是心虛的
對號入座而逃避言責。這是批判者不敢面對事實，躲避嚴肅的思
想交鋒，不敢承擔文責的表現。再則，不指名的批判，被批判者
無理時可以對其採取充耳不聞的態度，躲避實質的思想交鋒。如
果，你根據事實作指名道姓的批判，被批判者就難以迴避實質性
的討論了。所以我主張在進行思想交鋒時，儘量作指名道姓的批
判，這有利於通過嚴肅負責的批判與反批判達到梳理思想，辨識
真偽的目的。』
六、什麼是理論論爭中該取的方式
武先生說『我理解批評如果不矯枉過正的話，那麼就引不起被批
評者的注意，因此就有可能影響批評的效果之達成。正因為如此，
我在這一篇帶有說明性質的文章中，不想用同樣的方式反批評。』
他提出了那麼多即興的錯誤，卻不提不出絲毫的依據，而我的判
斷都以武先生的原話為依據而作出的。理論論爭中應該採用那種
方式，我相信讀者是不難判斷的。我期盼着武先生能用一下我采
用的方式來做一篇像樣的反批評，這樣或許容易使讀者更清晰地
明白即興的七條錯誤究竟錯在哪裡。武先生的哪些話又是不應該
深藏不露，而應該繼續廣為宣揚的。
最後我要說明的是，因為武先生並沒有作認真的『兼議』，只是
東拉西扯的信口開河。不得意我也就只得跟着他東拉西扯地周旋
一番，我期待着他能激發我寫些像樣的文字出來。免得浪費了讀
者寶貴的時間。
附武文：
再論民主的前價值
-- 兼議即興的《武振榮》一文
武振榮（韓國）
前一些日子，我在谷歌上搜索我的一篇舊文章的時候，無意間看到了即興在《海納百川論壇》上發表的《武振榮——一位說真話的民主騙子》（以下簡稱《武》文）一文。出於好奇，我讀完了此文，感覺到文章中所涉及的問題事關重大，有回答之必要，於是就寫了此文。
在上述文章中，即興批評了我2004 年9 月 13日寫作的《非制度性民主價值的失卻和尋找》（以下簡稱《非》文）一文。此文於同年10月4日，在“中國民主正義黨”網站上發表，《天下論壇》作了轉載，即興在時隔“半個月”後讀了它，反對文章的內容，最後寫出了《武》文。我讀了《武》文後，我感覺到他（或者“她”，另一個名字叫“程蕾”）是一位很好地讀者，一下就讀出了我的文章的意思，並且非常準確地判斷我的這一篇文章是針對他寫的。他說：“武振榮”的文章“其中專門列有《關於“人民當家作主”、“為人民服務”以及普通人社會地位的提高等問題》一節，認為民運人士應該繼續承繼共產黨的“人民當家作主”的口號。因為，當時我的言論被另一位民主理論家張三一言先生說成是反民主的獨唱，所以我有理由認為武振榮先生的這段文字是專為我而發的。可惜我離網早了半個月，沒能早些領教武振榮先生的高見”其實呢？這裡的確存在着一點小誤會，我感覺有澄清之必要。事實是，在寫作這篇文章以後的兩年多時間內，我連即興的一篇文章都沒有讀過，也完全不知道就在我寫作這一篇文章時，他和張三一言先生圍繞着同樣問題發生過爭論，因此說文章“專為”他而發的話，根本就不符合事實。
情況即使如此，我認為即興是一位好讀者的原因還在於，我雖然在寫作此文時，對即興一無所知，但是我的文章的確是批評了民運隊伍中的一種傾向，那就是一些人認為在中國共產黨統治的社會中不存在一點點的民主，連民主的前價值也是騙人的東西。我批評這種傾向，而即興認為我在批評他，採取“對號入座”的方式，認為我是“專門”批評他的，就不無道理。況且即興作為一個寫作的人，在批評我的論點時，很是客觀，不像某些人斷章取義，而是在文章中大量的引用我的原話，以至於引文幾乎占了文章很多篇幅。正因為即興的態度很認真，所以，在讀了它之後的幾十天內，我就決定寫這一篇答覆性的文章。
如果僅就寫作的技術而論，即興的《武》文的第一段文字和文章的主旨無關，一開頭就寫了“偉人”問題，並且論證說：“偉人之所以被認為是偉人，這就如同買彩票中頭獎者，他買彩票的行為與千萬的其他買客並無不同，只是一種偶然使他中了獎。”如果我沒有猜錯的話，即興的話是不是在暗暗地諷刺我想當“偉人”，若是這樣的話，即興就錯了，我在那一篇專門研究民主的前價值（也叫非制度性民主價值）的文章中，沒有扯到“偉人”問題上去，我只是說我們中國普通人在前毛澤東時代中所了解和知道的那些諸如“人民當家作主”、“為人民服務”之類的東西可以被看成是民主的“前價值”。因此，我們在批評和批判了共產黨用它騙人時，就站到了民主的批判性立場上，但是在這樣的立場上，我們若是要進入批判的最佳價值狀態，就應該掌握如下的原則：當我們的人民在受騙的狀態中，要把“騙人的東西”弄成為自己真正可以占有的東西，以至於這樣的行為同專制秩序發生衝突時，“騙人的東西”在我們的行為中產生出了“正確”意義時（這不是我們主觀願意中的事），對“騙人”行為的批評就不應該引起對於自己行為和自己感受的“全面否定”。這些意思好象同專制社會中的“偉人”並不就必然地發生聯繫，因此，即興的“偉人”這一段若是批評毛澤東的話，那也是文不對題的。
如果不是那樣，那麼我在寫作那一篇拙文時，也談不上想當什麼“偉人”，我的出身、背景、經歷不但平平常常，就連相貌也是平平常常的，沒有一點過人之處，況且我要寫的問題，本身就是一個存在很大爭議的問題，怎麼可以想着要利用這個問題以爭取自己的名聲，或者充當“偉人”呢？在中國我秘密寫作了30多本追求民主、反對專制的書稿，可是連一個字也沒有發表。2004年3月以後，才我在民主網上開始發表文章。所以到寫作《非》文時，我充其量是一個平凡而又普通的網路寫手，怎麼說，也和“偉人”扯不到一起的啊！
因篇幅的限制，對即興的文章我不可能作太多的引證，但是它的主要意思可以這樣說，過去共產黨用“人民當家作主”的話“騙人”，現在武振榮又用這個話來重新“騙人”，因此共產黨人和武振榮都是“騙子”，不過他們的“騙術”卻有高低之分，共產黨人用完全的“假話”“騙人”，武振榮卻用“說真話”的方式“騙人”，對比之下，共產黨人是專制的騙子，而武振榮卻是“民主的騙子”，因此從理論上講，武振榮的危害性和欺騙性就更大了，甚至於是“明火執仗地設置騙局”。
我是陝西人，我們陝西省有一句方言叫“打人沒好手，罵人沒好口”，此話當真，批評人也是這樣。批評者常常越過正常水平線而把被批評者置之於完全錯誤的境地，即興對我的批評就是這樣。其實呢？我這個人如果說有一點特點的話，那就是我不太怕批評，特別是不怕像即興這樣的搞民主的人的批評。因此，他即使懷疑我寫作上述文章時，沒安好心，純粹是要“設置騙局”，我也不計較。我理解批評如果不矯枉過正的話，那麼就引不起被批評者的注意，因此就有可能影響批評的效果之達成。正因為如此，我在這一篇帶有說明性質的文章中，不想用同樣的方式反批評。我原則上認為即興對我的批評是錯誤的，但是錯誤之所在，只在於他把主義時期的民主和問題時期的民主混為一談，從而影響到他對後一個時期中的民主發生錯誤判斷，認為在民主的問題上，專制和民主，自由與獨裁應該是“冰碳不同器，鸞梟不比翼”的存在物，完全不知道在人類21世紀前後的時間中，特別是在我們中國——這個具有了一百多年民主革命和民主運動歷史的社會中——上述兩樣東西的存在，有時候甚至是“水乳交融”地合在了一起，要分開甚至都是困難的。這樣以來，當我在論證和宣傳民主的前價值的時候，他感覺到我好象“繼續”搞共產黨“騙人”的那一套，就非常自然，卻完全沒有注意到歷史和現實中大量存在的種種“交叉”性的價值；而在今天，我們若理不清它，就沒有辦法整理出人民社會中的民主的頭緒和歷史。
要知道，主義時期的民主是一種形而上學式的存在，雖然在理論上講，它是關注生活的，但是它沒有辦法可以進入人的真實生活之中，就這個意義去批評，說共產黨所宣揚的“人民當家作主”、“為人民服務”這樣的東西是騙人的何嘗不對？只是你如果沒有看到，被“騙人”的方式所提起的東西本身是一種價值的存在形式的話，那麼你就是錯誤的。即興的錯誤就是如此。任何一個國家和社會都有一種民主的前價值。美國的民主前價值是英格蘭的鄉鎮民主，法國民主的前價值是啟蒙時期的文化與思想，而我們中國今天的民主前價值，包括孫中山先生所倡導的三民主義和用毛澤東思想名義所提出的“新民主主義”以及在毛澤東思想普及時期出現的“人民當家作主”、“為人民服務”等東西。在“主義時期”上述的東西被認為是一種“客觀的存在”，沒有任何問題；但是當民主在發展到問題時期時，上述的東西就產生了“問題”，對“問題”的研究與解決，我們就得有一種新思想和新的思維模式，而不能象中國共產黨那樣的採取歷史否定主義的老一套，認為抓住了某一個時間點就可以確定歷史的“好”與“壞”，而完全忽視了歷史內在的統一性。因此如果認為主義時期的民主因素潛移默化地存在於問題時期，那麼我們就應該把那些在主義時期不可能簡單方式現實的價值組織在一個可以現實價值的最大化組織的體系中——就是問題的關鍵。不懂這一點，認為要把民主的前價值當垃圾一樣地底扔掉，就是即興的錯誤。
即興沒有理解在前毛澤東時代的那些上述價值，不是完全意義上的屬於毛澤東和共產黨的這一個道理，以至於產生了誤會，把共產黨曾經“抓住”了的東西，當成了共產黨“創造”的。從廣義上說，它是一種普遍的人類價值和傳統的中國價值，只是共產黨、毛澤東對之作了一種“占有”而已。就如為人民服務的問題來說吧，你如果因為毛澤東寫了《為人民服務》的文章，就認為它是毛澤東的發明，那不就是明顯的錯誤嗎？依據同樣的道理，人民在國家生活中應該“當家作主”的思想在孟子的着作中你可以尋找到源頭的，孟子在論述到人民、社稷、君主三者的關係時，把人民放到第一位——現代語言中的“頭等重要”地位——不就是事實嗎？因此，如果說毛澤東把“為人民服務”作為一種精神來提倡，到最後地走了形式，欺騙了中國人民的話，那麼我們從這樣的錯誤中，所能夠總結出來的教訓，不是要否定為人民服務，而是要在中國建立起一個為人民服務的有效制度！所以，我們批判毛澤東用“為人民服務”的話來欺騙人民的這一種正確行為，若被引導到“否定”為人民服務精神的地步，那就得不償失了！
即興的錯誤還連帶着一種如何對待歷史的問題，我認為這也是需要澄清的。我在寫作《對一個偉大時代的回憶與理解》的書稿中，提出在中國存在着這樣的一種堅持“歷史否定主義”立場的人，他們的手裡好象是拿着一把可以把歷史“斬斷”的刀，對準歷史的某一個時間點，一刀下去，說，刀前面的一段歷史是壞的，後面的一段是好的，其情形就同肉市上賣肉的人一樣，他們的一刀切下去，可以區分出好肉和壞肉來的。即興不是有善於“對號入座”的特徵嗎？那麼，就請吧！
眾所周知，民主的前價值固然是人民社會的一種長期的積澱物，但是人民社會的那一段歷史卻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同“專制”的歷史是“交錯”存在的，因此我們不可能用“快刀斬亂麻”的方式來解決這個時期的民主問題。但是即興卻不是這樣認為的，他好象是舉起了“快刀”，對着1989年這一年砍下去，認為1989年以前的中國社會沒有民主，以後的才有（他在其它文章中是擁護1989年的民主運動的）。其實，這一刀若被別的人舉起，砍到1979年或1976年，情況也都是一樣。因此，我認為在中國研究和解決民主的前價值問題，事實上關繫到中國民主運動的歷史和發展的雙重問題，所以特別重要。
“人們對歷史的遺產茫然無知”，本哈德-施林克說：“不知我們深深地打上的歷史烙印，我們生活在歷史之中”（《生死朗讀》）。我們是從過去的歷史中走出來的人，現在，我們回過頭去看那一段過去了的歷史，它的確是值得我們批評、批判的，但是它不是“錯誤”的——我們民運人士和共產黨人的歷史觀的實質性區別也許就在這麼一點。但是就這麼的“一點”足可以造成巨大的歷史差異！
在這一篇文章的末了，我還要感謝即興，他在《武》中，把我和當時還沒有與之直接交往的張三一言兄給扯在一起了，說我們是“一伙人”在“創造”“高明的騙局”。到今年的5月份，當我登上了《獨立評論》，同張三一言在網上互相支持時，才感覺到需要感謝即興——這位穿針引線的“紅娘”。
2006-1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