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諧”二字破解二千五百年孔子聖哀

轉自《新華網 文化 廣場》
“和諧”二字破解二千五百年孔子聖哀

一點班門弄斧級的歷史哲學謅議

今天的中國正在構建和諧社會，這是個偉大的社會工程，如果執政的中國共產黨在“十七大”把這個目標寫入“大會決議”中，那麼從中國文化發展的角度觀察，這將是劃時代的里程碑，它揭開了中國文明史的新篇章，開啟了在筆者看來應稱之為“後孔子時代”的新紀元。什麼叫後孔子時代？在這個時代中社會發展的目標是解決孔子活着尚沒有解惑、尚在苦苦思索、尚在切切悲嘆的社會問題。孔子想解決而未解決或者曰不敢提出解決的社會發展的核心問題就是如何防止小康社會不可持續的問題。這個時代需要開創對此不可持續問題進行破解和實踐性驗證的新途徑。

現在電視講壇上時髦演出的“心得”獨唱[1]頌揚孔夫子既不怨天也不尤人。對於明星自己的心得我們只能尊重，但如果考究這個頌揚是不是孔子本人的原則，則要打問號。孔子的既不怨天也不尤人，是有，但不是絕對的，是分場合的，是很狹窄的領域。孔夫子僅僅是對於人們不理解他，針對諸侯不予信任這檔子事兒，他想得開，無所謂。當然做到這一點也不容易。但作為聖人的孔子這算不了什麼。重要的，也是被後世推崇的是他對於現實社會的“不合‘禮’”既沒有無所謂，更沒有想得開。對於“天下為公”變成了“天下為家”，堯舜“大同”蛻為夏禹的“小康”，他清清楚楚、認認真真地“怨天”，哀嘆乎“大道既隱”。對於他生前延續一千五百年的夏商周三代只有短短的且不連續的六個“英主”主政的、解決了“勞民”低保的“小康”社會不能長治久安也實實在在、明明確確“尤人”，哀嘆乎“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對於社會大問題，如果說孔子既不怨天也不尤人那無異於閉着眼睛瞎唱了。瞎唱者的心得並不是孔子的真實。

孔子對於“大道既隱”，對於“小康早傷”，只能哀嘆，無法解決。雖然他根據“夏時”和“坤乾”典籍以及自己的實地考察，歸納出“禮”制（古曰“定禮”），並不遺餘力地呼籲“克已復禮”，但並沒有實際成效。他眼前的社會仍然是“民勞”不堪，他讚美有加的周公的小康社會也沒有“復”生。也許這個現實使孔子對於“和”字持有近乎敬畏的謹慎。在《論語》中很少出現“和”字。筆者認為或許這可以作為孔子學說的局限性的表現。

作為社會學範疇的“和”字，孔子非常謹慎。也許有人不同意此言，會提出《論語》“學而第一”篇第十二章“禮之用和為貴”來駁斥。反駁者不妨多閱讀幾本有關對此章詮釋的書籍，裡面充滿矛盾。單說這六個字如何標點都有分歧，是“禮之用，和為貴”還是“禮之用和，為貴”都各有說頭。筆者作為國學門外漢對於學者的分歧莫衷一是，但“心得”也還是有的，那就是這一章不是孔子的原話，是他的學生“有子”的話語。這一章代表不了孔子對於“禮”跟“和”的關係的看法。錢穆先生在《論語新解》中雖然對此章也仔細解釋一番，但他顯然比其他學者留有餘地，多加了這麼一句：“此最孔門言禮之精義，學者不可不深求”，為後續的“深求”提供了空間。因為此非孔子的言論，所以暫不必深求只作參考即可。

儘管這樣，“和為貴”的觀點出現在《論語》中說明了孔子對於“和”字的意義認真研究過，或許有子跟着他研究的“博士論文”課題就是這個，但孔子尚未特別肯定。因為此題關係重大，《論語》的匯編者用“有子”的話表明他們的關心。這個猜想如何映證呢？那就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這句話，這是“子曰”，也就是孔夫子的看法。這才是現在真正需要深求的。它能說明什麼呢？說明孔子對於“和”的追求，但他活着的時候不敢對“全社會”提出此要求，他對“君子”這個階層，或者說對於社會上層提出了“和”的要求。現在人們對此句“子曰”的理解往往是立足在比較君子和小人的“道德”水準不同上。

但在我們理解這個“子曰”時不要忘了孔子生活時代人們的生存狀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一條基本原理是存在決定意識。孔子不可能離開他的社會現實說教或評頭評足。《詩經。大雅。民勞》如實地反映了“小人”（社會下層勞力者）的小康、小安、小休、小息都沒有保證，社會沒有提供“低保”，所以現實主義的孔子清醒地提出：對於小人，社會的責任不是讓他們像君子一般的“和諧”，而是提供相同的能夠小康、小休的生活保證，也就是今天的“低保”。但孔子認為君子雖然富裕程度不同但他們應該“和諧”。筆者不同意把“君子和而不同”解釋為君子的實際道德狀態。因為這樣解釋不符合歷史。當時正是“春秋無義戰”頻繁的時代，就是君子們富而不和造成的，於是孔子才提出他們應該“和而不同”。這不是對君子道德高尚的褒獎，而是對“不和”的批評。面對現實，孔子不敢對全社會提出“和”的要求，但他認為可以對君子提出這個可以保證“小人”基本生活的要求。這才是這個“子曰”的社會意義。他為什麼向君子提出“和”，他認為找到了“和”的基礎，“克己復禮”。對此孔子是自信的。基於此信心他要求他的學生們積極入世，“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入世以勸說君子們克己復禮。儘管生活在非“小康”社會，但他認為找到了實現即回復小康的“道”，他不遺餘力地身體力行地推廣。然而對於“小康”會被“幽”、“厲”所傷的問題他沒有解決的辦法，他只能哀嘆。他是理論家，他必然要面對這樣的問題：復了禮，不是也可傷壞嗎？他知道這不只是個“禮”制的問題，涉及到社會的方方面面。一個人站在沒有小康的社會裡要求他解決小康社會裡的問題，解決小康不傷的問題，是脫離實際的。這是時代的局限。

孔子的悲哀綿延了二千五百年，如何解決聖人之悲哀是個歷史課題。這個歷史課題交到了基本實現小康的今天中國執政者的手中。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及時地提出了構建和諧社會的目標，是對歷史高度責任的承擔，更是解決小康社會可持續發展從而保證小康不“傷”的科學創舉。這也是一百多年前馬克思創立科學社會主義以來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必須解決的嚴峻現實問題。這是在小康基礎上着手解決所謂“周期律”的使命性實踐。當代執政者肩上擔負着歷史和現實的雙重使命，他們科學地提出了構建和諧社會的系統措施，要把孔子的“君子和諧”提升為全社會和諧，破解了孔子之後二千五百多年儒學沒有敢碰的孔子聖哀難題，表明了當代中國領導人的氣魄和信心，也極大的鼓舞了全中國人民。最近諸多大學在接待入學的家困新生時開通了“綠色通道”，是一個標誌性事件，預示着通向和諧社會的各個方面的渠道將逐步通暢起來、綠色起來。在筆者看來這是“後孔子時代”的良好開局。聊書幾聯以記之：

黃金比例任憑研[2]，丁亥吉祥是兆年。
漫道無為堯舜史，吟哦“非典”胡溫篇。
上德善辨沒德處，百姓還歌“社姓”天。
引調淮洪今勝古，和諧社會更巍然！

注釋
[1]：現在流行的“心得”文本在講述孔子既不怨天也不尤人時完全刪掉了《論語》中說得清清楚楚的“莫我知也夫”這個前提，把“特指”偷換成“泛指”了。這不符合學術規範。
[2]夏朝開國年紀按斷代工程說是公元前2070年，到今年公元2007年，這個時間跨度的0。382分割點，是公元前512年，正是孔子不惑之年。至少可以意會2007年是孔子“不惑”能夠“黃金”影響的時間跨度收尾的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