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西藏爆發大規模武裝衝突，中共政府稱為武裝叛亂，中華民國政府與海外藏人均稱之為“西藏人民抗暴起義”。對於衝突的命名不同，但是對於導致衝突的根本原因，雙方的看法基本一致，那就是從1957年開始中共在部分藏區推行土地改革。

今年3月份西藏事件發生以來，中共的文宣部門仍然大肆宣傳當年土地改革的“偉大成果”，所謂“翻身農奴幸福作主人”云云，不禁讓人有時光倒錯之感，當今中共意識形態極端混亂，自相矛盾。

早在1978年，中共開始重新實行農村土地包產到戶，在實踐中徹底推翻了土地改革的所謂“成果”，用當年中共反對包產到戶的左派的意見，這是“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此後三十年，中共的經濟政策，用鄧小平的話說，就是不管白貓黑貓，抓到老鼠就是好貓，其實更準確地說，就是掛狗頭，賣羊肉。在天安門廣場，至今高高懸掛着毛澤東的狗頭，“高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但是實踐中卻是如假包換的“走資派”，公開賣資本主義的羊肉，這才實現了經濟轉型與起飛。

2004年3月14日，在中國已經成為全球人口最多的資本主義大國家，貧富差距甚至已經超過美國，歐洲這些老牌資本主義國家，中共終於在憲法中羞羞答答地，戰戰兢兢地加入了“保護私有財產”的條款。至此，中共已經立法上，徹底否定了當年的土地改革。不要以為這次修憲是中共統治階層良心發現。看看今日中國，鄧小平，江澤民，曾慶紅，胡錦濤，李鵬，從極左派到右派，有哪一個領導的子女不是億萬富豪，金融寡頭？中共修憲保護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首先就是要保障中共領導的私有財產。

回首歷史，中共的農村土地改革，城市“社會主義改造”是人類文明史最大規模的暴力搶劫，數千萬中國人的土地，房產，企業，無緣無故就被中共徹底剝奪，收歸公有，許多人是具有企業家精神的創業者，是當年中國經濟的脊梁。

在中國這樣的一個人多地少的國家，很多所謂的地主家庭人均只有三五畝田地，這些土地或是自已幾代辛勤開墾的，或者是從市場中公平購買的，卻因此陷入社會深淵，不僅全部財產被無理剝奪，而且全家被劃入黑五類，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反覆被批鬥凌辱，受盡了精神摧殘與身體的折磨。

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當年在廣東省領導土改工作，而他的父親趙廷賓在河南滑縣卻被劃為地主成份，被中共當政府迫害而死。趙父生前是開明鄉坤，在當地頗有民望，支持兒子加入八路軍抗日，結果卻因為家有幾十畝良田而死在中共的屠刀之下，這件事讓趙一生中耿耿於懷。其實毛澤東的父親也是富農，只是死得早些，沒有趕上中共的土改。當然毛澤東本人痛恨其父，毛父如果能活到五十年代，到底是什麼命運，也未可知。

中共的左派文宣至今仍然宣傳所謂土地改革解放了農村生產力云云。世界上絕大多數現代工業國家，並沒有採用中共這種野蠻血腥的搶動方式進行土地改革，文明社會完全可以用政府贖買土地，徵收累進土地稅等方式實現農業經濟向工業經濟的轉型。

實際上在土改大規模推行後，中共很快就陷入了全國性大饑荒，即使在中共官方文件中，也沒有否認59年到61年的大饑荒，唯一有爭議的是餓死的人數，是一二千萬，還是三四千萬。

如果從今天的經濟觀念來看，土地改革在經濟學上也是荒唐可笑的，中國人多地少，人均耕地從來就是一二畝多而已。這一點土地的農作物生產力，既使以今年飛漲的農產品物價來衡量，扣除肥料與水利投入成本後，全年毛利也不過幾百元人民幣而已，這一點可憐的農業年收入，如何能讓農民家庭走進小康？更何況中共還推行野蠻落後的戶口制，廣大中國農民象農奴一樣被捆綁在土地上，毛共時期，農民沒有糧票，布票，還有形形色色的副食品與日用品券，如果離開土地，農民除了餓死，絕無出路。

在中共實行包產到戶後，放鬆戶口管制後，越來越多的農民將土地轉包給種糧專業戶，讓這些少數人用企業方式大規模經營耕種，許多農民則外出打工賺錢。

土地改革的唯一成果，讓是徹底打碎了中國的傳統社會秩序，從而讓中共權力新貴站穩了政治腳跟。但是這種靠暴力掠奪帶來的穩定是短暫的。隨即而來的大饑荒，政治運動，經濟困境，使得中共極權在政治與經濟兩方面都舉步維艱，用中共自已在改革前的話說“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在鄧共時代，不得不在經濟實踐中與立法上，都徹底拋棄否定了當年土地改革的“偉大成果”。

多年以前，筆者在中國處理一些私人財產公證事宜，看到有趣一幕：一位老者，拿着一堆文件，要求進行公證，那位女公證員沒只看一眼，就將文件推回去了：“當年國民黨的產權證明，我們一概不受理”。

在中共執政以前，數以千萬中國人的地產，房產證明，中共現政權一概不預承認，（唯一的例外是華僑房產）。這就引出了二個有趣的法律問題：

A: 如果中共政權完全不承認前政權時期的公民土地所有權，那麼，中共政權自已又如何繼承前政權的領土所有權？

B: 根據中共中央，國務院1984年12月發布的“關於加快落實華僑私房政策的意見”的規定的第一條：“在土地改革中，農村和城鎮沒收、徵收的華僑私房，應一律退還華僑房主。”顯然，在糾正土改錯誤時，中共對國內，國外實行了雙重標準。問題是，這些流亡海外的藏人，按照中共的標準，還是不是華僑？

由於中共混亂的政治宣傳，顛倒黑白的歷史教育，使得絕大多數中國憤青對中共的土改歷史一知半解，一腦袋漿糊。其實只要問憤青一句，如果今天中國的房產證，土地證，股票，私營企業，全部由政府無償沒收，那會帶來怎樣的社會震盪？絕大多數憤青就只有傻眼的份了。

在中共高層，對土地改革的歷史災難是有共識的。如果土地改革在法律與道義上仍然是正確的，那麼中共全體政治局委員的家庭全部應該被沒收財產，打倒批鬥。

而如果中共承認自已當年的土地改革是一場無法無天的暴力犯罪，應該預以糾正，那麼，中共與海外藏人已經形成第一點共識。當然，要求中共目前公開地批判土地改革，全面歸還當年非法剝奪的大量私人土地財產，是不太現實的。但是要求中共履行的公開政策承諾，部分歸還土改時期的海外藏人私人房產，全部停止中共宣傳機器在土改歷史上的造謠誹謗，逐步澄清歷史真相，這些是今日中共當局力所能及的，也符合中共統治自身的政治利益。

除了基層可能有些長着花崗岩腦袋的幹部蠢才，中共高層並不願意在西藏恢復毛共時期極權專政，而達賴喇嘛也多次提出西藏應該建立現代民主制度。在不走回頭路這一點上，中共與海外藏人有了第二點共識。

中共與海外藏人的分歧點，實質上在於未來西藏的走向。在中共而言，他們希望維持現狀，實質上西藏政治制度與內地所有省份一樣，是中共黨委專政。而海外藏人則希望儘快實現“高度自治”。事實上，高度自治的本質，是一個民主法治的社會。中共高層並不反對中國社會要向一個民主，法治的社會邁進，他們只是希望步子不要邁得太快，不要危及中共的政權穩定。

今天香港自治區的政治局面，基本上是讓中共高層可以放心的。 如果海外藏人能夠改變“高度自治”這個比較空洞的政治口號，明確要求西藏地區要以香港為榜樣，在今後十年內逐步把西藏建設成為一個民主社會，法治社會，公民社會，則有希望與中共高層形成第三點共識，也將與全體中國人民（不論是激進的憤青，還是冷靜的獨知）形成最重要的政治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