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國人邏輯思維能力之低下

吾丁

1．兩個群體的文化性格對比

中國傳統社會裡沒有“知識分子”這個詞彙，讀書人屬於“農工仕商”四大社會階層的“仕”。近代碰到英文詞“Intellectual”，便發明了一個“知識分子”這個詞來對應，其實，Intellectual這個詞彙在歐洲文化里所指的人群，在中國歷史上並沒有完全對應的群體。相類似的是，中國人習慣於說秦漢以降到清朝為止叫作“封建社會”，進而把這一段歷史時期用“feudalism”來對應，則是完全驢唇不對馬嘴。馬克思所使用和指稱的歐洲的“feudalism”和秦漢以後的各王朝的社會形態，是根本不同的。中共這個鄉村文盲團體，壓根就沒能理解這些東西，所以到現在意識形態才弄得一塌糊塗，連自己都解釋不清楚，只好摸着石頭過河——恐怕他們永遠也過不去。這裡不談封建社會，只說知識分子和思辨。

Intellectual這個社會階層，從古希臘開始，首先是一群生活無憂，為了追求學問而脫離實際的人群。他們既不用學習和考試來作為謀生的手段，也沒有“學而優則仕”的功利目的，對於“治國平天下”也沒有參與的欲望或興趣。他們生活在完全屬於自己的一個獨立無依的虛無縹緲的世界裡，他們為了學問而學問，學而不致用，喜歡追問對與錯，喜歡思考概念和邏輯，等等，用中國人的革命語言說，這是一個四體不勤五穀不分，脫離勞動人民，既沒有“社會責任感”又不“愛國”的落後分子們的團體。

從這些人開始，確切地說從蘇格拉底，柏拉圖，亞利斯多德開始，整個歐洲的哲學體系開始形成，並逐漸發展成為一個蔚為大觀的龐大體系。以後的歐洲哲學的各大流派，以及名聞遐邇的一代代的哲學家們，都是按照這個風格來追求學問的。我們現在去看歐洲的古典哲學，就會發現他們所醉心所熱衷，傾其一生所鑽研的，都是中國人看起來“沒有用”的虛空的概念和空洞的邏輯，完全不給研究者帶來任何實際的好處和利益。哲學研究的最高目的，就是追求“終極真理”，為了這個目的，各大流派的哲學家們，雖然各持己見，但是總體來看，整個學術研究的風格完全是脫離實際利益和好處，單純地為了學問而學問的方式。在這一點上，所有的學者和流派都是一樣的。什麼是“是”，什麼是“是什麼”，什麼是“存在”，“存在物”與“存在本身”的區別，什麼是“普遍原則”等等這些概念，從亞利斯多德開始，到近代的尼采，托斯妥耶夫斯基，每個人的思考都精彩紛呈，引人入勝。從形而上學占據主導地位到近代對形而上學的反思和批判，進而提出針鋒相對的“個體的生存困境”，“生存的絕望”，加上對“上帝即善”的反思，迴響着舍斯托夫對古代賢哲的質問和批判；而對於“存在”的思索，則貫穿了從亞里斯多德到海德格爾的2000年間的歷史跨越。

這種超然自在的，以思考為樂趣，以思辨為最終目的的學術風格，是歐美人文研究者的基本性格。從西歐的intellectual到東歐的intelligentsia,都屬於這樣一個精神貴族的世界。這是一個與遠東古老神秘文化完全異質的階層。從衣食無憂風流倜儻的羅素，到貧困潦倒矢志不渝的史賓格勒；從聽到“普遍規律”就要脫帽敬禮的康德，到對形而上學毫不留情深刻批判的尼采和舍斯托夫，每個哲學家都給後人留下一筆豐厚的精神遺產，還有他們各自精彩的人生故事。20世紀最偉大的哲學家之一的維特根斯坦，家境殷實，父親是大企業家，是維也納富甲一方的望族。但是醉心於哲學思考的維特根斯坦，對於父親的遺產完全沒有興趣，分文不取，一生過着清貧的單身生活，甚至連外出開會的路費都沒有，還要請羅素變賣他在劍橋的家具來籌措路費。他給自己的得意門生的畢業贈言竟然是：去找個體力勞動的工作！那裡才能體會真正的人生。而才華橫溢的維特根斯坦本人，除了在劍橋教哲學以外，當過煤礦工人，小學教師，戰地護士，還曾做過設計師，每一樣工作他都取得了出色的成績。他那高邁強健自由自在的靈魂里，沒有功利，沒有實用主義，沒有現實利益和好處。他是“知行合一”人生準則的最高典範。

面對這樣的真正的哲人，我無法不肅然起敬。偶爾拜讀他們的著作，雖然很晦澀難懂，邊讀邊思考，有時還要反覆地讀好幾遍，往往讀了半天才讀了兩頁，但是這樣的閱讀往往是令人甘之如飴的深度精神享受。

在漫長的人類文明史中，歐洲intellectual 與東方的“士子”這兩類人，從一開始就是沿着不同的道路發展的，也最終形成了完全不同的性格，他們的隔閡是如此之深，乃至彼此完全不能徹底溝通和融合。

中國上古時代，也曾經有過衣食無憂的美好歲月，後來慢慢地變成窮山惡水與刁民的世界，就再也沒有哲學思辨出現了。在那段美好歲月里，出現過老子，這是上古時代的一個傑出的intellectual,道德經是一部充滿了思辨樂趣的著作，現在讀起來仍然能令人感到先人的智慧。從這個角度說，老子是最接近歐洲intellectual的一個同類。近代的中國，能夠持守獨立自由之精神，超然忘我於自由世界的，大概只有蔡元培陳寅恪等寥寥可數的幾個學者而已。

可惜的是，老子的道家系統沒有成為中國文化的主流，思辨的樂趣，在老子以後嘎然而止，成為文化史上的絕響。孔子的儒學成為中國文化的主流，但是，論語裡並不包含思辨的成分。論語通篇都是孔子的教導，他告訴你如何成為一個良民，如何成為一個好的公民，如何待人處世，如何處理人生的各種關係，用我所喜愛的作家王小波的話說，“就是人際關係那一套東西”。孔子是一位優秀的老師，不是思辨者。論語裡沒有思辨的樂趣，只有一些人生的經驗和教導，供人學習和參考。

儒學不是以啟迪的方式開啟人的智慧，也不主張獨立思考。他教導你如何去做，你只要按照他的教導去做就可以了。這就是後來中國的“知識分子”的性格，一方面他們循規蹈矩唯賢是尊；另一方面，他們從一開始就匍匐於先賢和權力的腳下，逐漸失去了獨立的人格和超然的思辨能力，在以後漫長的歷史歲月中，就慢慢地成為了與”intellectual”截然不同的兩種群體。

慢慢地，中國人就發展成為整體性“思辨能力缺乏症”，不講究明確的概念，不講究嚴密的邏輯，不講究以理性為基準的推理，因而他們沒有是非，不辯對錯，沒有原因和結論，一切皆以實用性和功利性為出發點進行思維。

2．普遍性思辨缺乏的現實例證

每個人都生活在自己的文化世界裡。比如，法國的文化雖然有其獨到和燦爛之處，但那不是我的文化。我的生活里也沒有法國人的因素。我們在現實生活里，或者在虛幻的網絡上經常能碰到的，能接觸的，能交鋒的，基本都是同種文化的人。這樣，我們就能深刻和真實地感受到這種文化的特徵。

據說魯迅先生生前最大的遺憾就是沒有看到《支那人的性格》翻譯出版。他有一個遺願，大意就是說“很想看到有人把史密斯的《支那人的性格》翻譯出來”。可見這本書對支那人的分析定有獨到之處。後來有人翻譯了，書中有一個例子說明中國人思維與西洋人不同之處。作者舉例說：“你若問一個中國廚子，你做麵包為什麼不放點鹽呢？中國人往往回答你：是的先生，我們做麵包不放鹽”。作者在列舉了許多類似的例子以後總結道：中國人不會按照理性去推理，他們不知道如何去思考問題的答案和事情的原因，他們習慣於用事實本身來解釋事實。

前幾年我在某網絡上看到過一位偉大的中國女性發表的高論，面對眾人對大躍進的批判，她說她感謝大躍進。理由是什麼呢？她說她爸爸是北京軍區的一位官階很高的軍官，大躍進年代她們家一點兒也沒有受影響，別人家都沒有吃的，她們家什麼都有，甚至有罕見的奶糖和其他奢侈品，因此她說，她感激大躍進。

這就是一個很典型的“因果關係脫節”的思考例證，很多網友氣憤沖天，對她破口大罵。我只想說，很顯然，這位偉大的中國女士把因果關係完全搞錯了。她應該感謝的是她爸爸，確切地說，她要感謝她爸爸的官階和特權，她所能享受到的一切，皆來自於特權，而不是來自於大躍進。換句話說，有沒有大躍進是無關緊要的，只要她爸爸是高級官員，她任何時候都能吃到奶糖和餅乾。

還有一種中國人特有的思維習慣，就是無法按照一貫性的思維去思考，不斷地轉換話題，直到把問題搞得面目全非。我所喜愛的作家鮑爾吉原野，曾經寫過一篇散文，很形象地描述了他在商店裡遇到的這類尷尬。他本來想買山西產的蜜棗，問了商店裡的女服務員，答曰“只有陝西蜜棗”。曰：“我要買山西蜜棗，陝西的我就不買了”，剛要走，女服務員不滿地發起牢騷：“山西不就是陝西麼！不就差了一個字麼！就你那麼矯情！”作者回過身來想說明山西和陝西不一樣，如同貴州不是蘇州，但是服務員已經將話題轉換了：“顯得你有學問是不是？不就是個知識分子麼，你有啥了不起啊？你說，你有啥了不起？！”。

問題從“山西與陝西不一樣”發展到了“你到底有啥了不起”，轉變之迅速，令人措手不及，若非那種思維的高手，你最好馬上逃走，否則她還會招來群眾“評理”，這種“理”只能越評越亂套，作者只能落荒而逃。

集體性思辨能力缺乏症，根源是傳統文化的性格偏頗，到現代中國，更加上以鄉村文盲為主體的中共這樣一個執政集團，他們對文化的隔閡和蔑視，導致全民性的反智傾向愈演愈烈，執政集團唯一關心的是本利益集團的權力和利益，作為手段，就是讓他的人民失去思辨的能力。不會思辨的人民，自然沒有能力從本質上認識到這個政權的荒謬和反動。執政集團瞞天過海，日復一日地宣傳類似“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明天會更好”“穩定壓倒一切”，用這樣的口號給民眾洗腦，並封殺一切可能的批判和質疑，所以，這些本來從邏輯上可以輕鬆被推翻的論述，恰恰成了大部分中國人深信不疑的“真理”，這類人我們經常能接觸到。

我在一個北美的網站上就碰到過類似的中國人。有人提出一個判斷“只有祖國強大了我們才有尊嚴”，這個判斷按照“必要條件”是否成立？我對此很有興趣，也參加了討論，大家各自論述到最後，發現被論述的那個主題，從邏輯來說的確不符合“必要條件”，沒想到那位自稱為“邏輯學家”的先生卻惱羞成怒地拿我的國籍來攻擊我。我一看，陝西也成了山西，“必要條件問題”馬上要變成“國籍問題”，我便落荒而走。

在我看來，談論“必要條件”，我們就按照邏輯推理來談，跟其它的問題不相干。至於國籍之類，不過身外之物，跟邏輯推理有什麼關係。

還有一位，偶爾拿出基督教會崇拜的內容來顯示自己對上帝的崇拜，但是通觀其言其文，他並不把上帝放在一個崇拜的位置，他所引以為自豪的人生宗旨乃是“愛國主義”。

以上提到的兩位，都屬於“海外愛國者”，對他們來說，愛國主義是最高的價值觀，其他種種，包括人格成就乃至學問和信仰是次要的，是從屬於“愛國主義”這面旗幟之下的。這是他們的明顯特徵。他們都是在中共教育下，從求學階段就深深地陷入愛國主義思維的怪圈的人，如今人到中年，仍無法改變自己的思辨混亂症，令人無可奈何。

我想到很多歐洲著名的學者，在本國的政治生活處於黑暗年代時毅然去國，而且明言“這樣的國家不是我的祖國！”，說這種話的，就是那種靈魂自由，超然物外，為了追求對與錯而不顧一切的人。這也正是法蘭克福學派的領軍人物之一的弗洛姆所主張的“普遍的倫理價值”的真實含義。弗洛姆推崇“人類的普遍價值”勝於“某個社會的內在價值”。我是這個理論的信奉者，因此我首先認為我是一個獨立的“人”，然後才是一個有國籍有文化屬性的“社會人”。

3．不可逾越的鴻溝

歐美的人文學者，歷來都是以活潑自由的心靈來進行思辨活動的。在今天的歐美各個一流大學裡，人文學科仍然是熱門學科。哲學家，歷史學家，都是受人尊敬的職業。但是我們觀察今天的中國，卻發現這類人文學科卻門可羅雀，中國一流大學的文史哲系備受冷落，招生人數都會擔心完不成限額。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都熱衷於“MBA”，經營管理，財經股票，貿易，或者當律師，總之都在關心與“賺錢”直接相關的學科。兩相比較，我們可以斷言，歐美之領先，是一種必然，也是一種持續的狀態。

我們應該堅信有一些人類共同的理念是不會變化的。健全的社會，發達的國家，絕不僅僅是器物的精巧與豐富，更在於國民靈魂的自由和思辨的健全。整體國民思辨的健全，對於一個國家的前途至關重要，而在一個常年充滿了荒謬思維的社會，要使國民建立起比較健全的思辨能力，必首先端賴少數精英人士的覺醒和宣傳。諸君對此均可作如是觀耳。

2010/6/15

東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