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坎事件終於以民主訴求得到政府認可，村民自治權力得到默認，民眾和政府相互妥協而圓滿收場。為此，維梁必須再次狠狠表揚汪洋一番，褒揚他能突破過去２０年舊有的意識和路線，以開放的政治思維來合理解決官民矛盾。這一開放思維的火花既向前照亮了未來中國政治改革的朦朧前景，也回首照亮了當年六四悲劇的默默暗夜。試問當年如果鄧小平以今日汪洋的開放性思維去考慮和解決１９８９年春夏之交的那場事件，那麼還會有後來６３，６４時激烈軍民衝突和高達千百人的流血死亡嗎？還會發生由此而引發的一系列不幸結果，包括社會主義國家人民對社會主義制度的集體失望，東歐制度的劇烈轉變，蘇聯的突然解體，社會主義陣營的土崩瓦解，以及中國人民對理想的喪失，對本國制度的懷疑，乃至對民族文化的否定和失落？

本來２０世紀８０年代是中國人民的理想年代，以前三十年的社會主義建設雖然有很多波折和失誤，但也積累了工業、農業、國防和科技的一定基礎，不再是４９年以前的積貧積弱的模樣，同時毛領袖也已打開了通往美國，通往西方的外交之門，為可能的變化提供了轉機。但毛的革命家不斷革命的做法時間一長也讓老百姓心生厭倦，讓人們嚮往富足安逸的生活。所以８０年代經濟上的改革讓長期積累的能量得以噴勃釋放。

當初，鄧小平和他的追隨者們一提出改革開放就博得了多數中國人民的擁護，以至於讓人們都忽略了他們的上台其實是通過了不正當的顛覆手段，而不是通過常委表決或人代會的合法程序。但總之，８０年代中前期的中國人民是信任中共政府的，也對社會主義制度是充滿信心，大家的目標是以過去毛時代打下的基礎，通過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來實現四個現代化。當時的社會可以用欣欣向榮來形容。

然而有改革就會有變化，有變化就會有矛盾和利益的衝突。

改革需要有動力，鄧給出的動力就是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而先富的人往往是手中有權力，能夠通過權力轉換成財富的高級幹部，極其他們的子女和親朋，是他們通過政府改革和國企改制來把手中的權力兌現成了財富，以不正當，不公平的手段撈取了第一桶金，正正在撈取第N桶金，而廣大老百姓卻要遭受高物價、被下崗、失去保障等改革之苦。於是反對官倒，反對太子黨的聲音越來越大。而那些通過開放了解了國外民主思想的知識分子就開始利用老百姓的不滿來追求政治上的新興利益。本身對人這一高級生命體來說，有政治追求本無可非議，你中共可以利用當年老百姓對軍閥、對國民黨的不滿來追求政治利益，那麼憑什麼不許其他和你們當年一樣的知識分子來追求新興的政治利益呢？

聰明的當權者應該做的是利用先發優勢，利用手中已有的權力來搶先化解老百姓對社會不公的不滿，搶先代表老百姓的政治利益，搶占政治高地，而不是一味地打壓其他人對老百姓政治利益的合理代表和積極訴求。

其實一件事物的表述可以是多種方式的，既可以用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來表述、解釋和解決，也可以用馬列毛式的人民民主、為人民服務來表述、解釋和解決。而無論是哪種政治思維，維梁就不相信官倒、太子黨、裙帶關係和貪污腐敗是不應該被反對的。而誰不反對，誰故意推脫，誰就失去了政治上的至高點。至於背後的動機如何那是不言自明的事情，大家都在爭取老百姓的支持，誰找到政治至高點，誰就主動，否則就被動挨打：不是敵人太狡猾，而是自己不爭氣。

所以聰明的政治家就應該在自己制度內的現有框架中尋找解決官倒、太子黨、裙帶關係和貪污腐敗的政治解決之道，如果沒有就打着自己旗號，走別人的路，好比美國和西方借鑑了很多社會主義的東西，卻仍打資本主義的旗號是一樣的道理。

其實這些問題無論是在毛治下的中國，或是在西方國家都很少發生，而偏偏在鄧治下的中國會越演越烈，因為鄧搞的是經濟改革，政治倒退，甚至退到了封建社會。說白了其實就是領導層私利在做怪，而不是從公利來考慮問題，否則，就無從解釋馬列主義和社會主義為什麼可以容許官倒、太子黨、裙帶關係和貪污腐敗的發生，到底是人大批准了這些人這麼做呢？老百姓樂意他們這麼做？恐怕都不是，而是相反，大家都激烈反對之。

每個人其實都有私利，但如果國家的領導人總從私利考慮問題，國家就會面臨越來越多的問題。而更可怕的是當一個國家領導人把自己的私利上升到意識形態，來綁架該國家的制度和國家機器，卻同時又以一副＂正義無比＂、＂大義凜然＂、＂殺氣騰騰＂的樣子卻面對群眾，那麼國家的大麻煩就要來了。

本來１９８９年４月份以前只是一些知識分子在替老百姓鬧，而老百姓只是做看客而已，看着＂亂黨＂怎麼給政府找麻煩，雖然他們提出的口號很合老百姓的胃口，但政府當時也沒太把＂亂黨＂怎麼樣，該遊行也遊行了，該靜坐也靜坐了，時間一長，大家已經過了欣賞興奮期，都估計着該趨於平息了。如果這個時候中央政府象現在廣東政府一樣派幾個高級領導出面找＂亂黨＂公開談談，表示人家的口號反應了合理的民意訴求，一定想辦法解決，大家可以各自散了，此事也就過去了。其實也就是要做個政治秀，不為給＂亂黨＂看，就是為了給老百姓看。我們老嘲笑西方政治就是作秀，可洽洽是中共的多數領導是連秀都懶得做。如果當年６４時會作秀，恐怕矛盾早就解決了。

即便是有幾個反對派還是不依不饒，那也很難博得老百姓的廣泛同情，再不行就讓他們上人大討論，依法辦事也就行了，沒人會支持一直占着天安門搞PARTY，總之，少數人掀不起大風浪了。

可當時老鄧的秀是怎麼做的呢？他搞了一個殺氣騰騰的４２６社論，其中最殺氣騰騰的是那句：“這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這是擺在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場嚴重的政治鬥爭。”

好傢夥，就你知道這是陰謀，搞政治還怕談陰謀？中共歷史上沒搞過這樣的陰謀麼？這真是古今中外最最糊塗透頂的政治秀。看一看１９８９年當時的反對派提出的口號：如，“依法治國、反對特權”、“人民不可蒙蔽”、“當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穩定物價”、“腐敗必須從根本上清除”、“官倒富，農民苦”、“維護農民利益” 哪一條是錯的？哪一條不符合人民群眾的合理訴求？人們又怎麼能把這些口號和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陰謀掛起鈎來？一個政治家不去老老實實起解決人家提出的合理訴求，卻不問清紅皂白把人家的訴求往陰謀上靠，那麼是不是所有人都不要提什麼訴求了？一提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

同樣，一個號稱馬列主義者的政治家不去利用自己建立的＂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去解決上述的老百姓的不滿，卻去把反對上述不合理現象與反對共產黨，反對社會主義制度來主動建立邏輯關係，而不是趕緊迴避，避免觸及自己的政治基礎，而且還把它們都白紙黑字地公告天下，說誰反對腐敗就是陰謀反對社會主義，這正是鄧的愚蠢之處。如果反對官倒、反對腐敗就是反對共產黨、反對社會主義，那麼這個所謂的＂共產黨＂，所謂的＂社會主義＂到底是個什麼東西？

所以殺氣騰騰的４２６社論政治秀就徹底激怒了北京市民和廣大中國老百姓，對自身利益受損早以嚴重不滿的＂中國村民們＂就開始大規模上街支持＂反對派＂了，他們也成立了類似烏坎的＂村民自治委員會＂－工自聯、高自聯。這都是拜鄧愚蠢的政治秀所賜，你把代表人民的利益，就有其他組織來代表。

而隨着越來越多的北京市民和各地學生都風涌到天安門，隨着天安門絕食的開始，事態就向鄧所＂判斷＂的那樣不斷惡化，他也就更加認為敵對勢力即將奪權，其實廣大老百姓當時有幾個人想到要奪共產黨的權呢？只不過是希望最高領導出來給個說法罷了，哪怕是個口頭承諾也會緩解很多矛盾。可最後等來了的是李鵬等代表的＂什麼都不談＂，只談＂進食問題＂，那還談個屁啊？哪有搞政治的誠意呢？根本就是老子天下第一，誰不聽我就鎮壓誰。

鄧是這麼說的，也是這麼幹的，他是又一次違反了中國和中共自己制訂的憲法：軍隊戒嚴問題是５名常委中２人支持，２人反對，１人棄權，按道理應該擴大審議範圍，提交人大討論和表決，而鄧卻什麼也不顧，越俎帶庖，以槍指揮黨，以槍指揮國家。當時鄧可以說是孤家寡人，有３８軍軍長抗命在先，有多數部隊緩慢推進在後，更有百萬市民以血肉之軀築起密集的人體路障。可鄧卻向軍隊下了必須按時到達天安門的死命令，於是市民學生的大規模流血悲劇就不可避免了。這個性質是很嚴重的。百萬群眾和學生上街提合理訴求沒有錯，軍人按照命令必須按期進抵指定地點也沒有大錯，而造成千百人死亡這一悲劇的主要責任是鄧的違法和違憲，所以說鄧是歷史罪人就一點都不為過。

如果１９８９年４月份出的不是那個臭名着注的老鄧４２６社論，而是２０１１年１２月的人民日報社論，多些諸如：傾聽民眾訴求，最高領導層必須直面和解決好矛盾和問題，工作組談判組以“民意為重、群眾為先、以人為本、陽光透明、法律為上”等等真誠的政治表態的字眼，那麼又怎麼不能緩解當年的中國村的村民們對社會的不滿呢？要知道當時的人民和政府的矛盾還遠遠沒有現在這麼緊張、激烈和白熱化，腐敗和不公也遠遠沒有現在這麼嚴重，廣大政府官員、警察公安和社會風氣以現在的標準看簡直比少女都純潔。而北京市民和全國來的學生的秩序也比現在烏坎的村民要文明守法得多，根本沒有人象現在彪悍的烏坎村民那樣頭戴鋼盔，手持鋼管木棒，沿陣以待，也沒有人朝警察扔磚頭，放鞭炮。當時的中國也根本沒有讓人痛恨的河蟹特警、維穩流氓。當時警察看市民都來遊行就去一邊旁觀和休息了，從來沒有什麼警民衝突。而市民和學生反倒常常給人民警察送去食物和飲料。

總之，６月３日以前，無論是廣大市民和學生，還是警察、軍隊和下層政府官員等隸屬於社會主義國家機器的各個成分都保持了很好的文明秩序和克制態度，都期望此事能在體制內得到合理的解決。沒有理由認為如果最高領導層能積極斡旋和耐心調解，將會造成更嚴重的後果。

可事與願違，６４的槍聲一起，大規模流血衝突不可避免，也就徹底改變了中共軍隊的性質，也徹底改變了中國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對社會主義制度的性質。等蘇聯和東歐再有事情發生，那裡的軍隊和國家機器就完全失去了政治高地，失去了民心，於是稀里滑啦地倒了，這能怪誰呢？只能怪老鄧做了個最最惡劣的政治榜樣，是你老鄧白紙黑字，並親歷親為地表示：反對腐敗就是反對社會主義，那麼反之，軍隊支持社會主義就等於是支持腐敗了。這就叫：作繭自縛、自我毀滅，社會主義制度就這樣被沉重地打擊了。

世界上哪種制度要想常盛不衰，就要不斷改革、不斷自我完善，而有改革就會有矛盾，就會有利益衝突，並會由經濟利益衝突上升為政治利益衝突。而政治家的責任就來化解各種政治矛盾，把其導入低裂度的體制內政治運作和政治競爭之中，使政治競爭為完善自身制度，進行自身進化而服務，而不是去激化矛盾，倒行逆施以維護少數家族的利益。

６４的悲劇就是鄧在矛盾出現後不是去努力化解矛盾，而是洽洽相反，去激化矛盾，直到不可收拾。鄧這麼做是和鄧的出身、背景和個性分不開的。鄧小平出身於四川的大地主家庭，對人民群眾本無好感，走上革命道路是趕當時的政治時髦。他出國留法親歷了西方發達的經濟社會，卻同時接受蘇俄農奴式馬列主義的政治教育，所以在他頭腦里同時有對西方發達經濟的嚮往，和對封建偽馬列政治制度的高度依賴。同時，他還很不善於做群眾工作，懼怕人民群眾，只很善於投機，是打牌高手，但不是政治戰略家。他當年投身革命是投蘇俄的機，後來搞改開是投西方的機，但都是毫無長遠的戰略部署和宏圖大略，總是象摸牌一樣，等摸到什麼再說，就好比自己說的：摸着石頭過河，而等沒石頭了就只有淹死，沒好牌了就只有完蛋。

當年鄧在百色起義當天根本就並不在場，可起義一成功，他立刻跑來撈資本，可後來在行軍途中遭遇對方打擊，首尾被截斷，就在士兵們群龍無首需要團結和領導的時候，鄧卻自己開溜跑了，說是去上海匯報工作，其實就是當了逃兵。後來搞社會主義建設也是如此，鄧先是搞比毛還左，又反右又浮誇，後來看有困難就又逃走了，要搞國民黨那一套，結果讓老毛利用群眾給狠很整了一頓，所以終其一生，鄧都對人民群眾和群眾運動有本能的敵視、反感，甚至仇恨。但現代政治其實就是做群眾工作的文明政治、民主政治；而不是殺人放火、坦克機槍形式的野蠻政治，這就是鄧一生搞政治既不能善始，也不能善終的悲劇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