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邁克爾·李維斯（Michael Reeves） 譯/拿但業 校/王培潔
隨着十五世紀的逝去和十六世紀的誕生，舊世界似乎與新世界處在交替過程中：羅馬帝國的最後殘餘——強大的拜占庭帝國——崩潰了；哥倫布在美洲發現了一個新世界；哥白尼的“日心說”完全改寫了對宇宙的看法；並且路德還徹底重塑了基督教信仰。曾經看似穩固和確定的舊世界的基礎在變革的風暴中完全坍塌了，為一個一切都將非常不同的新紀元開闢了道路。
如果從今天的角度來看，你幾乎不太可能真正了解那個時代的情形。“中世紀”（Medieval），就是這個詞帶給我們陰暗的、哥特式的畫面構想，其中充斥了狂熱崇拜的僧侶和迷信躁動的群眾。一切都顯得如此怪異。尤其是透過一雙現代人的眼睛來看：我們都是不折不扣的民主政治的平等主義者，而他們認為所有事情都充滿了等級秩序；我們的生活永遠都充斥着對於自我的滋潤、培育和澆灌，但他們卻盡己所能地否定和譴責自我（或者至少他們都十分欽佩能夠這樣行動的人）。這樣的不同點還有很多。
然而這是宗教改革的背景，也是人們為什麼會對神學產生如此大熱情的原因。宗教改革是一場革命，不僅僅是為了爭取某些東西而進行的戰鬥，同樣也反對某些東西，例如，中世紀的羅馬天主教的舊世界。那麼在改教之前幾個世紀裡的基督徒是什麼樣的呢？
教皇，神職人員和煉獄
所有中世紀羅馬天主教的道路都通向羅馬，這其實不足為怪。耶穌曾經向彼得說過：“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會建造在這磐石上”（太16:18），這位使徒被認為是在羅馬殉道並被葬在羅馬，也正是他被非常字面化地理解為教會的基礎。從前的羅馬帝國承認羅馬城為帝國之母，凱撒為帝國之父，同樣，後來的基督教羅馬帝國承認羅馬教會為母親，同時也承認彼得的繼承者為父，“父親”或者“教父”。不過有一個尷尬的例外，就是在十一世紀的時候，東正教會與羅馬教會斷絕了聯繫，當然這並不奇怪，家家都有本難念的經。除此之外，當時所有基督徒都承認羅馬教會和教宗是他們不可替代的父母。沒有父親教宗，就沒有教會；沒有母親教會，就沒有救贖。
教宗被推舉出來作為基督在地上的代表，而他成為了神恩典流淌的管道。他有權力任命主教，主教相應地有權力任命神父。所有這些人，被稱為神職人員，成為了被授權可以打開“恩典泉源”的人。恩典的泉源就是七種“聖事”：洗禮、堅振禮、彌撒、懺悔禮、婚禮、祝聖聖職禮以及終傅禮。有時這些聖事被稱為基督身體的七條“血脈”，通過這些聖事，神充滿恩典的寶血傾流出來。這看似非常機械，卻精確地表達要點：那些底層人民，沒有受過教育和沒有文化的勞苦大眾，被認為沒有能力擁有“清晰的信仰”（explicit faith）。所以，雖然擁有“清晰的信仰”是預期的目標，但是擁有一種“隱含的信仰”（implicit faith）——亦即只要來到教會並且接受聖禮，也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只要他們站在泉源旁邊就可以領受恩典。
通過洗禮（一般是嬰兒洗）人們首次被接納進入教會並嘗到神恩典的滋味。然而整個聖禮系統的核心卻是“彌撒禮”。當你走進地方教會的那一刻，就會清楚地體會到這一點：教堂裡面所有建築的結構最終都會通向舉行彌撒禮的“祭壇”。它被稱為祭壇是有很好的理由的，因為在每一次舉行彌撒禮的過程中，基督的身體都將會被當作新的犧牲獻給神。通過這種日復一日的“不流血”的獻祭，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的獻祭”也不斷被重演，而上帝對於罪的忿怒也會被平息。每一天基督都會被當作挽回祭獻給上帝，這樣每一天的罪也能被對付了。
然而令人困惑的是，好像有些東西被遺漏了，畢竟基督的身體確實不在祭壇上，那麼神父舉起的東西是否僅僅是餅和杯呢？這就是被稱為“變質說”（transubstantiation）的教義。根據亞里士多德的學說，每一樣事物都具有“本質屬性”（substance：inner reality本身存在）和“偶然屬性”（accidents）[2]這兩個方面。例如，一把椅子的“本質屬性”就是木頭，而它的“偶然屬性”就是諸如“棕色”或者“骯髒”之類的屬性。給一把椅子上漆，會使得椅子的“偶然屬性”發生改變。“變質說”恰恰相反：在彌撒中，餅和杯的“本質屬性”被轉變成了基督的身體和血，而餅和酒最初的“偶然屬性”仍然保留着。聽起來很離奇，但是各種各樣的故事都在鼓勵懷疑的人接受，比如說有人看見裝在杯裡面的是真正的血，而放在盤子裡面的是真正的肉等等。
變質的時刻發生在神父用拉丁文說出“Hoc est Corpus meum”（這是我的身體）的時候。然後教堂的鐘將會發出轟鳴，神父將會舉起麵包。會眾一年只能吃到一次餅（而且他們從來沒真正領過杯。畢竟說來，萬一有哪個笨手笨腳的農夫把基督的血灑在地板上怎麼辦？），但是只要看一眼舉起的餅就會得到恩典。這樣，就可以理解，越虔誠的人就會越熱誠地跑到更多的教堂，觀看更多的彌撒，從而得到更多的恩典。
彌撒禮拜是用拉丁文進行的。人們當然一個字也不懂。但麻煩在於，很多神職人員也不懂。但發現學習禮拜的流程要比真正學習一種新的語言更快捷。所以，當會眾聽見的是“Hocus pocus”[3]，而不是“Hoc est Corpus meum”時，誰會知道這是誰的錯誤呢？甚至神父也對他們所說的東西理解甚少，並且公開念錯詞。對於普通會眾來講，他們難以分辨羅馬天主教正統教義和魔法、迷信的區別。對於他們來說，被祝聖的餅變成了可以攜帶的法寶，不僅可以躲避災禍，還可以給患病的牲口當藥吃，或者種下去帶來豐收。大部分時候，教會對於半異教的“大眾基督教”都是很寬容的，但是對彌撒的尊崇可以從教會的決定看出來，為了避免不敬行為，應1215年第四次拉特蘭公會議（the fourth Lateran Council）的要求，所有教堂裡面經過“轉變”的麵包和酒都必須鎖在安全的地方，這樣就沒有哪些膽大妄為的人可以用手摸到，以至於產生可怕的或者褻瀆的行為。
中世紀羅馬天主教的整個系統和精神的基礎必須回溯到奧古斯丁（354-430）對於稱義的理解，更精確地說，是奧古斯丁的“愛的神學”（theology of love，這“愛的神學”卻激起了極大的恐懼，真是具有諷刺意味）。奧古斯丁教導說，我們活着就是為了愛上帝，然而我們沒法憑着自己的力量做到，必須祈求上帝幫助我們，而上帝通過使我們“稱義”來做到這一點。對於“稱義”，奧古斯丁說到，是上帝將他的愛傾倒在我們裡面的行動（參羅5:5）。而通過聖禮流向我們的恩典，使我們變得越來越有愛，越來越公義，這樣，上帝使我們“稱義”。在這個模式里，上帝的恩典是必要的能量，好使我們變成一個更好的、更公義的以及更充滿愛的人。根據奧古斯丁的說法，最後這樣的人將變得配得拯救。這就是奧古斯丁所說的“因恩典得救贖”的意義。
神傾倒出他的恩典，使得我們變得充滿愛，且配得拯救，在奧古斯丁嘴裡顯得如此美妙。但幾個世紀以來，這樣的想法卻呈現出一幅黑暗的色調，沒有人渴望這個。與之極度相反的是：人們以一種吸引人的、樂觀的方式談論神恩工作的原理。“上帝不會拒絕賜恩典給那些盡最大努力的人”成為了中世紀神學家最歡樂的口號。不過問題在於，你如何確定你真的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你如何確定，你是否是那個配得拯救的人？
在第四次拉特蘭公會議結束之時，就像會議所期待的那樣，為所有追求“稱義”的人產生了一個很有用的目標：會議要求所有基督徒（就永恆咒詛的痛苦）定期向神父懺悔自己的罪。在懺悔時，良心中的邪惡念頭和罪將會被拷問，這樣軟弱就可以被根除，基督徒就會變得更加公義。然而，這樣操練的結果，根本無法給那些對此認真的基督徒帶來安慰。藉助長長的官方清單，神父將會問類似這樣的問題：“你的所有禱告、施捨或者其他宗教活動的目的是否是為了隱藏你的罪，或者是為了取悅他人而勝過取悅上帝？”“你是否愛你的親戚、朋友或者其他受造物勝過上帝？”“你是否因為天氣糟糕、疾病、貧窮、孩子或朋友的死而抱怨上帝？”最後卻顯明人毫無正義和愛可言，只不過被眾多黑暗的渴望所充斥。
這種努力製造出了巨大的擾亂，我們可以在十五世紀諾福克郡的一位名叫瑪格麗·坎普（Margery Kempe）的婦女的自傳中看到這一點。在自傳中，她描述到，在她向神父懺悔離開之後，她感到非常恐怖，像她這樣的罪人完全應得何等的咒詛，她看到邪靈開始圍繞着她，咒詛她，讓她噬咬和抓撓自己。現代人會很快將之歸結為某種形式的心智不穩定。瑪格麗自己卻非常肯定，她的精神崩潰應該歸結為她認真地對待那個時代的神學。從懺悔里，她了解到她不夠公義，不配獲得救贖。
當然了，教會的官方教導很清楚：沒有人在死的時候能夠足夠公義，可以完全配得拯救。但是也沒有什麼理由來嚴厲警告，因為還有煉獄存在。除非基督徒在死的時候，還沒有為非常嚴重的罪懺悔，例如殺人（那樣他們就會去地獄），否則他們都會有機會在煉獄裡面慢慢地洗滌自己的罪惡，直到完全洗淨，升入天堂。大約在十五世紀末期左右，熱那亞的凱瑟琳（Catherine of Genoa）用“充滿榮光”的詞語寫了《論煉獄》（Treatise on Purgatory）一書。在書中，她解釋道：人們享受和擁抱他們的懲罰，因為他們渴望為神的緣故被潔淨。然而，比凱瑟琳更加世俗的靈魂，對於成千上萬年的刑罰則會抱有更不樂觀的遠景。大部分人並不享受這種遠景，而是為自己和自己所愛的人尋找出路，好快速完成煉獄這道流程。如同祈禱一樣，彌撒也被說成是可以幫助煉獄裡面的靈魂，彌撒禮所帶來的恩典可以直接幫助死去並受折磨的靈魂。基於這個理由，一個完整的煉獄產業形成了：富人建立了彌撒堂（一種小教堂，裡面的神父專門為贊助者和其幸運的受惠人的靈魂獻上祈禱和彌撒）;不那麼富有的人則聚集在“互助會”（fraternities）裡面，為了相同的目標而祈禱。
當然不是每一個人都毫無質疑地遵循官方路線。舉個例子，1235年成為林肯主教的羅伯特·格羅斯泰斯特（Robert Grosseteste，1168－1253）[4]相信，神職人員應該將宣講聖經放在首位，而不是舉行彌撒。他自己更多地用英文而不是拉丁文布道，這樣人們就能夠理解他所說的內容。他不止一次和教皇發生衝突（比如，教皇在他的教區裡面任命一位不會講英文的神父)，有時候極其劇烈，以至於他稱教皇是應該被詛咒的敵基督。幾乎沒有人可以因為這種言論而免罪，但是格羅斯泰斯特是如此的有影響力，不僅因為他個人生活的純全無瑕，也因為他是一位學者、科學家和語言學家，連教皇也無法使他閉嘴。
中世紀羅馬天主教另一個不可能忽略的方面就是聖徒崇拜。歐洲大地充滿了擁有各種聖徒的聖地神龕，這些聖徒十分地重要，不僅在屬靈方面，也在經濟方面。擁有足夠多像樣的守護聖徒遺物的聖地，就可以吸引穩定的朝聖者隊伍，從朝聖者到旅店老闆的每一個人，都能因此獲得利益。基督在中世紀大眾的心目中的形象越來越可怕，這成了聖徒崇拜的催化劑。升天和再臨的基督越來越多地被視為聖潔中帶着無比恐怖的末日審判者。誰可以接近他呢? 當然他一定會聽他母親的話。這樣，基督進入了天堂，馬利亞卻成了基督和那些想要接近他的人之間的調解者。當然，為了使得馬利亞的尊榮能與這調解者的身份相稱，馬利亞也成為了無法接近的、有着星辰般榮光的天堂的皇后。根據同樣的邏輯，人們開始祈求馬利亞的母親——安妮，使她成為調解者。這樣對於聖安妮的崇拜也迅速發展起來，吸引了許多人虔誠地奉獻，包括籍籍無名的德國人路德一家。不僅僅是聖安妮，天堂里還擠滿了其他聖徒，每一位都是審判者和罪人之間良好的調解者。大地上充滿了他們的遺物，就是那些能夠傳遞他們的恩典和益處的物品。這些遺物的真實性是成問題的，一個著名的笑話是：整個基督教歐洲散布着那麼多的“受難十字架的碎片”，那麼受難的十字架一定是十分巨大的，巨大到人類無法舉起的程度。不過話說回來，基督畢竟是全能的。
官方的立場是馬利亞和聖徒應當受到尊敬而不是敬拜，但對於沒有受過教育的普羅大眾來說，這種說法過於微妙以至於他們也難以區別。更可能的情況是聖徒的大軍被當成了眾神的遊行，而他們的遺物被當作有魔力的物品。如何教導沒有文化的人們神學體系的這種複雜性，進而避免偶像崇拜呢？答案是，即使是在最貧窮的教堂裡面，信徒也被各種各樣聖徒和童貞女馬利亞的圖畫和肖像所包圍，這些圖像藏在彩色的玻璃、雕像和壁畫裡：它們是“窮人的聖經”，是“文盲的書籍”。缺少話語，人們就通過圖像學習。然而，一尊童貞女馬利亞的雕像很難說有能力教導“尊敬”和“敬拜”的區別，而且所有敬拜都採用人們聽不懂的拉丁文，說明教導並沒有被放在第一位。有些神學家甚至發出這樣的言論，認為拉丁文是一種如此神聖和有能力的語言，甚至那些不懂拉丁文的人也能被它影響。聽起來真不可靠。結果就是，人們並不需要通過“理解”的方式來領受神的恩典——一個未成形的“隱藏的信心”卻能。實際上，缺乏教導使人也只能如此理解。
活力還是疾病？
如果你曾經不幸地置身於一群宗教改革史專家當中，那麼做一件事可以激起他們的興奮，就是大聲地問說：“宗教改革前夕的基督教究竟是充滿活力還是已經腐敗了？”這保證是一個會引發一場爭吵的問題。幾年前這個話題還幾乎不會激起什麼反響，似乎每一個人都很開心地認同：宗教改革前的歐洲人在呼籲改革，並痛恨腐敗的羅馬教會所加的重軛。現在這樣的觀點也沒有消失。
但歷史研究——尤其是1980年之後的研究表明，出乎人們的意料的是，在宗教改革之前，信仰正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當然有人會抱怨，但絕大多數民眾仍然懷揣熱情投身其中。比起從前，人民贊助更多為死人舉行的彌撒，建造更多的教堂，樹立起來更多聖徒的雕像，也組織起更多的朝聖活動。關於奉獻和屬靈的書籍——就像今天內容混雜的書籍一樣——在那些有能力閱讀的人群裡面格外流行。
這樣，人們的宗教熱情意味着他們渴望改革。縱觀十四世紀，修道院內部發起了秩序改革，甚至教廷也經歷了一些分階段的改革。每一個人都同意教會這棵大樹上有一些已經死掉的枝子和腐爛的果子，當聽到詩人但丁在他的《神曲》裡把教皇尼古拉三世（Nicholas Ⅲ）和卜尼法斯八世（Boniface Ⅷ）投入地獄的第八層時，每個人都會發笑。當然會有腐敗的老教皇和在舉行彌撒禮以前喝得酩酊大醉的神父，但事實是，人們發笑卻恰恰表明教會的穩固和安全。教會看起來似乎能應付這一切。而且人們對於修理死去的枝子的渴望恰恰表明他們愛這棵樹。對改革的渴望從來沒有伴隨着這一種想法：整棵樹的軀幹已經徹底腐朽了。畢竟，盼望一個好教皇和盼望沒有教皇是非常不同的；盼望好神父和彌撒也與盼望沒有“聖品階層”和彌撒是很不一樣的。但丁也表明了這一點，他不僅在《地獄篇》裡面刑罰了邪惡的教皇，也同樣將神聖的審判施加在那些抵擋教皇的人身上。畢竟，教皇不論是好是壞，都是基督的代言人。這就是宗教改革前夕大部分基督徒的境況：全心奉獻，也全心支持改革，但不是想徹底顛覆他們的宗教信仰。那時的社會尋找的並不是徹底的改變，而是清理眾所周知的職權濫用。
那麼，是活力還是腐敗？這本來就是一對錯誤的對比。改教前夕的基督教無疑是受歡迎的，並且充滿了活力，但這並不意味着它是健康的、是符合聖經的。事實上，如果宗教改革帶來的是所有人期待的那種改革，那它也不過是一場自然的社會運動，一次道德革新。但這是改教家們所反對的：宗教改革不是一次受歡迎的道德改良，它挑戰了基督教的核心。他們宣稱神的話語介入其間並改變世界。它是不期而至的，且是與人的想法背道而馳。它不是人的工作，而是神聖的突發事件。
大災難的前兆
宗教改革可能出乎人們預料，大眾其實滿意於小規模的改革，然而中世紀的晴空上開始形成幾朵烏雲。最開始就像手掌一樣大，沒有人注意到這些，但它們預示着天要塌下來，砸在中世紀羅馬天主教頭上。
第一朵烏雲聚集在羅馬自己的上空。1305年波爾多主教被選舉成為教皇。然而因為各種各樣的理由，他對於將自己安置在羅馬不感興趣，卻選擇法國南部的阿維農（Avignon）作為新的教皇駐地。法國國王很高興：一位處在法國勢力範圍的法國教皇會是容易打交道的。這樣人們對於下一任教皇仍然是法國人，並且仍然選擇待在阿維農就不會感到驚訝了。事情確實發生在接下來幾位教皇身上。在法國之外，人們並不因此而激動，人們將這個稱為“教會被擄於巴比倫”。教皇本來應該是羅馬——“母親教會”的主教，但這些在阿維農的人們真的是羅馬主教嗎？基督教世界開始對教皇失去信心了。
經過了七十年，羅馬人民開始厭倦這一切了，畢竟教廷是他們城市的尊榮（或者收入）的源泉。所以，在1378年，當位於羅馬的紅衣主教團開始選舉下一位教皇的時候，一夥暴徒包圍了他們，要求選舉一位意大利教皇，最好是羅馬的教皇。驚恐的紅衣主教們只好答應了暴徒的要求。但不久之後他們就反悔了，因為他們見識了新教皇的專橫和好鬥。不少人開始質疑選舉的有效性，認為這次選舉是被強迫的。所以他們又選了一位新教皇，一位法國人。不幸的是，之前選出的那一位健康狀況良好，並且拒絕退位，這意味着現在有了兩位教皇，他們很自然地將對方驅逐出教會。既然有了兩位聖教父，自然也需要兩個母親教會。
整個歐洲被劃分成兩個陣營。法國當然支持法國教皇，所以英國自然本能地支持另一位教皇，以此類推。這種情況是無法忍受的，所以一個公會議被召集，以解決這個問題。它的解決方案是：廢除兩位現有的教皇，選出一個新教皇。不可避免的是，兩位現有的教皇也不願輕易離開，這樣就有了三個教皇。這被稱為“大分裂”的局面，直到1414-1418年才被更強勢的康斯坦斯會議（Council of Constance）終結。這次會議說服了兩位教皇辭職，當三位教皇中的阿維農的那位拒絕辭職時，會議宣布廢除阿維農教皇。在康斯坦斯會議，他們選出一位新教皇，除了阿維農教皇的少數支持者以外，所有人都接受了新教皇。分裂結束了，但分裂帶來了一個權威危機：哪裡是教會的最高權威？在羅馬還是阿維農？而且因為公會議選立了一位新教皇，那麼是不是意味着公會議的權威高於教皇？權威危機一直持續到大分裂結束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因為康斯坦斯公會議宣布公會議權威高於教皇，而教皇們已經開始拼命反對這個意見了。有這麼多教會權威的競爭者，一個普通基督徒如何知道上帝的旨意呢？
與此同時，教皇們待在別處，隨之而來的是羅馬城的衰敗。這真是奇恥大辱，作為引起整個基督教世界注目的、榮耀的“母親”羅馬，不應該成為一堆廢墟。確實，羅馬比起以往來需要更多的榮耀來恢復她的形象，全歐洲都將為之眩暈。在接下來的一個世紀裡面，文藝復興期間的教皇們將一顆顆璀璨的星辰推入了軌道：弗拉·安吉利科（Fra Angelico），戈佐利（Gozzoli）和平特里喬（Pinturrichio）都被教皇僱傭；拉斐爾（Raphael）被委派裝飾教皇在梵蒂岡的私人寓所；米開朗基羅（Michelangelo）負責西斯廷教堂；布拉曼特（Bramante）重建了聖彼得大教堂應有的榮耀。當然耗資也是令人恐懼的，也當然要在可以找到錢的地方收集資金了。人們開始抱怨教皇越來越關心他們的錢而不是他們的靈魂，因為藝術在他們看來更像是異教的而不是基督教的。聖彼得大教堂的重建被證明比教皇最可怕的夢魘還糟糕，因為這引起了馬丁·路德的咒詛。
並且有污穢的氣息飄來，伴隨着浮華，使得羅馬成為那個時代的“拉斯維加斯”。尤其是在波吉亞家族（Borgias）統治下。1492年羅德里戈·波吉亞（Rodrigo Borgia）採用了簡單但有效的賄選方式成為了教皇“亞歷山大五世”。這些都讓紅衣主教們感到臉紅。他和情婦們有好幾個孩子，據傳言，他甚至和他那熱愛派對且帶着有毒戒指的女兒魯克蕾西亞也生了一個孩子。他最出名的習慣當屬他在梵蒂岡舉行放縱派對以及毒死紅衣主教們了。這似乎給聖教父的官邸開了一個不好的頭。他的繼承者，好戰的尤利烏斯二世（JuliusⅡ），也是一位“父”，這個“父”的含義可不只有一個。尤利烏斯的繼承者，利奧十世（Leo Ⅹ），是一位不可知論者（他在十歲的時候被祝聖，沒有一個人想過要問問他）。當然在這之前，教皇職位是有底線的，但正逢教會的權威危機關頭，丟失教會尊嚴是非常糟糕的。
改革的晨星
第二朵出現在晴朗的中世紀天空中的烏雲，開始聚集在北方英格蘭的約克郡（Yorkshire）。一切都由1320年代在這裡出生的約翰·威克里夫（John Wycliffe）引起。他被祝聖為神父，並來到牛津大學。在這裡他因為自己的神學觀點成為了大學裡面最具爭議的人物，同時他與王室的密切關係也使得他擁有很大的影響力。在威克里夫一生的大部分時間裡，教皇們遷居至阿維農，並且威克里夫自己也是在一個宗教權威不斷被挑戰的環境裡面長大的。隨着1378年兩位教皇同時就職，他開始公開地認定只有聖經而不是教皇才是屬靈權威的最終極來源。他斷言教皇制不過是人的發明，只有聖經的權威才是一切教理和實踐可靠性的保證。根據這一點他拒絕了“變質說”的哲學基礎。
在短短的幾年裡面他的言論已經遍布了牛津大學——甚至整個國家，並激起了巨大的反響。威克里夫只能退休，來到了賴斯特郡的路特沃斯教區，在這裡他作為教區的神父度過了餘生。不過他並沒有無所事事，相反，他寫了流行的小冊子來闡述他的神學論點，差遣宣教士並且組織了將拉丁文《〈聖經〉武加大譯本》（Latin Vulgate Bible）翻譯成英文聖經的工作。對於威克里夫來說，比較幸運的是，他在1384年去世。在這之後召開的康斯坦斯公會議上，他被判定為異端（墳墓被開掘，屍體被焚燒）。然而他留下的遺產極其豐富。帶着威克里夫翻譯的聖經，他的追隨者們在全英格蘭組織起了非法的秘密讀經小組。他們因此得名為“羅拉德派”（Lollards），這個詞可能是“喃喃低語”的意思，或許與他們秘密閱讀聖經的習慣有關。當一個世紀之後的宗教改革到來之時，他們成為了改教運動最踴躍的接受者。
比起羅拉德派來說，威克里夫更重要的遺產應該算是那些訪問過牛津大學，並且將他的教導帶回波希米亞（Bohemia，如今的捷克共和國）家鄉的訪問學者了。在這裡，威克里夫的教導被許多人接受，包括布拉格大學（University of Prague）校長揚·胡斯（Jan Hus）。胡斯並沒有威克里夫那般犀利的智慧，但他通過扮演威克里夫的鬥牛犬角色發揮了和威克里夫至少同樣重要的角色。當教會當局試圖在波希米亞撲滅威克里夫教導的影響時，胡斯捍衛了威克里夫，並且越來越直接地發表對於教會的批評。他的主要論點在於：否定教皇發行“贖罪券”[5]的權柄，並質疑“煉獄”的存在。
胡斯被驅逐出教會，並被傳喚出席康斯坦斯公會議為他的觀點辯護。毫不奇怪，胡斯非常不情願冒險輕易地進入獅子坑裡，以至於被當作異端燒死。但當他得到“安全保證”之後還是去了。實際上安全保證並沒有什麼意義，在康斯坦斯他立刻被逮捕，經歷了六個月的囚禁和一場模擬審訊，直到在審訊中他拒絕放棄他的觀點之後，胡斯最後於1415年以異端罪被處死。
胡斯的死激起了他的波希米亞跟隨者的武裝反抗，在波希米亞，胡斯已經成為了民族英雄一般的人物。從1420年開始，一連串針對“胡斯派異端”的十字軍聖戰被發起。令人驚奇的是胡斯派獲得了最後勝利，他們被允許在天主教歐洲的心臟地區建立一個獨立的胡斯派教會。在那裡，胡斯派牧師可以不受教皇限制地傳講神的話語，而且他們也可以在聖餐中同時領受餅和杯，而不是天主教彌撒。胡斯不僅在羅馬天主教廷身上留了根大刺，在他臨死前，據說他曾說過這樣一段話：“你們可以燒死這隻鵝（在捷克語裡面，‘胡斯’就是‘鵝’的意思），但一百年後，你們將會聽到另一隻天鵝的鳴唱，而且你們不得不聽。”幾乎是整一百年後，馬丁·路德釋放出了“唯獨因信稱義”的教義。出於對胡斯的極大尊敬，路德非常確定地認為他就是那只應許的“天鵝”。在路德死後，路德宗教會也使用天鵝作為風標，而且這位改教家也常常被描述為天鵝。現今矗立在布拉格的胡斯巨像的底座上刻着：“真理偉大，它必得勝”。這的確是胡斯和他所傳講信息的遠景。
書籍，危險的書籍
最大的一朵烏雲停留在了阿維農上空，或許並不足為怪，但這朵烏雲看起來似乎是所有烏雲裡面最無害的一朵，而且這朵烏雲其實和這裡的教皇們並沒有什麼關係。烏雲在此聚集的原因是一個名叫彼特拉克（Petrarch）的年輕人在這裡長大。這個年輕人不僅是一個詩人，而且是他所在的那個古典文化時代中最偉大的學生。到1330年的時候，彼特拉克已經開始相信歷史由兩個主要時期組成：文明和文化的黃金時期——古典時代，以及從五世紀羅馬帝國崩潰之後一直持續到他有生之年的這個時期，主要特徵是無知和野蠻，他自己稱之為“黑暗時代”。當然彼特拉克夢想着將來會出現第三個時期（也許那些閱讀彼特拉克書籍的人們會推動這個時代的出現），在這個時期，古典文明將浴火重生。
被古典文明復甦（或者“文藝復興”）的遠景所激勵的彼特拉克的追隨者們（或者因其“人文主義者”的名號獲得更多的知曉），相信他們在有生之年可以終結這個“黑暗的”或者是“中間的”世紀（“Middle” Age）。高喊着“回到本源！”（Ad fontes）的口號，他們拿起古典文學和文化的華麗武器發起了對愚昧的攻擊。對於在中世紀黑暗時代成長起來的教皇羅馬，這並不是一件幸運的事情，新知識的光對她似乎並不友好。
羅馬權力的主要支柱是《君士坦丁贈禮》（Donation of Constantine），這份文件據說是四世紀的時候君士坦丁皇帝寫給羅馬主教的一封信。信里說明，當他把皇都從羅馬遷往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現今的伊斯坦布爾）的時候，他將西部羅馬帝國的宗主權賜予羅馬主教。這一文件是中世紀教皇對於整個歐洲提出政治權柄要求的基礎——教皇高於國王。然而，當一個名叫洛倫佐·瓦拉（Lorenzo Valla）的人文主義者研究這份文件的時候，他在拉丁語方面的人文主義專長幫助他發現，這封信是用八世紀的拉丁文以及術語寫成的，而不是四世紀的。這是一封偽造信。他在1440年發表他的發現時，這發現不僅動搖了教皇的一項重要宣告的基礎，也同時讓人對於教皇其他的宣告產生了質疑。還有什麼其他的傳統信念是偽造的呢？
瓦拉最大的遺產，是他的《新約注釋》，這是一部在他有生之年一直沒能出版的注釋集。在這部作品裡面，瓦拉應用他的希臘文知識指出教會一直使用的拉丁文《〈聖經〉武加大譯本》裡存在一些錯誤。注釋集沒能出版，瓦拉也沒能活到親眼目睹他的思想發揮出怎樣的影響。然而下一個世代里最偉大的人文主義學者鹿特丹的伊拉斯謨（Erasmus of Rotterdam）發現了瓦拉的《注釋》，並且出版了這部作品。伊拉斯謨在這部作品的幫助下完成了一本書，這本書將成為反對中世紀羅馬天主教的最強大的武器。
1516年，伊拉斯謨追本溯源地出版了新約的希臘文版本，同時放在希臘文旁邊進行對照的不是官方的武加大譯本，而是他自己的拉丁文譯本。伊拉斯謨這樣做，是希望更關注聖經，在教會產生一些健康的道德改革。他從來沒有想過這會對羅馬造成任何傷害，他甚至將這部書獻給曾經給他寫信感謝和讚揚這書的教皇。過不了多久，就會看到結果了。因為當伊拉斯謨的新約本與官方的武加大譯本不一樣，就會產生神學意味。例如在馬太福音4:17節里，武加大譯本記載耶穌說：“應當行補贖禮”，但是伊拉斯謨的版本裡將之呈現為“應當悔改”，之後則是“改變你的心意”。如果伊拉斯謨是正確的話，那麼耶穌並不是如羅馬教導的那樣，在慫恿人們進行一個表面化的補贖禮，而是在提醒罪人需要內在的改變心意並轉離罪惡。如果羅馬連聖經都沒有正確解讀，那麼她還會做什麼更離譜的事情？她擁有的又是哪種屬靈權威呢？伊拉斯謨的《新約聖經》真是一顆定時炸彈。
人文主義學者們在研究挑戰現狀的同時，又追隨彼特拉克的腳步，開始嚴厲批評那個時代的神學家。對於人文主義者來說，神學家們好像只對那些晦澀又沒什麼意義的問題感興趣。“針尖上可以有多少天使一起跳舞？”或者“上帝是否可以變成一條黃瓜而不是一個人”之類的問題。最能代表擁有這種“微妙”思想的神學家——鄧斯·司各脫（Duns Scotus）——成為了人文主義者眼中白痴的典型，任何跟隨他的人都會被譏笑為“蠢貨”，就像他一樣。
並不是只有神學家遭到人文主義學者諷刺。1513年在尤里烏斯二世（Julius Ⅱ）去世以後，一部被稱為《尤里烏斯被逐出天堂》的短劇就開始廣為流傳。伊拉斯謨可不承認這是他寫的（那會是很傻的事情）。但事實是我們在他自己的手稿裡面發現了一份，似乎證實了每一個人的猜想。在這部短劇裡面，尤里烏斯像往常一樣全副武裝地到了天堂的門口，穿着他的軍裝，玩弄着他標誌性的、用來向仇敵發出復仇誓願的鬍子。他已經知道他會受到抵抗，他特意帶了一支龐大的護衛隊，以便在需要的時候攻擊天堂的門。在天堂的守門人彼得看來，尤里烏斯真是極其虛榮和愚蠢。最後這部短劇就像它的標題一樣結束了。這部劇與其說是意味着人文主義者可以嘲笑教會的奢侈花銷和神學家們，不如說這個笑話實際是人文主義這條“通往真理的不同的道路”已經開始挑戰教會的權威：學者可以比教皇了解更多嗎？羅馬和她的神學家大軍會是錯的嗎？
如果所有這些被人文主義者激起的爭論只是被局限在象牙塔里可能就沒有這麼重要了，可是連技術進步也和這些麻煩攪和在一起。大約在1450年，約翰尼斯·古騰堡（Johannes Gutenberg）發明了第一台印刷機，到了1480年的時候，印刷廠就像雨後春筍一樣出現在全歐洲。現在，書籍不但在規模上，而且在速度上都能以大幅度超過以往的程度被生產出來。知識可以急速地傳播。極具有影響的一件事是第一本被出版的書是古騰堡版的拉丁文聖經：現在是一個話語的時代了。
作者簡介：
邁克爾·李維斯（Michael Reeves）是“高校基督徒團契”（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Christian Fellowship，UCCF）——一個支持在全英國高校中傳福音的慈善機構的神學顧問，作者此前在位於倫敦朗豪街的萬靈教會（All Souls Church）擔任助理牧師，並在倫敦國王學院（King’s College London）獲得系統神學博士。
[1] 本文出處：Michael Reeves, The Unquenchable Flame: Discovering the Heart of the Reformation, Nashville: B&H Publishing, 2010, pp. 16-35。本文為全書第一章。承蒙授權翻譯轉載，特此致謝。——編者注
[2] substance和accidents也可譯為“質料”和“形式”。——譯者注
[3] 拉丁語，意為“騙人的把戲”。——編者注
[4] 此人為現代科學奠基人，第一次將理論和實驗結合起來，羅哲爾·培根是他的學生，發揚了他的科學思想。——譯者注
[5] 贖罪券：在中世紀羅馬天主教里，當一個罪人向一位神父告解，神父則會要求執行各種各樣形式的補贖。任何沒有在今生的補贖禮裡面被執行的罪將會在煉獄裡被處理。好消息是，有些聖徒是如此的公義以至於他們不僅擁有足夠的功德能夠越過煉獄，直接進入天堂，事實上他們還擁有比需要進入天堂更多的功德。這些多餘的功德被保存在教會的寶庫裡面，而教皇擁有寶庫的鑰匙。教皇將會將這功德的禮物賜給他認為配得的靈魂，使得靈魂很快地通過煉獄，或者直接跳過煉獄（當然這取決於“大赦”還是“完全赦免”）。最開始，“完全赦免”是提供給第一次十字軍遠征的戰士們的，但不久之後金錢的奉獻也被看成是足夠的悔改，以至於配得一張贖罪券。人們心中開始越來越清楚：一點錢就能保證靈魂的福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