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定论使人走出修道院,热情投身于各种实际事务中,比如科学和商业,
同时也能正确评价非基督徒可能拥有的才能和优点,不至于因为他们不是信徒就认为他们一无是处

修道主义的“世界观”鄙视物质享受和学术追求，强调出离尘世，“修身养性”，以此潜心追求上帝和“灵性”。这种观念认为,一个人如果真的是“属灵”，真的爱上帝，就一定是要“全时间奉献”去当修士修女，然后成为神职人员--“圣品阶级”，才是真正的“动真格”的基督徒。没有“全时间奉献”的人无论多敬虔多爱主，因为还舍不得这个世界，仍然只是“平信徒”。换句话说，“圣品阶级”的属灵地位是高人一等（不管其信仰生活是否真的圣洁），而“非圣品阶级”只可能是“二流基督徒”（虽然大家也许不会这样明说)。

路德和加尔文这些伟大的改教家为“信仰与世界”的关系带来全新的看法。加尔文的神学重新强调创造和救赎的教义，指出上帝与被造的世界有所分别，但是无法割裂(distinction, but not separation)。因此基督徒根本不应该弃绝世界。世界尽管已经堕落，但其本身并非邪恶，弃绝世界就等于是弃绝以奇妙创造世界的上帝。基督徒被上帝呼召在这个世界里工作，因为上帝要借此救赎这个世界。基督徒对世界的尊重，关心和服务是因着我们对上帝的忠诚，顺服和爱。创造和救赎的教义否定“出世”的信仰而肯定“入世”的信仰。

路德的“信徒皆祭司”的神学消除了“圣品”与“俗品”，“属灵”与“属世”的对分，这不仅是在宗教的领域，也延伸到社会生活的其他范畴。路德说，“那些看上去是属世的工作实际上是赞美上帝，并代表上帝所悦纳的顺服的”。一个基督徒家庭妇女在家洗碗扫地，跟一个神父在教堂讲道可以并无区别--如果都是出于事奉上帝的心志，会一样蒙上帝悦纳。这是路德神学对基督教信仰“呼召”（calling）的观念的新的认识。

改革宗神学的“天职”（vocation）的观念也是基于同样的信仰（另外与救赎论上的“预定论”相联系）。上帝呼召他的子民，不但是在信心上，也是在信仰实践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的见证上。基督徒的信仰和呼召不再是仅仅局限于“宗教”的层面或者修道院的围墙之内，而成为涉及人生各个方面的“全人”的信仰与呼召。基督徒可以在罗马天主教传统上认为是“属世”的领域荣耀上帝。基督徒可以成为优秀的科学家，成功的商人，勤劳的农民或者尽职的家庭主妇来荣耀上帝，而不一定非要“出世”成为神职人员。平信徒与神职人员的区别只是事奉岗位与分工的不同，而不是属灵地位与身分的不同。

因着这样的“入世”的，“全人”的信仰，“新教”徒的工作观也发生巨大的变化。中世纪天主教的“属灵贵族”对于“属世”的工作并无敬意。那些选择留在“红尘”而不得不在这个世界上为自己和家人的饱暖辛苦工作的人就算不是“属肉体”，也只是值得同情的不幸的人。而当“呼召”和“天职”变成“全人”和涵盖人生与社会的各个方面的观念的时候，一种更加积极得多的工作伦理就被建立起来。一个人所做的工作无论跟教会的事奉是否有关，都应该是对上帝的恩典的回应和感恩的表现，都可以是事奉上帝，荣耀上帝的，而事奉上帝和荣耀上帝正是基督徒人生的最高目标。历史上那些受到这样的工作伦理影响最深的欧洲国家中很快开始出现经济的繁荣，而这只是宗教改革的一个不在其最初的目标之中的副产物。
　　
　　这也就让我们很容易想起韦伯那本著名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其中提出的著名的理论。对韦伯的理论后人有很多误解。韦伯并不是说一切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都是宗教改革的结果。罗马天主教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和地区当然也有西方资本主义的萌芽。韦伯所讲的，是一种特别的，对当时来说是“现代”的资本主义精神。这种资本主义精神跟其它资本主义精神的不同之处，也就是它独特的地方，是资本积累本身不再象以前那样被视为一种威胁个人得救的罪，而同时资本的积累也不象以前那样一定带来“暴发户”式的挥霍和腐败。韦伯把这种对待财富的积极的而同时又带“禁欲主义”色彩的态度跟新教伦理，尤其是“加尔文主义”直接联系起来。按照“加尔文主义”的信仰，既然救恩已经为上帝所预定，基督徒的商人或资本家就不再需要为他们个人的救恩而担心惧怕，只要财富是用正当手段赚来，而又不是被浪费挥霍掉，资本的积累就不再有道德上的困难。韦伯肯定这种新的资本主义精神是受宗教改革思想的影响的结果。韦伯的理论在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中深具影响。当然在学术上韦伯的理论并不是没有争议性，但是他的理论对我们探讨宗教改革思潮与西方历史文化的关系的确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