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國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有印象的人，大概都不會忘記，那時候有一項特殊運動----知識分子走五七道路。這條光明大道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給指引的，就是把一些知識分子，全家給送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當時對農民的又一稱呼）的再教育。在農村，老農們跟這些人叫五七大軍，亦稱五七幹部。 

  其實，這個偉大的革命機會，只是對那些文革中受到衝擊的知識分子有效。在飽受了文革的批鬥、抄家之後，我家當仁不讓地成了五七大軍里的一員。 

  我家是在一九七零年春節前，在一個冰天雪地、北風凜冽日子，給送到農村去的。設計院當時有許多家庭，都給下放到了遼寧的黑山縣。 

  那時我十歲出頭，雖然不能說是非常小了，可還是一個孩子。 

  記得家裡的東西都給裝在一輛大卡車上，我家和許多走五七的家庭一起，大人孩子都上了一輛大客車。七十年代，中國的公路還是不很發達，今天可能只需要兩、三個小時的車程，在那時可能需要很久的時間。已經不記得汽車到底開了多長時間，從瀋陽到黑山，反正我們是上午出發，晚飯前到達的。 

  一路上許多人暈車，我坐在離車門很近的地方，那些暈車的人，都急急忙忙地衝出車門開始嘔吐，把本來不暈車的我，也搞得非常地不舒服。慢慢地，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睡夢中就覺得有人在搖我，睜開眼睛看到媽媽正俯下身跟我說，“百草，醒醒吧，我們到了。”到了？我馬上向車窗外看去，哇！眼前的景色讓我終身難忘。到處都是石頭，石頭蓋的房子、石頭壘的院牆、石頭鋪的路。所有的石頭顏色都是那種淡淡的乳白米黃色的，與白雪混在一起，外面的世界是一片淺淺白白的顏色，象極了一個童話世界。我跟媽媽說，“媽媽，我喜歡這裡！” 

 剛去時，村里讓我家住在一家農民三間房子中的一間。後來發現，這裡幾乎所有的房子都是一個格局。平房，一趟三間，且坐北朝南，都是中間那間開一個門，這間一般作為廚房，廚房的一左一右各連一間房子，這兩間屋子都有一個沖南的窗戶，一般用來睡覺和活動。七十年代的遼寧黑山縣，農民的窗戶用不起玻璃，都是用刷過油的紙糊窗戶，屋裡的牆也是土牆，富裕一點的家庭用報紙糊牆。 

 到那兒的第一天，父母都忙着從卡車上往下搬東西，安置一切。村里派了一個六、七歲大的孩子替我家燒土炕。看着比我小得多的孩子，非常熟練地干着活，我當時是又好奇、又覺得有一點兒不好意思，因為大家都在忙，只有我像一個千金小姐一樣，站在一旁沒事幹。那個小孩在燒了半捆玉米秸以後，拍拍手走了。媽媽用手摸了一下土炕，似乎不太熱，於是就叫我再去院子裡拖一捆玉米秸來，媽媽又把這一捆玉米秸燒完了，摸摸炕，非常滿意地跟我說，“百草，已經很晚了，你先睡覺，爸爸和媽媽還要安置一些東西。” 

對於孩子來說，搬新家什麼都新奇。我躺在土炕上，很興奮地看着媽媽和爸爸忙忙碌碌地整理東西，根本無法入睡。過了一會兒，開始感覺身下的土炕很熱，跟媽媽說了，她不以為然地說，天氣冷，炕熱一點好。又躺了一會兒，我開始感覺皮膚被土炕燙的灼痛，最後我實在忍不住了，把被子一掀，只見一股濃煙從我身下的褥子裡冒出，父母見狀大驚，褥子着火了！接下來是老農們和父母一陣忙亂，大家開始七手八腳地往褥子上潑水，最後火終於給撲滅了，不過，那條褥子和炕席都給燒了一個巨大的洞。後來村裡的老農告訴父母，這裡的土炕也是石頭搭的，石頭上只有一薄層泥，石板一燒就很熱，不可以燒很多柴火。 

這件事讓我家在下鄉的地方很出名，老農們每每提起五七幹部就說，連柴火都不會燒，把自己的褥子都點燃了。 

剛到農村，正好趕上要過春節，讓我有機會目睹了，東北農民是如何過春節的。雖然不像城裡的人那樣張燈結彩，可家家戶戶都在忙忙碌碌地準備過年。在村里，男子漢們真是磨刀霍霍向豬羊，每天都能聽到可憐的豬們，在做最後的生命吼叫。婦女們則天天做着一種叫粘（年）餑餑的東西，那餑餑是把大黃米磨成面，再包紅豆沙餡兒。她們會一鍋鍋把餑餑蒸好，然後凍在院子裡的大缸中，家家戶戶都做一大缸粘餑餑，看着數百個黃澄澄的粘餑餑，給人一種倉滿囤圓的感覺。 

由於全家給下放到了農村，父母的心情比較低落，可能在他們的心裡，我們就像是古時候的囚犯，被人流放到了鄉村（塞外）。但於我，這個只有十來歲的孩子，農村的一切都非常新奇，而且當時在我小小的心裡，還蠢蠢欲動地策劃着一件事。 

小時候，我先長，在班裡總是數一、數二高的人物。當年不像現在這樣時興高個子，那時高個子的孩子常常被人稱為“傻大個”。這回到農村了，換了學校，我想好了，我要跳級！要主動出擊，跳出“傻大個”這個圈子。 

一去農村，就跟父母提出了跳級這個要求。估計父母當時煩心的事很多，想都沒多想就同意了。媽媽領我去了村里小學校長的家，提出了這一要求，那校長根本就不在乎，一口答應了我們的要求。 

就這樣，我在十歲時，沒讀三年級，直接進了四年級。 

進了新班，語文好辦，只要跟着學，多記幾個字就行了，加上我本來作文就寫得不錯，所以跳級以後，語文課也從來沒在九十分以下。算術課有一點麻煩，跳過的三年級是講多位數乘除法，在什麼都沒學的情況下，直接進四年級，頭半年，做那些乘除法，常常會出錯誤，不過混過半年就適應了。父母可能根本沒注意到，在那半年裡，我的算術成績常常得個七十、八十分晃，半年後，算術成績就又在九十分以上了。 

只是，唯一不幸地是，我精心策劃的這一事件，並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儘管跳了一級，由於農村孩子比城裡的更矮，我在班裡還算是個高個子！ 

 平心而論，在農村那一段日子，是我孩提時代最快樂的時光。 

 我家下鄉的地方，是一個依山旁水的小村莊，山雖然不高，但是卻是緊挨村子西面。夏天的時候，上山會有許多野果子，孩子們會上山採摘，人走在山路上，身邊會飛起許多螞蚱，這種螞蚱外面看是土灰色的，可飛起來時，它裡面的內翅是粉紅色的，村裡的孩子們會一邊拍螞蚱一邊高唱，“山蟻山蟻蟲，七月走八月紅！” 而村子的東頭比較低，有一些小河泡子，夏天下雨，山上會衝下一些急流，從村中乾枯的小河道里衝過，孩子們常常會在裡面撈到小魚，和撿到一種農村孩子叫“胰子”的鹼性白泥塊，如果你用那胰子洗手，還可以搓成小泡泡來。 

 知道中國解放戰爭歷史的人，可能還能記得一個叫《黑山阻擊戰》的電影，電影裡描述了遼瀋戰役錦州附近的一個阻擊戰，黑山一零一高地。我家去的地方在那高地的附近，村裡的山是當年阻擊戰的副戰場。即使是在解放了許多年以後，孩子們上山打柴，有時也會撿到子彈殼。  

直至下鄉之時，在我十歲以前，我生命的頭四年是與外婆一起渡過的，後六年裡，除了長托幼兒園的兩年以外，至少有另外的兩三年是在姑姑家裡生活的，就是呆在自己家裡的日子，也難得能看到父母同時在家，即使是他們都在家，也總是忙忙碌碌為了工作。現在好了，黑山這地方，老百姓過着日出而做、日落而息的生活，婦女都在家做家務，只有男勞力出工幹活。那時的中國，農村是公社制度，土地都是公社的，大家都一起下地種莊稼。每天，父親跟農民們一起下地，下午就回家了。天天，我可以跟在父母后面和他們一起做飯，晚上大家一起拉拉家常，真是別有一番親情。這段時間，也是在我一生的記憶中，與父母這樣親近快樂地生活在一起的日子了。 

記憶中的第一次，父親開始關心我的功課。他想讓我多認一些字，那時好像政府正在準備開中國共產黨的第九屆代表大會，家裡的報紙上天天登許多人的名字，父親就讓我把所有的姓氏寫下來，看看有沒有一百個。我天天寫，單姓、複姓，沒幾天就發現我的小本本上的姓，比一百個還多呢！ 

由於婦女們都不下地幹活，媽媽也就留在家裡做家務。她學着鄰居家的婦女們，也準備養豬和養一些能下蛋的雞。記得媽媽是託了設計院在另一個村子的同事幫忙抓小豬崽，那同事的兒子----一個大哥哥，從幾里路以外挑來兩頭小豬，那個大哥哥的挑擔是一頭一個小籃子，裡面各有一個可愛的小豬，而且是一黑一白。我一個勁兒地跟媽媽說，“都留下，都留下，太可愛了！”可媽媽最後只挑了那個白顏色的，過後問媽媽為什麼挑白豬，媽媽說，“白色看着乾淨一些。”可那大哥哥，回家就比較麻煩了，因為他的擔子不平衡了，只剩一頭小豬。 

那年，我們還養了二十幾隻雞，家裡天天雞鳴豬叫，很是熱鬧。每天，媽媽忙着做飯餵我們，弟弟和我又忙着燒豬食，剁雞菜餵這些家禽。媽媽還試圖在家裡的院子種一些蔬菜，不過都沒成活。 

我家雖然在農村呆了近三年，但我們只養過一頭豬，後來沒再養豬，原因是把豬辛辛苦苦養大了，都有感情了，最後還得殺掉。雞也只養了一年，養雞的那年，那麼多雞天天下蛋，吃都吃不過來，記得媽媽變着法子做雞蛋，什麼煮雞蛋、煎雞蛋、荷包蛋、雞蛋糕、素炒雞蛋、雞蛋炒各式蔬菜。最後，弟弟和我堅決拒絕吃任何有雞蛋的菜。後來雞瘟一來，那些我們喜歡的雞，全部光榮就義，一隻都不剩，讓人心裡覺得非常難過。 

 每天，日子過得很忙碌、很充實，放學後常常要幫家裡上山摟柴，下地給豬挖野菜。我總是和幾個臨近的農村孩子一起去上山、去下地。那些孩子很能幹，常常是他們已經把摟好的柴，高高地堆在柴筐上了，我的柴筐才只有一半柴。那些孩子都很樸實，會采許多野果子讓我吃，可就是從來不肯幫我多摟柴，他們寧願等着我，這一點就是到今天我也不明白是為什麼。  

 我家去的地方，山里盛產香水梨和銀白杏，那些剛從樹上摘下的梨和杏，吃起來又香又甜。黑山還盛產大棗，鄰家就有一棵大棗樹。棗樹的枝葉非常茂盛，有一部分伸延到我家住的房頂上。鄰居跟媽媽講，我和弟弟可以自己摘棗吃。到棗快熟的時候，弟弟和我就一遍一遍的爬房頂，吃那些又甜又脆的大棗。要說呢，人就是有一點得隴望蜀，因為鄰居讓我們隨便吃棗，我就以為大家都可以隨便吃了。一天，領來了一大幫平時一起玩的小夥伴，大家統統爬到房頂上，我們這幫淘氣的孩子不但來了個大快朵頤，而且一些孩子還搞了一個滿載而歸。這下鄰居不高興了，跟媽媽告狀。媽媽非常生氣，跟我說，鄰居的棗是要拿到集上賣錢的，只是看在平時我們相處得不錯，才讓我和弟弟吃幾個棗，嘗嘗鮮兒，怎麼能領大批孩子都來打棗呢！後來，好像媽媽還賠償了鄰居的損失，這件事才算平息。 

  雖然我家剛下鄉時鬧出了把炕燒着的笑話，但後來我的父親，得到了全村老鄉幾乎是永久地尊敬和愛戴。儘管那時已經是七十年代，我家下鄉的村子仍沒有電，村里家家戶戶都點煤油燈。那裡的煤油燈有兩種，一種特像電影中看到過的馬燈，還有一種更簡陋，一個小煤油瓶子上有一個小油捻，點上火，就黃豆粒那麼大，黑天用，基本就是讓人走路能不撞牆。村子的人就是生活在這種非常原始的條件下。 

  父親在我們下鄉一年後，決定要幫村里辦電。這個工程不小，電要從八里路外的公社拉過來，無論從資金、人力、和缺乏辦電材料來說，父親都面臨着挑戰。父親他，先得徵得了大隊幹部和幾個其他五七幹部的支持，由於父親本人就是電力工程師，至少對他們來講，技術力量是有了。從那以後，我的父親又開始奔波在外，常常會有好多天不在家。我不知道父親和另幾個五七幹部花了怎樣的精力，在忙碌了一年以後，所有的資金和材料居然都齊了，最後他們說服了大隊幹部，派給他們許多村裡的壯勞力，聽父親的調用，硬是把一根根電線杆立好，又把電線一段段地給連到我們住的村里來了。 

 我家在農村沒住滿三年，因為設計院不僅要抓革命，而且又要響應國家的號召促生產了。他們又想到父親，在父親剛剛把辦電的事搞完，設計院就一紙調令，把父親給調回設計院，後面，理所當然的是舉家回遷。 

 東北的五七道路，好像和南方的五七幹校不太一樣，看來南北兩域理解和執行上級的指示有所不同。東北走五七，是全家下到農村去，去了以後就散放在農村，沒人管，出不出工也無人過問，反正父母的工資是照發，去公社領。大隊由於勞力過剩，即使父親出工也不給工分。南方的五七幹校則像去一個集中勞動的農場，農場全靠五七幹部這些勞力，好像更像勞改營，我曾讀過許多那種五七幹校可怕的故事。 

 當年的五七道路，在父母的心裡是有很大的壓力，所有的五七幹部都恐懼着一件事情，那就是，他們以後還有回城的希望嗎？在這種壓力下，每個人的心情都是沉甸甸。 

 在我上大學時，我的父母曾經問過我和弟弟這樣一個問題，“從小到大，什麼時段是你們最快樂的時光？”姐弟倆異口同聲地回答，“俺家下鄉走五七的時候！”當時父母震驚的表情依然就在眼前。無論後人如何評價當年的五七道路，對當年只有十來歲的我來說，那段在農村的日子，還是沉澱成了我兒時記憶的一份永遠難忘的回憶。（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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