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7月1日，當我登上從上海到美國的飛機的時侯，心中一片茫然—我從未做過“美國夢”而竟然出奇順利地來到了新大陸，新大陸的美麗，富饒，和平並沒有引起我的想往，相反她成了一塊明麗的底版，“我”卻成了這底色上的一塊破布。我承受着這個反差給我帶來的壓力和尖銳的痛苦。
       到了美國我才感到我的中國情結是那樣的深.而時空的轉換，使我有了一個很有意思的角度---我被從那張意識形態的電網中救了出來。而美國的商業價值的網絡我天生於之不合。於是我就在這樣一個孤懸的屬靈處境中---一身的傷痕，電網的殘跡，無着無落---放棄了舊的，新的不知是什麽---還在中國的時侯，中國情結不會給我帶來這麽尖銳的痛苦—因為大家都在爛泥潭裡，不覺得自己有多髒，相反還有許多可以自恃的地方，可是如今在美國價值面前是零，而中國價值正在被中國人迅速地拋棄。
       我確是沒有放棄文學夢—只不過我想得到與我的受難相等值的回報。我不滿足於暴露黑暗。上帝，這一切是為什麽？我要你給我一個答案，我是一團糟，一團糊塗。
       當年按我對中國苦難根源的思考的程度，已經超越了將之歸罪於中共和其一些領導人的這個認知層次。。在讀經時給我一道亮光的是那句經文：世人都犯了罪虧欠了神的榮耀。可是我對自己的裡面是殘骸，外面自然是破布 中共及其統治的壓力給了我們一個空前的對人“自身“狀況的觀照。

       我剛剛在舊金山落腳不久，我的經濟擔保人給我寄來一些海外報張的剪貼-那是關於一些文學創作有獎徵文的消息。而且他數度打電話來催我，並且承擔我在寫作期間的生活費。我在一，兩個月間一氣寫了一批作品，這批作品七分之五獲得了文學獎，而且其中有個話劇劇本被搬上台灣國家劇院演演出，其間正是“六四”國殤日。記得當時負責策劃戲劇的一位總裁邀請我到台灣去，要為我召開新聞發布會。並且寄來一摞我在台灣“走紅”的新聞報導。按理說，我的命運在我最關鍵的年歲有了一個新起點。“成功”是人人想往的一件事。
      但是，我卻一點都喜樂不起來。我是一快小“破布”我所從來的國家是一塊大破布。跑到海外來，靠文字生涯起家，就意味着“從出賣小破布到出賣大破布”----從經歷過大災難的中國所傳遞出來的消息，盡都是破爛的，醜陋的，悲慘的----而我從小所受到的中國文學的薰陶是一條漫長的無盡的嘆息的河流，如果說，以前的中國士大夫在唱關於古老中國的哀歌時---還可以在秦淮河邊的酒樓上飲酒還可以清高---還可以保持一點體面，而如今的中國精神已沒落到流落異邦毫無體面的地步.
      我與苦難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