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私無畏天下歌--紀登奎談毛主席 



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紀登奎談毛主席
　　
        師東兵 　　


聽到我要採訪他時，紀登奎在電話里對我說：“千萬別提採訪。我沒有什麼可採訪的，如果你想得到一些素材，我們可以共同學習一下毛主席的指示和有關的歷史文獻，我也想聽聽你的高見，如果你同意這樣，你就來我們一起坐坐，但是千萬不能提採訪二字。”我想了想，這不過換了一個說法而已。既然紀登奎不願意用那兩個字詞彙，那就說共同學習吧。只要能達到我的一些目的就行，用什麼樣的詞彙無所謂。我就說：“那好，我們就共同坐一坐吧，認識你我很高興。”於是，在80年代最後一個秋高氣爽季節的幾天裡，我和紀登奎談了幾次，每次談話，都由他給我念一些毛澤東的講話和指示開始，果真成了他所說的“共同學習”，同時他也講了若干的歷史片斷。
這個曾經被河南的革命造反派斗得死去活來的省委領導班子幹部，1968年解放出來的時候是作為“可以教育好的走資派代表”進入領導核心的。毛澤東曾經戲謔地問道：“你說批判你一點好處都沒有嗎？”紀登奎說：“大有好處”。於是，毛澤東在許多場合講話時，就拿紀登奎作為例子：“紀登奎也遭受過批鬥，但是他能夠正確地對待自己，正確地對待群眾，正確地對待文化大革命，所以受到了廣大群眾的支持。為什麼我們的一些領導幹部不能象紀登奎同志那樣呢？”紀登奎的因禍得福，果真成了毛澤東的老朋友。
紀登奎對我說：“毛主席把我們這些懂得農業的許多省委領導同志調到中央，目的就是要把中國的農業真正地搞上去，解決好十億人口的吃飯問題。毛主席給我講過：[農業是基礎，就是我的屁股。把農業搞上去，我們解決了吃飯問題，屁股就坐穩了。中國的農民好得很，要求不高。解放這麼多年，吃飯和穿衣問題還解決不好，怎麼向人民交代呢？國際上反華勢力總是在封鎖和制裁我們，只要解決了這個問題，我看他制裁個屁！] 這就是毛主席當時的基本出發點。”
我說：“你到了中央以後，親自目睹了毛主席解決林彪和後來的鄧小平復出及再次被毛澤東打倒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等重大事件。你能否就這幾起事件，談談你的看法，講一些歷史的事實，以便讓人們更多地知道一些情況嗎？”
紀登奎說：“這些，毛主席都重要的文件，看了那些你就知道全部的情況了。在九屆二中全會上，林彪一夥吵吵嚷嚷地要設國家主席的時候，中央委員吳桂賢就說：[毛主席不主張設國家主席，你們為什麼還要設？這是聽毛主席的話嗎？]  就這一句，周恩來聽了高興地說：[ 吳桂賢有頭腦！] 所以在黨的十大上專門把他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那時候，黨的幹部都是從政治鬥爭和路線鬥爭的需要來提出和解決問題的，從來也沒有花錢買官這一說。我們的第一代領導人真是清廉呀，無論是毛主席還是周總理，真是忠心耿耿地為人民服務。”
他滔滔不絕地對當前的腐敗大發感慨，我急忙說：“咱們今天只說歷史不說現在，你看好不好？你在黨的九屆二中全會以後，進了北京軍區的領導班子，當時毛主席怎麼和你談的呢？”
“從1970年8月的廬山會議之後，毛主席就採取了摻沙子的措施，把我任命為北京軍區第三政委，我對毛主席說：[ 我沒有在軍隊裡任過職，恐怕難以勝任呀。] 毛主席對我說：[ 現在是什麼時候？你還要推辭！我們的軍隊是黨管的，黨的幹部都可以參與軍隊的管理。現在的軍隊要做大的調整，軍隊幹部都要調整。] 林彪事件發生後，毛主席把張春橋任命為總政主任，王洪文成為軍委常委，原來計劃讓姚文元也在軍隊裡任職，是他自己向毛主席推辭的。毛主席說：[那好，將來打起仗來，你們都要參軍去，都要在軍隊裡掛帥。] 這就看出來，毛主席是從那時開始，準備改變軍隊裡的領導成份，讓大量的地方幹部到軍隊裡擔任重要的職務。這本來是具有戰略意義的舉措，由於老人家的身體狀況不允許他再直接地進行大的舉動了，再加上總要有一個休整的階段，毛主席才再一次提出了安定、團結的部署。但是正如他自己指出的那樣：[安定團結不是不要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綱，其餘都是目。] 這是批判鄧小平的話，但是也是針對當時全國的整個形勢而講的。毛主席這個人一輩子同天斗、同地斗、同人斗，表現了一個革命家無所畏懼的英雄氣概，這是絕無僅有的偉大領袖。從這個意義上講，他的確是幾百年出這麼一個領袖。毛主席是我們這一代人的驕傲，是我們這個世紀的驕傲。”紀登奎說：“當時，毛主席就是準備在黨的九屆三中全會上把張春橋選為黨的副主席，是增補而不是把林彪選下來。作為一個過渡最後解決林彪的問題。這一點，毛主席在小的範圍已經打了招呼，和我就談過。他說：[黨的核心裡還要有文的，不能光是林彪一個武的。文的要年輕一點的，經過文化大革命考驗的。]  我問道：[ 張春橋是否可以？] 他點點頭。看得出來，毛澤東對上海的那幾個人有好感，是想重點培養的。但是毛主席這個人有他自己的領導藝術，那就是真正地搞五湖四海，而不是搞自己的小山頭、小宗派。這一點，毛主席是光輝的榜樣，值得歷史大大地稱道。他說：[革命總是要多團結一些人，不是只是少數人。反對我的人，也要選幾個代表。] ”
我問：“你是自始至終參加文化大革命的人，當過走資派，也挨過整，最後到了中央，當了政治局委員，其中經歷的事件也很多。根據你的觀察，你說毛主席究竟是站在哪一邊的？他究竟在歷次所謂的路線鬥爭中是支持誰的？”
紀登奎笑了笑，喝了口茶水，說：“你提的都是一些十分敏感的問題呀。不過，到了今天這一步，我看還是實話實說吧。根據我自己的觀察，毛主席當然是非常信任江青的，整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毛主席都是在有意識地樹立江青和張春橋、姚文元這些人的威信。特別是自決定打倒劉少奇之後，江青在全國全黨奠定了自己的領導地位後，她周圍團結了一批類似張春橋、姚文元和王洪文這樣的人物，毛主席就是有意識地為他們最後登上最高領導權的地位在掃平障礙。這一點，連周恩來也看出來了。周恩來在1975年初，在和我談話的時候，曾經這樣說：[主席想把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權交給江青、張春橋這些人，可是他們要團結多數呀。如果總是搞小團伙，怎麼能擔負這麼重的歷史重任呢？] 我清楚，總理講這樣的話的目的，是要給毛主席傳遞信息，對江青這些人有所教育，這也說明了總理是看透了主席的心思的。這一點，我們從林彪的最後垮台里就可以看得出來。”
我說：“毛主席想讓張春橋取代林彪，林彪自己也看出來了嗎？林彪在和一些人的談話中已經作了流露。這個，林彪自己的確感覺到了嗎？”我再次落實這個問題。
“當然感覺到了。”紀登奎說：“毛主席在九屆二中全會之前就說過：在中央全會上，我們還可以再補充幾個黨的副主席。有了武的，還要有文的嘛。這樣才可以使黨的工作更好地開展起來。對此，林彪明明知道，但是他要裝糊塗。在九屆二中全會前，他就給他的死黨們透露，他要整張春橋和姚文元，矛頭主要指向江青的。這實際上是在打招呼，以便上下結合。據我們所掌握的情報，林彪叫人給許世友都做了工作，讓他揭發張春橋的問題，許世友保證：[只要林副主席發令，我們堅決做到指向哪裡打向哪裡！張春橋他算老幾，他想造反，老子一個槍子兒就要了他的命了。]這話和他與林彪的關係，許世友至死也沒有講。毛主席說：[算了，不要再追究了。許世友是個粗人，你們不要指望他會象你們那麼細緻，林彪已死，只要有些人搞不起來就不要打擊面過寬。] 毛主席還是把許世友當作依靠力量來使用。這一點，我們心裡都清楚。在黨的九屆二中全會上，林彪作了那個反革命的動員令後，華東組的討論中陳勵耘首先跳了出來，他跳是因為林立果特意給他打了招呼的。華東組的組長是許世友，副組長是楊得志、韓先楚和王洪文。中央的領導人張春橋、陳雲、王震和徐景賢、方毅、程世清、周赤萍、韋祖珍、彭沖、南萍、熊應堂、陳勵耘都在華東組……”
“許世友在九屆二中全會上的表現如何？”我問道。
“1970年8月23日下午全會開幕，林彪作了講話。24日上午除毛主席、林彪之外，所有的人都聽林彪的講話錄音，連放兩遍。當然，江青也沒有聽，後來才知道，江青為此大發脾氣：[怎麼把原定的程序都推翻了？全會究竟是聽誰的？] 但是沒有人理睬她。”紀登奎說：“從8月24日下午開始討論，華東組因為有張春橋和王洪文這些人抵制，開會的時候王洪文、徐景賢等人藉口陳雲沒有來，非要等他來了再討論，結果他們沒有討論成。許世友和陳勵耘在這天晚上給林彪、葉群等人分別報告，說：[有人干擾華東組討論林副主席的講話。]  到了25日上午討論時，許世友發言了，他說：[林副主席的講話十分重要，林副主席是我們的光輝榜樣，這一次又給我們樹立了捍衛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的範例，我們就是要象林副主席那樣地來和一切反對毛主席的野心家斗，和一切違背毛澤東思想的言行斗。] 同時，陳勵耘也出場了，他殺氣騰騰地說：[林副主席在開幕會上的講話是有所指的。現在就是有人膽敢反對林副主席，他們就是赫魯曉夫那樣的野心家和陰謀家，反對林副主席關於稱天才的偉大理論就是反對毛主席。林副主席是毛主席親自決定的接班人，那些反對林副主席的是些什麼狗東西！有那麼一些人自不量力，還要反對我們軍隊的幹部。這些人應該站出來，有膽量的就站出來，把問題交代清楚！你為什麼要反對林副主席？你為什麼要反對毛主席擔任國家主席？] 這時，許世友也大聲地說：[ 老陳，你講得對，我堅決支持你！你的意見代表了大多數軍隊幹部的意見！] 你看，就連華東組都鬧騰起來了。在這以後，葉群和吳法憲等人煽動，許多組的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都紛紛聯名寫信給毛主席和林彪，堅決要求設國家主席，要求毛主席重新擔任國家主席。這實際上是林彪策劃的陰謀，但是相當的多數並不知道。”
“毛主席巡視南方的一系列指示，你是什麼時候知道的？”我問。
紀登奎說：“1972年3月17日發出的中共中央的十二號文件，公布了毛主席關於巡視南方的談話紀要，中央的通知指出：[毛主席的談話，以路線鬥爭為綱，總結了我黨50年來十次路線鬥爭的經驗，提出了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三個基本原則問題，明確指出1970年廬山會議的鬥爭是兩條路線、兩個司令部的鬥爭，反覆強調對犯錯誤的幹部要採取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毛主席的談話，是進行思想和政治路線教育，加強黨的建設和軍隊建設的綱領性文件，是粉碎林陳反黨集團的有力武器。全黨全軍全國人民，要認真學習毛主席的談話，進一步開展反對林陳反黨集團的革命大批判，把粉碎林陳反黨集團的鬥爭進行到底。] 
這個通知是張春橋和姚文元寫的，也是他們最後定稿的。毛主席看了以後，曾經對我說：[張春橋和姚文元對我的思想吃得很透，總結我的理論要點也很精粹。林彪反對他們，林彪有這個水平嗎？陳伯達也沒有這個水平呀！是他們在嫉賢妒能，這些人在工作能力上沒有一套，但是在搞陰謀詭計上卻是非常能幹的。你也要看一看我在外地巡視期間同沿途各地負責同志的談話紀要，是張和姚最後定稿的，總結得很好，這對你來說，也會有作用的。] 這個話，我沒有弄懂究竟是什麼意思，但是我非常仔細地研究了談話紀要，其中也有毛主席9月12日13點10分在北京豐臺在車廂里和我、李德生、吳德、吳忠的談話。”
我說：“你把毛主席同你談話的情況給我講一講好嗎？這是很重要的東西，從這裡可以看出是什麼原因促使林彪要慌慌張張地逃跑的。”
紀登奎說：“我把毛主席1971年8月中旬至9月12日的談話紀要給你念一念，遺漏的再做些補充，這樣好一點。現在公布的毛主席指的示，都是經過加工的，許多重要的東西都給刪去了。我最反對的就是斷章取義，把毛主席的好多東西刪改得不象樣子。比如華國鋒他們公布的所謂毛主席的指示，也是經過刪改的。說江青、張春橋篡改毛主席的指示，實際上是他們在篡改。好了，我給你念念。”
他有聲有色地宣讀起來：
“毛主席說，希望你們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黨的路線正確就有了一切，沒有人可以有人，沒有槍可以有槍，沒有政權可以有政權。路線不正確，有了也可以丟掉。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我們這個黨已經有50年歷史了，大的路線鬥爭有十次。這十次路線鬥爭中，有人要分裂我們這個當，都沒有分裂成。這個問題，值得研究，這麼個大國，這樣多人不分裂，只好講人心黨心，黨員之心不贊成分裂。從歷史上看，我們這個黨是有希望的。”
念到這裡，紀登奎補充道：“毛主席說這些的時候，還常提到江青，說：黨內的十次路線鬥爭，江青直接參與的是兩次，就是同劉少奇，還有陳伯達和那個人的鬥爭，這都是江青端出來的。她是立了大功的。和彭德懷、高崗、饒漱石的鬥爭，她在外圍，沒有介入到核心裡來。這個人，頭腦清醒。但是她的言論和我是截然不同的。她不是我的傳聲筒，但是我的話她是聽的，也有她自己的思想。”說完，他繼續往下念：
“毛主席逐次講了十次路線鬥爭：開頭是陳獨秀搞右傾機會主義。1927年[八七]會議以後，他同劉仁靜、彭述之那些人，組織了[列寧主義者左翼反對派]，81個人發表聲明，分裂我們黨，沒有搞成，他們跑到托洛茨基那一派去了。接着是瞿秋白犯路線錯誤。他們在湖南弄到一個小冊子，裡面有我說的[槍桿子裡面出政權]這樣的話，他們就大為惱火，說槍桿子裡面怎麼能出政權呢？於是把我的政治局後補委員撤了。後來瞿秋白被國民黨捉住了，寫了《多餘的話》，自首叛變了。”
“1928年黨的第六次代表大會以後，李立三神氣起來了。從1930年6月到9月，他搞了三個多月的立三路線。他主張打大城市，一省數省首先勝利。他搞的那一套我不贊成。到六屆三中全會，李立三就倒台了。1930年到1931年，羅章龍右派，另立中央，搞分裂，也沒有成功。王明路線的壽命最長。他在莫斯科就搞宗派，組織了[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他們借第三國際的力量，在全黨奪權四年之久。王明在上海召開64中全會，發表了《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的小冊子，批評李立三[左]得還不夠，非把根據地搞光就不舒服，結果基本搞光了。從1931年到1934年，這四年我在中央毫無發言權。1935年1月遵義會議，糾正了王明的路線錯誤，王明倒台了。”紀登奎不住地喝水，邊喝邊念：“在長征的路上，一、四方面軍匯合以後，張國燾搞分裂，另立中央，沒有成功。長征前紅軍30萬人，到陝北剩下2萬5千人。中央蘇區8萬，到陝北只剩下8千人。張國燾搞分裂，不願到陝北去。那時不到陝北，沒有出路嘛，這是政治路線問題。那時我們的路線是正確的，如果不到陝北，那怎麼能到華北地區、華東地區、華中地區、東北地區呢？怎麼能在抗日戰爭時期搞那麼多根據地呢？到了陝北，張國燾逃跑了。”
這時，紀登奎又作了解釋：“毛主席講到張國燾的時候，幾次提到了許世友這個人。他曾經是張國燾第四方面軍的人，曾經跟張國燾很緊。到延安後又想逃跑被林彪抓了回來，關進禁閉室，是毛主席把他放了出來。在巡視到南昌後，毛主席把許世友專門派飛機叫來，給他傳達他在湖南等地的講話精神，毛主席說張國燾搞偽中央，你許世友是清楚的，同時也批評了他在武鬥中的一些錯誤，勸他要刀下留人。毛主席還這樣講過：張國燾在長征路上搞政變，他也是締造者、指揮者。但是，他指揮軍隊搞分裂，拿軍隊作為本錢來搞分裂，那就不好嘛。長征時，同我們一起的右路縱隊，有四軍、三十軍，這兩個軍同我們一起過的草地。他們當時把槍丟給幹部團的學生，我還是要他們把槍帶上，他們願意回去就回去，張國燾有命令嘛。他們不願意回去，我們也歡迎。當時不能幫忙，都拿着槍啊。張國燾打電報讓他們回去，他們也願意回去，那就回去吧。李先念和許世友都和我們一起過的草地，後來還是回去了。你許世友是和張國燾一樣不對的，你們都要接受這個教訓。當時，許世友是連連點頭。”講到這裡，紀登奎拍着我的腿說：“現在什麼都有假的，整人的時候，明知是假的，也要硬上。明明張春橋對許世友是很好的，是支持他的。但是把張春橋抓起來後，許世友硬是要說張春橋是反對他的。誰也不敢替張春橋說公道話了。可是，在林彪倒台後，許世友逢人就說，他和王洪文的關係如何好呀，和張春橋的關係如何好呀，還說公道話：張春橋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保我的，凡是有人反對我的時候，他都要站出來說我的好話。這些我都不會忘記，等等。”
我說：“這個問題，我已經注意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杜方平反對許世友和他的老婆田普，是張春橋講話點名批判杜方平的，聽說還把杜抓了起來。張春橋這樣為了保許世友也算做到家了。”
紀登奎笑笑，繼續給我往下念：“毛主席接着講第七、八次路線鬥爭：[全國勝利以後，高崗、饒漱石結成反黨聯盟，想奪權，沒有成功。1959年廬山會議，彭德懷裡通外國，想奪權。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也跳出來反黨。他們搞軍事俱樂部，又不講軍事，講什麼人民公社辦早了，得不償失，等等。彭德懷還寫了一封信，公開下戰書，想奪權，沒有搞成。劉少奇那一伙人，也是分裂黨的，他們也沒有搞成。] ”紀登奎抬頭看了我一眼，說：“這回毛主席講到林彪、陳伯達這一次路線鬥爭……”
講到這裡，我好象看到了紀登奎在給他的部下傳達中央文件的樣子，他儼然把我看作了是來聽他傳達什麼指示的人了。我感到一陣好笑，但是我馬上收斂了笑意。這不是紀登奎多年來養成的習慣嗎？
紀登奎還在照本宣科：“再就是1970年廬山的鬥爭。1970年廬山會議，他們搞突然襲擊，搞地下活動，為什麼不敢公開呢？可見心裡有鬼。他們先搞隱瞞，後搞突然襲擊，五個常委瞞着三個，也瞞着政治局的大多數同志，除了那幾位大將以外。那些大將，包括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還有李雪峰、鄭維山。他們一點氣都不透，來了突然襲擊。他們發難，不是一天半，而是8月23、24到25日中午，共兩天半。他們這樣搞，總有個目的嘛！彭德懷搞軍事俱樂部，還下一道戰書，他們連彭德懷還不如，可見這些人風格之低。我看他們的突然襲擊，地下活動，是有計劃、有組織、有綱領的。綱領就是設國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對九大路線，推翻九屆二中全會的三項議程。有人急於想當國家主席，要分裂黨，急於奪權。天才問題是理論問題，他們搞唯心主義的先驗論。說反天才就是反對我。我不是天才，我讀了六年孔夫子的書，又讀了七年資本主義的書，到1918年才讀馬列主義，怎麼是天才？那幾個副詞，是我圈過幾次嘛。[九大]黨章已經定了，為什麼不翻開看看？《我的一點意見》是找了一些人談話，作了一點調查研究才寫的，是專批天才論的。我並不是不要說天才，天才就是聰明一點，天才不是靠一個人靠幾個人，天才是靠一個黨，黨是無產階級先鋒隊。天才是靠群眾路線，集體智慧。林彪同志的那個將話，沒有同我商量，也沒有給我看。他們有話，事先不拿出來，大概總以為有什麼把握了，好象會成功了。可是一說不行，就又慌了手腳。起先那麼大的勇氣，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可是，過了幾天之後，又趕快收回錄音。既然有理，為什麼要收回呢？說明他們空虛恐慌。”
我靜靜地聽着，注意着紀登奎那副一本正經的面孔，看得出來他對毛澤東的感情是很深的，對林彪的氣憤至今令人不寒而慄。他一邊念，一邊埋怨：“毛主席對林彪集團的人採取象鄧小平這樣的果斷措施就好了。起碼可以保證在幾十年之內不出問題，老人家是既想這樣，又要那樣，結果把事情都弄壞了。”
這倒是個新觀點。但是我到底也沒有真正弄懂他說這些話究竟是什麼意思。
他念道：“1959廬山會議跟彭德懷的鬥爭，是兩個司令部的鬥爭。跟劉少奇的鬥爭，也是兩個司令部的鬥爭。這次廬山會議，又是兩個司令部的鬥爭。廬山這一次的鬥爭，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結論，這次保護林副主席，沒有作結論，他當然要負一些責任。對這些人怎麼辦？還是教育的方針，就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對林彪還是要保。不管誰犯了錯誤，不講團結，不講路線，總是不太好吧。回北京以後，還要再找他們談談，他們不找我，我去找他們。有的可能救過來，有的可能救不過來，要看實踐。前途有兩個，一個是可能改，一個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則的錯誤，犯了路線、方向的錯誤，為首的，改也難。歷次上，陳獨秀改了沒有？瞿秋白、李立三、羅章龍、王明、張國燾、高崗、饒漱石、彭德懷、劉少奇改了沒有？沒有改。我同林彪同志談過，他有些話說得不妥嘛。比如他說，全世界幾百年，中國幾千年才出現一個天才，不符合事實嘛！馬克思、恩格斯是同使代的人，到列寧、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麼能說幾百年才出一個呢？中國有陳勝、吳廣，有洪秀全、孫中山，怎麼能說幾千年才出一個呢？什麼[頂峰]啦，[一句頂一萬句]啦。你說過頭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麼能頂一萬句。不設國家主席，我不當國家主席，我講了六次，一次就算講了一句吧，就是六萬句，他們都不聽嘛，半句也不聽，等於零。陳伯達的話對他們才是一句頂一萬句。什麼[大樹特樹]，名曰樹我，不知樹誰人，說穿了是樹他自己。還有什麼人民解放軍是我締造和領導的，林親自指揮的，締造的就不能指揮呀！締造的，也不是我一個人嘛。”
念到這裡，紀登奎又解釋：“這個話，毛主席早在廬山會議期間就和一些領導同志說過，和總理、康生、春橋、江青等人都講過。毛主席還說：張春橋在這個問題上有先見之明。他給我講過：恩格斯一貫反對別人給他祝壽，他說：[我一向厭惡這類場面]，多次[ 都順利地避開了，希望以後也是如此。]等等1891年11月28日，倫敦德意志工人共產主義教育協會歌舞團準備舉行音樂會慶祝恩格斯71歲壽辰，恩格斯立即寫信制止，說：[馬克思和我都從來反對為個別人舉行慶祝會餐，除非這樣做能夠達到某種重大的目的；我們尤其反對在我們生前為我們個人舉行慶祝活動。] 此外，恩格斯也不願意讓別人稱他為導師。1894年5月，普列漢諾夫第一次給恩格斯寫信時，稱恩格斯為導師，恩格斯便回信指出：[首先請你不要稱我為導師，我的名字就叫恩格斯。] 這些都是值得我們學習的呀。這不僅僅是謙虛的問題，而且是一個重大的原則。我去掉什麼天才、創造等詞彙，是為了更好地堅持馬克思主義。”
我說：“這些，我也從經典著作那裡看到了。現在我們稱呼毛澤東同志為導師，也是正確的。他所經歷的那麼多的偉大鬥爭和軍事戰爭，是當之無愧的。”
紀登奎點點頭，繼續給我念道：“對路線問題，原則問題，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則問題，我是不讓步的。廬山會議以後，我採取了三項辦法：一個是甩石頭，一個是摻沙子，一個是挖牆角。批了陳伯達的那個騙了不少人的材料，批發了三十八軍的報告和濟南軍區反驕破滿的報告，還有軍委開了那麼長的座談會，根本不批陳，我在一個文件上加了批語。我的辦法，就是拿到這些石頭，加上批語，讓大家討論，這是甩石頭。土太板結了就不透氣，摻一點沙子就透氣了。軍委辦事組摻的人還不夠，還要再增加一些人，這就是摻沙子。改組北京軍區，這叫挖牆角。你們對廬山會議怎麼看？比如華北組六號簡報，究竟是革命的，半革命的，還是反革命的？我個人認為是一個反革命的簡報。九十九人的會議，你們都到了，總理也作了總結講話，發了五個大將的檢討，還發了李雪峰、鄭位山兩個大將的檢討，都認為問題解決了。其實，廬山這件事，還沒有完，還沒有解決。他們要捂住，連總參二部部長一級的幹部都不讓知道，這怎麼行呢？我說的這些，是當作個人的意見提出來的，同你們吹吹風的。現在不要作結論，結論要由中央來作。”
我插話說：“毛主席的辦法就是多，他在解決政治鬥爭中的勇氣是罕見的。林彪父子們，再加上他的老婆，可是完全低估了毛澤東的氣魄和全國的政治形勢，他們已經被九大以來的對他們的宣傳沖昏了頭腦，自以為毛澤東已經78歲，好景不長，可以由他們發號施令了。林彪也以為他的接班人地位已經寫進了黨章和即將出籠的新憲法，毛主席不一定會公開地支持張春橋，但是錯了！毛澤東絕對不是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樣的人物。毛澤東的氣魄使林彪最後驚慌失措，落了個粉身碎骨的地步。”
“那當然，毛主席的這種勇氣和膽量是任何領袖都少有的，他的原則性和決定大事的反潮流精神也是一般人所少有。”紀登奎感嘆了幾句後，繼續給我念道：“毛主席說，要謹慎。第一軍隊要謹慎，第二地方也要謹慎。不要驕傲，一驕傲就犯錯誤。軍隊要統一，軍隊要整頓。我就不相信我們的軍隊會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黃永勝能夠制指揮解放軍造反！軍下面還有師、團，還有司、政、後機關，你調動軍隊來搞壞事，聽你的？”念到這裡，紀登奎解釋道：“毛主席這話說了好多次，在北京就這樣說。同時，他調動了軍隊，對北京的部隊作了周密的安排，就是對中央警衛局和8341部隊也作了安排。當時，毛主席對汪東興也是不那麼相信的，但是為了穩定形勢和政治上的需要沒有動他。加上林彪也並不那麼信任他，所以毛主席並沒有動他，反而更加把他放在自己身邊觀察。當時，毛主席曾經對我和張春橋、江青，還有幾個軍隊的幹部說：你們對汪東興不要再說什麼了，如果把他搞下去，外面會說，你們看連毛澤東的警衛局長都反對他，可見他到底怎麼樣？我身邊的人，你們可以觀察，也可以替高警惕，但是不要驚動，這是大局。這就是毛主席的態度。這個，我可是第一次給別人講，你要注意公開的火候。”
我放下鋼筆，點點頭說：“這個你放心，不到時候，我是不會公開的。”
“毛主席說：你們要過問軍事，不能只當文官，還要當武官。抓軍隊工作，無非就是路線學習，糾正不正之風，不要搞山頭主義、宗派主義，要講團結。軍隊歷來講雷厲風行的作風，我贊成。但是解決團結不能雷厲風行，一定要擺事實，講道理。”紀登奎又解釋道：“毛主席這話對好多人講過，對我也講過。對張春橋和姚文元就講得更加露骨了，他說：[春橋你已經在軍隊裡有了職務了吧？我看你要多注意軍隊的工作，要抓軍隊的幹部，要過問軍事，文將其實完全可以變成武將。以後軍隊的重要事情你都要過問，就說是我說的，不服不行，誰不服可以動用組織措施，我這次就是要動用組織措施來解決廬山的問題。]這話在選編時沒有選進去。”他繼續念道：“[廣州軍區寫的那個三支兩軍的文件，我批了同意，在中央批語上，我添了認真研究四個字，就是要引起大家的重視。地方黨委已經成立了，應當由地方黨委實行一元化領導。如果地方黨委已經決定了的事情，還要拿到部隊黨委去討論，這不是顛倒了？] 師東兵同志，毛主席的這句話十分重要呀，是毛主席決定要在全國糾正軍隊管理地方事務的開始。就在這個時候，毛主席還有一句話，是：[打掃廟宇，請進真神。老將退位，小兵回營。] 也就是要糾正軍隊支左後出現的那種不黨、不政、不軍、不民的現象了。這是好事呀！”
他接着繼續給我念毛澤東的話：“過去我們部隊裡在軍事訓誡中有制式教練的科目。從單兵教練，到營教練，大約搞五、六個月的時間。現在是只搞文不搞武，我們的軍隊成了文化軍隊了。一好帶三好，你那一好也許帶得對，也許帶得不對。還有那些積極分子代表大會，到底效果如何，值得研究。有些是開得好的，也有好多是開得不好的，主要是路線問題。路線不對，那積極分子代表大會就開不好。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全國學人民解放軍，這還是不完全，還要加上解放軍學全國人民。”他笑着說：“這個材料整理得很好，把毛主席的話連貫起來了。你看毛主席說得多麼好呀。毛主席還說：[要學列寧紀念歐仁.鮑狄埃逝世25周年那篇文章，學唱《國際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不僅要唱，還要講解，還要按照去做。國際歌詞和列寧寫的文章，全部是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和觀點。那裡邊講的是，奴隸們起來為真理而鬥爭，從來沒有什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誰創造了人類世界，是我們勞動群眾。在廬山會議時，我寫了一個七百字的文件，就提出是英雄創造歷史，還是奴隸創造歷史這個問題。國際歌就是要團結起來到明天，共產主義一定要實現。學馬克思主義就講團結，沒有講分裂麼！我們唱了50年國際歌了，我們黨有人搞了十次分裂。我看還可能搞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你們信不信？你們不信，反正我信。到了共產主義就沒有鬥爭了？我就不信。到了共產主義也還是有鬥爭的，只是新與舊，正確與錯誤的鬥爭就是了。幾萬年以後，錯誤的也不行，也是站不住的。]你看看，毛主席講得多麼好！，多么正確。隨着時間的發展，還會證明毛主席的英明論斷。”
我說：“毛澤東這個人，活了一輩子鬥爭了一輩子。只有他，可以說是把整個一生包括他的家庭和一切，無私地獻給了他的事業。他生前沒有過過半次好日子，死依仍然是房無一間地無一壟，真是赤條條來去呀。”
紀登奎的眼睛有點紅了，他繼續為我念，也是給他自己念，用他的話來說：“我們共同學習毛主席的指示”。我聽到他的聲音多少有些嘶啞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條條要記清，全國人民擁護又歡迎。現在就是有幾條記不清了，特別是三大紀律的第一條，八項注意的第一條與第五條，這幾條記不清了。如果都能記清，都能這樣做，那多好呀。三大紀律的第一條，就是一切行動聽指揮，步調一致，才能得勝利。步調不一致，就不能勝利。再就是八項注意的第一條和第五條，對人民，對戰士，對下級要和氣，不要耍驕傲，軍閥作風堅決克服掉，這是重點。沒有重點就沒有政策。我希望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教育戰士，教育幹部，教育群眾，教育黨員和人民。”紀登奎扶了扶滑下來的眼鏡，對我說：“你看毛主席說得多麼好啊。但是，你可能不知道，作為已經是78歲的人，好多的人都在哄着他，儘管毛主席是個很聰明的人，但是別人並不都聽他的話，這就決定了他所說的很難得到真正的實行。”我說：“是的，毛主席的身體在那個時候已經有了明顯的老態，使得一些人早早地就準備後路。政治上是非常現實的，為什麼林彪在那個時候迫不及待地要跳出來，就是他們不那樣做，就認為會失去良機了。政治利益決定了他們非冒險不可！”
紀登奎沒有再說什麼，繼續往下念：“毛主席說，廬山會議講了要讀馬、列的書。我希望你們今後多讀點書。高級幹部連什麼是唯物論，什麼是唯心論都不懂，怎麼行呢？讀馬、列的書，不好懂，怎麼辦？可以請先生幫。你們都是書記，你們還要當學生。我現在天天當學生，每天看兩本參考資料，所以懂得點國際知識。我一向不贊成自己的老婆當自己工作單位的辦公室主任，林彪那裡，是葉群當辦公室主任，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和邱會作四個人向林彪請示問題都要經過她。做工作要靠自己動手，親自看，親自批。不要靠秘書，不要把秘書搞那麼大的權。我的秘書只搞收收發發，文件拿來自己選，自己看，要辦的自己寫，免得誤事。”他放下文件，對我解釋道：“毛主席這樣的話給我們講了多次，廬山會議以後，毛主席和我、張春橋、江青等人談話的時候，講了許多林彪辦公時的笑話，他說：[你們大概能夠看得出來，我對江青和自己的子女們要求是很嚴格的，親者嚴、疏者寬嘛。我對江青的批評在下面也很嚴厲，她幾次都掉了`淚。不這樣批評，她怎麼能認識了自己的缺點和錯誤。但是，我承認，江青有她自己獨特的優點，她看問題很尖銳、很準確，也很認真。對劉少奇和陳伯達、林表達的錯誤，都是她首先覺察到的。這一點，我應該向她學習，你們也要學呢。] 這些話，都是毛主席對江青的培養和愛護。我們現在好象不能講這個了，連毛主席說過的話都不能講，這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態度，我們還是要實事求是。”
我說：“只有實事求是，才能準確地理解和掌握毛澤東晚年的理論和思想，才能夠準確地判斷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原因和決策的得失和教訓。”
紀登奎繼續往下念：“毛主席說，文化大革命把劉少奇、彭、羅、陸、楊揪出來了，這是很大的收穫。損失是有一些，有些好幹部還站不出來。我們的幹部，大多數是好的，不好的總是少數。清除的不過百分之一，加上掛起來的不到百分之三。不好的要給以適當的批評，好的要表揚，但不能捧，二十幾歲的人捧為[超天才]，這沒有什麼好處。這次廬山會議，有的同志是受騙的，受蒙蔽的。問題不在你們，問題在北京。有錯誤不要緊，我們黨有這麼個規矩，錯了就檢討，允許改正錯誤。要抓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教育。方針還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
他終於念完了。我不失時機地向他提出了許多問題。
紀登奎很認真地說：“因為你是研究文革歷史的作家，而且你已經掌握了許多的情況，所以我不能對你說假話和空話。我可以對你說，毛主席實際上是非常信任江青和張春橋這些人的，毛主席對他們花費了大量的心血。整個文化大革命就是和他們緊緊地聯繫在一起的。說毛主席沒有識破他們，那完全是一句空話，毛主席怎麼能不了解他們呢？毛主席為他們掃除了多少障礙，幾乎所有被打倒的人都是江青認為是壞人的人。林彪死後，毛主席經過再三地考慮，把鄧小平解放出來，委以重用。為什麼會導致這樣的結果？第一，鄧小平口口聲聲地檢查自己的錯誤，願意在毛主席的領導下繼續做些工作；第二，林彪是要往死里整鄧小平的人，鄧小平也對林彪有深仇大恨；第三，鄧小平有豐富的工作經驗，在抓經濟工作上有一套辦法；第四，江青自己也提出：[這些經過文革批判再站出來的領導幹部，一般都小心謹慎，生怕犯錯誤，變得聽話，好領導了。連鄧小平都是這樣。]毛主席認為，鄧小平站出來後，會很好地盡職盡責；第五，也是最重要的因素，周恩來是在鄧小平等人問題處理的主要責任者，許多專案的批示都是周恩來批的。毛主席分析來分析去，認為解放鄧小平利大於弊。所以，毛主席在鄧小平站出來以後，對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和我、華國鋒等人說過這樣的話：[鄧小平站出來了，還要有這麼一批願意改正錯誤的人陸續都要站出來，這正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結果，是我們的人民民主專政鞏固的結果。這就在世界上說明，我們搞這場革命不是個人的恩怨之爭，也不是個人的權力之爭，確實是個路線問題，方向問題。只要犯錯誤的人願意改正錯誤，我們都採取歡迎的態度和幫助的態度。古人講用人不疑，我們使用鄧小平就是要給他權力，給他職務。這就叫充分放手，認真觀察，依靠群眾，團結幹部。]至於後來發生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那也同樣是毛主席不能容忍鄧小平再堅持他認為的錯誤的結果。鄧小平看到毛主席病重，再次錯誤地估計了毛主席對他定的既定方針的喜愛和對前途的追求的力量，結果第二次被毛主席打倒。因為毛主席那時在病中，毛主席給江青再三交待：[你就是觀察國內的動態，研究各種力量的對比，少講話，少表態，少出風頭。國內路線鬥爭和階級鬥爭很複雜，你要研究這個問題，組織好自己的階級隊伍。]這些話我們聽了都受到教育，但是江青沒有很好地理會。最後還是毛主席為他們找到了突破口，發動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鬥爭。你看過1976年3月3日發出的四號文件嗎？我看我們還是共同學習一下吧。”
我看着他從自己的寫字檯的抽屜里取出了一份文件，接着給我講道：“這份文件，是姚文元負責起草的，毛主席逐字逐句地審閱了他的指示和文件的通知，在1976年3月3日臨晨6時批示：[同意]。這個文件的通知這樣寫道：[偉大領袖毛主席在親自發動和領導回擊右傾翻案風的鬥爭中，作了多次重要談話。中央根據毛主席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的多次重要談話，整理了《毛主席重要指示》，並經毛主席審閱批准。現將《毛主席重要指示》印發給你們，請你們組織縣團級以上幹部認真學習，深刻領會，堅決貫徹執行。學習貫徹情況，請綜合報告中央。]打倒江青以後，鄧小平曾經親自追查這份文件和毛主席指示的出台經過，證明這裡面沒有江青和張春橋他們的半點虛假，完全是在華國鋒的親自領導下進行的。毛主席的話，批判太嚴重的內容都沒有選進來，選擇的都是大家可以接受得了的內容。選擇的時候，張春橋曾經這樣說過：[子彈不要一下子打完了，留下點餘地，逐步地發表。這樣便於我們進一步地發動群眾，在黨的領導下有步驟地把這場鬥爭打好。] 江青也說過這樣的話：[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實際上是1966年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繼續。那次革命，是在毛主席的領導下充分地發動群眾，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地進行的。一度時間裡打破了各地各省的界限，把原來的省委和各級領導都打亂了，開展了群眾性的奪權鬥爭。這種方法是在那種情況下進行的。現在不是那樣了，是在各級領導和黨委的統一部署下的發動群眾，不讓群眾組織戰鬥隊，不准進行串連和打亂黨委部署的情況下進行。這是另一種革命的形式，我們要充分地掌握各種鬥爭的技巧，把人民群眾的首創精神充分地調動起來。]我敢說，江青說不出這樣的話，這肯定是代表了毛主席的意圖的。”
我對紀登奎所做的這種分析表示了贊同。我說：“我們今天不對毛主席的決策發表評論，首先要分清哪些是毛主席的指示，哪些是江青他們自己的東西，哪些是其他領導人的內容。只有準確地分清這些界限，我們才能對當時的情況作出科學的結論。”
“我念的這些毛主席的指示，都是經過毛主席的審閱批準的，這在中央文件里特別作了說明。”紀登奎再次作了說明後，又象剛才那樣有板有眼地念了起來：
“清華大學劉冰等人來信告遲群和小謝。我看信的動機不純，想打倒遲群和小謝。他們信中的矛頭是對着我的。我在北京，寫信為什麼不直接寫給我，還要經小平轉。小平偏袒劉冰。清華所涉及的問題不是孤立的，是當前兩條路線鬥爭的反映。
“社會主義社會有沒有階級鬥爭？什麼[三項指示為綱]，安定團結不是不要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綱，其餘都是目。斯大林在這個問題上犯了大錯誤。列寧則不然，他說小生產每日每時都產生資本主義。列寧說建設沒有資本家的資產階級國家，為了保障資產階級法權。我們自己就是建設了這樣一個國家，跟舊社會差不多，分等級，有八級工資，按勞分配，等價交換。要拿錢買米、買煤、買菜。八級工資，不管你人多人少。
“1949年提出國內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十三年後重新提階級鬥爭問題，還有形勢開始好轉。文化大革命是幹什麼的？是階級鬥爭嘛。劉少奇說階級鬥爭熄滅論，他自己就不是熄滅，他要保護他那一堆叛徒、死黨。林彪要打倒無產階級，搞政變。熄滅了嗎？為什麼有些人對社會主義社會中矛盾問題看不清楚了？舊的資產階級不是還存在嗎？大量的小資產階級不是大家都看見了嗎？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識分子不是都在麼？小生產的影響，貪污腐化、投機倒把不是到處都有嗎？劉、林反黨集團不是令人驚心動魄嗎？問題是自己是屬於小資產階級，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資產階級，卻說階級鬥爭看不清楚了。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還停止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對社會主義革命不理解、有牴觸，甚至反對。對文化大革命兩種態度，一是不滿意，二是要算帳，算文化大革命的帳。為什麼列寧就沒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後，工人、貧下中農沒有停止，他們要革命。而一部分黨員卻不想前進了，有些人後退了，反對革命了。為什麼呢？作了大官，要保護大官們的利益。他們有了好房子，有汽車，薪水高，還有服務員，比資本家還厲害。社會主義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了，合作化時黨內就有人反對，批資產階級法權他們有反感。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裡，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走資派還在走。一百年後還要不要革命？千年後要不要革命？總還是要革命呢。一萬年以後矛盾就看不見了？怎麼看不見呢，是看得見的……”
紀登奎抬起頭來，笑眯眯地問：“你看毛主席講得怎麼樣？我重新念這些，就象又看見老人家在和我們談話。他的話在晚年清新易懂，都是帶有哲理的東西，沒有過多的深奧色彩了。他把中國的問題和社會都吃透了，他處處是在改革，和傳統的東西大不相同。當時，江青就這樣說：[毛主席的思想不是充分放開思想的人，是不那麼容易理解的。他的特點就是處處革命，時時創新。他和一般人的思維是不那麼相同的。這也是一些人總是跟不上的原因。]這話現在認為也是有道理的。他對鄧小平始終在研究，是在觀察。鄧小平的東西，毛主席總是讓身邊的人員給他念，給他講。後來他對我們說：[我以為他重新站出來能有什麼新東西，搞了半天還是那些老生常談的內容。唉，這個人改也難了。我每次都對他抱有希望，可是他總是使我大失所望。] 這話，我們沒有選進去。”
我馬上說：“現在下這樣的結論我認為尚早，中國是嘗到了鄧小平改革的甜頭的，現在我們還在進行社會主義改革的試點，讓我們再看看歷史的發展再作結論。”
紀登奎繼續念起來：“毛主席說：[對文化大革命，總的看法：基本正確，有所不足。現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錯誤，看法不見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兩個錯誤，一、打倒一切，二、全面內戰。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對了，如劉、林集團。一部分打錯了，如許多老同志，這些人也有錯誤，批一下也可以。無戰爭經驗已經十多年了，全面內戰，搶了槍，大多數是發的，打一下，也是個鍛煉。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護傷員，這不好。不要輕視老同志，我是最老的，老同志還有點用處。對造反派要高抬貴手，不要動不動就滾。有時他們犯錯誤，我們老同志就不犯錯誤？照樣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結合。有些老同志七、八年沒管事了，許多事情都不知道，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何論魏晉。有的人受了點衝擊，心裡不高興，有氣，在情理之中，可以原諒。但不能把氣發到大多數人身上，發到群眾身上，站在對立面去指責。周榮鑫、劉冰他們得罪了多數，要翻案，大多數人不贊成，清華兩萬多人，他們孤立的很。]師東兵同志，你看看，毛主席講得多麼誠懇呀！”
我說：“經過林彪事件後，毛澤東從神秘的帷幕里走了出來，讓人們看到了他並不是神機妙算的超人，而是一個非常聰明、非常有經驗、非常有人情味的偉大領袖，是人而不是神。既然是人，就必然會犯錯誤。比如對林彪的認識就是錯誤。他大大地衰老了，他從後台走到了前台，講的話人們都要分析了，研究了，因為今天跟你聽你的，明天你說的話還算不算數？靈不靈？擺在有資格有水平的政治家面前的這個問題，令所有的人都在考慮。所以，毛主席在那個時候心裡清楚，但是力不從心，他要等待時機，他要重組織力量，他有耐心，他有觀察問題的能力和理論水平。但是，他畢竟老了。”
我的這些話，紀登奎聽得很認真，但是他沒有對此表態。只是繼續往下念：
“過去那些學校學的沒有多少用，課程都忘記了，用處就那麼大點，有點文化，能看書寫字，有的能寫點文章。很多書我也是以後看的，很多自然知識也不是課堂上學的，如天文學、地質學、土壤學。真正的本事不是在學校學的，孔夫子沒有上過大學，還有秦始皇、劉邦、漢武帝、曹操、朱元璋，都沒上過什麼大學。可不要迷信那個大學，高爾基只上過兩年小學，恩格斯只上過中學，列寧大學未畢業就被開除了。上了大學，不想和工人劃等號了，要作工人貴族。就是普通的工人農民每天也在進步。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卻是幼稚可笑的，包括我。往往是下級水平高於上級，群眾高於領導，領導不及普通勞動者。有些人站在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立場，反對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改造。他們就不用搞造了？誰都要改造，包括我，包括你們。工人階級也要在鬥爭中不斷改造自己，不然有些人也要變壞呢。英國工黨就是反動的，美國產聯、勞聯也是反動的。
“當前大辯論主要限於學校及部分機關，不要搞戰鬥隊，主要是黨的領導。不要衝擊工業、農業、商業、軍隊。但是，也會波及。現在群眾的水平提高了，不是搞無政府主義，打倒一切，全面內戰。現在北大、清華倒是走上正規，有校黨委、系黨委、支部領導，過去不是，蒯大富、聶元梓無政府主義，現在比較穩妥。對一些老同志要打招呼，要幫助，不然他們會犯新的錯誤。文化大革命初，河南給地委、縣委書記打了招呼，要正確對待，結果百分之八十的地縣委書記沒有被打倒。我看還要打招呼，做工作，每省來三個，有老有中有青，老中青三結合，青要好的，不要蒯大富、聶元梓那樣的。也要對青年人打招呼，否則青年人也會犯錯誤。”念到這裡，紀登奎補充說：“毛主席對蒯大富、聶元梓這樣的學生領袖最後很失望，他說：[這些青年人最後發展到誰的話都不聽的地步，那還有什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他們最後只會搞小動作，小道消息，聽王力、關鋒、戚本禹那樣的人的話，對張春橋和江青他們的材料他們也要整，要反對總理這些人，這就決定了他們最終走向自己的反面。]這下，我們才清楚了，這些學生領袖最後是要反對江青這些人的。這也是他們滅亡的一個原因。”
我點點頭：“這個情況我已經知道了，我有他們的罪行材料。”
紀登奎繼續說：“毛主席還指示：[我建議一、二年內讀點哲學，讀點魯迅。讀哲學，可以看楊國榮的《中國古代思想史》和《簡明中國哲學史》，這是中國的。要批孔。有些人不知孔的情況，可以讀馮友蘭的《論孔丘》。馮天瑜的《孔丘教育思想批判》，馮天瑜的比馮友蘭的好。還可以看郭老的《十批判書》中的崇儒反法部分。]提到鄧小平的時候，毛主席說：[小平提出三項指示為綱，不和政治局研究，在國務院也不商量，也不報告我，就那麼講。他這個人是不抓階級鬥爭的，歷來不提這個綱。還是白貓黑貓啊，不管是帝國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說每次運動往往傷害老工人和有經驗的幹部，那麼反對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羅章龍，反對王明、張國燾，反對高崗、彭德懷、劉少奇、林彪都傷害了嗎？說教育有危機，學生不讀書，他自己就不讀書，他不懂馬列，代表資產階級。說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小平從不談心，人家怕，不敢和他談話，也不聽群眾的意見。當領導此作風是大問題。他還是人民內部問題，引導得好，可以不走到對抗方面去，如劉少奇、林彪那樣。鄧與劉、林還有一些區別，鄧自願作自我批評，而劉、林根本不願。要幫助他，批他的錯誤就是幫助，順着不好。批是要批的，但不應一棍子打死。對犯有缺點和錯誤的人，我們黨歷來有政策，就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要互相幫助，改正錯誤，搞好團結，搞好工作。]這就是1976年四號文件的全部內容。我們重新學習了這兩個重要的文件，我也聽說你要來才決定和你一塊學習的，就是想弄清楚毛主席晚年的基本思想。這對我們真正總結歷史的經驗是極為重要的。現在我們看得很清楚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是毛主席臨終前的最後一仗呀。他老人家已經感覺到了自己已經不遠了，他看到了後果的嚴重，除了自己親自解決這場鬥爭依靠任何人都是不行的。就是到了最後的歲月，他還是採取了鬥爭策略，即：把葉劍英和鄧小平區分開來，撤銷鄧小平的職務，讓葉劍英靠邊站，讓他養病去，把軍權交給陳錫聯主持。再者，就是不讓江青、張春橋他們出面解決鄧小平的問題，而是讓華國鋒出面。這裡有着很大的用意，是在保江青和張春橋這些人，不讓他們樹敵過多，同時也是讓更多的幹部主要是中央的領導幹部來接受批鄧的現實。但是，江青和張春橋那些人似乎感覺不到呀。我曾經向江青建議：[你不要衝在前頭，主席是要你隱蔽一點呀。] 江青衝着我喊道：[ 我不沖在前頭不行呀，有幾個在真心實意地按照主席的指示辦事，我着急呀！] 弄得我無法再說什麼。”
我說：“華國鋒說他抓江青是奉了毛主席的遺囑辦事的，是繼承毛主席遺志的，究竟這裡有什麼奧秘嗎？”
“他吹牛！在這方面，他比鄧小平差得不是一點，鄧小平的實事求是的勇氣令人敬佩！相比，華國鋒才是一個騙子，他在頭幾天神神秘密，好象他手裡有什麼毛主席的秘密指示，後來他的真相一天天暴露，大家才發覺上他的當了。但是木已成舟。結果他被鄧小平為首的革命家趕下台，這好，這是歷史的必然。我對此心服口服。”
到了這一步，我對紀登奎有了更新一步的認識。
　　
　　選自師東兵--《政壇秘聞錄--前中共政要訪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