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于光远暴打伪老虎

那么，于光远在那个座谈会上，到底都干了些啥呢？

1、会前准备

关于青岛遗传学座谈会，《陆定一传》的作者是这么说的：

“在陆定一作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后不久，有一天，他同当时担任中宣部科学处处长的于光远谈话，要他同中国科学院和高等教育部共同商讨，如何针对遗传学存在的问题，开展学术上的自由讨论，经过磋商，确定召开这次会议。”【93, p.430】

而竺可桢在1956年6月16日的日记则是这么写的：

“晨六点半起。上午八点半至院。先到生物学部召集之李森科讨论会，到童第周、于光远、过兴先、祖德明、俞德浚等人。于对于学部没有准备使大家能于今日讨论极为失望。而过兴先因为忙于做长远工作，根本没有能去外面奔走。童主任认为目前准备不充足，不如不开会。于主张于八月间在青岛召集一小组会。”【118, p.356】

到了座谈会召开的当天，8月10日，竺可桢又说，那次会议从“三月间”就已经开始筹备：

“九点至栖霞路新建宿舍开‘遗传座谈会’，到邀请代表31 人，旁听及工作人员二十多人。童第周主席，说明这次高教部、科学院召集会议是为了要澄清对于遗传学方面的基本问题上的思想，要大家争鸣。院从三月间即筹备邀请48 人，到31人。次我和于光远讲了话。讨论日程，从今天起到二十五号，预备每日上午讨论，下午休息。今日到周家炽、潘梓年、谈家椒、李继伺、方心芳、戴松恩、英元龄、梁正兰、李瑞、李汝祺等。下午二点洗浴。四点在栖霞路十二号请Самойлов对海洋规划提意见。七点散。九点三刻睡。”

【118, p.385】

可以肯定地说，那次会议的初衷与“百家争鸣”没有任何关系，倒是与“一家独鸣”关系极大。换句话说就是，如果于光远策划的那次会议在毛泽东提出“百家争鸣”方针之前召开的话，其内容和结果很可能完全不同。幸运的是，生物学家们的消极态度，帮了于光远一个大忙，让他等来了转机。

事实是，那次座谈会就是所谓的“神仙会”，会期虽然长达半个多月（8月10日到25日），但却开得松松垮垮，“上午讨论，下午休息”。难怪竺可桢当时的日记颇像是“游记”。最好笑的是，按照李佩珊等人撰写的“正史”，那次座谈会“约有一百三十人参加……，会上共有56 人发言，有的学者发言多达七、八次。”【119】而事实是，在那次会议上最活跃的人物根本就不是什么遗传学家，而是那个敕封的“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胡先骕：他在那次座谈会上的“发言”，仅记录在案的就有十次之多——钱炜说是11次【120】——，并且，他在座谈会的四个专题中全都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而他在发言中，几乎都要强调自己是个“外行”。【116, p.104, p.169, p.218】所以说，那次座谈会的目的，就是要让那些多年遭受打压的英美派遗传学学者撒撒火、出出气，所以陆定一才会特别嘱咐乐天宇：“你要同摩尔根学派的谈家祯教授平起平坐，不能压人一头。”【93, p.431】实际上，乐天宇很可能都没有接到与会的邀请，因为他的名字没有出现在发言者的名单中。而于光远呢？他“通常坐镇咖啡屋，回答大家的提问。‘结果到咖啡屋的人挺踊跃，纷纷向我责难。’于光远回忆说。”【120】其实，如果把“坐镇”改为“躲在”就恰如其分了，否则的话，“纷纷向我责难”这样的事情，完全可能发生在座谈会上——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些发言大概就要被“逐字记录”了。所以说，于光远从一开始就藏了一个鬼心眼儿。

简言之，在那次“百家争鸣”为主题的座谈会上，与会者他们鸣不鸣很重要，鸣的内容在当时并不重要。但是，既然有文字记录在案，它们以后或许被派上用场。这也是于光远不敢让自己的发言稿收入那个最初的文集中的根本原因。实际上，青岛座谈会之所以会与苏联1948年的“八月会议”一样，也在八月份召开，也决定出版会议发言记录，并且发言人数“也恰巧相等，都是五十六人”，根本就不可能是出于“恰巧”，而只能是出于精心的策划；其目的，当然不是后来于光远说的，“为的是通过这个记录的出版，把这次座谈会同苏联1948年召开的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会议进行对比”【10】——实际上，至今也没人无聊到搞那种“对比”——，而是要进可攻、退可守，万一风向逆转，自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这一点，不仅于光远当时心里清清楚楚，那些受邀与会的学者大概也不会傻到毫无察觉，所以开幕当天只有31人到场。这是于光远多年后回忆自己在那次会议上的表现：

“我的第一次发言是在8月10日会议开幕那天做的。那天在童第周致开幕词和竺可桢简略地致词之后，就由我发言。童第周说明了召开这次会议的宗旨，就是‘要在遗传学上发扬百家争鸣的精神，打破片面狭隘的见解，使遗传学在中国能健康地发展’。我的发言则着重解释党的百家争鸣的方针，主张即使是唯心论也有争鸣的自由，同时表示‘我不赞成把摩尔根的观点说成是唯心论’，并且驳斥了‘偶然性是科学的敌人’的错误说法。我还讲了一些对如何进行百家争鸣的原则要求。第二次长篇发言是在8 月20 日下午做的。一个多星期的讨论中，提出了许多哲学问题，我应到会生物学家们的要求，做了这次哲学演讲。”【10】

其实，关于“即使是唯心论也有争鸣的自由”这一点，陆定一早在五月二十六日就已经在其怀仁堂报告中用了将近一千个字讲得相当清楚了。【101】所以，连于光远自己也承认，“我在这里讲‘开放唯心论’的思想，讲的是党的一般方针，它说明我们学术自由的尺度，连唯心论的学术观点都可以讲，别的学术观点那就更不用说了。”【10】至于于光远说自己“同时表示‘我不赞成把摩尔根的观点说成是唯心论’”，实际上是这样一段话：

“我要声明一点，我在这里讲开放唯心论，并不是因为我认为现在遗传学的两派当中有一派是唯心论，可以让这一派唯心论开放出来。不是的，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并不简单地认为摩尔根派就是唯心论，米丘林派就是唯物论，我的看法不是这样。我不理解为什么承认有遗传物质的就成了唯心论。我认为遗传有一种特殊约物质，即使有什么错（我认为这并不错），也不能说是唯心论吆！”【11】【12】

事实是，李森科称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是“唯心”的，并不是因为他们“承认有遗传物质”，而主要是因为他们认为基因——并且还必须是染色体上的基因——决定一切；不仅如此，他们还坚决认为基因突变是随机的，与外界环境的影响完全无关——这是李森科的原话：

“库尔根遗传学的唯心主义的真实内容，被物理学家希瑞丁格尔揭穿了。这使得魏斯曼主义者大为狼狈。希瑞丁格尔在他的《从生活细胞的物理观，看生命是什么？》一书中，从魏斯曼的染色体理论中得出了一些哲学上的结论，并且极其推崇地在叙述着。下面就是他的主要结论：‘…… 个人自己的本体是无所不在，无所不包，和永恒存在的。’希端丁格尔认为这个结论乃是‘一个生物学家所能提出的一举而证明上帝的存在和灵魂不灭的最精密的结论了’。”【121, p.21】

“孟德尔-摩尔根主义者宣称他们所说的遗传变化或如他们所说的‘突变’乃是‘无定向的’。接着又假定这种变化在原则上是不能预料的。这是一种不可知论的特殊概念；它就叫做生物学中的唯心主义。”【121, p.28】

在那次大会的决议案中，还有这样的话：

“生物学中的孟德尔-摩尔根路线提倡着魏斯曼唯心的形而上学的学说，以为有机体的本性是脱离外界环境而独立的，即所谓的不死的‘遗传质’学说。孟德尔-摩尔根路线脱离了生活，所以它的研究不会有什么实际结果。”【121, p.633】

也就是说，于光远批判李森科，完全是自造了一个靶子，然后朝着它用机关枪扫射。而他的这一招术，在其“驳斥了‘偶然性是科学的敌人’的错误说法” 时，更是暴露得淋漓尽致。实际上，于光远在那两次讲话中的“核心”和“灵魂”就是“驳斥了‘偶然性是科学的敌人’的错误说法”，所以他后来才会反复提及此事，即使是在回答方舟子的“质疑”时，他也要说什么“他还提出荒谬的哲学观点，说什么‘偶然性是科学的敌人’”、“当时信奉辩证唯物主义的我们，只抓住李森科违反辩证唯物主义的言论——偶然性是科学的敌人，进行揭露。”【122】换句话说就是，于光远人生的最大亮点就是青岛遗传学座谈会，而他在那次会议上取得的最大成就或曰做出的最大贡献就是批判了李森科的“偶然性是科学的敌人”这个命题。既然如此，我们就看看于光远到底是怎么批驳李森科的。

2、会中发言

这是他在第一次讲话时说的话：

“听说李森科写文章写书有哲学顾问，我看李森科的这位哲学顾问辩证唯物论的水平不高明。比方说，比方说，在李森科的书里，有一个论点，叫做‘偶然性是科学的敌人’。他就根据这个观点去指责别派在遗传理论上重视偶然的变异是反科学的。其实，懂得唯物辩证法的人都知道，偶然性和必然性是辩证法中的一对范畴，它们是互相结合在一起的。恩格斯说过，必然的东西是通过无数偶然的东西来开辟自己道路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很重视达尔文的功劳的。恩格斯就说达尔文的理论在实际上证明了黑格尔的关于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内在联系的见解。怎么能说‘偶然性是科学的敌人’呢？最多只能批评人只讲偶然性不讲必然性，或者崇拜偶然性，轻视必然性。可是在李森科的书里明明白白地写上‘偶然性是科学的敌人’这样的话，这就不对了。”【11】【12】

而在第二次讲话时，于光远把这个问题拿出来反复抨击：

“与科学有关的哲学问题，如偶然性是不是科学的敌人，这样的哲学问题研究得更深入一些。这次会上我一开始就提出这个问题，似乎没有人反对我的看法。我觉得研究这样的哲学问题，对我们研究自然科学问题有很大的好处，弄清楚这样的问题，至少可以不受李森科这本书中‘偶然性是科学的敌人’这样错误的哲学观点的影响。当然我们要研究的与遗传有关的哲学问题不止‘偶然性是不是科学的敌人’这么一个，这一个问题其实在唯物辩证法中是已经早就解决了的问题，但是既然李森科书上的这个说法流传了这么久，我们在必然性和偶然性的问题上还要多做点研究，讲得更透彻一些，在这方面我们还要提出更主要的问题来研究。”

“哲学家应该把哲学的命题讲清楚，不应该用如‘偶然性是科学的敌人’这样错误的命题去给科学帮倒忙。”

“不过，米邱林派难道就一点缺点也没有？我看也难说。至于李森科的问题此较明显，‘偶然性是科学的敌人’的说法，我一看就认为根本不行。不过据说那是他的哲学顾问写的，或者也可以说是从外面加在李森科的科学工作之上的东西。李森科的许多科学工作，其实同这个哲学观点未见有什么关系。”

“我还想说一说‘偶然性是科学的敌人’这件事。这个会开幕那天，我说从这句话看李森科这个哲学顾问的辩证唯物论水平并不高明。那次我说，我们不能批评人家重视偶然性，最多只能批评别人只讲偶然性，不讲必然性，或者崇拜偶然性，轻视必然性。今天我还想补充一句，不光是崇拜偶然性、轻视必然性不对，崇拜必然性、轻视偶然性也不对。马克思就说过‘假如偶然性什么作用也没有的话，世界史的性质就非常神秘了。’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就讽刺地说：‘如果认为昨天晚上四点被跳蚤咬了一口，不在三点也不在五点，恰好在四点，而是咬的是右肩而不是左腿都是必然性，就是把必然性降低到了偶然性’。从恩格斯的这段话的意思，可以看出崇拜必然性就是崇拜偶然性，因此也是站不住脚的。”

“‘偶然性是科学的敌人’李森科这句话，讲得本来不科学，可是推广开来了。李森科对很多问题讲得很肯定。‘任何’、‘绝对’这些词儿说得很多。比如说‘任何变化都永远受到环境的影响’就说得太绝对了。苏联的文章里，经常看到‘由此可见……’，‘由此可见……’，可是常常是‘由此’看不见。实在太武断了一些。说公平话，我看摩尔根派说话也有太绝对的情况。”

事实是，李森科的俄文原文是：

“Нам необходимо твердо запомнить, что наука -враг Случайностей.”【123, c.521】

这句话的官方英文翻译是：

“We must firmly remember that science is the enemy of chance.”【124】

在当时，这句话的汉译，不论是从俄文还是从英文，主语都是“科学”（下文中着重号均为原有）：

“我们必须牢记科学是偶然性的敌人。”【125】

“我们必须牢牢地记住，科学——乃是偶然性的敌人。”【126】

“我们必须牢记，科学是偶然性的敌人。”【127】

“我们必坚决地记住：科学是机缘底敌人。”【128】

“我们必须牢牢地记住，科学是机会的敌人。”【121, p.619】

也就是说，于光远把“科学是偶然性的敌人”这句话颠倒成“偶然性是科学的敌人”，就相当于把“方舟子是于光远的狗腿子”颠倒成“于光远是方舟子的狗腿子”，这不仅在语言学上是说不通的，在逻辑上也是极其荒谬的。

问题是，于光远为什么要那么干？

3、会后真相

原来，“科学是偶然性的敌人” 这个命题不仅符合当时苏联官方认定的“辩证唯物主义”，即使是在中国，它也是如此。一般来说，关于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最权威的论述来自恩格斯，所以，于光远才会在批判李森科时把“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说的话搬出来；而在二十多年后，于光远在论述偶然性最多的一篇文章中，搬出来的金科玉律仍旧是“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的那几句话。【129】

众所周知，“辩证法”的本意就是“用于辩论的方法”，所以它又被译为“辩证术”。而要在辩论中使自己永远都立于不败之地，就要既讲对立，又讲统一；既讲普遍，又讲特殊；既讲绝对，又讲相对；既讲内因，又讲外因；既讲一分为二，又讲合二而一——总而言之，就是要面面俱到，在什么地点都插一脚，以当作“我早就说过”的口实。总而言之，对于一个“辩证法家”来说，他永远都不可能对任何问题给出明确的、不会产生歧义的答案，否则他就不是“辩证法家”而是“机械论者”或“形而上学者”了。所以，尽管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就必然性与偶然性这个问题写了很多文字，但对这些文字的理解却因人而异——波兰马克思主义专家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Leszek Kołakowski, 1927-2009）就说：

“尽管恩格斯没有明确阐述他对偶然性的理解，但他的思想似乎是这样的：偶然性既不是我们不知道原因的事件（如机械论者所认为的那样），也不是非因果关系的事件（如非决定论者所认为的那样）。”【130】

确实，在论述“偶然性和必然性”时，恩格斯首先嘲笑了“形而上学”把这两个概念截然分开，然后这样写道：

“于是，必然的东西被说成是唯一在科学上值得注意的东西，而偶然的东西被说成是对科学无足轻重的东西。这就是说：凡是可以纳入规律、因而是我们知道的东西，都是值得注意的，凡是不能纳入规律、因而是我们不知道的东西，都是无足轻重的，都是可以不加理睬的。这样一来，一切科学都完结了，因为科学正是要研究我们所不知道的东西。……任何人都可以看出：这种科学是把它能解释的东西称为自然的东西，而把它解释不了的东西都归之于超自然的原因；我把解释不了的东西产生的原因叫做偶然性或上帝，对事情本身来说是完全无关紧要的。这两个叫法都只是表示：我不知道，因此它不属于科学的范围。在必然的联系失效的地方，科学便完结了。”【131】

按照于光远的理解，“恩格斯这一段话把规律性和偶然性的关系讲得很清楚了。”【129】而按照字面上的意思，我们能够“很清楚”地从上面这段话中做出的理解之一就是，偶然性也应该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

实际上，从逻辑上讲，马克思主义属于决定论范畴——尽管对其到底是一元还是多元、抑或是机械决定论还是辩证决定论存在分歧——，而决定论的基本观点就是任何现象的产生都是有原因的。所以，苏联早期哲学家阿克塞尔罗（Любо́вь Исаа́ковна Аксельро́д, 1868-1946）才会如此大义凛然地驳斥所谓的“辩证的因果关系”：

“此外，这里还谈到了某种‘辩证的因果关系’。我从来就没有听说过它。我所知道的是目的论和机械因果关系。目的论来源于一个超验的、本质上是神学的目的或预定的神学计划，它在自然和历史中展开。而机械因果关系则排除了任何超凡脱俗的原则，并从其自身阐明世界。说‘辩证的因果关系’，人们只能将之理解为超验的目的论。根据对机械因果关系的这种理解，我在《哲学随笔》中写道，唯物主义的灵魂就是机械因果关系，亦即否认任何超宇宙原则。我的这个论断没有受到普列汉诺夫、列宁甚至德博林本人的反对。”【132】

也就是因为把“机械因果关系”看作是“唯物主义的灵魂”， 所以中国九十年代出版的一本名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书中会有这样的话：

“承认因果关系的客观普遍性是进行科学研究，获得科学认识的前提。科学研究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揭示事物的因果关系，从而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133】

也就是说，李森科说“科学是偶然性的敌人”，就相当于说，通过研究偶然现象而找到偶然现象背后的原因或者规律，从而将偶然性消灭。这不是与恩格斯的观点符节若合吗？难怪斯大林和苏共中央对这个论断都没有产生任何异议——实际上，他们明确地表示同意。

实际上，李森科的论断不仅符合恩格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它与“列宁主义”也不冲突——这是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中写下的话：

“达尔文推翻了那种把动植物物种看作彼此毫无联系的、偶然的、‘神造的’、不变的东西的观点，探明了物种的变异性和承续性，第一次把生物学放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之上。”【134】

绝非偶然，列宁在同一篇文章中还肯定了“决定论”：

“决定论思想确认人的行为的必然性，屏弃所谓意志自由的荒唐的神话，但丝毫不消灭人的理性、人的良心以及对人的行动的评价。恰巧相反，只有根据决定论的观点，才能作出严格正确的评价，而不致把什么都推到自由意志上去。”

也就是说，达尔文的进化论之所以是“科学的”，原因之一就是它揭示了偶然现象背后的可能原因或隐藏的规律。同样，布哈林在其写于二十年代的名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一书中这样总结道：

“Если при перекрещивающемся действии двух или нескольких причинных цепочек (рядов) мы знаем только одну, тогда явленйе, которое получается при этом перекрещивании,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ся нам случайным, хотя 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оно вполне закономерно.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строго говоря, никаких случайных, т.- е. бе спричинных явлений нет. Явления же могут представляться нам „случайными", поскольку мы недостаточно знаем их причины.”【135】

 译成中文就是：

“假使两种或几种交相作用作用的原因我们只知道一种，那么，由各种原因交相作用所得的现象，虽则实际上是极其有规律的，对于我们就成为偶然的了。……因此，严格的说来，简直没有什么偶然的，无原因的现象。不过在我们没有充分认识现象的原因时我们可以把它想成‘偶然’。”【136】

一直到二十年代末，《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在苏联都是马克思主义教科书——实际上，这本书的副题就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通俗教科书》（Популярный учебник марксистской социологии）。而在布哈林倒台之后，他的否定偶然性客观存在的观点被批判为“机械决定论”。【137】而不论是“机械决定论”还是“辩证决定论”，其共同点都是承认偶然性与必然性之间存在某种关系：前者将其近乎等同，而后者则将二者列为从属。

事实是，在苏联“辩证唯物主义者”们看来，达尔文进化论的错误不仅在于听信马尔萨斯的生存竞争理论，而且还在于没有揭示生物变异的原因。1939年，著名的《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发表了一篇长文，题为《查尔斯·达尔文学说中的必然性和偶然性问题》，其中就有这样的话：

“……达尔文高度重视遗传个体的不同方向变化，将其作为物种变化的最重要前提，从而高度重视偶然性。为此，达尔文和达尔文主义者不得不忍受敌人的多次攻击。 几乎没有一个反达尔文主义者会不指责达尔文的这一点，因为他说他的理论是一种偶然性理论，排除任何规律性和有机界中的秩序。”【138】

也就是因为李森科的论断与马列主义没有任何冲突，所以，到了四十年代末，苏联人鲁巴谢夫斯基（Андрей Артёмович Рубашевский）在其获得斯大林奖的《米丘林理论遗产的哲学家意义》一书中这样写道：

“Положение «наука - враг случайностей» означает, что наука должна обеспечить человеку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предвидеть течение естественных процессов и их  результаты. На основе мендельянской «науки» невозможна плановая работа, «невозможно научное предвидение».”【139, c.294】

“Мичуринское положение «наука — враг случайностей»  означает не отрицание объективной случайности в природе, а познание необходимого в случайном для подчинения последнего воле и контролю человека.”【139, c.298】

译成中文就是：

“‘科学——偶然性的敌人’这个论点是意味着，科学应该保证人类有可能预见到自然过程的进行及其结果。在孟德尔派的假科学的基础上，是不能够有计划的工作，‘不能够有科学的预见的。’”【140, p.323】

“米丘林的‘科学——偶然性的敌人’的论点，并不是意味着否认自然界的客观的偶然性，而是意味着，认识偶然中的必然，俾使偶然服从于人类的意志与管制之下。”【140, p.327】

同样，苏联人丹尼斯·米哈伊洛维奇·特罗申（Денис Михайлович Трошин, 1908-?）在1950年这样论述道：

“科学的任务，是在其必然性与规律性中认识自然的发展。‘科学将会在必然联系丧失力量的地方停步，’——恩格斯这样的写道。不要忽视偶然性，而是要看出必然与偶然间的辩证联系，认识偶然为必然表现的形式，——这乃是科学的任务之一。”【141】

而曾任苏共中央宣传部长、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的亚力山大罗夫（Гео́ргий Фёдорович Алекса́ндров, 1908-1961）在其主编的教科书《辩证唯物主义》中写道：

“科学是偶然性的敌人。偶然性虽然是客观存在的，但在自然界和社会中，规律性、必然性却占主导地位。因此，科学的根本任务是认识客观世界的规律。科学被要求穿透过程的深层，深入到现象的本质，揭示次要的、不稳定的联系背后的那些基本的、永恒的联系，从而发现现象的规律。研究决定这一过程的规律性联系是科学知识和成功实践活动的先决条件。”【142】

这是苏联人雅霍特（Овший Овшиевич Яхот, 1919-2003）在1956年作的论述：

“科学之所以是偶然性的敌人，首先是因为它不能仅仅满足于各种偶然的发现，满足于偶然事件带给它的东西。科学家们应该这样地进行工作，就是不要依赖偶然事件，而是确确实实地达到所希望的结果，就是不要摸索，而是通晓事理地来进行工作。”【143, p.46】

“总之，科学之所以是偶然性的敌人，还因为它的使命是要找到和正在寻找与自然界的自发偶然性的致命的后果作斗争的方法。在这方面来说，它与各种偶然性进行着真正的战争。”【143, p.53】

实际上，直到1968年，也就是在李森科已经彻底下台之后，苏联的官方哲学还在给“科学是偶然性的敌人”这个论断站台——这是苏共中央高级党校哲学系编写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一书中的一段话：

“此外，必须牢记，可能会有有利的意外。因此，科学的任务就是利用这些偶然性，发现它们发生的原因，并为它们的巩固和转化为必然性创造条件。因此，在生物科学中，任何偶然出现在一种或另一种植物或动物身上的有用性状都会被研究并通过创造必要条件有意识地将之加以固定。但是，科学当然不能依赖于有利的意外，尤其是因为这样的意外并不多见。在大多数情况下，意外阻碍了实践和科学的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才可以理解‘科学是偶然性的敌人’这个广为流传的公式，这绝不意味着如同某些人所说，科学完全否认了偶然性的存在。”【144】

也就是因为如此，郭小川在1956年7月4日的日记中这样写到：

“中午，与默涵一起查起‘科学是偶然性的敌人’这句话来，因为据说在一次会议上，于光远反对这句话，而查的结果，苏联很多哲学家都公认这句话的正确性。”【145】

也就是说，早在青岛遗传学座谈会召开之前，于光远就已经开始“争鸣”了。很可能是因为遭到了挫折和遇到了阻力，他就把“科学是偶然性的敌人”改成了“偶然性是科学的敌人”，当着那些对哲学一窍不通的科学家的面，对之反复批判，以彰显自己的“辩证唯物论的水平”比“李森科的这位哲学顾问”还要高明。而实际上，他的水平在中国人中都不出众——这是1955年仅在中国人大马列主义研究班进修了一年马克思主义的陈昌曙作的论述：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认为，科学乃是偶然的敌人。既然支配世界的不是混乱的偶然性，而是必然性、规律；那末，科学认识就应当建立在必然性的基础上。科学之所以成为科学就在于它不是以偶然性作为自己的基础。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曾指出：‘凡是必然的联系失去效用的地方，科学便完结了。’”【146】

“马克思主义辩证方法要求我们严格地区别必然性与偶然性，指出科学的认识应当以对必然性、规律性的认识为依据。”（同上。）

这是中国首屈一指的马克思主义专家艾思奇在1956年的论证：

“科学是偶然性的敌人。科学研究的任务，就是要从看起来是偶然性的东西中间，揭露出它内部隐藏着的必然的规律性。科学不能向表面现象屈服，不能向偶然性屈服，否认必然性，认为一切由偶然决定的实用主义及其他现代资产阶级反动哲学，是反科学的。科学研究的任务不仅在于要从偶然性中揭露出必然的规律，而且还在于要帮助我们善于利用必然性的知识来指导我们的行动。所谓善于利用必然性的知识来指导我们的行动，包含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要善于利用必然规律知识来正确地规定我们的行动的目的和计划，使我们的行动具有高度的自觉性，避免盲目冒险性；另一方面，要帮助我们在行动中利用一切有利的偶然性因素来加速事情的发展，加速斗争的胜利，同时尽可能地避免有害的偶然因素的影响，使事事情的发展、斗争的胜利尽可能地顺利，尽可能地少受阻碍。这就是我们研究必然性和偶然性范畴的主要的实践意义。”【147】

事实是，李森科的论断，不仅符合马克思主义，它与“常识”也吻合的极为贴切。原来，早在1871年，俄国哲学家斯特拉霍夫（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 Стра́хов, 1828-1896）就这样评论达尔文的进化论：

“达尔文理论的弱点在于，与所有让偶然性充当主角的理论一样，它不能完整地涵盖这个主题，也不能解释其最本质的一面。这样的理论总是把问题推迟，而不是将之解决。也就是因为如此，它们必须充分依赖于意识中的消极面，它破坏了仓促的概括和建构，但却不代替也不能代替其积极面。”【148】

同样，摩尔根也对达尔文进化论将进化的过程全部建立在偶然性之上感到无法理解（beyond comprehension）——对他来说，“在新与旧之间必须存在某种更直接和更密切的关系”（some more direct and intimate relation must exist between the origin of a new part and the use it comes to subserve）。【149】而谁都知道，达尔文之所以把进化论建立在偶然性之上，就是因为他在这一方面无能为力，但又不愿意把它交给上帝。换句话说就是，李森科针对遗传学和达尔文进化论说“科学是偶然性的敌人”，也可以理解成要找到生物进化的真正原因。这岂不相当正确吗？

实际上，在三十年代，英国胚胎学家、皇家学会会员——也是英国“最后一位拉马克主义者”——麦克布莱德（Ernest William MacBride, 1866-1940）就在宣传拉马克主义时指出：

“达尔文含蓄地假设所有方向的可遗传变异都是‘随机’出现的，因此正确的组合总是被‘自然选择’的。如果真的如此的话，我们就必须调查产生这些‘随机’变化的原因，因为‘偶然性’或‘意外’都不是科学的解释。”【150】

“当然，对于任何把偶然性当作解释的人来说，它是无所不能的，可以用来弥补证据中的任何空档。不可能证明一件事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我们这些相信规律性和法则的人必须对偶然性的支持者采取与维吉尔向但丁推荐的在地狱入口对那些微不足道的罪人的态度：‘别理他们，让我们继续前进。’”【151】

4、寻幽探秘

问题是，为什么明知李森科的论点既符合马克思主义、也符合“科学”，于光远还是要没完没了地、千方百计地拿它当靶子胡批呢？这其中的“内幕”我们当然无从得知，但是，根据“外幕”，我们却可以做出合理的揣测。

原来，导致李森科在1956年4月辞职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个“三百人上书”，而其中对李森科的否定，就包括了他“对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解释”。“三百人上书”虽然直到八十年代末才公开发表，但它的流传却颇广。因此，于光远很可能通过内部渠道看到了这封信，因此知道李森科的这个观点遭到了质疑，所以他才要拿这个问题当靶子练刺刀。

除了来自苏联的“外因”之外，于光远连番挑战“偶然性”还有一个“内因”：1956年7月25、8月8日，也就是在青岛遗传学座谈会即将召开之际，《光明日报》发表了艾思奇的《唯物辩证法的范畴简论》一文，其中就有上面提到的肯定“科学是偶然性的敌人”的那段话。而在那之前，艾思奇曾在“必然性与偶然性”这对范畴上栽过大跟头——这是当时的马列学院副院长杨献珍的陈述：

“1953年8月，一次他[艾思奇]在马列学院讲哲学，讲到偶然性与必然性问题时，他举例说：‘毛主席成为中国人民领袖是个偶然’。听课的学员深为不满，在课堂上即提出抗议。院党委认为有必要对艾思奇同志进行必要的批评与帮助，于是召开了一个党委扩大会议，吸收各教研室主任、副主任参加了会议，马列学院第十部主任胡绳同志也参加了会议。”【152】

杨献珍没有交代的是，那个事件的背后是康生和陈伯达。【153, pp. 399-419】大量事实表明，于光远向“偶然性”发难是有预谋、有组织的：与于光远在青岛大批“偶然性是科学的敌人”的同时，于光远的手下许良英也开始批判艾思奇，而其切入点就是批他的“科学是偶然性的敌人”——这是他后来的自供：

“到哲学所不久，我写完了11万字的小册子《科学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这是1955年5月人民日报出版社约我写的，目的是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和党的科学政策。我在肃反停职审查期间，在科学院副秘书长秦力生支持下，已写了大部分章节，其中介绍十二年科学技术规划的第四章请范岱年执笔。到哲学所后写了最有分量的第11章，专门阐述‘百家争鸣’方针，从历史上和理论上加以论证。文中提到‘实践是真理的唯一标准’（二十一年后的1977年，类似的命题‘实践是检验真里的唯一标准’是打破对毛泽东迷信的有力武器)。这一章比较有锋芒，点名批判了艾思奇传播李森科‘科学是偶然性的敌人’的谬论，也批判了郭沫若（未点名）把‘百家争鸣’比喻作交响乐队和谐共鸣的大合唱。”【154】

这是许良英在《科学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一书中“点名批判了艾思奇传播李森科‘科学是偶然性的敌人’的谬论”的文字，紧接在他批评“我们有些强调自然科学中的‘党性’的同志”之后：

“类似的情况，在我们有些哲学家的文章和讲演中也可以发现到。例如艾思奇同志在不久以前发表的‘唯物辩证法的范畴简论’ (见：光明日报，1956年8月8日；或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的单印本。)这篇论文中，在论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范畴时，重复地叙述了李森科在 1948年提出来的一个错误的命题：‘科学是偶然性的敌人’。李森科是把偶然性看作是无知和盲目性的同义语的，所以他会作出这样的论断。但我们在讨论哲学范畴时，有什么必要跟着他这样跑呢？虽然苏联哲学家特洛申著的‘米丘林生物学中的辩证法’，亚力山大洛夫编的教科书‘辩证唯物主义’，以及其他一些苏联哲学家的著作中也都是这样引用的，并且他们还用哲学的言语大加论证和发挥一通，但都没有为这个命题找到任何可靠的立足点。‘科学是偶然性的敌人’这个说法对于真正的科学研究是有害的，因为它实质上否认偶然性的客观性把偶然性看作是纯粹主观的范畴（用艾思奇同志的话，偶然性似乎就是‘表面现象’和‘盲目冒险性’），把统计规律性从科学规律性中排挤出去，否定统计方法在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意义，给现代科学中的几个重要部门，如统计物理学和生物统计学等，没有根据地投下了暗影。”【155】

在当时，“点名批判”一个人是相当严重的政治问题，更何况被点名批判之人，除了苏联首席农学家李森科以及诸多“苏联哲学家”之外，就是“曾经受毛泽东宠爱的共产党正统派理论权威艾思奇”。【156】根据常识判断，如果没有幕后的指使，以许良英当时的身份——刚刚结束停职审查——，他没有任何理由碰瓷艾思奇；而根据上下文判断，许良英批艾不仅显得特别突兀，而且还相当的无厘头——他为什么不把矛头直接对准苏联人李森科或者其他苏联哲学家？

更为诡异的是，几乎与许良英大批艾思奇同时，那个两年前站在李森科一边的陈昌曙也反水了——这是他的自我检讨：

“关于科学和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从1948年苏联全苏农业科学院会议之后，广泛流传着‘科学是偶然性的敌人’这样一个命题。本文作者在一篇文章中也曾接受和介绍过这个命题（见‘哲学研究’1955年第3期：‘关于唯物辩证法的两对范畴’）。到目前为止，这个命题仍然还为许多人所公认。1956年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出版了奥·雅霍特着‘必然性与偶然性’一书（中译本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出版）中曾有专门一节阐述这个命题。在艾思奇所写的‘辩证唯物主义讲课提纲’（人民出版社出版）中也介绍了这个命题。但我们现在认为，‘科学是偶然性的敌人’这个命题是不确切、不正确的，它不能反映科学与偶然性之间的本质的关系。‘科学是偶然性的敌人’这一命题的错误就在于它使人们忽视对客观存在的偶然的事物的研究，因而也就妨碍了科学去发现必然性。”【157】

两年前，在给李森科站台时，陈昌曙引用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三次，《反杜林论》一次，《斯大林全集》一次；而在1957年站到李森科的对立面时，他除了引用了一次黑格尔之外，其余的全都是自说自话——与许良英“不谋而合”。换句话说就是，陈昌曙反水不是在反对李森科的命题，而是在反对恩格斯、斯大林——他说“‘科学是偶然性的敌人’这一命题的错误就在于它使人们忽视对客观存在的偶然的事物的研究，因而也就妨碍了科学去发现必然性”，明显就是故意歪曲那个命题的本意，所谓的故陷人罪。一个二十多岁的小青年——他生于1932年，1952年刚刚因故从东北工学院采矿专业转行到“社会科学教研室”工作【158】——，他难道吞了熊心豹子胆，要与“革命导师”作对？事实是，陈昌曙当年给李森科站台的真正原因是要批判山东大学校长华岗。【159】【160】所以说，他两年后突然反水，极有可能又是出于类似的原因，只不过矛头指向不同而已。无论如何，从陈昌曙的出尔反尔，我们可以得窥“辩证法”之一斑：只要你嘴大，就咋说咋有理。

总而言之，从于光远大批特批“偶然性是科学的敌人”，到许良英、陈昌曙大批特批“科学是偶然性的敌人”，这样的不谋而合完全出于“偶然”的可能性接近于零；而出于“必然”——即接受背后某人组织策划——的几率却接近百分之一百。最好笑的是，在“涉案”的四个人之中，艾思奇在反右运动中遭到整治【153, pp.432-433】【161】；许良英是中科院系统中的第一个右派【154】；陈昌曙则在1958年受到了处分【158】。只有于光远，他永远都是光芒万丈的不倒翁。

不过，最好笑的事情发生在三十多年后：1994年，一个名叫刘华杰的青年在陈昌曙的指导下获得了中国人民大学颁发的博士学位，然后他马上义无反顾地投奔了反伪帮，并且主动与正在美国做寓公的方舟子取得了联系，把他请回中国，先是让他坐上科学纳粹的“太子”席位，接着看着他创办的方舟科邪教日益猖獗。你说反伪帮这个“圈”画得有多圆？

5、另一种可能

当然，于光远把“科学是偶然性的敌人”篡改成“偶然性是科学的敌人”还有另一种可能，那就是他不读原著，而是根据某些中国人对苏联二道贩子的言论做出的不伦不类的翻译，例如，1953年，中国科学院出版了伊万诺夫在中国讲授米丘林遗传学的翻译稿，其中有这样的话：

“孟德尔、摩尔根一派人想用X射线、镭、秋水仙素和其他剧烈性的毒剂等等的影响来获得有益突变，他们的愿望是不能实现的，这样获得的变异只是偶然的，而且其中不会获得有利的变异。以米丘林遗博学的眼光来看，偶然是科学的敌人，我们要求的变异是有定向的，是要向人类所需要的方向变异。”【162】

一年后，财经出版社出版了“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专家工作室”辑译的《苏联农业专家卢森科报告选集》，其中有这样的话：

“李森科院士说道：‘……孟德尔-莫尔根主义的一切所谓“规律”是建筑在偶然性的观念上的。偶然性就是真正的科学的敌人。’”【163】

很可能就是这样的胡翻乱译，误导了一众“马列主义专家”。1980年，于光远的亲信查汝强——他的一生，定格在他得知妻子被划为右派后做出的本能反应：“你成了右派，让我怎么和别人说？怎么向于光远说？”这是他妻子对这两个疑问句的“理解”：“于光远是理论界的一位权威，是老查立身理论界的依靠”，所以她的回答很简单：“那就离婚吧！” 【164】——在一本书中这样写道：

“比如在苏联，当时在遗传学问题上表现特别尖锐，李森科在一九四八年全苏生物学会上作的报告，把摩尔根遗传学派的理论完全打成反动的理论，形而上学的理论。李森科就是把哲学作为检验自然科学理论的真理性的标准。他的哲学是一种很蹩脚的哲学，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可以说是彻头彻尾的形而上学。他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偶然性是科学的敌人’，显然是错误的。必然性、偶然性是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任何发展过程既是必然的又是偶然的，把偶然性从科学中驱逐出去，那么科学还研究什么呢？科学就是要从很多偶然性中找出它必然的规律，来研究这些必然规律怎样通过偶然性来发挥它的作用。”【165】

毫无疑问，查汝强之所以会以为李森科是要“把偶然性从科学中驱逐出去”，就是受到了他的顶头上司于光远的误导；否则的话，无论他是阅读李森科的原著，还是其他人的讲解，他都不大可能会产生这样的想法。

受于光远误导的不止是查汝强。1982年，郑州大学哲学系刊印了一份《自然辩证法讲义》，其中，作者胡玉衡就用恩格斯的话批驳“苏联的李森科就宣称‘偶然性是科学的敌人’。”【166】一年后，吉林省省属师范院校哲学教材编写组编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也自行出版，其中也有这样的话：

“苏联的生物学者李森科曾声称：‘偶然是科学的敌人，凡是有必然性的地方不能有任何的偶然性。’要把偶然性从生物学中驱除出去。这是反科学的。”【167】

这就是所谓的“以讹传讹”、“谬种流传”。实际上，进入二十一世纪后，这样的谣言和谎言还在到处泛滥——这是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哲学大辞典》中的话：

“李森科……认为Th. 摩尔根关于遗传性状的不定变异或基因突变的观点，‘纯粹建基于偶然性的观念上’，是生物学上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典型’，并声称‘偶然性是科学的敌人’。” 【168】【169】

这是陈敏（笑蜀）在其成名作《苏联遗传学劫难纪实》中的话：

“事实上，在单位面积上如果密度过大，植株就会互相排挤，其结果是那些比较有优势的个体压倒了其他个体，使大部分个体在生长期中死亡。试验证实，愈是肥沃的土地，植物的种内竞争就愈激烈，最后留下的个体就愈少。而李森科对90％以上植株死亡的解释是‘由于纯粹偶然的原因’，而根据李森科的公式，‘偶然性是科学的敌人’，尽可置之不理。这不过是证明了李森科的无知。”【170, p.231】

终于光远一生，他也不曾为自己犯下的这个错误做出澄清，遑论对其造成的不良影响做出道歉。

6、不倒翁的秘诀

1957年4月3日，也就是在《遗传学座谈会发言记录》出版之际，《参考消息》发表了合众国际社的一篇短讯，题为《赫鲁晓夫赞扬李森科的土壤研究》，其开篇就是“苏联的李森科院士的名誉似乎已经部分地得到恢复”，其结尾是“李森科在继续做肥料方面的工作，现在似乎已经得到了赫鲁晓夫的宠爱”。【171】两个月后，“反右”运动就爆发了。7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电稿，题为《李森科根据米丘林学说实验成功 异种交配可提高牛奶含脂量》。【172】显然是与此有关，农学界中又响起了“坚定不移地学习苏联先进农业科学”的口号。【173】【174】而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陈凤桐甚至将矛头直接指向“不少学者和科学家”，说他们“往往站在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立场上去观察问题”、“对学习马列主义、学习米丘林生物学的不虚心”、“把孟德尔、摩尔根学说看成是金科玉律……陷在唯心主义泥坑中而不能自拔。”【175】 1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李继耕的长篇报道，《米丘林遗传学在发展着——记苏联科学院遗传研究所召开遗传学会议》。【176】次日，苏联《消息报》发表了李森科的《农业生物学的理论成就》一文，《人民日报》在次年3月4日用了半个整版发表该文的摘要。【177】所以，由于光远一手控制的《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杂志也忙不迭地先后发表文章，先是《谈家桢认为应当批判反映在摩尔根学说里的资产阶级观点》【178】，接着介绍李森科的《为生物学中的唯物主义而斗争》一文。【179】到了1958年年底，苏联《真理报》点名批评了率先批评李森科的《植物学杂志》，而《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很可能是国内唯一一家介绍这篇文章的刊物。【180】你说于光远当年从《遗传学座谈会发言记录》一书中撤出自己的发言稿，到底是因为啥？他在二十三年后把它们翻出来重新发表，又是因为啥？

事实是，也就是在“反右”的高潮之际，于光远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发展我国科学事业的两条道路》，它很可能是于光远三周前在北京地质勘探学院做的那个报告——题为《关于科学工作中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和驳斥民盟中央的反社会主义纲领、提高我们社会主义觉悟》——的摘要，其中对“资产阶级右派”关于科学工作的观点大加挞伐，并且将“批判各种错误的学术思想”列为“党对科学的领导”的主要工作之一。【181】毫无疑问，在生物学和遗传学领域的“各种错误的学术思想”，也包括在他的“批判”范围之内。实际上，在1957年，于光远还曾化名“伯京”在《学习》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它们后来被于光远以《谈谈“错误”》为题结集成书。【182】而就是在这些文章中，于光远把“唯心主义”当作“错误”的“认识论根源”，把“资产阶级”当作“错误”的“阶级根源”。所以，于光远后来自己就承认，“在1957年夏季反右派之后，双百方针事实上被废除了。”【183】你看这个中国鼎鼎大名的“自然辩证法大家”，变起戏法来，多么娴熟？

五、方舟子碰瓷大判官

前面提到，青岛遗传学座谈会是中国科学纳粹新老交替的一个“契机”。这是怎么回事呢？当然是因为，在1999年，中国老头反伪帮的视野中，突然出现了一个“艺成下山”的“少侠”，让他们感到“后继有人”。

其实，方舟子的本质就是一个炕头王，他在网络世界横行霸道、打打杀杀、穷凶极恶——用江晓原的话说就是“敢作敢当，不管不顾，连续向各路成名高手挑战，几处场子，被他踢翻；几个好局，被他搅散”【184】；用徐志戎（网名“肉唐僧”）的话说就是“以头缠白布条、手拿两把破菜刀的扮相在江湖上行走”【185】——；可是，一旦走进现实世界，方舟子却是一个典型得不能再典型的“猥琐男”，并且是“油腻猥琐男”：畏畏缩缩、嗫嗫嚅嚅、磨磨叽叽、木木呆呆，连被人当面嘲讽调侃，他都笨得接不上话茬，更不要说反唇相讥了。所以，曾亲眼见到方舟子的人，对他的第一印象就是“有点NIAN不叽矶的”【186】、“甚至有些腼腆”【187】。

当然，在方粉的眼中，“猥琐男”并不猥琐，如那个给方舟子站台的“中国灾害防御协会救援医学会会长”李宗浩就曾这样说：“我发现他是个文质彬彬的人，他这个人没有很多的社会经验，是一个学者型的。”【188】很可能是这个缘故，到了后来，方舟子本人也极力要塑造自己的“书生”形象，如在惨遭锤击之前，他对记者这样说道：“我在中国没有工作过，没有在社会上真正混过，没有社会经验和阅历”【189】；在惨遭锤击之后，方舟子的老婆刘菊花马上一边对着记者哭诉“他就是一个文弱书生”【190】，一边半真半假地大骂自己的老公是个“呆子”【191】。实际上，连方舟子的二姐方云环也曾披着马甲蒙着面罩加入了“方舟子就是一介书生”的大合唱。【192】【193】最好笑的是胡同串子司马南，他先是给方舟子戴上一顶“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帽【194】，然后跑到北京电视台上给方舟子披上“文弱书生大丈夫”的道袍【195】。也就是说，在方粉的眼中，行凶作恶的方舟子是“斗士”，被打的鼻青脸肿的方舟子是“书生”。

事实是，虽然方舟子确实是一个从未真正在“社会”上历练过的“老宅男”，但他却是一个天生的骗子，所以其“混社会”的本领，比起老油条何祚庥、司马南还要高明老道。也就是因为如此，在方舟子回国捞世界之初与之接触颇多的《中华读书报》记者刘洪波很快就发现，“他的聪明达到了很高的地步了”。【196】十二年后，一直把方舟子视为“书呆子”、“低情商”的罗永浩也如梦初觉般地反省道：“说老方情商低的，以后可能要重新考虑一下了，……你谁敢说这样的人情商低？”【197】而我则通过实例考察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在这个世界上，比试造假，他方舟子是天生的世界冠军！”【198】

1、“要当官，杀人放火受招安”

大致来说，方舟子“混中国”、“捞世界”的一大绝招儿，就是《水浒传》作者总结出来的那十个字：“要当官，杀人放火受招安”。具体地说就是，方舟子当初之所以能够在《南方周末》、《中国青年报》、《北京科技报》上开专栏，有相当程度是因为他率先对这些报刊发起攻击，以引起对方的注意和恐惧。只不过是，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光是靠杀人放火，不但达不到“当官”这个目的，反倒极有可能被关入大牢、甚至砍掉脑袋。换句话说就是，使用这个招数的先决条件就是“朝里有人”。这就是方舟子当年一头扑进何祚庥的怀抱的最主要原因。而在打通了何祚庥这个关节之后，方舟子的下一个目标就是于光远。而对青岛遗传学座谈会做出抨击，就是方舟子在使用“要当官”的故伎，目的就是要把于光远的目光吸引到自己的身上。

2000年5月，方舟子在其一手把持的《新语丝》月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从“绝不退却”到“百家争鸣” ——遗传学痛史》。该文秉承其一贯文风，除了“东抄西凑”——这是文抄公方舟子对抄袭剽窃的另一种说法【199】——之外，就是信口雌黄。半年后，也就是在他即将朝拜于光远之前，方舟子把那篇烂文送交与其有着不可告人的肮脏关系的《书屋》杂志发表。【200】仅看该文的标题和第一段话，一般人会以为他那是在讲述李森科在苏联的发迹历史；但通读全文之后，读者才会明白，方舟子的主要目的就是指着于光远的鼻子教训于光远：不应该主张百家争鸣，而是应该搞“一家独鸣”，因为中国遗传学水平落后西方十二年的原因就是那次座谈会容忍了米丘林学派——这是他的原话：

“当局的如意算盘，是觉得遗传学和米丘林主义各说对了一半真理，科学的发展会使它们统一起来。但这种美妙的情景在科学史上极其罕见。历史早已证明，正确的恰恰是那些和‘百家争鸣’的精神不符的个别的遗传学家。我忍不住要设想：假设会议能够做出按照摩尔根学派方向发展的结论，而不是浪费宝贵的科研资源支持、纵容一个真正反动的（无视一百多年来生物学的发展）、唯心主义的（否认遗传的物质基础）伪科学流派；假设中学、高等学校从此只讲授遗传学，而不是同时讲授米丘林主义误人子弟……今天中国的遗传学水平也不会是这个样子了。可惜历史无法假设，而今天中国遗传学与国际水平的差距，大约也还是十二年。”【22】

如上所述，青岛遗传学座谈会是于光远一生履历中的最大亮点和卖点，而方舟子上面这段话，就相当于把这个亮点和卖点说得不仅一钱不值，而且还是一个污点、一条劣迹。也就是因为如此，在方舟子与于光远首次会面之际，青岛座谈会就成了他们的主要话题：

“不过，于光远与方舟子首先谈到还不是一般的伪科学，而是1956年的‘青岛遗传学座谈会’。不久前，方舟子在网上《新语丝》杂志和《书屋》今年第 11期上撰写了一篇评论文章《从“绝不退却”到“百家争鸣”》，对那段历史给出了与众不同的评论。于老说：‘你来，我很愿意与你讨论，要写一篇“喜读方舟子文章”的文章。’于老身体很好，也很健谈，简单回顾了当年青岛遗传学会议的前后经过。”【201】

而在得到于光远承认“青岛会议的基调是百家争鸣，还没有专门考虑伪科学的问题，现在看来是不够的”、“没办法，就那么一点水平”之后，方舟子马上恭维起自己的新主子：“青岛遗传学会议在历史上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现在看来有很大的局限性。”（同上。）你见过如此油腻的“书呆子”吗？

在与方舟子会面两个多月后，2001年2月6日，于光远果然兑现了承诺，寄给方舟子一篇文章，标题是《喜闻不同意见——答方舟子的批评》。【202】而方舟子则把这篇文章压了下来，直到14个月后，显然是在得知《科学时报》即将发表此稿【203】之后，才把它登在新语丝上。看看于光远的自我检讨：

“当时我们是把两个对立的双方当作不同的学派来看待的。这是我们召开这个会议的前提。所谓‘百家争鸣’本身就是不同学派间的争鸣。科学工作的一个任务就是揭露反科学、伪科学的真面目。在这件事情上，当时我们提得很不够。当时信奉辩证唯物主义的我们，只抓住李森科违反辩证唯物主义的言论――偶然性是科学的敌人，进行揭露。同时，我们说基因恰好不是什么意识，肯定基因是唯物，不是唯心。如果当时我能够尖锐地提出李森科搞的是反科学和伪科学，那就好了。”【202】

2002年，李佩珊在《科学新闻》杂志——也就是后来被方粉贾鹤鹏、方玄昌绑架围殴诽谤肖传国的那家杂志——连载李版“遗传学痛史”，其标题就是《科学战胜反科学：苏联的李森科事件及李森科主义在中国》。显然，不仅对科学史懵懵懂懂的于光远对方舟子的瞎咧咧信以为真，连从“改革开放”之初就开始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从事近现代科学史的研究工作”的李佩珊都接受了方舟子的胡诌八扯。

到了2006年，《科学新闻》杂志在采访于光远时，再次就方舟子的文章逼问于光远的意见，而于光远则答道：

“我基本上是赞同方舟子这番话的。我在这里之所以没有使用‘完全’而使用‘基本’这个词儿，是因为百家争鸣可以从朝后与朝前两头看。朝后看是用百家争鸣排除阻碍，为真理开路。但是百家争鸣不是目的，到了已经找到了真理那就可以一家独鸣没有必要再去排除已经排除了的——也就是不再存在阻碍了。我认为方舟子说他觉得‘在上世纪的五十年代，对遗传学的一些基本问题，早已有了定论，若无政府的干预，本来就应该只有摩尔根学派的一家独鸣，米丘林主义乃是政府人为树立的伪科学学派，本无争鸣的资格’。对方舟子这段话我有这样一点意见：我认为问题还是出在‘本来’和‘应该’这两个概念的使用上。那时阻碍还没有排除，还需要使用百家争鸣的武器，那时还做不到已经取得定论的共识。但是我还是欣赏方舟子的这篇文章，因为他针对人们中的流行观念破除百家争鸣高于一切的观念。我不知道我的这个说法是否站得住脚。”【56】

总而言之，青岛遗传学座谈会这个话题，被方舟子和于光远两人联手炒了五、六年，其中的赢家当然是方舟子，因为在2000年，方舟子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少侠’”（江晓原语），而于光远则是手下有一帮徒众的“反伪科学老将”（刘华杰语）。实际上，刘华杰在报道二人会面时所使用的那个标题，“反伪科学老将于光远和反伪科学新秀方舟子寓所畅谈”【201】，相当于用广播大喇叭高声宣布：于光远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接班人，反伪帮无须再为于光远死后群狼无首而惶惶不可终日了。

反伪帮帮主更新换代

2000年11月13日，方舟子在刘华杰、郭正谊的陪同下，拜谒了于光远。后来的历史表明，那次会面相当于中国反伪帮第一代帮主向下一代帮主传授衣钵。上图截自2000年11月17日《科学时报·读书周刊》。图中照片显示方舟子（右）正在向于光远、郭正谊（站立者）显示自己的新语丝网站。

2、诛心取卵

那么，怎么知道方舟子写作、发表《遗传学痛史》的目的是要碰瓷于光远呢？理由之一就是，他的这篇文章，在最初，仅在没有几个读者的《新语丝》月刊上出现过，但却没有在新语丝的其他版面——如主页“新到资料”——上发表，连《方舟子诗文集》都没有收录此文。不仅如此，方舟子后来搂钱搂红了眼，通过在纸媒体上反复发表自己的地沟油文章来“剪（方粉的）羊毛”、“割（方粉的）韭菜”，即使是那些已被证实是抄袭或科唬的文章他都要不停地拿出来变现。可是，这篇《遗传学痛史》却被他压了十三年之久，直到于光远去世前几个月，才被他悄悄地放入《方舟子自选集》中。【205】

不仅如此。前面提到，于光远给方舟子的正式答复是在2001年2月——标题之下就写着“于光远、李佩珊，2001／2／6”——，但方舟子却将那篇文章压在箱底长达一年多。对方舟子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方舟子最喜欢干的事情就是拉名人或位高权重之人的衣角来博取名望。通常的情况是，如果有哪个名人向他道歉或者认错，他会张扬得满世界都知道。而《喜闻不同意见》一文虽然洋洋洒洒长达四千多字，但于光远云遮雾绕了大半天，也不过就是以这么一句话收场：“我基本上是赞同方舟子这番话的。”所以，早日发表这篇文章，对当时虽然已经“艺成下山”但尚且立足未稳的方舟子会有如虎添翼、虎虎生威之效。可是，面对能够证明自己是一个“反伪奇才”的重磅证据，方舟子却冷静得如同雪雕冰塑一般。如何解释这样的反常之举呢？答曰：他写那篇文章的本意，就是要通过“碰瓷”于光远来得到他的“招安”；在达到这个目的之后，维护自己新主子的声望才能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相反，如果方舟子继续“不管不顾”地向于光远“挑战”的话，那就相当于抱着自家中最名贵的瓷器来撞墙——“智商高超”的方舟子怎么可能干如此赔本的买卖？

实际上，与碰瓷于光远几乎同时，方舟子还碰了另一个人的瓷，即北京大学哲学系副主任吴国盛。只不过是，碰瓷于光远，方舟子如愿以偿；碰瓷吴国盛，方舟子却不仅一无所得，而且连碰瓷的道具都搭了进去，即把自己是一个网络光棍、网络恶棍的本相暴露得世人皆知。那么，方舟子为什么要碰瓷吴国盛呢？原来，方舟子当时是双管、多管齐下，既要于光远、何祚庥、邹承鲁等人给自己当后台和靠山，又要给自己这个“美国无业游民”找一个能够拿得出手的“中国职业”，以便可以名正言顺地招摇撞骗。而他当时的如意算盘就是挂靠北京大学哲学系，最低也要弄个“兼职教授”当当。为此，方舟子一边通过“东抄西凑”攒论文在于光远控制的《自然辩证法研究》上发表以积攒当教授的“资本”，一边在媒体上攻击吴国盛“反科学”，因为他以为当时是吴国盛在阻挡他的“成功之路”。因为碰瓷没有成功，方舟子把北大和吴国盛当成了自己的终生死敌。【206】而因为碰瓷于光远成功，方舟子对于光远比对自己的亲爹还要孝顺——只不过是，于光远去世时，方舟子已经臭了大街，所以他才没有收到亲赴火葬场给主子嚎丧吊孝的邀请。

3、“科学哲学”梅开二度

说方舟子撰写《遗传学痛史》是在碰瓷于光远，还有一个证据。

原来，《遗传学痛史》一文虽然长达八千余字，但因为其内容几乎全部来自“文抄公”的“东抄西凑”——正文中没有任何注释，只是在文章的末尾，方舟子把下面这些字放进了括号中：

“Mar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A Critical History, by Helena Sheehan，Humanities Press International, 1993；《百家争鸣——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1956年8月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纪实》，李佩珊等编，商务印书馆，1985”【22】

显然，方舟子这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告诉读者，这两本书就是他叙述“遗传学痛史”的根据。事实是，在2000年以前，至少有三本关于那段“痛史”的英文著作，第一本就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9年出版的《李森科的沉浮》（The Rise and Fall of T. D. Lysenko），作者是苏联李黑梅德维杰夫（Zhores Medvedev,1925 -2018）【207】；第二本书是哈佛大学出版社1970年出版的《李森科事件》（The Lysenko Affair），作者是俄裔美国苏联问题专家乔拉夫斯基（David Joravsky, 1925-2020）【208】；第三本是美国罗格斯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李森科及苏联科学的悲剧》（Lysenko and the Tragedy of Soviet Science），作者是俄罗斯李黑索伊费尔（Valery Nikolayevich Soyfer, 1936-）【209】。除了这三本书之外，前苏联记者波波夫斯基（Mark Aleksandrovich Popovsky, 1922-2004）的《瓦维洛夫事件》（The Vavilov Affair）也于1984年在美国出版。【210】这四本书基本上构成了世人了解李森科事件的主要来源——梅德维杰夫的书从七十年代末起就有中译本问世，而波波夫斯基的书在九十年代也被译成中文出版，所以陈敏才能在二十一世纪初攒成《苏联遗传学劫难纪实》这本书；而李佩珊在《科学新闻》上连载的《科学战胜反科学：苏联的李森科事件及李森科主义在中国》，其中的“苏联的李森科事件”部分，也大致不出这两本书的范围。不过，苏联李黑的黑李著作虽然流传甚广，但在西方学术界，受到尊重的倒是美国学者乔拉夫斯基的那本书，哈佛大学教授勒万亭称之为“李森科主义的标准历史”（The standard history of Lysenkoism）。【211】

而海伦娜·希恩（Helena Sheehan, 1944-）的那本书，长达二十多万单词，其中关于李森科的那段历史，所占篇幅不足全书的2%。一个人在叙述科学历史时，放着现成的、大量的科学历史著作不读、不用，而是从一本大部头的科学哲学著作中披沙沥金、搜寻史料，这不就是所谓的“缘木求鱼”吗？这个人再怎么无知，他也没有这么干的任何理由。而自认“智商高超”的方舟子却偏偏要这么干。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合理的解释就是：因为方舟子碰瓷于光远的目的，就是要博得于光远的青睐；而要达到这个目的，他就既要“炫耀才学”，又要保持“政治正确”。而关于李森科的书，全都出自“反共分子”、“反动分子”之手——那三个俄罗斯李黑，后来全都移民美国。而希恩虽然是修女出身，但她后来却变成了爱尔兰共产党员。【212】最重要的是，那本书名为《马克思主义与科学哲学》，因此，引用这本书不仅合乎政治正确这条金标准，这么做还能凸显方舟子既是一位响当当的美国“分子遗传学”博士，又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专家。

实际上，早在1995年，为了迎合于光远、何祚庥发动和领导的那起“反对伪科学”运动，方舟子曾抄袭其母校教授鲁特-伯恩斯坦的一篇文章，写成自己的第一篇“科学哲学”论文，《科学是什么？》。【213】也就是说，撰写《遗传学痛史》，是方舟子在五年内第二次向于光远投怀送抱——只不过是，前者是直挺挺地往于光远的怀里扑，后者则是忸怩作态地蹭于光远的大腿，同时嗲声嗲气地骂对方是“老色鬼”。而后一招果然奏效，它不仅把于老汉搞得七荤八素晕头转向，它还顺手降伏了于老汉的打手“小何”。几年后，何祚庥就到处扬言，方舟子是除他本人之外中国唯一既懂得马克思主义又懂得现代科学的“中国科技大学的高材生”。【214】

你看方舟子这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书生”，是不是比何祚庥这样的老油条还要油腻？

4、偷书忌弃

方舟子在讲述科学历史之时拒不引用科学历史著作，有一个可能的原因，即那四本书全都详细地叙述了“李森科正式登上了政治舞台”的真正原因，即他与一个叫普列森特（又译普列津特，Исай Израилевич Презент, 1902-1969）的人结盟。例如，梅德维杰夫就说，在1932年以前，李森科没有参与关于遗传学的辩论；在1934年以前，李森科对生物学的理论问题也没有什么准备；只是在普列森特的帮助下，他才知道自己工作的根基是达尔文。【207, p.18】同样，乔拉夫斯基也说，李森科的遗传理论第一次与马克思主义挂钩，发生在1934年，在普列森特署名的一篇文章中。【215】而就是在这一年，普列森特成了李森科的首席理论家，帮助他阐明自己实际工作成就的科学意义（By 1934 Prezent was Lysenko’s chief theorist, helping him spell out the scientific meaning of his practical triumphs）。【208, p.238】而按照索伊费尔，普列森特对李森科的主要贡献有二：第一就是在李森科的演说中引入阶级斗争的腔调，并且点缀以马列词句，第二就是让李森科打出“米丘林主义”的大旗。【209, p.63】

那么，这个普列森特到底是什么出身呢？答曰：他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在1930年，他是“列宁格勒唯物主义生物学家学会”的主席，1931年，他成为列宁格勒大学“自然辩证法与进化论系”的系主任。【209, p.62】这是陈敏对普列森特的描写：

“正如李森科不懂社会科学，普列津特不懂生物学，对于自然科学完全是个门外汉。但在二十年代初从列宁格勒大学社会科学系毕业后，普列津特却偏偏选择自然辩证法为自己的主攻方向。他自封为达尔文主义和中学自然科学教学方面的专家，实际上他的唯一专长不过是用阶级斗争这架高倍显微镜来监控苏联自然科学研究尤其是生物学研究；换句话说，他不过是一个文化警察，打棍子、揪辫子、戴帽子在他也就是职业爱好了。早在结识李森科之前，他的这些职业爱好就已表现得十分充分。”【170, p.25】

换句话说就是，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观察普列森特，你都能看到于光远、何祚庥一伙人的影子。方舟子虽然是个如假包换的“伪语文状元”，但他对“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以及“投鼠忌器”这些典故却有着本能般的领悟。所以说，方舟子在大谈“遗传学痛史”之时，对那几本“遗传学痛史”必读书采取视若无睹的态度，很可能是害怕提及普列森特这个至关重要的人物，以免读者联想到他心中的主子。

5、自讨没趣

其实，无论方舟子在碰瓷于光远之际如何煞费苦心，他的碰瓷之举都对于光远造成了伤害。原来，就在方舟子喜气洋洋地发布了“我终于见到了于光远”这个消息之后，有人问道：“于光远同志的底子谁知道?”【216】这是一个保留下来的回答：

“老于, 混混一个，揪出他, 是对中国的一大贡献。”【217】

八个月后，《万维周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于光远和方舟子是中国学术界腐败的两代典型》，其起因，还是方舟子拜会于光远：

“于光远和方舟子等人，不但思想方法一致，而且作假搞腐败的手段也一致。这就难怪，于光远要请方舟子到他家里当作座上宾；这也难怪，手拿美国绿卡的方舟子不是学习美国科学学术的民主法制经验，而是投入中国马列学者的怀抱，充当他们的打手和破坏民主法制。”【218】

显然是被捅到了痛处，方舟子曾扬言要控告该刊物“对我和于光远进行人身攻击”。【219】而事实是，即使是在方舟子自己的菜园子，对于光远的揭批斗也是此伏彼起。例如，在方舟子发表了于光远的《喜闻不同意见》一文之后，一个叫“桂铭”的人以《傲慢的“马列哲学家”》为题发表评论，全文如下：

“看来新到资料中于光远、李佩珊的［喜闻不同意见——答方舟子的批评］的一年前的文章，感觉不舒服。

“文中，于光远看似‘喜闻不同意见’，实是为其捞‘为中国遗传学开创了新时代’之誉。

于光远很傲慢，摆出一副御用哲学家的派头，对实验科学指手划脚。象他这样读了几本马列主义哲学书，就以为掌握了最高最根本的原理，从而可以把自然科学踩在脚下。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的一个悲剧，就是一帮有代表性的中国科学家们，在于光远这种实际上对生物学没有任何实验经验的‘马列哲学家’、‘党的代表’的淫威下，不得不曲心附和，‘阳奉阴违’。

“虽然他大力反对过钱学森的人体科学，但其反对的理论和方法，不过是从哲学来上纲上线，从理论到理论，从名言到精典的反复引用罢了。并没有从科学的角度提出什么有理有据的批判。其‘不听，不看，一看就上当’的反对人体科学的名言，不过是反映出一副马列哲学家的傲慢嘴脸。

“他承认‘这完全是作为哲学工作者的看法，而且直到现在在我的头脑中还没有完全解决’。象他这样的崇尚‘哲学对科学研究也还有指导的意义’的‘文科傻妞’，在国内的哲学界是很普遍的，因此有不少叫嚣‘哲学很专业，外行少插嘴’的哲学妄人，时不时跳到［新雨丝］上来。

“于光远似的人领导中国的科学和教育界，就是造成中国科学教育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220】

在当时，方舟子一定是强压怒火才没有对“桂铭”大发雷霆。但是，四个月后，当前面提到的那个Tinman跳出来大骂于光远是“老流氓”之后，方舟子却再也忍不住了，对之连续“反震”了六次。总而言之，方舟子投身于光远，就像他投身何祚庥一样，虽然在外人看来是得不偿失，但是，对于自己付出的一切都斤斤计较锱铢必较的方舟子来说，他肯定觉得自己赚大了，所以他才会把这个貌似赔本的买卖一直做到最后，即跟随于光远一直到他去世。也就是说，方舟子从这笔交易中所获得的实际收益，要远远超过他的损失，至少他本人的感觉是如此。

6、逢人说“方”

于光远招安方舟子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要这个“美国（水）博士”狂咬另一个“美国（真）博士”钱学森。而他的这个目的几乎是立竿见影般地达到了。2000年11月25日，也就是在拜见于光远之后12天，方舟子将钱学森的一篇关于“人体科学”的文章“立此存照”。【221】熟知方舟子的人都知道，他把谁“立此存照”，那就相当于向其麾下的恶狗们发出“冲”、“上”、“咬”的指令。可惜的是，方舟子的指令发出了大半年，但对之做出响应的恶狗却寥寥无几。所以，到了2001年7月，方舟子亲自出马，赤膊上阵，在一篇泼夫骂街般的文章中，借题发挥，在钱学森曾论证亩产万斤的可能性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222】不到一个月，方舟子将钱学森的一篇相关文章翻出来“立此存照”。【223】一百多天后，方舟子将“钱学森论证亩产万斤的文章剪报”也拿了出来在新语丝上发表。【224】【225】

毫无疑问，方舟子的“倾情奉献”，是一定要得到回报的。果然，2001年，于光远与老同学王大珩“主编”了一本书，名为《论科学精神》，其中就将方舟子刚刚在《中华读书报》上发表过的一篇文章【226】改头换面，重新发表。【227】

在2001-2002年间，于光远曾到全国各地的大学去做《治学态度与治学方法》讲演，而在这些讲演中，于光远都会将方舟子反对“学术腐败”的内容生硬地插入，明显就是在有意地“推销”方舟子【228】【229】——这种行为在今天被称为 “带货”。

2003年，于光远在一篇文章中，不仅在标题中就提方舟子，而且其开篇第一句还提方舟子：“十来天前，方舟子赠送我一本他写的《长生的幻灭》。”【230】

2007年，于光远与其门徒邓伟志“合著”的《生长病老死》出版，其中“方舟子”这三个字出现了14次。【231】

如此卖力的推销，不谙内情的人或许不以为意；但是，在科邪帮成员的眼中，那却相当于教主反复告诉他们：方舟子是我指定的接班人。实际上，于光远在公开场合都会如此卖力地兜售方舟子，说明他在暗地里更会使出浑身的解数。

2013年7月30日，也就是在于光远去世前不到两个月，因为司马南在搜狐微博上说“钱学森曾经用党性保证特异功能的真实性”，有人对此事的真实性表示怀疑，而司马南则回以“这话有待再考”；于是，方舟子以于光远衣钵传人的架势，把“1982年5月5日钱学森给中宣部副部长郁文的信”连同“5月28日，于光远给胡耀邦的信”全都公布了出来。【232】【233】【234】钱学森给郁文的信，早就被公诸于世，被反伪帮传播得到处都是；而于光远给胡耀邦的信，却是首次问世。据于光远2000年在《天涯》杂志上说，自己的那封信不能发表，因为它有可能会给该刊编辑部造成“麻烦”。【235】也就是说，于光远很可能在2000年就把那封信交给了方舟子，而对早在1990年就加入反伪帮、并且一直将他视为“亲爹”的司马南——他的枪手李力研曾反复炒作“司马南是于光远的儿子”这个话题、并且证明他们是“逻辑父子”【236】【237】——，于光远却显然没有那么做，否则他早就会将之得瑟得世人皆知。同样，何祚庥等人在1995年假冒民意给江泽民、李鹏要求大力“反伪”的联名信，也是方舟子最先在新语丝上公布的。【238】

所以说，方舟子是于光远钦定的科学纳粹二代帮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