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胡诌子信口胡诌

我的“方学研究”，至今已长达十五年，虽然内容五花八门，但其核心却只有一个，那就是证明方舟子是一个无知、无识、无才、无德的无耻无赖。在这个“六无”之中，“无知”是这个打着“状元”、“博士”招牌的“斗士”的最大特点。而我证明“方舟子无知”的主要手段之一，就是在其抄袭而来的文章中寻找让他无法狡辩的“铁证”，即他在抄袭之际，把苦主的“技术性错误”也席卷过来。就像他的所有赃物一样，在《遗传学痛史》一文中，这样的铁证可以说是触目皆是、比比皆是，并且它们全都是秃子头上的苍蝇一般明显的史实错误，因此可以肯定地说，他又是抄错了书。其实，方抄子抄错了书并不奇怪，奇怪的是于光远和李佩珊对之不仅见惯不惊、而且还“喜闻乐见”。除非他们以为反伪打假是“大事”，偷鸡摸狗乃是“小节”，干大事不计小节，那么他们“喜闻”方舟子的胡说八道只有一个可能的原因，那就是他们的知识水平与文贼方舟子相比，一端是半斤，另一端是八两。

关于方舟子在《遗传学痛史》中的抄袭剽窃问题，由于篇幅过长，论证繁琐，因此我将之作为本文的附录，下面，笔者着重分析该文的第一段话：

“那是自中世纪以来对科学家的最大一次迫害。地点在苏联，起因则是进化论的两位创建人对进化机制的不同看法：拉马克相信在生物内在欲望的驱使下的用进废退是生物适应环境的原因，而达尔文则认为适者生存的自然选择才是进化的主要动力。我们或许会觉得，拉马克主义更象是唯心主义，而唯物主义的达尔文主义应该更受马克思主义的青睐才对。但苏联的官方哲学，与其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不如说是唯意志主义的，它更相信所谓‘人的主观能动性’。早在1906年，一位叫斯大林的年轻布尔什维克就已论述说，新拉马克主义正在战胜新达尔文主义，而这再一次证明了恩格斯的从量变到质变的唯物辩证法之正确。但是与斯大林的预言相反，从二十年代起，遗传学的发展越来越显示了新拉马克主义的错误，新达尔文主义的正确，这个遗传学和进化论的综合过程，到五十年代最终完成。”【22】

如果你注意到在上面这6句话323个字中，“主义”一词总共出现了11次之多，则你就应该明白，方舟子又在通过使用大字眼儿来炫耀自己的“才学”了。只不过是，一如既往地，方舟子“炫耀”出来的并不是“才学”，而是“无知”。

1、拉马克主义“更象是唯心主义”

首先，方舟子以为米丘林主义在苏联崛起是因为拉马克主义与达尔文主义的冲突，并且拉马克主义取得了胜利，就说明他对那段历史几乎全然无知。事实是，“米丘林生物科学”又被称为“创造性的达尔文主义”，其实质，就是将拉马克主义和达尔文主义中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内容融合到了一起。换句话说就是，米丘林主义是剔除了拉马克主义中“唯心”成分和达尔文主义中“反动”成分的综合——这是李森科在其名著《论生物学界的现状》中说的原话：

“其次，绝不能把米丘林主义方向称为新拉马克主义或新达尔文主义，它是一种创造性的苏维埃达尔文主义，它拒绝了后两者的错误，并且排除了达尔文理论中由于接受了马尔萨斯的错误理论而产生的缺陷。”【239】

据考证，上面这句话，是斯大林写下的。【240】【241】【242】

实际上，早在1929年出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第15卷中，当时苏联农业科研界的头号人物瓦维洛夫就在其撰写的“遗传学”词条中写道：

“根据纯系学说，首先有必要重新考虑拉马克学说所依据的所谓‘后天获得性性状遗传’问题。在我们之前完成的实验研究对这个问题给出了否定的答案（参见‘遗传’词条）。”【243】

而在十年后出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第41卷中，“遗传”词条的作者戴维登科夫（Серге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Давиденков, 1880-1961）四次提到拉马克，不仅每次都把他当作否定对象，而且还直接拿魏斯曼的理论来否定拉马克主义：

“魏斯曼的这一立场与他的绝大多数前辈和同时代人的观点相悖，对自然选择及进化论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证明纯后成的拉马克观点的谬误（见后成，拉马克主义）；它对农业实践也非常重要，是现代遗传育种方法的基础。”【244】

“随后，关于遗传变异的原因形成了两种观点，其中之一由所谓的新拉马克主义者发展而来，他们无条件地承认后天获得的性状是遗传变异的唯一或主要来源。这一观点导致了唯心主义，即认为在有机体内存在着某种初始预期，并且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相对立。这种观点在科学实验上遭到了否定，因为在严格设计的实验中，没有一个能够证明后天获得的性状可以遗传。”【245】

而在两年前出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第35卷中，“拉马克”词条在介绍拉马克的用进废退、获得性遗传观点时，这样评论道：

“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拉马克在解释器官在有机体内部努力影响下的发育时，在他的理论中引入了一个唯心主义原则。所以，虽然拉马克的学说在整体是基于唯物主义的，但他的唯物主义具有二重性。”【246】

也就是说，在整个三十年代，苏联的学术界对拉马克都持批评态度。

诚然，让不学无术的方舟子翻检——遑论阅读、理解——卷帙浩翰的《苏联大百科全书》，有些强人所难。但是，既然他号称自己是在撰写“遗传学痛史”，让他读一点儿李森科的军师——即于光远所说的那个“哲学顾问”——普列森特总该合情合理吧？而就是这个普列森特，在三十年代给列宁格勒大学的学生讲授进化论时，曾专门讲解拉马克进化论中“夸大了心理作为进化因素的作用”。【247】同样，在四十年代，苏联生物科学博士斯托狄斯基在讲解“米丘林的生物进化观念”时，也指出了“在说明有机世界的进化时，拉马克也犯了不少的错误”，其中之一就是“他说，动物的意志对于有机体的进化有很大的作用。”【248, p.28】显然是在学舌苏联人，在1952年出版的《达尔文主义浅说》一书中，方宗熙、王以诚先是列举了拉马克“基本上是正确的”四个观念（第一，生物是由低级逐渐向高级发展的；第二，环境的改变能够引起生物的变异；第三，器官的使用与否也会产生变异；第四，获得性性状可以遗传），然后指出，“拉马克学说中还包含有一些不正确的部分”：

“依照拉马克看来，‘最高力量’、‘造物者’把向上发展的力量给以最低级的生物，最低级的生物就由于向上发展的力量逐渐演变成高级的生物。”【249】

“拉马克学说表现唯心论的另一地方是他承认动物的内在要求（欲望、意志等）能够产生某些器官，例如拉马克认为涉禽（如鹭）的长的腿和长的颈就是这样产生的：涉禽生活在水边，又不喜欢游水，由于不愿意让身体陷入淤泥里，它就经常尽力地伸长它的腿部，这种习性就逐渐使它获得了长的腿。它吃水里的鱼虾，由於不愿意让身体浸湿，它就经常尽力地伸长它的颈部，这种习性就逐渐使它获得了长的颈。依他看来，长颈鹿也是由于动物的内在要求而形成的。这样的说法属于臆测，并且过分夸大了动物的心理作用，显然是不科学的。”（同上。）

在那之后，“拉马克的进化思想是正确的，但其中也有一些唯心主义的糟粕”这一官方说法就一直延续下来，直到方舟子的大学时代。【250】【251】显然，方舟子上面那段话的前半部分就是这么来的。他显然不知道，不仅斯托狄斯基博士曾说过“就整个的来看，拉马克主义并不是一种与事实相反的唯心论”【248, pp.28-29】，连方宗熙也这么说：

“过去，拉马克学说的唯心部分曾经被夸大，拉马克甚至被看做生机论者。这是魏斯曼、摩尔根主义者恶意宣传的结果。实际上， 拉马克学说的主要部分是唯物论和历史发展观点。”【252】【253】

而在世纪之交，方舟子就是在中国对拉马克进行“恶意宣传”的代表人物，如他反复造谣说，拉马克的进化论是“直线式”的。这是他在1999年说的话：

“在他看来，生物界是一个从最简单、最原始的微生物按次序上升到最复杂、最高等的人类的阶梯，而所谓生物进化，就是从非生物自然产生微生物，微生物进化成低等生物，低等生物进化成高等生物，直到进化成人的过程。”【254】

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他仍旧那么说。【255】【256】【257】而方宗熙则说，拉马克的进化理论主张，“生物的进化不是直线式的，而是向各方面发展的。”【252】

问题是，面对这两位福建云霄方氏，你到底是相信方舟子呢，还是相信方宗熙？显然，于光远的选择是前者；而被方舟子看不起的“郑州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小学教师”朱海军则一眼就看出，方舟子“严重歪曲了拉马克学说。”【258】所以我说胡建省方舟子的本名应该是“胡诌子”、“方谣子”。

2、达尔文主义在苏联不受“青睐”

显然，方舟子在撰写《遗传学痛史》之际以为，在前苏联，生物学中信奉的是拉马克主义，而达尔文主义则是坐冷板凳，不受“青睐”。而事实恰恰相反，在整个斯大林时代，达尔文在苏联的地位可以说是仅次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这些“革命导师”。例如，被方舟子称为“老祖父”【259】的迈尔就这样说：

“吊诡的是（考虑到李森科主义后来的成功），在1920年代末以前，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比俄罗斯对达尔文主义，包括其自然选择理论，更普遍地接受。”【260, p.536】

虽然迈尔暗示达尔文主义在苏联或俄罗斯从三十年代起就不再吃香，但这个暗示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事实是，1932年3月21日，苏联共产主义学院做出了一项决议，宣称“只有无产阶级才是达尔文主义唯物主义基础的唯一继承人”。【261】4月，苏联各地都举行了纪念达尔文逝世五十周年的活动，而在由苏联科学院和苏联农科院联合举行的“庄严集会”（торжественном заседании）上，布哈林做了题为《达尔文主义与马克思主义》（Дарвинисм и марксизм）的长篇报告，瓦维洛夫做了题为《达尔文和他在生物科学史上的重要性》（Дарвин И его значение в историн биологических наук）的报告，沙瓦多夫斯基（Бори́с Миха́йлович Завадовский, 1895-1951）做了题为《达尔文与进化论》的报告。这三篇文章马上就连同其他纪念文章汇集一起，以《达尔文学说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为题由“政党出版社”出版。而在布哈林的文章中，不仅达尔文被捧上了天，连遗传学也备受赞誉，说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达尔文主义发展出来的科学”、“遗传学的主要发现丝毫不影响达尔文主义的基础，可以认为是达尔文主义的进一步发展”。【262】与高度评价达尔文和遗传学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布哈林对拉马克的否定：“拉马克主义的某些元素不仅必须被拒绝，而且只能用黑格尔的语言‘去除’”（некоторые элементы ламаркизма не просто должны быть отвергнуты, а лишь, выражаясь гегелевским языком, «сняты»）。（同上。）显然是要与布哈林保持高度一致，瓦维洛夫也是一边大赞遗传学，说“遗传学正在成为现代生物学中最活跃的部分之一”（Генетика становится одной из наиболее активных частей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биологии）、“遗传学和选择实际上解决了远缘杂交的问题”（генетика и селекция уже фактически решают вопросы отдаленной гибридизации）、“20世纪注定是遗传学发展占主导地位的世纪”（XX в. повидимому суждено было быть преимущественно веком развития генетики）。【263】与之相应，拉马克在瓦维洛夫的笔下完全是一个过时的、可怜加可笑的人物：

“然而，即使是在他的‘动物学哲学’（1809）中最接近进化论思想的拉马克，也将它们与形而上学的思想混为一谈，以至于客观的达尔文无法欣赏法国博物学家作品中的积极因素。对于他的同时代人来说，拉马克几乎个隐形人。失明且被遗弃，他死于贫困。刻在他的巴黎纪念碑上的拉马克女儿的话，听起来相当讽刺：‘父亲，后代不会忘记您，它会为您报仇雪恨。’”【264】

实际上，在沙瓦多夫斯基的笔下，拉马克的地位更是每况愈下：新拉马克主义被说成是资产阶级为了抵消达尔文主义中的生存斗争观点而引发的劳工运动的企图，其目的虽然是要维护进化论，但其基础却是“反达尔文主义”的。【265】

事实是，在当时，连已被扣上“孟什维克式的唯心主义”帽子的列维特（Соломон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Левит, 1894-1938）都要朝拉马克吐口水，一边把拉马克与“叛徒考茨基”捆绑到一起（Каутский же, базируясь в данном случае на ламаркизме），一边批判“我们中间某些同志”死死抱住恩格斯“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个论断不放，坚持为“资产阶级生物学的一个纵队”新拉马克主义立场辩护。【266】

五年后，在达尔文逝世五十五周年纪念日，1937年4月12日，《真理报》用了两个整版的篇幅发表纪念文章，其中，农业部长雅科夫列夫（Я́ков Арка́дьевич Я́ковлев, 1896-1938）——俄罗斯《生物学历史研究》杂志主编、铁杆瓦粉李黑爱德华·科尔钦斯基（Эдуард Израилевич Колчинский, 1944-2020）是，李森科不过是他的一个“项目”而已【267】——发表题为《关于达尔文主义和一些反达尔文主义者》，其开篇第一句话就是：

“在一些农业科学家中，流行着一种完全错误的观点，认为达尔文主义已经过气，对它应该鞠躬致敬，但不能因循遵守；达尔文主义要么被现代科学的发现从本质上重新加工，要么被拒绝。”【268】

据科尔钦斯基说：

“从1920年代末开始，纪念活动对苏联来说尤其具有特色。科学纪念日是根据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机构的决定举行的，目的是将苏联展示为先进科学的中心。如果周年纪念是献给一位外国科学家的，那么其目的就是要证明，在俄语地区，他的发现得到了最高的承认和最大的发展。”【269】

显然是由于这个缘故，科尔钦斯基注意到李森科主义的崛起与苏联对达尔文的神化几乎是同步发生的，因为就是在1932年的纪念活动中，李森科的首席军师普列森特 “首次尝试制定‘苏维埃创造性的达尔文主义’的主要内容。”（同上。）

小庆已如此，大庆更何堪！

1937年4月12日，《真理报》出了六版，其中三版有达尔文的照片，两个整版是纪念达尔文逝世五十五周年的文章。在苏联，除了“革命导师”之外，没有任何人能够享受得到这样的待遇。而按照方舟子的说法，在当时的苏联，达尔文没有拉马克吃香。

也就是因为把否定达尔文主义定性为“完全错误”，在1939年举行的关于遗传学的第二次大辩论中，瓦维洛夫和李森科都大谈“达尔文”，但却对“拉马克”绝口不提。实际上，瓦维洛夫在发言中就承认：“我们现在正在将达尔文主义的教义提升到了崇高的地位”。【270】

事实是，莫斯科国立大学在1936年就建立了“达尔文主义系”；而在这座王牌大学，专门教授马克思主义的那个系则称为“辩证与历史唯物主义系”。【271】换句话说就是，达尔文在苏联的地位，在某种意义上比马克思还要高。确实，据莫斯科国立大学哲学系主任比列茨基（3. Я. Белецкому）说，在1947年，莫斯科大学的达尔文主义系就曾因为李森科问题与辩证与历史唯物主义系展开一场大战，结果是前者占据了上风。【123, c.160-162】而李佩珊则说：

“1947年2月, 莫斯科大学生物系召开了全苏生物科学会议。会上宣读了大约40篇反对李森科主义的论文, 绝大部分是批评李森科否认种内竞争的观点, 并宣布李森科是拉马克主义者。”【272】

如果“拉马克主义”是“苏联的官方哲学”的话，那些反对李森科的人难道脑袋进水了，“宣布李森科是拉马克主义者”？

事实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李黑向李森科发起的第一轮攻击，就是指责他“不仅违背了达尔文的某些立场，更重要的是背离了达尔文主义”。为什么“背离了达尔文主义”那么严重呢？当然是因为“列宁主义和达尔文主义这两个起源于苏联的学科，丰富和完善了马克思和达尔文的遗产。”【273】

据三十年代曾在列宁格勒大学攻读遗传学博士学位的赖莎·伯格（Raissa L. Berg, 1913-2006）——其导师就是美国头号李黑穆勒，相应地，赖莎本人也是一名铁杆李黑——说，在当时，达尔文已经被捧为马克思主义圣徒，批评他，就像是侵犯马克思主义的圣地。【274】同样，曾在1944-1945年间出任澳大利亚驻苏联公使馆科学事务参赞的英国植物学家阿什比（Eric Ashby, 1904-1992）也说，当时在苏联的遗传学界，第一权威是辩证唯物主义，第二权威就是达尔文：

“但对于‘新遗传学’的信徒们来说，达尔文的著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即使是最初步的观点也必须被按照字面接受为真实的和最终的，就像原教旨主义者接受人类堕落的故事一样。”【275】

事实是，把瓦维洛夫捧为“遗传学烈士”的杜布赞斯基（Теодо́сій Григо́рович Добжа́нський, 1900-1975）——在方舟子的眼中，他比建立染色体遗传学的摩尔根还要伟大，所以方舟子宁愿意选他当自己的导师，如果有机会的话【276】——就说，瓦维洛夫之所以在前苏联失宠，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背离了“经典达尔文主义”。【277】

也就是说，方舟子“遗传学痛史”的第一段话的前半部分，全部都是信口胡诌的话。假如于光远和李佩珊连这一点都看不出来的话，他们是干嘛吃的？如果他们看出来了，但却仍旧高声给他喝彩，他们的居心何在？

3、斯大林在1906年犯下大错

其实，方舟子的那一大套车轱辘话，不过是说，斯大林从二十世纪初就相信拉马克主义，反对达尔文主义，所以，在他的统治下，苏联的官方哲学是拉马克主义。而在方舟子的词典里，“拉马克主义”就等于“伪科学”——这是他的原话：

“我当初与《西湖评论》打上交道，就是因为这位朱海军而起。他在三个月前把一篇题为《人类体质进化新解释》的‘科学论文’塞到我的电子信箱来，是一篇用早已被学术界完全抛弃的拉马克主义解释人类进化的伪科学文章。”【278】

不仅如此，在方舟子看来，凡是相信拉马克主义的人，如果不是“外行”或“无知”的话，那他一定是个“弱智”——这是他的原话：

“我平时并不上‘关天茶社’，因为这个讲座的缘故，为了熟悉一下听讲的网友，以便能使人与网名对上号，特地去那里看了一下，发现那里反科学、伪科学妄人不少，其中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有个‘肉唐僧’，自称是个‘新拉马克主义者’，仿佛全世界生物学家对进化论的理解，还比不上他这么一个生物学的大外行，需要由他来给生物学研究指点出一条‘新拉马克主义’方向似的，把无知当博学，把愚蠢当高明，正是网上常见的伪科学妄人的典型。”【279】

“……搞这个阴谋的人岂不是像‘新拉马克主义者’一样的弱智”。（同上。）

那么，方舟子说“早在1906年，一位叫斯大林的年轻布尔什维克就已论述说，新拉马克主义正在战胜新达尔文主义，而这再一次证明了恩格斯的从量变到质变的唯物辩证法之正确”，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在斯大林的《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一文中，有这样三句话：

“至于说到运动底形式，说到依据辩证法，小的量的变化归根到底引起大的质的变化——那末这个规律同样地在自然底历史中也有着力量。门吉勒捷夫的‘元素周期体系’明显地表明着：质的变化之产生于量的变化，在自然底历史中有着何等巨大的意义。新达尔文主义所让位的新拉马克主义底理论，在生物学上也证明了这一点。”【280】

据斯大林后来说，“我不是自然科学专家，但在年轻的时候，我曾多次阅读拉马克和魏斯曼的著作。我被新拉马克主义所征服。魏斯曼含有太多的神秘主义。”【281】也就是说，斯大林所说的“新达尔文主义”是指“魏斯曼主义”，其核心就是种质理论（germ plasm theory），即遗传性由生殖细胞来决定，体细胞无论如何改变，它们对后代都没有任何影响。可想而知，种质理论是“优生学”和“科学种族主义”的理论基础。【282】【283】也就是说，布尔什维克与“新达尔文主义”之间的冲突，与其说是科学上的，倒不如说是哲学上的、政治上的、意识形态上的。

那么，所谓的“新拉马克主义”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达尔文的进化论虽然讲得头头是道，但却存在一个根本的缺陷，即它对生物变异——“自然选择”的基础——的来源没有做出解释。达尔文意识到了这个缺陷，所以他在《物种起源》后来的版本中，逐渐采纳了拉马克的一些观点——这是《物种起源》最近翻译者苗德岁的话：

“达尔文在第三、四、五及六版修订的过程中，为了回应同时代人的批评（尤其是有关地球的年龄以及缺乏遗传机制等方面的批评），做了连篇累牍的答复，甚至‘违心’的妥协，以至于越来越偏离其原先的立场（譬如越来越求助于拉马克的‘获得性性状的遗传’的观点）。”【284】

达尔文“求助于拉马克的‘获得性性状的遗传’的观点”，实际上就是“新拉马克主义”之起源。所谓“获得性性状的遗传”，通称“获得性遗传”（inheritance of acquired characteristics），其内容就是亲本后天获得的性状，如父母通过锻炼身体而“获得”的肌肉强健这个“性状”，可以遗传给后代，即自己的子女也身体强壮。【285】【286】用曾经跟随穆勒学习经典遗传学、但最后倒向米丘林遗传学——他因此被穆勒恶狠狠地骂为“毒蛇”（a snake in the grass）【287】——、后来曾任苏联科学院遗传学研究所副所长的努日金（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Нуждин, 1904-1972）的话说就是：

“新拉马克主义承认有机体与其生活条件的联系，承认这些条件在变异中起着极大的作用，并承认这些所谓有利性状可以遗传。”【288】

而“新达尔文主义”起源于达尔文去世之后，其创始人是德国人魏斯曼（Friedrich Leopold August Weismann, 1834-1914），其目的就是要从达尔文进化论中剔除“新达尔文主义”观点。其实，魏斯曼本人就曾经是一个拉马克主义者【289】，但在1880年代，他根据自己的种质理论，提出了完全基于“自然选择”的进化理论。所以，有人称魏斯曼的“新达尔文主义”为“极端达尔文主义”（“Ultra-Darwinism” ）。【290】1893年，英国著名哲学家斯宾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3）连续发表长文抨击魏斯曼的进化论，其标题就是《“自然选择”的不足》。【291】【292】而魏斯曼也变本加厉，干脆将自己的进化理论称为“全能的自然选择”。【293】那场争论，马上就被美国人类学家、优生学家奥斯本（Henry Fairfield Osborn, 1857-1935）——他后来主动地、有意识地将英国种族主义者一手炮制的“皮尔当人头骨”造假案认证为“真”【294】——称为十九世纪关于进化论的三大辩论的最后一个。【295】

魏斯曼与斯宾塞之战的硝烟尚未散去，孟德尔遗传学就被“重新发现”。这邪刺里杀出来的程咬金，直接导致“达尔文主义”——不论“新”、“老”——溃不成军，被认为是“苏联遗传学之父”的季米里亚泽夫（Климент Аркадьевич Тимирязев, 1843-1920）就认为，孟德尔遗传学是反（经典）达尔文主义的。【296】【297】实际上，在当时，连摩尔根都对达尔文主义抱持怀疑态度【298】；连迈尔都承认自己在年轻的时候就是一个新拉马克主义者【260, p.942】。所以，“达尔文斗犬”的孙子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Huxley, 1887-1975），即前面提到的那个“英国优生学家兼李黑”，将二十世纪的最初二三十年称为“达尔文主义之蚀”（“The Eclipse of Darwinism”）。【299】还有人将那段时间称为“非达尔文主义革命”（“The Non-Darwinian Revolution”）。【300】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时反达尔文主义的声浪实在是太响亮了。【301】【302】【303】【304】【305】，连“第二国际”都宣布自己“从达尔文主义转向新拉马克主义”【306】、连奥地利“文化法西斯主义”哲学家【307】斯潘（Othmar Spann, 1878-1950）都面露不屑地说，“以达尔文为基础的人类朝着更高方向发展的幼稚寓言在很多情况下已被自然科学本身所抛弃，因为孟德尔定律使种族进步的概念显得荒谬”【308】。

在当时，有一个极为典型的例子来说明“新达尔文主义”的尴尬处境：1889年，坚定的新达尔文主义者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 1823-1913）出版了一本书，题为《达尔文主义》。其中，他讲述了鲽形目鱼类眼珠上翻的进化过程。很快，有人致函《自然》杂志说，“拉马克主义者可以一字不改地接受那段话”（A Lamarckian could accept the above passage almost without altenng a word），因为那段话所说的进化过程，完全就是拉马克主义的。【309】也就是说，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新达尔文主义者即使是在捍卫自己的“主义”之时，都会不知不觉地借助拉马克主义的学说，就像一百多年后，被《书屋》杂志捧为“中国的赫胥黎，第二头‘达尔文的斗犬’”【310】 的方舟子也会不知不觉地助拉马克一臂之力、脱口说出“有的毒素是特地进化出来毒害动物以保护自己的”【311】这样的话一样。

到了二十年代，达尔文主义已经濒临破产：瑞典科学史学家诺登斯基尔德（Erik Nordenskiöld, 1872-1933）就在其名著《生物科学历史》（Biologins Historia）一书中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理论早就被遗弃了。他建立的其他事实则全都是二流货。【312】而到了四十年代，连英国著名生物学家霍尔丹（John Burdon Sanderson Haldane, 1892-1964）【313】、沃丁顿（Conrad Hal Waddington, 1905-1975）【314】都承认，魏斯曼主义已经过时。最好笑的是赫胥黎：在其“黑李”专著中，他也承认魏斯曼主义的核心内容即体细胞与种质细胞的隔离不仅在动物中不是绝对的，实际上，在植物中，那是根本就不存在的现象。【315】如果你知道霍尔丹和赫胥黎都参与了所谓的“进化论新综合”的话，你就会明白以魏斯曼为代表的“新达尔文主义”到底有多么狼狈了。

也就是说，斯大林在1906年说“新拉马克主义正在战胜新达尔文主义”，完全就是事实陈述。说得再明白一点就是，现在回过头来看那场一个多世纪之前的争论，我们不得不感叹说：二十世纪初那位“叫斯大林的年轻布尔什维克”比二十世纪末那位“叫方舟子的年轻科学纳粹”要正确得多，多得多——只有彻头彻尾的科学混子，才会“喜闻”他的胡说八道。

4、遗传学的发展证明“新达尔文主义的正确”

那么，方舟子说，遗传学后来的发展“与斯大林的预言相反”，是真的吗？当然不是。

如上所述，孟德尔的遗传学研究在1900年被重新发现，导致达尔文进化论濒临破产，连无知的方舟子都知道“遗传学家们却认为……该定律是和自然选择不相容的。”【316】只是到了二十年代，才有人开始尝试将孟德尔遗传学与达尔文的进化论结合在一起，这个尝试在四十年代基本完成，它就是所谓的“新综合”（New Synthesis）或“现代综合”（Modern Synthesis）。让人无法理解的是，这个“新版进化论”也被称为“新达尔文主义”——方舟子本人就承认，他所说的“新达尔文主义”就是指“现代综合学说”【254】、“达尔文主义和孟德尔主义的综合”【317】——，但是，它却与斯大林所说的那个以魏斯曼为代表的“新达尔文主义”完全不是一码事，因为魏斯曼对孟德尔遗传学一窍不通、一无所知。换句话说就是，方舟子在《遗传学痛史》第一段话的最后两句话就是在故意偷换概念，其实质，就是让关公战秦琼。而关于这一点，即使百科全书式学者于光远看不出来，那个“曾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所长、近现代史研究室主任；先后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秘书长、副理事长，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常务理事，国际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联盟科学史分部理事等职”的李佩珊也应该看得出来，因为她是协和医学院基础医学硕士，在“喜闻”之际，她已经研究自然科学史长达二十多年；并且，她所研究的领域，恰恰就是生物学历史。可是，面对方舟子的信口雌黄，她也和于光远一样表示“喜闻”，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怪诞。

事实是，就在方舟子大批特批拉马克主义的2000年，“遗传学的发展”不仅没能“越来越显示了新拉马克主义的错误”，恰恰相反，大量的研究结果显示，不论是旧拉马克主义还是新拉马克主义，他们都在卷土重来、东山再起。

原来，在当时，方舟子正与河南的小学教师朱海军辩论进化论，那场辩论引来了一个名叫宋非的人。据方舟子后来说，“我一直强调争论是争给旁观者看的”【318】，意即他辩论的目的，就是要给旁观者留下一个“少侠下山，所向披靡”的印象，至于自己的观点是否正确，自己到底是真的赢了还是输了，全都无关紧要。也就是因为如此，方舟子最乐于与外行辩论，以彰显其勇武；而那个宋非，明眼人一看即知是个专业人士，所以方舟子一直不敢与之正面对垒——他后来狡辩说，那是“因为我知道宋非本人也算是从事分子生物学研究的专业人士，跟朱、张等人不同，还想给他留个面子。” 【319】可惜的是，尽管心胸异常狭隘的方舟子能够破天荒地宽宏大度，但宋非却根本就不给方舟子留面子：当他得知方舟子在接受刘华杰的采访时继续大言不惭地宣布“拉马克主义早已被学术界抛弃”【255】之后，宋非马上给刘华杰寄送了几篇论文，用来证明方舟子所说纯属无知妄言。在宋非寄送给刘华杰的文章中，第一篇就是英国科学家兰姆（Marion J. Lamb, 1939-）和以色列科学家贾布隆卡（Eva Jablonka, 1952-）在1998年发表的综述，题为《进化中的表观遗传》。【320】于是，在接受刘华杰的“再访”时，方舟子这样自辩道：

“inheritable指所有的遗传现象，包括文化遗传和生物遗传，而genetic只指生物遗传。epigenetic由epi和genetic两个词根组成，epi意思是‘以外’，genetic意思是‘遗传的’，合起来意为‘常态遗传之外的’，可把epigenetic inheritance译为‘非常态遗传’。非常态遗传已被研究了十几年，它主要也是靠基因遗传的，不过，它改变的不是遗传信息（即基因序列），而是基因的化学结构和性质（特别是甲基化）。对多细胞生物来说，非常态遗传主要发生在细胞遗传（也就是细胞的分裂、繁殖），很少发生在生物体遗传。如果要能在生物体遗传，改变的也是性细胞系（包括胚胎细胞），而不是体细胞系（‘赤鼠’实验改变的就是性细胞系）。我们一直在讨论的获得性遗传，是传统意义上的，指的是生物体发生的适应环境变化的体细胞变异，能够通过性细胞传给下一代的生物体，也就是所谓突破魏斯曼障碍。所以，非常态遗传的存在，并不能用于支持多细胞生物的体细胞获得性遗传。”【319】

如果方舟子说的这一大套让你感到无所适从的话，你不妨先看一下这个事实：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从1992年起就建立了一个“替代医学办公室”（Office of Alternative Medicine），它在六年后发展成为NIH的“互补及替代医学国家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它的研究对象，就是包括中医在内的民间医学和医术。这相当于美国医学界承认了包括中医在内的非主流医学的合法存在。谁都知道，方舟子从1997年起就黑中医【321】——一年后因为要贩卖中医药书籍赚钱而中断了几年【322】——，并且，他黑中医的三大法宝就是“美国”、“西医”、“科学”。而美国NIH的这一系列举动，无疑是在在中医黑方舟子的心窝攮了一刀。所以，他从2002年起就把中医称为“另类医学”——两年后，他承认，他的“另类”就是对“alternative”这个英文单词的翻译：

“英文alternative意为‘另类’，‘alternative science’意思是‘另类科学’，与主流科学相对立。”【323】

2007年8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署名“王淑军”的电讯，题为《美国首次认同中医药学为独立科学体系》。方舟子对之做出的反应就是两个成语：如丧考妣、泼夫骂街——因为和NIH一样，FDA在方舟子眼中也是“金子招牌”【324】【325】——，所以，他马上就“举报”了《人民日报》：

“国内现在正在打击假新闻，我现在举报，《人民日报》2007年8月3日刊登的’美国首次认同中医药学为独立科学体系’就是一条欺骗国人的假新闻。……文件中只有两处提到中医，都是和印度草医放一块的，翻译如下：‘“补充与另类医学”一词涵盖许多种医疗实践、产品和疗法，它们与“常规”或“对抗疗法”医学的实践、产品和疗法有显著的差异。有些形式的补充与另类医学，例如中医和印度草医，已被实践了数百年，而其他的，例如电疗法，则是更晚近才出现的。’”【326】

也就是说，方舟子抵抗西方主流科学界的惯用手法，就是把对他不利的英文译成“云霄方氏汉语”——这就是于光远所一贯支持的造假恶棍的真实、丑恶、邪恶嘴脸。

事实是，早在1985年，后来屡遭方舟子白眼并且被反复攻击的袁隆平【327】【328】就已经注意到了“上位性”（Epistasis）这个问题【329】，显然是在科研实践中遇到了此类现象。十年后，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Jablonka与Lamb合著的一本书，题为《表观遗传和进化：拉马克维度》。【330】而这本书的实质，用《自然》杂志上的话说就是，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在新达尔文时代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我们对发育机制的相对无知是否严重地扭曲了我们对进化的理解？【331】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清清楚楚地写在方舟子的那张脸上。

2016年，专门研究苏联科学史的美国学者葛兰姆（Loren Graham, 1933-）出版了一本书，题为《李森科的幽灵：表观遗传学与俄罗斯》。【332】两年后，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沃德的《拉马克的复仇》出版，该书的副标题就是《表观遗传学如何彻底改变我们过去和现在对进化的理解》。【333】你都不用猜就应该知道，对于这样的专著，方舟子的反应是千篇一律的装聋作哑，外加装瞎。

实际上，拉马克主义并不是在表观遗传学出现之后才复活的，而是它从来就没有死去——只是在西方极端反共势力的压迫下，它才无法茁壮成长。1976年，哈佛大学生物学教授勒万亭就在一篇讨论李森科问题的文章中用两页的篇幅给出了发表在1948年以前的24篇文献，包括发表在《科学》和《自然》杂志上的文章，它们或者证明、或者显示获得性遗传的存在或可能存在。【31】十五年后，勒万亭又发表文章说，在李森科主义成为苏联官方生物学/遗传学之际，欧洲、美国、日本的研究表明，不仅获得性遗传可能存在，而且温度对生物个体的影响能够持续几代，以及嫁接杂交的后代具有两个亲本的性状。【211】进入八十年代后，有人——主要是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科学史博士萨普（Jan Anthony Sapp, 1954-）——发现，在冷战期间，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有意通过提供研究资助这根杠杆，阻止接受资助的科学家从事有可能支持拉马克主义或者李森科学说的研究【334, pp.182-183】【335, pp.75-151】；而从事“非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研究的遗传学家，如印第安纳大学的索奈博恩（Tracy Morton Sonneborn, 1905-1981）确实感到了来自周围的压力【334, pp.63-72】【336, pp.171-200】。据索奈博恩的学生南尼（David L. Nanney, 1925–2016）说，他的导师因为坚持自己的科学信念而遭到了中央情报局的监视。【337】而俄裔法国遗传学家伊弗鲁西 （Boris Ephrussi, 1901-1979）显然是因为害怕受到指责、攻击、甚至迫害，所以才会在出版一本介绍细胞质遗传学——即“非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的书时，在前言中就郑重其事地申明：“我不否认细胞核（孟德尔）遗传的普遍存在”。【338】这与四百多年前的伽利略在宣布放弃日心说之后小声嘟哝说“但地球确实在动”【339】，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换句话说就是，“李森科主义”并不像是西方科学界和媒体所描绘的那样，是完全建立在“无知”或者“政治”、“意识形态”的基础之上的。恰恰相反，在西方，孟德尔-魏斯曼-摩尔根遗传学更具有意识形态色彩——这也是那些达尔文信徒看上去比原教旨基督徒还要疯狂、还要保守、还要偏执——这三大特点，全部都集中在“中国达尔文斗犬”身上——的主要原因，因为进化论，并且必须是“新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即将拉马克主义痕迹全部剔除之后的“达尔文进化论”，不仅仅是他们的“信仰”，而且还是他们的衣食父母。实际上，正如勒万亭、列文斯所指出的那样，那些狂热的“新达尔文主义”信徒对付“拉马克主义”的主要伎俩不外就是对相关证据熟视无睹，或者对相关证据进行肆意曲解，而坚决不肯用实验结果——魏斯曼的那个似是而非的割老鼠尾巴实验之所以会被他们引用了无数次，就是因为他们实在找不到其他证据了——，来证实或者证否自己的观点。【31】这与方舟子一伙在推销转基因食品时所宁可使用的“当众试吃”这个拙劣伎俩也要坚决反对科学实验完全是一脉相承。也就是说，对于“新达尔文主义者”来说，只有魏斯曼那样的“权威”发出的斩钉截铁般的断言才是真正的科学，他们才不会在乎是否早就有人指出魏斯曼的结论来自直觉和推理而不是实验结果这样的事实。【340】

现在当然谁都知道，尽管方舟子口口声声地说什么“科学的精神是实证。你想要推翻现有理论，请出示确凿的证据！”、“中国文化传统中所最欠缺的、也是当前最迫切需要的，是科学实证精神”【341】，但实际上，“事实”对他一钱不值，所以他才会恬不知耻地叫嚣“揭露违背科学原理的骗局无需举证”【342】、“眼见未必为实”【343】。对他来说，打赢口水仗、为自己谋求最大的话语权才是硬道理。看看这个美国水博士是怎么教训于光远的：

“对还没有定论的科学问题，固然免不了会有两家、多家的争鸣。但对已有定论的科学问题，一家独鸣也属正常。在五十年代，对遗传学的一些基本问题，早已有了定论，若无政府的干预，本来就应该只有摩尔根学派的一家独鸣。”【22】

显然，中宣部的大判官于光远就是被这副科学纳粹嘴脸吓傻了，所以他才会乖乖地交出自己的权杖。这说明，科学纳粹那套伎俩，在科学纳粹内部最有效，而这样的效应，又强化了科学纳粹的纳粹心理：就是要搞“一家独鸣”！

魂兮归来

出于种种原因，拉马克和李森科分别在二十世纪前、后半叶被西方政治、文化和科学势力彻底妖魔化。但是，从二十世纪末起，随着表观遗传学的全面兴起，拉马克和李森科的支持者们也开始了复仇行动。上图上半部从左至右分别为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表观遗传与进化：拉马克维度》【330】封面、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2016年出版的《李森科的幽灵：表观遗传学与俄罗斯》【332】封面、英国布鲁姆斯伯里出版社2018年出版的《拉马克的复仇：表观遗传学是如何颠覆我们对进化的认识的》【333】封面。上图下半部从左至右分别为美国《时代》（Time）杂志2010年1月18日期封面、美国《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2009年2月24日D4版、德国《明镜》（Der Spiegel）杂志2010年9月8日期封面——这三期报刊皆以表观遗传学为主题。

七、水博士方舟子

实际上，在方舟子的“痛史”中，下面这段话最能显示这个“假打斗士”的“假打假、伪反伪、胡科唬”以及“美国水博士”本色：

“然而整个会议中最令人哭笑不得的，是米丘林主义者几乎一致地认为遗传学的发展恰好证明了米丘林学说的正确。武汉大学生物系教授何定杰说，用于证明DNA是遗传物质的肺炎球菌实验正好证明了后天获得性能够遗传（我将他的话看了几遍，至今不明白他是如何推导出这个结论的），‘由此可见，摩尔根遗传学，近年的发展，已大大地接近于米丘林遗传学。’‘从摩尔根遗传学的发展趋势看来，它不是与米丘林遗传学背道而驰，而是一天一天地接近于米丘林遗传学，朝着米丘林遗传学方向发展着。’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遗传研究室副研究员梁正兰说：‘我听了几位先生介绍摩尔根学派的发展，许多工作是很有意思的。基因的概念不象以前那样，而有了新的发展。我相信这是因为许多新的研究成果不能不使这种理论有所修改的结果。基因概念的这种发展是很好的。在我看来在某种程度上和米丘林学说比以前接近了些。’该研究室副研究员李〔王番〕则指责遗传学家将基因学说当成了‘绝对真理’，‘正因为如此，在摩尔根遗传学中，直到今日，在理论上看不见什么发展和创见。’该研究室主任祖德明在会后总结文章中，也声称摩尔根学派最近‘渐渐觉察到细胞质特别是环境条件对于遗传的巨大作用，从而初步解开了染色体基因学说的束缚。’看来这个中国遗传研究的权威机构（当时遗传研究所还未成立）就没有一个遗传学家！”

紧接着这段话，方舟子还把上面那些引言称为“在现在看来极其可笑甚至可以说相当无耻的论调”。

所谓“肺炎球菌实验”，简单地说，就是将经过加热灭活的有毒肺炎球菌与无毒肺炎球菌混合，然后注射小白鼠体，结果导致小白鼠死亡，而从死亡的小白鼠体内分离出了活的有毒肺炎球菌。进一步研究证明，那个起到“转化”作用的物质是脱氧核糖核酸（DNA），因此这个实验被遗传学家当作DNA是遗传物质的关键证据。但是，在信奉米丘林学说的学者眼中，这个实验结果恰好证明了无毒肺炎球菌从外界环境中获得了能够致病的性状，并且这个后天获得的性状确实能够遗传。也就是因为如此，前面提到过的那个印第安纳大学教授索奈博恩（Tracy Morton Sonneborn, 1905-1981）才会在其“美国自然学家学会主席逊位讲演”中，开篇就说了这样两句话：

“二十多年前，人们以为环境条件不可能导致有机体发生遗传性变化。从那时起，越来越多的能够诱发遗传性变化的环境因素被发现：首先是温度和 X射线，接着是其他电离辐射和紫外线，然后是化学品如秋水仙碱、芥子气和福尔马林。”【344】

同样，北京农业大学在六十年代初编写的《普通遗传学》也这样说：

“人工诱变和细菌转化、转导等例子，从广义上来讲是一种获得性遗传的现象。因为都是受了外界因素或体外物质而获得遗传性变异的。”【345】

而方舟子之所以对之“至今不明白”，恰恰说明他在对米丘林学说扣上“伪科学”的大帽子之际，根本就不了解米丘林——甚至拉马克——学说。实际上，方舟子的不打自招还说明，他根本就没有能力对一种观察现象或实验结果做出完整的、科学的理解和解释，所以他的唯一选择就是定势思维，学舌其他“新达尔文主义者”。

事实是，“肺炎球菌实验”的重要性是在DNA是遗传物质已经被证实之后才被追认的——它的主要研究者奥斯瓦尔德·埃弗里（Oswald Avery, 1877-1955）至死也没有获得诺贝尔奖就是明证——，说明对那个实验做出米丘林或拉马克式的解释，不但不“可笑”、不“无耻”，恰恰相反，说明那样的解释还相当的“科学”！也就是说，“在现在看来极其可笑甚至可以说相当无耻”的那个人，正是方舟子本人。实际上，被方舟子捧为“美国伟大的遗传学家、诱发突变的发现者穆勒”，虽然坚决反对拉马克主义，但他一生中最重大的发现，即放射性能够诱导基因突变，却被苏联的拉马克主义者当做支持自己的最大证据，即外界因素确实影响生物的遗传性。【346】而穆勒本人也知道，自己的其他研究结果很可能被人做出拉马克主义的解释，所以他才会告诫人们不要那样去做。【347】换句话说就是，对于同一个实验结果做出不同甚至是完全相反的解释，在科学研究中是司空见惯的——只有科学混子才会对之惊诧莫名。

最好笑的是，方舟子根据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遗传研究室副研究员梁正兰、副研究员李璠、主任祖德明的言论，尤其是后者“在会后总结文章中，也声称摩尔根学派最近‘渐渐觉察到细胞质特别是环境条件对于遗传的巨大作用，从而初步解开了染色体基因学说的束缚’”而得出“看来这个中国遗传研究的权威机构（当时遗传研究所还未成立）就没有一个遗传学家！”这样的结论。实际上，索奈博恩——他是美国遗传学会1949年度主席——就说：

“染色体遗传学说和基因学说已被宣布不再有效。已被公布的越来越多的可以改变遗传性的环境因子只是全部环境因子中的一小部分，并且是相对说来微不足道的部分。新遗传学的核心特征就是证明后天获得的性状不仅能够遗传的，而且还是常例。”【348】

而这样的言论，就光明正大地发表在美国科学界首屈一指的《科学》杂志上。这与李森科在一年前宣布“我们承认染色体，我们不否认它的存在。但是我们不承认遗传染色体的学说，我们不承认孟德尔-摩尔根主义”【121, p.612】何其相似！所以说，方舟子冒充美国遗传学会派到中国的总代理宣判中国遗传学家的死刑，只有一个效果，那就是凸显其骗子嘴脸。而于光远一伙，尽管在“伪科学”面前穷凶极恶，但在这个骗子面前却马上缴械投降，恰恰说明他们完全就是一丘之貉，即全都是西方科学纳粹的精神以及肉体上的奴才。

异曲同工

1948年，李森科在苏联“八月会议”上宣布，他所领导的“创造性的达尔文主义”学派承认染色体的存在，但不承认基于染色体的遗传学说。1950年5月，美国《科学》杂志发表印第安纳大学遗传学教授、美国自然学家学会主席索奈博恩的逊位讲演，其中宣布，“染色体遗传学说和基因学说已被宣布不再有效。”而按照李黑的一致说法，李森科否认染色体的存在，他的观点在苏联以外没有人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