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于光遠暴打偽老虎

那麼，于光遠在那個座談會上，到底都幹了些啥呢？

1、會前準備

關於青島遺傳學座談會，《陸定一傳》的作者是這麼說的：

“在陸定一作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報告後不久，有一天，他同當時擔任中宣部科學處處長的于光遠談話，要他同中國科學院和高等教育部共同商討，如何針對遺傳學存在的問題，開展學術上的自由討論，經過磋商，確定召開這次會議。”【93, p.430】

而竺可楨在1956年6月16日的日記則是這麼寫的：

“晨六點半起。上午八點半至院。先到生物學部召集之李森科討論會，到童第周、于光遠、過興先、祖德明、俞德浚等人。於對於學部沒有準備使大家能於今日討論極為失望。而過興先因為忙於做長遠工作，根本沒有能去外面奔走。童主任認為目前準備不充足，不如不開會。於主張於八月間在青島召集一小組會。”【118, p.356】

到了座談會召開的當天，8月10日，竺可楨又說，那次會議從“三月間”就已經開始籌備：

“九點至棲霞路新建宿舍開‘遺傳座談會’，到邀請代表31 人，旁聽及工作人員二十多人。童第周主席，說明這次高教部、科學院召集會議是為了要澄清對於遺傳學方面的基本問題上的思想，要大家爭鳴。院從三月間即籌備邀請48 人，到31人。次我和于光遠講了話。討論日程，從今天起到二十五號，預備每日上午討論，下午休息。今日到周家熾、潘梓年、談家椒、李繼伺、方心芳、戴松恩、英元齡、梁正蘭、李瑞、李汝祺等。下午二點洗浴。四點在棲霞路十二號請Самойлов對海洋規劃提意見。七點散。九點三刻睡。”

【118, p.385】

可以肯定地說，那次會議的初衷與“百家爭鳴”沒有任何關係，倒是與“一家獨鳴”關係極大。換句話說就是，如果于光遠策劃的那次會議在毛澤東提出“百家爭鳴”方針之前召開的話，其內容和結果很可能完全不同。幸運的是，生物學家們的消極態度，幫了于光遠一個大忙，讓他等來了轉機。

事實是，那次座談會就是所謂的“神仙會”，會期雖然長達半個多月（8月10日到25日），但卻開得松松垮垮，“上午討論，下午休息”。難怪竺可楨當時的日記頗像是“遊記”。最好笑的是，按照李佩珊等人撰寫的“正史”，那次座談會“約有一百三十人參加……，會上共有56 人發言，有的學者發言多達七、八次。”【119】而事實是，在那次會議上最活躍的人物根本就不是什麼遺傳學家，而是那個敕封的“中國生物學界的老祖宗”胡先驌：他在那次座談會上的“發言”，僅記錄在案的就有十次之多——錢煒說是11次【120】——，並且，他在座談會的四個專題中全都發表了自己的觀點，而他在發言中，幾乎都要強調自己是個“外行”。【116, p.104, p.169, p.218】所以說，那次座談會的目的，就是要讓那些多年遭受打壓的英美派遺傳學學者撒撒火、出出氣，所以陸定一才會特別囑咐樂天宇：“你要同摩爾根學派的談家禎教授平起平坐，不能壓人一頭。”【93, p.431】實際上，樂天宇很可能都沒有接到與會的邀請，因為他的名字沒有出現在發言者的名單中。而于光遠呢？他“通常坐鎮咖啡屋，回答大家的提問。‘結果到咖啡屋的人挺踴躍，紛紛向我責難。’于光遠回憶說。”【120】其實，如果把“坐鎮”改為“躲在”就恰如其分了，否則的話，“紛紛向我責難”這樣的事情，完全可能發生在座談會上——如果是那樣的話，那些發言大概就要被“逐字記錄”了。所以說，于光遠從一開始就藏了一個鬼心眼兒。

簡言之，在那次“百家爭鳴”為主題的座談會上，與會者他們鳴不鳴很重要，鳴的內容在當時並不重要。但是，既然有文字記錄在案，它們以後或許被派上用場。這也是于光遠不敢讓自己的發言稿收入那個最初的文集中的根本原因。實際上，青島座談會之所以會與蘇聯1948年的“八月會議”一樣，也在八月份召開，也決定出版會議發言記錄，並且發言人數“也恰巧相等，都是五十六人”，根本就不可能是出於“恰巧”，而只能是出於精心的策劃；其目的，當然不是後來于光遠說的，“為的是通過這個記錄的出版，把這次座談會同蘇聯1948年召開的全蘇列寧農業科學院會議進行對比”【10】——實際上，至今也沒人無聊到搞那種“對比”——，而是要進可攻、退可守，萬一風向逆轉，自己可以立於不敗之地。這一點，不僅于光遠當時心裡清清楚楚，那些受邀與會的學者大概也不會傻到毫無察覺，所以開幕當天只有31人到場。這是于光遠多年後回憶自己在那次會議上的表現：

“我的第一次發言是在8月10日會議開幕那天做的。那天在童第周致開幕詞和竺可楨簡略地致詞之後，就由我發言。童第周說明了召開這次會議的宗旨，就是‘要在遺傳學上發揚百家爭鳴的精神，打破片面狹隘的見解，使遺傳學在中國能健康地發展’。我的發言則着重解釋黨的百家爭鳴的方針，主張即使是唯心論也有爭鳴的自由，同時表示‘我不贊成把摩爾根的觀點說成是唯心論’，並且駁斥了‘偶然性是科學的敵人’的錯誤說法。我還講了一些對如何進行百家爭鳴的原則要求。第二次長篇發言是在8 月20 日下午做的。一個多星期的討論中，提出了許多哲學問題，我應到會生物學家們的要求，做了這次哲學演講。”【10】

其實，關於“即使是唯心論也有爭鳴的自由”這一點，陸定一早在五月二十六日就已經在其懷仁堂報告中用了將近一千個字講得相當清楚了。【101】所以，連于光遠自己也承認，“我在這裡講‘開放唯心論’的思想，講的是黨的一般方針，它說明我們學術自由的尺度，連唯心論的學術觀點都可以講，別的學術觀點那就更不用說了。”【10】至於于光遠說自己“同時表示‘我不贊成把摩爾根的觀點說成是唯心論’”，實際上是這樣一段話：

“我要聲明一點，我在這裡講開放唯心論，並不是因為我認為現在遺傳學的兩派當中有一派是唯心論，可以讓這一派唯心論開放出來。不是的，我沒有這個意思。我並不簡單地認為摩爾根派就是唯心論，米丘林派就是唯物論，我的看法不是這樣。我不理解為什麼承認有遺傳物質的就成了唯心論。我認為遺傳有一種特殊約物質，即使有什麼錯（我認為這並不錯），也不能說是唯心論吆！”【11】【12】

事實是，李森科稱孟德爾-摩爾根遺傳學是“唯心”的，並不是因為他們“承認有遺傳物質”，而主要是因為他們認為基因——並且還必須是染色體上的基因——決定一切；不僅如此，他們還堅決認為基因突變是隨機的，與外界環境的影響完全無關——這是李森科的原話：

“庫爾根遺傳學的唯心主義的真實內容，被物理學家希瑞丁格爾揭穿了。這使得魏斯曼主義者大為狼狽。希瑞丁格爾在他的《從生活細胞的物理觀，看生命是什麼？》一書中，從魏斯曼的染色體理論中得出了一些哲學上的結論，並且極其推崇地在敘述着。下面就是他的主要結論：‘…… 個人自己的本體是無所不在，無所不包，和永恆存在的。’希端丁格爾認為這個結論乃是‘一個生物學家所能提出的一舉而證明上帝的存在和靈魂不滅的最精密的結論了’。”【121, p.21】

“孟德爾-摩爾根主義者宣稱他們所說的遺傳變化或如他們所說的‘突變’乃是‘無定向的’。接着又假定這種變化在原則上是不能預料的。這是一種不可知論的特殊概念；它就叫做生物學中的唯心主義。”【121, p.28】

在那次大會的決議案中，還有這樣的話：

“生物學中的孟德爾-摩爾根路線提倡着魏斯曼唯心的形而上學的學說，以為有機體的本性是脫離外界環境而獨立的，即所謂的不死的‘遺傳質’學說。孟德爾-摩爾根路線脫離了生活，所以它的研究不會有什麼實際結果。”【121, p.633】

也就是說，于光遠批判李森科，完全是自造了一個靶子，然後朝着它用機關槍掃射。而他的這一招術，在其“駁斥了‘偶然性是科學的敵人’的錯誤說法” 時，更是暴露得淋漓盡致。實際上，于光遠在那兩次講話中的“核心”和“靈魂”就是“駁斥了‘偶然性是科學的敵人’的錯誤說法”，所以他後來才會反覆提及此事，即使是在回答方舟子的“質疑”時，他也要說什麼“他還提出荒謬的哲學觀點，說什麼‘偶然性是科學的敵人’”、“當時信奉辯證唯物主義的我們，只抓住李森科違反辯證唯物主義的言論——偶然性是科學的敵人，進行揭露。”【122】換句話說就是，于光遠人生的最大亮點就是青島遺傳學座談會，而他在那次會議上取得的最大成就或曰做出的最大貢獻就是批判了李森科的“偶然性是科學的敵人”這個命題。既然如此，我們就看看于光遠到底是怎麼批駁李森科的。

2、會中發言

這是他在第一次講話時說的話：

“聽說李森科寫文章寫書有哲學顧問，我看李森科的這位哲學顧問辯證唯物論的水平不高明。比方說，比方說，在李森科的書裡，有一個論點，叫做‘偶然性是科學的敵人’。他就根據這個觀點去指責別派在遺傳理論上重視偶然的變異是反科學的。其實，懂得唯物辯證法的人都知道，偶然性和必然性是辯證法中的一對範疇，它們是互相結合在一起的。恩格斯說過，必然的東西是通過無數偶然的東西來開闢自己道路的。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很重視達爾文的功勞的。恩格斯就說達爾文的理論在實際上證明了黑格爾的關於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內在聯繫的見解。怎麼能說‘偶然性是科學的敵人’呢？最多只能批評人只講偶然性不講必然性，或者崇拜偶然性，輕視必然性。可是在李森科的書裡明明白白地寫上‘偶然性是科學的敵人’這樣的話，這就不對了。”【11】【12】

而在第二次講話時，于光遠把這個問題拿出來反覆抨擊：

“與科學有關的哲學問題，如偶然性是不是科學的敵人，這樣的哲學問題研究得更深入一些。這次會上我一開始就提出這個問題，似乎沒有人反對我的看法。我覺得研究這樣的哲學問題，對我們研究自然科學問題有很大的好處，弄清楚這樣的問題，至少可以不受李森科這本書中‘偶然性是科學的敵人’這樣錯誤的哲學觀點的影響。當然我們要研究的與遺傳有關的哲學問題不止‘偶然性是不是科學的敵人’這麼一個，這一個問題其實在唯物辯證法中是已經早就解決了的問題，但是既然李森科書上的這個說法流傳了這麼久，我們在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問題上還要多做點研究，講得更透徹一些，在這方面我們還要提出更主要的問題來研究。”

“哲學家應該把哲學的命題講清楚，不應該用如‘偶然性是科學的敵人’這樣錯誤的命題去給科學幫倒忙。”

“不過，米邱林派難道就一點缺點也沒有？我看也難說。至於李森科的問題此較明顯，‘偶然性是科學的敵人’的說法，我一看就認為根本不行。不過據說那是他的哲學顧問寫的，或者也可以說是從外面加在李森科的科學工作之上的東西。李森科的許多科學工作，其實同這個哲學觀點未見有什麼關係。”

“我還想說一說‘偶然性是科學的敵人’這件事。這個會開幕那天，我說從這句話看李森科這個哲學顧問的辯證唯物論水平並不高明。那次我說，我們不能批評人家重視偶然性，最多只能批評別人只講偶然性，不講必然性，或者崇拜偶然性，輕視必然性。今天我還想補充一句，不光是崇拜偶然性、輕視必然性不對，崇拜必然性、輕視偶然性也不對。馬克思就說過‘假如偶然性什麼作用也沒有的話，世界史的性質就非常神秘了。’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就諷刺地說：‘如果認為昨天晚上四點被跳蚤咬了一口，不在三點也不在五點，恰好在四點，而是咬的是右肩而不是左腿都是必然性，就是把必然性降低到了偶然性’。從恩格斯的這段話的意思，可以看出崇拜必然性就是崇拜偶然性，因此也是站不住腳的。”

“‘偶然性是科學的敵人’李森科這句話，講得本來不科學，可是推廣開來了。李森科對很多問題講得很肯定。‘任何’、‘絕對’這些詞兒說得很多。比如說‘任何變化都永遠受到環境的影響’就說得太絕對了。蘇聯的文章里，經常看到‘由此可見……’，‘由此可見……’，可是常常是‘由此’看不見。實在太武斷了一些。說公平話，我看摩爾根派說話也有太絕對的情況。”

事實是，李森科的俄文原文是：

“Нам необходимо твердо запомнить, что наука -враг Случайностей.”【123, c.521】

這句話的官方英文翻譯是：

“We must firmly remember that science is the enemy of chance.”【124】

在當時，這句話的漢譯，不論是從俄文還是從英文，主語都是“科學”（下文中着重號均為原有）：

“我們必須牢記科學是偶然性的敵人。”【125】

“我們必須牢牢地記住，科學——乃是偶然性的敵人。”【126】

“我們必須牢記，科學是偶然性的敵人。”【127】

“我們必堅決地記住：科學是機緣底敵人。”【128】

“我們必須牢牢地記住，科學是機會的敵人。”【121, p.619】

也就是說，于光遠把“科學是偶然性的敵人”這句話顛倒成“偶然性是科學的敵人”，就相當於把“方舟子是于光遠的狗腿子”顛倒成“于光遠是方舟子的狗腿子”，這不僅在語言學上是說不通的，在邏輯上也是極其荒謬的。

問題是，于光遠為什麼要那麼干？

3、會後真相

原來，“科學是偶然性的敵人” 這個命題不僅符合當時蘇聯官方認定的“辯證唯物主義”，即使是在中國，它也是如此。一般來說，關於必然性與偶然性的關係，最權威的論述來自恩格斯，所以，于光遠才會在批判李森科時把“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所說的話搬出來；而在二十多年後，于光遠在論述偶然性最多的一篇文章中，搬出來的金科玉律仍舊是“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說的那幾句話。【129】

眾所周知，“辯證法”的本意就是“用於辯論的方法”，所以它又被譯為“辯證術”。而要在辯論中使自己永遠都立於不敗之地，就要既講對立，又講統一；既講普遍，又講特殊；既講絕對，又講相對；既講內因，又講外因；既講一分為二，又講合二而一——總而言之，就是要面面俱到，在什麼地點都插一腳，以當作“我早就說過”的口實。總而言之，對於一個“辯證法家”來說，他永遠都不可能對任何問題給出明確的、不會產生歧義的答案，否則他就不是“辯證法家”而是“機械論者”或“形而上學者”了。所以，儘管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就必然性與偶然性這個問題寫了很多文字，但對這些文字的理解卻因人而異——波蘭馬克思主義專家萊謝克·科拉科夫斯基（Leszek Kołakowski, 1927-2009）就說：

“儘管恩格斯沒有明確闡述他對偶然性的理解，但他的思想似乎是這樣的：偶然性既不是我們不知道原因的事件（如機械論者所認為的那樣），也不是非因果關係的事件（如非決定論者所認為的那樣）。”【130】

確實，在論述“偶然性和必然性”時，恩格斯首先嘲笑了“形而上學”把這兩個概念截然分開，然後這樣寫道：

“於是，必然的東西被說成是唯一在科學上值得注意的東西，而偶然的東西被說成是對科學無足輕重的東西。這就是說：凡是可以納入規律、因而是我們知道的東西，都是值得注意的，凡是不能納入規律、因而是我們不知道的東西，都是無足輕重的，都是可以不加理睬的。這樣一來，一切科學都完結了，因為科學正是要研究我們所不知道的東西。……任何人都可以看出：這種科學是把它能解釋的東西稱為自然的東西，而把它解釋不了的東西都歸之於超自然的原因；我把解釋不了的東西產生的原因叫做偶然性或上帝，對事情本身來說是完全無關緊要的。這兩個叫法都只是表示：我不知道，因此它不屬於科學的範圍。在必然的聯繫失效的地方，科學便完結了。”【131】

按照于光遠的理解，“恩格斯這一段話把規律性和偶然性的關係講得很清楚了。”【129】而按照字面上的意思，我們能夠“很清楚”地從上面這段話中做出的理解之一就是，偶然性也應該成為科學研究的對象。

實際上，從邏輯上講，馬克思主義屬於決定論範疇——儘管對其到底是一元還是多元、抑或是機械決定論還是辯證決定論存在分歧——，而決定論的基本觀點就是任何現象的產生都是有原因的。所以，蘇聯早期哲學家阿克塞爾羅（Любо́вь Исаа́ковна Аксельро́д, 1868-1946）才會如此大義凜然地駁斥所謂的“辯證的因果關係”：

“此外，這裡還談到了某種‘辯證的因果關係’。我從來就沒有聽說過它。我所知道的是目的論和機械因果關係。目的論來源於一個超驗的、本質上是神學的目的或預定的神學計劃，它在自然和歷史中展開。而機械因果關係則排除了任何超凡脫俗的原則，並從其自身闡明世界。說‘辯證的因果關係’，人們只能將之理解為超驗的目的論。根據對機械因果關係的這種理解，我在《哲學隨筆》中寫道，唯物主義的靈魂就是機械因果關係，亦即否認任何超宇宙原則。我的這個論斷沒有受到普列漢諾夫、列寧甚至德博林本人的反對。”【132】

也就是因為把“機械因果關係”看作是“唯物主義的靈魂”， 所以中國九十年代出版的一本名為《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原理》的書中會有這樣的話：

“承認因果關係的客觀普遍性是進行科學研究，獲得科學認識的前提。科學研究在一定意義上就是揭示事物的因果關係，從而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法。”【133】

也就是說，李森科說“科學是偶然性的敵人”，就相當於說，通過研究偶然現象而找到偶然現象背後的原因或者規律，從而將偶然性消滅。這不是與恩格斯的觀點符節若合嗎？難怪斯大林和蘇共中央對這個論斷都沒有產生任何異議——實際上，他們明確地表示同意。

實際上，李森科的論斷不僅符合恩格斯主義和斯大林主義，它與“列寧主義”也不衝突——這是列寧在《什麼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攻擊社會民主黨人？》中寫下的話：

“達爾文推翻了那種把動植物物種看作彼此毫無聯繫的、偶然的、‘神造的’、不變的東西的觀點，探明了物種的變異性和承續性，第一次把生物學放在完全科學的基礎之上。”【134】

絕非偶然，列寧在同一篇文章中還肯定了“決定論”：

“決定論思想確認人的行為的必然性，屏棄所謂意志自由的荒唐的神話，但絲毫不消滅人的理性、人的良心以及對人的行動的評價。恰巧相反，只有根據決定論的觀點，才能作出嚴格正確的評價，而不致把什麼都推到自由意志上去。”

也就是說，達爾文的進化論之所以是“科學的”，原因之一就是它揭示了偶然現象背後的可能原因或隱藏的規律。同樣，布哈林在其寫於二十年代的名著《歷史唯物主義理論》一書中這樣總結道：

“Если при перекрещивающемся действии двух или нескольких причинных цепочек (рядов) мы знаем только одну, тогда явленйе, которое получается при этом перекрещивании,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ся нам случайным, хотя 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оно вполне закономерно.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строго говоря, никаких случайных, т.- е. бе спричинных явлений нет. Явления же могут представляться нам „случайными", поскольку мы недостаточно знаем их причины.”【135】

 譯成中文就是：

“假使兩種或幾種交相作用作用的原因我們只知道一種，那麼，由各種原因交相作用所得的現象，雖則實際上是極其有規律的，對於我們就成為偶然的了。……因此，嚴格的說來，簡直沒有什麼偶然的，無原因的現象。不過在我們沒有充分認識現象的原因時我們可以把它想成‘偶然’。”【136】

一直到二十年代末，《歷史唯物主義理論》在蘇聯都是馬克思主義教科書——實際上，這本書的副題就是《馬克思主義社會學通俗教科書》（Популярный учебник марксистской социологии）。而在布哈林倒台之後，他的否定偶然性客觀存在的觀點被批判為“機械決定論”。【137】而不論是“機械決定論”還是“辯證決定論”，其共同點都是承認偶然性與必然性之間存在某種關係：前者將其近乎等同，而後者則將二者列為從屬。

事實是，在蘇聯“辯證唯物主義者”們看來，達爾文進化論的錯誤不僅在於聽信馬爾薩斯的生存競爭理論，而且還在於沒有揭示生物變異的原因。1939年，著名的《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雜誌發表了一篇長文，題為《查爾斯·達爾文學說中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問題》，其中就有這樣的話：

“……達爾文高度重視遺傳個體的不同方向變化，將其作為物種變化的最重要前提，從而高度重視偶然性。為此，達爾文和達爾文主義者不得不忍受敵人的多次攻擊。 幾乎沒有一個反達爾文主義者會不指責達爾文的這一點，因為他說他的理論是一種偶然性理論，排除任何規律性和有機界中的秩序。”【138】

也就是因為李森科的論斷與馬列主義沒有任何衝突，所以，到了四十年代末，蘇聯人魯巴謝夫斯基（Андрей Артёмович Рубашевский）在其獲得斯大林獎的《米丘林理論遺產的哲學家意義》一書中這樣寫道：

“Положение «наука - враг случайностей» означает, что наука должна обеспечить человеку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предвидеть течение естественных процессов и их  результаты. На основе мендельянской «науки» невозможна плановая работа, «невозможно научное предвидение».”【139, c.294】

“Мичуринское положение «наука — враг случайностей»  означает не отрицание объективной случайности в природе, а познание необходимого в случайном для подчинения последнего воле и контролю человека.”【139, c.298】

譯成中文就是：

“‘科學——偶然性的敵人’這個論點是意味着，科學應該保證人類有可能預見到自然過程的進行及其結果。在孟德爾派的假科學的基礎上，是不能夠有計劃的工作，‘不能夠有科學的預見的。’”【140, p.323】

“米丘林的‘科學——偶然性的敵人’的論點，並不是意味着否認自然界的客觀的偶然性，而是意味着，認識偶然中的必然，俾使偶然服從於人類的意志與管制之下。”【140, p.327】

同樣，蘇聯人丹尼斯·米哈伊洛維奇·特羅申（Денис Михайлович Трошин, 1908-?）在1950年這樣論述道：

“科學的任務，是在其必然性與規律性中認識自然的發展。‘科學將會在必然聯繫喪失力量的地方停步，’——恩格斯這樣的寫道。不要忽視偶然性，而是要看出必然與偶然間的辯證聯繫，認識偶然為必然表現的形式，——這乃是科學的任務之一。”【141】

而曾任蘇共中央宣傳部長、蘇聯科學院哲學研究所所長的亞力山大羅夫（Гео́ргий Фёдорович Алекса́ндров, 1908-1961）在其主編的教科書《辯證唯物主義》中寫道：

“科學是偶然性的敵人。偶然性雖然是客觀存在的，但在自然界和社會中，規律性、必然性卻占主導地位。因此，科學的根本任務是認識客觀世界的規律。科學被要求穿透過程的深層，深入到現象的本質，揭示次要的、不穩定的聯繫背後的那些基本的、永恆的聯繫，從而發現現象的規律。研究決定這一過程的規律性聯繫是科學知識和成功實踐活動的先決條件。”【142】

這是蘇聯人雅霍特（Овший Овшиевич Яхот, 1919-2003）在1956年作的論述：

“科學之所以是偶然性的敵人，首先是因為它不能僅僅滿足於各種偶然的發現，滿足於偶然事件帶給它的東西。科學家們應該這樣地進行工作，就是不要依賴偶然事件，而是確確實實地達到所希望的結果，就是不要摸索，而是通曉事理地來進行工作。”【143, p.46】

“總之，科學之所以是偶然性的敵人，還因為它的使命是要找到和正在尋找與自然界的自發偶然性的致命的後果作鬥爭的方法。在這方面來說，它與各種偶然性進行着真正的戰爭。”【143, p.53】

實際上，直到1968年，也就是在李森科已經徹底下台之後，蘇聯的官方哲學還在給“科學是偶然性的敵人”這個論斷站台——這是蘇共中央高級黨校哲學系編寫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辯證唯物主義》一書中的一段話：

“此外，必須牢記，可能會有有利的意外。因此，科學的任務就是利用這些偶然性，發現它們發生的原因，並為它們的鞏固和轉化為必然性創造條件。因此，在生物科學中，任何偶然出現在一種或另一種植物或動物身上的有用性狀都會被研究並通過創造必要條件有意識地將之加以固定。但是，科學當然不能依賴於有利的意外，尤其是因為這樣的意外並不多見。在大多數情況下，意外阻礙了實踐和科學的發展。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人們才可以理解‘科學是偶然性的敵人’這個廣為流傳的公式，這絕不意味着如同某些人所說，科學完全否認了偶然性的存在。”【144】

也就是因為如此，郭小川在1956年7月4日的日記中這樣寫到：

“中午，與默涵一起查起‘科學是偶然性的敵人’這句話來，因為據說在一次會議上，于光遠反對這句話，而查的結果，蘇聯很多哲學家都公認這句話的正確性。”【145】

也就是說，早在青島遺傳學座談會召開之前，于光遠就已經開始“爭鳴”了。很可能是因為遭到了挫折和遇到了阻力，他就把“科學是偶然性的敵人”改成了“偶然性是科學的敵人”，當着那些對哲學一竅不通的科學家的面，對之反覆批判，以彰顯自己的“辯證唯物論的水平”比“李森科的這位哲學顧問”還要高明。而實際上，他的水平在中國人中都不出眾——這是1955年僅在中國人大馬列主義研究班進修了一年馬克思主義的陳昌曙作的論述：

“馬克思主義辯證法認為，科學乃是偶然的敵人。既然支配世界的不是混亂的偶然性，而是必然性、規律；那末，科學認識就應當建立在必然性的基礎上。科學之所以成為科學就在於它不是以偶然性作為自己的基礎。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一書中曾指出：‘凡是必然的聯繫失去效用的地方，科學便完結了。’”【146】

“馬克思主義辯證方法要求我們嚴格地區別必然性與偶然性，指出科學的認識應當以對必然性、規律性的認識為依據。”（同上。）

這是中國首屈一指的馬克思主義專家艾思奇在1956年的論證：

“科學是偶然性的敵人。科學研究的任務，就是要從看起來是偶然性的東西中間，揭露出它內部隱藏着的必然的規律性。科學不能向表面現象屈服，不能向偶然性屈服，否認必然性，認為一切由偶然決定的實用主義及其他現代資產階級反動哲學，是反科學的。科學研究的任務不僅在於要從偶然性中揭露出必然的規律，而且還在於要幫助我們善於利用必然性的知識來指導我們的行動。所謂善於利用必然性的知識來指導我們的行動，包含兩方面的意思：一方面，要善於利用必然規律知識來正確地規定我們的行動的目的和計劃，使我們的行動具有高度的自覺性，避免盲目冒險性；另一方面，要幫助我們在行動中利用一切有利的偶然性因素來加速事情的發展，加速鬥爭的勝利，同時儘可能地避免有害的偶然因素的影響，使事事情的發展、鬥爭的勝利儘可能地順利，儘可能地少受阻礙。這就是我們研究必然性和偶然性範疇的主要的實踐意義。”【147】

事實是，李森科的論斷，不僅符合馬克思主義，它與“常識”也吻合的極為貼切。原來，早在1871年，俄國哲學家斯特拉霍夫（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 Стра́хов, 1828-1896）就這樣評論達爾文的進化論：

“達爾文理論的弱點在於，與所有讓偶然性充當主角的理論一樣，它不能完整地涵蓋這個主題，也不能解釋其最本質的一面。這樣的理論總是把問題推遲，而不是將之解決。也就是因為如此，它們必須充分依賴於意識中的消極面，它破壞了倉促的概括和建構，但卻不代替也不能代替其積極面。”【148】

同樣，摩爾根也對達爾文進化論將進化的過程全部建立在偶然性之上感到無法理解（beyond comprehension）——對他來說，“在新與舊之間必須存在某種更直接和更密切的關係”（some more direct and intimate relation must exist between the origin of a new part and the use it comes to subserve）。【149】而誰都知道，達爾文之所以把進化論建立在偶然性之上，就是因為他在這一方面無能為力，但又不願意把它交給上帝。換句話說就是，李森科針對遺傳學和達爾文進化論說“科學是偶然性的敵人”，也可以理解成要找到生物進化的真正原因。這豈不相當正確嗎？

實際上，在三十年代，英國胚胎學家、皇家學會會員——也是英國“最後一位拉馬克主義者”——麥克布萊德（Ernest William MacBride, 1866-1940）就在宣傳拉馬克主義時指出：

“達爾文含蓄地假設所有方向的可遺傳變異都是‘隨機’出現的，因此正確的組合總是被‘自然選擇’的。如果真的如此的話，我們就必須調查產生這些‘隨機’變化的原因，因為‘偶然性’或‘意外’都不是科學的解釋。”【150】

“當然，對於任何把偶然性當作解釋的人來說，它是無所不能的，可以用來彌補證據中的任何空檔。不可能證明一件事不是偶然發生的，而我們這些相信規律性和法則的人必須對偶然性的支持者採取與維吉爾向但丁推薦的在地獄入口對那些微不足道的罪人的態度：‘別理他們，讓我們繼續前進。’”【151】

4、尋幽探秘

問題是，為什麼明知李森科的論點既符合馬克思主義、也符合“科學”，于光遠還是要沒完沒了地、千方百計地拿它當靶子胡批呢？這其中的“內幕”我們當然無從得知，但是，根據“外幕”，我們卻可以做出合理的揣測。

原來，導致李森科在1956年4月辭職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是前面提到的那個“三百人上書”，而其中對李森科的否定，就包括了他“對必然性與偶然性……的解釋”。“三百人上書”雖然直到八十年代末才公開發表，但它的流傳卻頗廣。因此，于光遠很可能通過內部渠道看到了這封信，因此知道李森科的這個觀點遭到了質疑，所以他才要拿這個問題當靶子練刺刀。

除了來自蘇聯的“外因”之外，于光遠連番挑戰“偶然性”還有一個“內因”：1956年7月25、8月8日，也就是在青島遺傳學座談會即將召開之際，《光明日報》發表了艾思奇的《唯物辯證法的範疇簡論》一文，其中就有上面提到的肯定“科學是偶然性的敵人”的那段話。而在那之前，艾思奇曾在“必然性與偶然性”這對範疇上栽過大跟頭——這是當時的馬列學院副院長楊獻珍的陳述：

“1953年8月，一次他[艾思奇]在馬列學院講哲學，講到偶然性與必然性問題時，他舉例說：‘毛主席成為中國人民領袖是個偶然’。聽課的學員深為不滿，在課堂上即提出抗議。院黨委認為有必要對艾思奇同志進行必要的批評與幫助，於是召開了一個黨委擴大會議，吸收各教研室主任、副主任參加了會議，馬列學院第十部主任胡繩同志也參加了會議。”【152】

楊獻珍沒有交代的是，那個事件的背後是康生和陳伯達。【153, pp. 399-419】大量事實表明，于光遠向“偶然性”發難是有預謀、有組織的：與于光遠在青島大批“偶然性是科學的敵人”的同時，于光遠的手下許良英也開始批判艾思奇，而其切入點就是批他的“科學是偶然性的敵人”——這是他後來的自供：

“到哲學所不久，我寫完了11萬字的小冊子《科學和我國社會主義建設》。這是1955年5月人民日報出版社約我寫的，目的是宣傳過渡時期總路線和黨的科學政策。我在肅反停職審查期間，在科學院副秘書長秦力生支持下，已寫了大部分章節，其中介紹十二年科學技術規劃的第四章請范岱年執筆。到哲學所後寫了最有分量的第11章，專門闡述‘百家爭鳴’方針，從歷史上和理論上加以論證。文中提到‘實踐是真理的唯一標準’（二十一年後的1977年，類似的命題‘實踐是檢驗真里的唯一標準’是打破對毛澤東迷信的有力武器)。這一章比較有鋒芒，點名批判了艾思奇傳播李森科‘科學是偶然性的敵人’的謬論，也批判了郭沫若（未點名）把‘百家爭鳴’比喻作交響樂隊和諧共鳴的大合唱。”【154】

這是許良英在《科學和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一書中“點名批判了艾思奇傳播李森科‘科學是偶然性的敵人’的謬論”的文字，緊接在他批評“我們有些強調自然科學中的‘黨性’的同志”之後：

“類似的情況，在我們有些哲學家的文章和講演中也可以發現到。例如艾思奇同志在不久以前發表的‘唯物辯證法的範疇簡論’ (見：光明日報，1956年8月8日；或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的單印本。)這篇論文中，在論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範疇時，重複地敘述了李森科在 1948年提出來的一個錯誤的命題：‘科學是偶然性的敵人’。李森科是把偶然性看作是無知和盲目性的同義語的，所以他會作出這樣的論斷。但我們在討論哲學範疇時，有什麼必要跟着他這樣跑呢？雖然蘇聯哲學家特洛申著的‘米丘林生物學中的辯證法’，亞力山大洛夫編的教科書‘辯證唯物主義’，以及其他一些蘇聯哲學家的著作中也都是這樣引用的，並且他們還用哲學的言語大加論證和發揮一通，但都沒有為這個命題找到任何可靠的立足點。‘科學是偶然性的敵人’這個說法對於真正的科學研究是有害的，因為它實質上否認偶然性的客觀性把偶然性看作是純粹主觀的範疇（用艾思奇同志的話，偶然性似乎就是‘表面現象’和‘盲目冒險性’），把統計規律性從科學規律性中排擠出去，否定統計方法在科學研究中的重要意義，給現代科學中的幾個重要部門，如統計物理學和生物統計學等，沒有根據地投下了暗影。”【155】

在當時，“點名批判”一個人是相當嚴重的政治問題，更何況被點名批判之人，除了蘇聯首席農學家李森科以及諸多“蘇聯哲學家”之外，就是“曾經受毛澤東寵愛的共產黨正統派理論權威艾思奇”。【156】根據常識判斷，如果沒有幕後的指使，以許良英當時的身份——剛剛結束停職審查——，他沒有任何理由碰瓷艾思奇；而根據上下文判斷，許良英批艾不僅顯得特別突兀，而且還相當的無厘頭——他為什麼不把矛頭直接對準蘇聯人李森科或者其他蘇聯哲學家？

更為詭異的是，幾乎與許良英大批艾思奇同時，那個兩年前站在李森科一邊的陳昌曙也反水了——這是他的自我檢討：

“關於科學和必然性與偶然性的關係，從1948年蘇聯全蘇農業科學院會議之後，廣泛流傳着‘科學是偶然性的敵人’這樣一個命題。本文作者在一篇文章中也曾接受和介紹過這個命題（見‘哲學研究’1955年第3期：‘關於唯物辯證法的兩對範疇’）。到目前為止，這個命題仍然還為許多人所公認。1956年蘇聯國家政治書籍出版社出版了奧·雅霍特着‘必然性與偶然性’一書（中譯本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出版）中曾有專門一節闡述這個命題。在艾思奇所寫的‘辯證唯物主義講課提綱’（人民出版社出版）中也介紹了這個命題。但我們現在認為，‘科學是偶然性的敵人’這個命題是不確切、不正確的，它不能反映科學與偶然性之間的本質的關係。‘科學是偶然性的敵人’這一命題的錯誤就在於它使人們忽視對客觀存在的偶然的事物的研究，因而也就妨礙了科學去發現必然性。”【157】

兩年前，在給李森科站台時，陳昌曙引用了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三次，《反杜林論》一次，《斯大林全集》一次；而在1957年站到李森科的對立面時，他除了引用了一次黑格爾之外，其餘的全都是自說自話——與許良英“不謀而合”。換句話說就是，陳昌曙反水不是在反對李森科的命題，而是在反對恩格斯、斯大林——他說“‘科學是偶然性的敵人’這一命題的錯誤就在於它使人們忽視對客觀存在的偶然的事物的研究，因而也就妨礙了科學去發現必然性”，明顯就是故意歪曲那個命題的本意，所謂的故陷人罪。一個二十多歲的小青年——他生於1932年，1952年剛剛因故從東北工學院採礦專業轉行到“社會科學教研室”工作【158】——，他難道吞了熊心豹子膽，要與“革命導師”作對？事實是，陳昌曙當年給李森科站台的真正原因是要批判山東大學校長華崗。【159】【160】所以說，他兩年後突然反水，極有可能又是出於類似的原因，只不過矛頭指向不同而已。無論如何，從陳昌曙的出爾反爾，我們可以得窺“辯證法”之一斑：只要你嘴大，就咋說咋有理。

總而言之，從于光遠大批特批“偶然性是科學的敵人”，到許良英、陳昌曙大批特批“科學是偶然性的敵人”，這樣的不謀而合完全出於“偶然”的可能性接近於零；而出於“必然”——即接受背後某人組織策劃——的幾率卻接近百分之一百。最好笑的是，在“涉案”的四個人之中，艾思奇在反右運動中遭到整治【153, pp.432-433】【161】；許良英是中科院系統中的第一個右派【154】；陳昌曙則在1958年受到了處分【158】。只有于光遠，他永遠都是光芒萬丈的不倒翁。

不過，最好笑的事情發生在三十多年後：1994年，一個名叫劉華傑的青年在陳昌曙的指導下獲得了中國人民大學頒發的博士學位，然後他馬上義無反顧地投奔了反偽幫，並且主動與正在美國做寓公的方舟子取得了聯繫，把他請回中國，先是讓他坐上科學納粹的“太子”席位，接着看着他創辦的方舟科邪教日益猖獗。你說反偽幫這個“圈”畫得有多圓？

5、另一種可能

當然，于光遠把“科學是偶然性的敵人”篡改成“偶然性是科學的敵人”還有另一種可能，那就是他不讀原著，而是根據某些中國人對蘇聯二道販子的言論做出的不倫不類的翻譯，例如，1953年，中國科學院出版了伊萬諾夫在中國講授米丘林遺傳學的翻譯稿，其中有這樣的話：

“孟德爾、摩爾根一派人想用X射線、鐳、秋水仙素和其他劇烈性的毒劑等等的影響來獲得有益突變，他們的願望是不能實現的，這樣獲得的變異只是偶然的，而且其中不會獲得有利的變異。以米丘林遺博學的眼光來看，偶然是科學的敵人，我們要求的變異是有定向的，是要向人類所需要的方向變異。”【162】

一年後，財經出版社出版了“中央人民政府農業部專家工作室”輯譯的《蘇聯農業專家盧森科報告選集》，其中有這樣的話：

“李森科院士說道：‘……孟德爾-莫爾根主義的一切所謂“規律”是建築在偶然性的觀念上的。偶然性就是真正的科學的敵人。’”【163】

很可能就是這樣的胡翻亂譯，誤導了一眾“馬列主義專家”。1980年，于光遠的親信查汝強——他的一生，定格在他得知妻子被劃為右派後做出的本能反應：“你成了右派，讓我怎麼和別人說？怎麼向于光遠說？”這是他妻子對這兩個疑問句的“理解”：“于光遠是理論界的一位權威，是老查立身理論界的依靠”，所以她的回答很簡單：“那就離婚吧！” 【164】——在一本書中這樣寫道：

“比如在蘇聯，當時在遺傳學問題上表現特別尖銳，李森科在一九四八年全蘇生物學會上作的報告，把摩爾根遺傳學派的理論完全打成反動的理論，形而上學的理論。李森科就是把哲學作為檢驗自然科學理論的真理性的標準。他的哲學是一種很蹩腳的哲學，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可以說是徹頭徹尾的形而上學。他有一個著名的觀點：‘偶然性是科學的敵人’，顯然是錯誤的。必然性、偶然性是對立統一的兩個方面，任何發展過程既是必然的又是偶然的，把偶然性從科學中驅逐出去，那麼科學還研究什麼呢？科學就是要從很多偶然性中找出它必然的規律，來研究這些必然規律怎樣通過偶然性來發揮它的作用。”【165】

毫無疑問，查汝強之所以會以為李森科是要“把偶然性從科學中驅逐出去”，就是受到了他的頂頭上司于光遠的誤導；否則的話，無論他是閱讀李森科的原著，還是其他人的講解，他都不大可能會產生這樣的想法。

受于光遠誤導的不止是查汝強。1982年，鄭州大學哲學系刊印了一份《自然辯證法講義》，其中，作者胡玉衡就用恩格斯的話批駁“蘇聯的李森科就宣稱‘偶然性是科學的敵人’。”【166】一年後，吉林省省屬師範院校哲學教材編寫組編寫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也自行出版，其中也有這樣的話：

“蘇聯的生物學者李森科曾聲稱：‘偶然是科學的敵人，凡是有必然性的地方不能有任何的偶然性。’要把偶然性從生物學中驅除出去。這是反科學的。”【167】

這就是所謂的“以訛傳訛”、“謬種流傳”。實際上，進入二十一世紀後，這樣的謠言和謊言還在到處泛濫——這是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的《哲學大辭典》中的話：

“李森科……認為Th. 摩爾根關於遺傳性狀的不定變異或基因突變的觀點，‘純粹建基於偶然性的觀念上’，是生物學上的‘唯心論和形而上學的典型’，並聲稱‘偶然性是科學的敵人’。” 【168】【169】

這是陳敏（笑蜀）在其成名作《蘇聯遺傳學劫難紀實》中的話：

“事實上，在單位面積上如果密度過大，植株就會互相排擠，其結果是那些比較有優勢的個體壓倒了其他個體，使大部分個體在生長期中死亡。試驗證實，愈是肥沃的土地，植物的種內競爭就愈激烈，最後留下的個體就愈少。而李森科對90％以上植株死亡的解釋是‘由於純粹偶然的原因’，而根據李森科的公式，‘偶然性是科學的敵人’，盡可置之不理。這不過是證明了李森科的無知。”【170, p.231】

終于光遠一生，他也不曾為自己犯下的這個錯誤做出澄清，遑論對其造成的不良影響做出道歉。

6、不倒翁的秘訣

1957年4月3日，也就是在《遺傳學座談會發言記錄》出版之際，《參考消息》發表了合眾國際社的一篇短訊，題為《赫魯曉夫讚揚李森科的土壤研究》，其開篇就是“蘇聯的李森科院士的名譽似乎已經部分地得到恢復”，其結尾是“李森科在繼續做肥料方面的工作，現在似乎已經得到了赫魯曉夫的寵愛”。【171】兩個月後，“反右”運動就爆發了。7月19日，《人民日報》發表新華社電稿，題為《李森科根據米丘林學說實驗成功 異種交配可提高牛奶含脂量》。【172】顯然是與此有關，農學界中又響起了“堅定不移地學習蘇聯先進農業科學”的口號。【173】【174】而中國農業科學院副院長陳鳳桐甚至將矛頭直接指向“不少學者和科學家”，說他們“往往站在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立場上去觀察問題”、“對學習馬列主義、學習米丘林生物學的不虛心”、“把孟德爾、摩爾根學說看成是金科玉律……陷在唯心主義泥坑中而不能自拔。”【175】 12月7日，《人民日報》發表署名李繼耕的長篇報道，《米丘林遺傳學在發展着——記蘇聯科學院遺傳研究所召開遺傳學會議》。【176】次日，蘇聯《消息報》發表了李森科的《農業生物學的理論成就》一文，《人民日報》在次年3月4日用了半個整版發表該文的摘要。【177】所以，由于光遠一手控制的《自然辯證法研究通訊》雜誌也忙不迭地先後發表文章，先是《談家楨認為應當批判反映在摩爾根學說里的資產階級觀點》【178】，接着介紹李森科的《為生物學中的唯物主義而鬥爭》一文。【179】到了1958年年底，蘇聯《真理報》點名批評了率先批評李森科的《植物學雜誌》，而《自然辯證法研究通訊》很可能是國內唯一一家介紹這篇文章的刊物。【180】你說于光遠當年從《遺傳學座談會發言記錄》一書中撤出自己的發言稿，到底是因為啥？他在二十三年後把它們翻出來重新發表，又是因為啥？

事實是，也就是在“反右”的高潮之際，于光遠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發展我國科學事業的兩條道路》，它很可能是于光遠三周前在北京地質勘探學院做的那個報告——題為《關於科學工作中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兩條道路和駁斥民盟中央的反社會主義綱領、提高我們社會主義覺悟》——的摘要，其中對“資產階級右派”關於科學工作的觀點大加撻伐，並且將“批判各種錯誤的學術思想”列為“黨對科學的領導”的主要工作之一。【181】毫無疑問，在生物學和遺傳學領域的“各種錯誤的學術思想”，也包括在他的“批判”範圍之內。實際上，在1957年，于光遠還曾化名“伯京”在《學習》雜誌上發表了一系列文章，它們後來被于光遠以《談談“錯誤”》為題結集成書。【182】而就是在這些文章中，于光遠把“唯心主義”當作“錯誤”的“認識論根源”，把“資產階級”當作“錯誤”的“階級根源”。所以，于光遠後來自己就承認，“在1957年夏季反右派之後，雙百方針事實上被廢除了。”【183】你看這個中國鼎鼎大名的“自然辯證法大家”，變起戲法來，多麼嫻熟？

五、方舟子碰瓷大判官

前面提到，青島遺傳學座談會是中國科學納粹新老交替的一個“契機”。這是怎麼回事呢？當然是因為，在1999年，中國老頭反偽幫的視野中，突然出現了一個“藝成下山”的“少俠”，讓他們感到“後繼有人”。

其實，方舟子的本質就是一個炕頭王，他在網絡世界橫行霸道、打打殺殺、窮凶極惡——用江曉原的話說就是“敢作敢當，不管不顧，連續向各路成名高手挑戰，幾處場子，被他踢翻；幾個好局，被他攪散”【184】；用徐志戎（網名“肉唐僧”）的話說就是“以頭纏白布條、手拿兩把破菜刀的扮相在江湖上行走”【185】——；可是，一旦走進現實世界，方舟子卻是一個典型得不能再典型的“猥瑣男”，並且是“油膩猥瑣男”：畏畏縮縮、囁囁嚅嚅、磨磨嘰嘰、木木呆呆，連被人當面嘲諷調侃，他都笨得接不上話茬，更不要說反唇相譏了。所以，曾親眼見到方舟子的人，對他的第一印象就是“有點NIAN不嘰磯的”【186】、“甚至有些靦腆”【187】。

當然，在方粉的眼中，“猥瑣男”並不猥瑣，如那個給方舟子站台的“中國災害防禦協會救援醫學會會長”李宗浩就曾這樣說：“我發現他是個文質彬彬的人，他這個人沒有很多的社會經驗，是一個學者型的。”【188】很可能是這個緣故，到了後來，方舟子本人也極力要塑造自己的“書生”形象，如在慘遭錘擊之前，他對記者這樣說道：“我在中國沒有工作過，沒有在社會上真正混過，沒有社會經驗和閱歷”【189】；在慘遭錘擊之後，方舟子的老婆劉菊花馬上一邊對着記者哭訴“他就是一個文弱書生”【190】，一邊半真半假地大罵自己的老公是個“呆子”【191】。實際上，連方舟子的二姐方雲環也曾披着馬甲蒙着面罩加入了“方舟子就是一介書生”的大合唱。【192】【193】最好笑的是胡同串子司馬南，他先是給方舟子戴上一頂“不食人間煙火”的高帽【194】，然後跑到北京電視台上給方舟子披上“文弱書生大丈夫”的道袍【195】。也就是說，在方粉的眼中，行兇作惡的方舟子是“鬥士”，被打的鼻青臉腫的方舟子是“書生”。

事實是，雖然方舟子確實是一個從未真正在“社會”上歷練過的“老宅男”，但他卻是一個天生的騙子，所以其“混社會”的本領，比起老油條何祚庥、司馬南還要高明老道。也就是因為如此，在方舟子回國撈世界之初與之接觸頗多的《中華讀書報》記者劉洪波很快就發現，“他的聰明達到了很高的地步了”。【196】十二年後，一直把方舟子視為“書呆子”、“低情商”的羅永浩也如夢初覺般地反省道：“說老方情商低的，以後可能要重新考慮一下了，……你誰敢說這樣的人情商低？”【197】而我則通過實例考察得出了這樣一個結論：“在這個世界上，比試造假，他方舟子是天生的世界冠軍！”【198】

1、“要當官，殺人放火受招安”

大致來說，方舟子“混中國”、“撈世界”的一大絕招兒，就是《水滸傳》作者總結出來的那十個字：“要當官，殺人放火受招安”。具體地說就是，方舟子當初之所以能夠在《南方周末》、《中國青年報》、《北京科技報》上開專欄，有相當程度是因為他率先對這些報刊發起攻擊，以引起對方的注意和恐懼。只不過是，對於絕大多數人來說，光是靠殺人放火，不但達不到“當官”這個目的，反倒極有可能被關入大牢、甚至砍掉腦袋。換句話說就是，使用這個招數的先決條件就是“朝里有人”。這就是方舟子當年一頭撲進何祚庥的懷抱的最主要原因。而在打通了何祚庥這個關節之後，方舟子的下一個目標就是于光遠。而對青島遺傳學座談會做出抨擊，就是方舟子在使用“要當官”的故伎，目的就是要把于光遠的目光吸引到自己的身上。

2000年5月，方舟子在其一手把持的《新語絲》月刊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從“絕不退卻”到“百家爭鳴” ——遺傳學痛史》。該文秉承其一貫文風，除了“東抄西湊”——這是文抄公方舟子對抄襲剽竊的另一種說法【199】——之外，就是信口雌黃。半年後，也就是在他即將朝拜于光遠之前，方舟子把那篇爛文送交與其有着不可告人的骯髒關係的《書屋》雜誌發表。【200】僅看該文的標題和第一段話，一般人會以為他那是在講述李森科在蘇聯的發跡歷史；但通讀全文之後，讀者才會明白，方舟子的主要目的就是指着于光遠的鼻子教訓于光遠：不應該主張百家爭鳴，而是應該搞“一家獨鳴”，因為中國遺傳學水平落後西方十二年的原因就是那次座談會容忍了米丘林學派——這是他的原話：

“當局的如意算盤，是覺得遺傳學和米丘林主義各說對了一半真理，科學的發展會使它們統一起來。但這種美妙的情景在科學史上極其罕見。歷史早已證明，正確的恰恰是那些和‘百家爭鳴’的精神不符的個別的遺傳學家。我忍不住要設想：假設會議能夠做出按照摩爾根學派方向發展的結論，而不是浪費寶貴的科研資源支持、縱容一個真正反動的（無視一百多年來生物學的發展）、唯心主義的（否認遺傳的物質基礎）偽科學流派；假設中學、高等學校從此只講授遺傳學，而不是同時講授米丘林主義誤人子弟……今天中國的遺傳學水平也不會是這個樣子了。可惜歷史無法假設，而今天中國遺傳學與國際水平的差距，大約也還是十二年。”【22】

如上所述，青島遺傳學座談會是于光遠一生履歷中的最大亮點和賣點，而方舟子上面這段話，就相當於把這個亮點和賣點說得不僅一錢不值，而且還是一個污點、一條劣跡。也就是因為如此，在方舟子與于光遠首次會面之際，青島座談會就成了他們的主要話題：

“不過，于光遠與方舟子首先談到還不是一般的偽科學，而是1956年的‘青島遺傳學座談會’。不久前，方舟子在網上《新語絲》雜誌和《書屋》今年第 11期上撰寫了一篇評論文章《從“絕不退卻”到“百家爭鳴”》，對那段歷史給出了與眾不同的評論。於老說：‘你來，我很願意與你討論，要寫一篇“喜讀方舟子文章”的文章。’於老身體很好，也很健談，簡單回顧了當年青島遺傳學會議的前後經過。”【201】

而在得到于光遠承認“青島會議的基調是百家爭鳴，還沒有專門考慮偽科學的問題，現在看來是不夠的”、“沒辦法，就那麼一點水平”之後，方舟子馬上恭維起自己的新主子：“青島遺傳學會議在歷史上確實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是現在看來有很大的局限性。”（同上。）你見過如此油膩的“書呆子”嗎？

在與方舟子會面兩個多月後，2001年2月6日，于光遠果然兌現了承諾，寄給方舟子一篇文章，標題是《喜聞不同意見——答方舟子的批評》。【202】而方舟子則把這篇文章壓了下來，直到14個月後，顯然是在得知《科學時報》即將發表此稿【203】之後，才把它登在新語絲上。看看于光遠的自我檢討：

“當時我們是把兩個對立的雙方當作不同的學派來看待的。這是我們召開這個會議的前提。所謂‘百家爭鳴’本身就是不同學派間的爭鳴。科學工作的一個任務就是揭露反科學、偽科學的真面目。在這件事情上，當時我們提得很不夠。當時信奉辯證唯物主義的我們，只抓住李森科違反辯證唯物主義的言論――偶然性是科學的敵人，進行揭露。同時，我們說基因恰好不是什麼意識，肯定基因是唯物，不是唯心。如果當時我能夠尖銳地提出李森科搞的是反科學和偽科學，那就好了。”【202】

2002年，李佩珊在《科學新聞》雜誌——也就是後來被方粉賈鶴鵬、方玄昌綁架圍毆誹謗肖傳國的那家雜誌——連載李版“遺傳學痛史”，其標題就是《科學戰勝反科學：蘇聯的李森科事件及李森科主義在中國》。顯然，不僅對科學史懵懵懂懂的于光遠對方舟子的瞎咧咧信以為真，連從“改革開放”之初就開始在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從事近現代科學史的研究工作”的李佩珊都接受了方舟子的胡謅八扯。

到了2006年，《科學新聞》雜誌在採訪于光遠時，再次就方舟子的文章逼問于光遠的意見，而于光遠則答道：

“我基本上是贊同方舟子這番話的。我在這裡之所以沒有使用‘完全’而使用‘基本’這個詞兒，是因為百家爭鳴可以從朝後與朝前兩頭看。朝後看是用百家爭鳴排除阻礙，為真理開路。但是百家爭鳴不是目的，到了已經找到了真理那就可以一家獨鳴沒有必要再去排除已經排除了的——也就是不再存在阻礙了。我認為方舟子說他覺得‘在上世紀的五十年代，對遺傳學的一些基本問題，早已有了定論，若無政府的干預，本來就應該只有摩爾根學派的一家獨鳴，米丘林主義乃是政府人為樹立的偽科學學派，本無爭鳴的資格’。對方舟子這段話我有這樣一點意見：我認為問題還是出在‘本來’和‘應該’這兩個概念的使用上。那時阻礙還沒有排除，還需要使用百家爭鳴的武器，那時還做不到已經取得定論的共識。但是我還是欣賞方舟子的這篇文章，因為他針對人們中的流行觀念破除百家爭鳴高於一切的觀念。我不知道我的這個說法是否站得住腳。”【56】

總而言之，青島遺傳學座談會這個話題，被方舟子和于光遠兩人聯手炒了五、六年，其中的贏家當然是方舟子，因為在2000年，方舟子只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少俠’”（江曉原語），而于光遠則是手下有一幫徒眾的“反偽科學老將”（劉華傑語）。實際上，劉華傑在報道二人會面時所使用的那個標題，“反偽科學老將于光遠和反偽科學新秀方舟子寓所暢談”【201】，相當於用廣播大喇叭高聲宣布：于光遠終於找到了自己的接班人，反偽幫無須再為于光遠死後群狼無首而惶惶不可終日了。

反偽幫幫主更新換代

2000年11月13日，方舟子在劉華傑、郭正誼的陪同下，拜謁了于光遠。後來的歷史表明，那次會面相當於中國反偽幫第一代幫主向下一代幫主傳授衣缽。上圖截自2000年11月17日《科學時報·讀書周刊》。圖中照片顯示方舟子（右）正在向于光遠、郭正誼（站立者）顯示自己的新語絲網站。

2、誅心取卵

那麼，怎麼知道方舟子寫作、發表《遺傳學痛史》的目的是要碰瓷于光遠呢？理由之一就是，他的這篇文章，在最初，僅在沒有幾個讀者的《新語絲》月刊上出現過，但卻沒有在新語絲的其他版面——如主頁“新到資料”——上發表，連《方舟子詩文集》都沒有收錄此文。不僅如此，方舟子後來摟錢摟紅了眼，通過在紙媒體上反覆發表自己的地溝油文章來“剪（方粉的）羊毛”、“割（方粉的）韭菜”，即使是那些已被證實是抄襲或科唬的文章他都要不停地拿出來變現。可是，這篇《遺傳學痛史》卻被他壓了十三年之久，直到于光遠去世前幾個月，才被他悄悄地放入《方舟子自選集》中。【205】

不僅如此。前面提到，于光遠給方舟子的正式答覆是在2001年2月——標題之下就寫着“于光遠、李佩珊，2001／2／6”——，但方舟子卻將那篇文章壓在箱底長達一年多。對方舟子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方舟子最喜歡幹的事情就是拉名人或位高權重之人的衣角來博取名望。通常的情況是，如果有哪個名人向他道歉或者認錯，他會張揚得滿世界都知道。而《喜聞不同意見》一文雖然洋洋灑灑長達四千多字，但于光遠雲遮霧繞了大半天，也不過就是以這麼一句話收場：“我基本上是贊同方舟子這番話的。”所以，早日發表這篇文章，對當時雖然已經“藝成下山”但尚且立足未穩的方舟子會有如虎添翼、虎虎生威之效。可是，面對能夠證明自己是一個“反偽奇才”的重磅證據，方舟子卻冷靜得如同雪雕冰塑一般。如何解釋這樣的反常之舉呢？答曰：他寫那篇文章的本意，就是要通過“碰瓷”于光遠來得到他的“招安”；在達到這個目的之後，維護自己新主子的聲望才能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相反，如果方舟子繼續“不管不顧”地向于光遠“挑戰”的話，那就相當於抱着自家中最名貴的瓷器來撞牆——“智商高超”的方舟子怎麼可能幹如此賠本的買賣？

實際上，與碰瓷于光遠幾乎同時，方舟子還碰了另一個人的瓷，即北京大學哲學系副主任吳國盛。只不過是，碰瓷于光遠，方舟子如願以償；碰瓷吳國盛，方舟子卻不僅一無所得，而且連碰瓷的道具都搭了進去，即把自己是一個網絡光棍、網絡惡棍的本相暴露得世人皆知。那麼，方舟子為什麼要碰瓷吳國盛呢？原來，方舟子當時是雙管、多管齊下，既要于光遠、何祚庥、鄒承魯等人給自己當後台和靠山，又要給自己這個“美國無業游民”找一個能夠拿得出手的“中國職業”，以便可以名正言順地招搖撞騙。而他當時的如意算盤就是掛靠北京大學哲學系，最低也要弄個“兼職教授”噹噹。為此，方舟子一邊通過“東抄西湊”攢論文在于光遠控制的《自然辯證法研究》上發表以積攢當教授的“資本”，一邊在媒體上攻擊吳國盛“反科學”，因為他以為當時是吳國盛在阻擋他的“成功之路”。因為碰瓷沒有成功，方舟子把北大和吳國盛當成了自己的終生死敵。【206】而因為碰瓷于光遠成功，方舟子對于光遠比對自己的親爹還要孝順——只不過是，于光遠去世時，方舟子已經臭了大街，所以他才沒有收到親赴火葬場給主子嚎喪弔孝的邀請。

3、“科學哲學”梅開二度

說方舟子撰寫《遺傳學痛史》是在碰瓷于光遠，還有一個證據。

原來，《遺傳學痛史》一文雖然長達八千餘字，但因為其內容幾乎全部來自“文抄公”的“東抄西湊”——正文中沒有任何注釋，只是在文章的末尾，方舟子把下面這些字放進了括號中：

“Mar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A Critical History, by Helena Sheehan，Humanities Press International, 1993；《百家爭鳴——發展科學的必由之路——1956年8月青島遺傳學座談會紀實》，李佩珊等編，商務印書館，1985”【22】

顯然，方舟子這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告訴讀者，這兩本書就是他敘述“遺傳學痛史”的根據。事實是，在2000年以前，至少有三本關於那段“痛史”的英文著作，第一本就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1969年出版的《李森科的沉浮》（The Rise and Fall of T. D. Lysenko），作者是蘇聯李黑梅德維傑夫（Zhores Medvedev,1925 -2018）【207】；第二本書是哈佛大學出版社1970年出版的《李森科事件》（The Lysenko Affair），作者是俄裔美國蘇聯問題專家喬拉夫斯基（David Joravsky, 1925-2020）【208】；第三本是美國羅格斯大學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李森科及蘇聯科學的悲劇》（Lysenko and the Tragedy of Soviet Science），作者是俄羅斯李黑索伊費爾（Valery Nikolayevich Soyfer, 1936-）【209】。除了這三本書之外，前蘇聯記者波波夫斯基（Mark Aleksandrovich Popovsky, 1922-2004）的《瓦維洛夫事件》（The Vavilov Affair）也於1984年在美國出版。【210】這四本書基本上構成了世人了解李森科事件的主要來源——梅德維傑夫的書從七十年代末起就有中譯本問世，而波波夫斯基的書在九十年代也被譯成中文出版，所以陳敏才能在二十一世紀初攢成《蘇聯遺傳學劫難紀實》這本書；而李佩珊在《科學新聞》上連載的《科學戰勝反科學：蘇聯的李森科事件及李森科主義在中國》，其中的“蘇聯的李森科事件”部分，也大致不出這兩本書的範圍。不過，蘇聯李黑的黑李著作雖然流傳甚廣，但在西方學術界，受到尊重的倒是美國學者喬拉夫斯基的那本書，哈佛大學教授勒萬亭稱之為“李森科主義的標準歷史”（The standard history of Lysenkoism）。【211】

而海倫娜·希恩（Helena Sheehan, 1944-）的那本書，長達二十多萬單詞，其中關於李森科的那段歷史，所占篇幅不足全書的2%。一個人在敘述科學歷史時，放着現成的、大量的科學歷史著作不讀、不用，而是從一本大部頭的科學哲學著作中披沙瀝金、搜尋史料，這不就是所謂的“緣木求魚”嗎？這個人再怎麼無知，他也沒有這麼幹的任何理由。而自認“智商高超”的方舟子卻偏偏要這麼幹。這到底是為什麼呢？合理的解釋就是：因為方舟子碰瓷于光遠的目的，就是要博得于光遠的青睞；而要達到這個目的，他就既要“炫耀才學”，又要保持“政治正確”。而關於李森科的書，全都出自“反共分子”、“反動分子”之手——那三個俄羅斯李黑，後來全都移民美國。而希恩雖然是修女出身，但她後來卻變成了愛爾蘭共產黨員。【212】最重要的是，那本書名為《馬克思主義與科學哲學》，因此，引用這本書不僅合乎政治正確這條金標準，這麼做還能凸顯方舟子既是一位響噹噹的美國“分子遺傳學”博士，又是一位馬克思主義科學哲學專家。

實際上，早在1995年，為了迎合于光遠、何祚庥發動和領導的那起“反對偽科學”運動，方舟子曾抄襲其母校教授魯特-伯恩斯坦的一篇文章，寫成自己的第一篇“科學哲學”論文，《科學是什麼？》。【213】也就是說，撰寫《遺傳學痛史》，是方舟子在五年內第二次向于光遠投懷送抱——只不過是，前者是直挺挺地往于光遠的懷裡撲，後者則是忸怩作態地蹭于光遠的大腿，同時嗲聲嗲氣地罵對方是“老色鬼”。而後一招果然奏效，它不僅把於老漢搞得七葷八素暈頭轉向，它還順手降伏了於老漢的打手“小何”。幾年後，何祚庥就到處揚言，方舟子是除他本人之外中國唯一既懂得馬克思主義又懂得現代科學的“中國科技大學的高材生”。【214】

你看方舟子這個“不食人間煙火”的“書生”，是不是比何祚庥這樣的老油條還要油膩？

4、偷書忌棄

方舟子在講述科學歷史之時拒不引用科學歷史著作，有一個可能的原因，即那四本書全都詳細地敘述了“李森科正式登上了政治舞台”的真正原因，即他與一個叫普列森特（又譯普列津特，Исай Израилевич Презент, 1902-1969）的人結盟。例如，梅德維傑夫就說，在1932年以前，李森科沒有參與關於遺傳學的辯論；在1934年以前，李森科對生物學的理論問題也沒有什麼準備；只是在普列森特的幫助下，他才知道自己工作的根基是達爾文。【207, p.18】同樣，喬拉夫斯基也說，李森科的遺傳理論第一次與馬克思主義掛鈎，發生在1934年，在普列森特署名的一篇文章中。【215】而就是在這一年，普列森特成了李森科的首席理論家，幫助他闡明自己實際工作成就的科學意義（By 1934 Prezent was Lysenko’s chief theorist, helping him spell out the scientific meaning of his practical triumphs）。【208, p.238】而按照索伊費爾，普列森特對李森科的主要貢獻有二：第一就是在李森科的演說中引入階級鬥爭的腔調，並且點綴以馬列詞句，第二就是讓李森科打出“米丘林主義”的大旗。【209, p.63】

那麼，這個普列森特到底是什麼出身呢？答曰：他是一個布爾什維克，在1930年，他是“列寧格勒唯物主義生物學家學會”的主席，1931年，他成為列寧格勒大學“自然辯證法與進化論系”的系主任。【209, p.62】這是陳敏對普列森特的描寫：

“正如李森科不懂社會科學，普列津特不懂生物學，對於自然科學完全是個門外漢。但在二十年代初從列寧格勒大學社會科學系畢業後，普列津特卻偏偏選擇自然辯證法為自己的主攻方向。他自封為達爾文主義和中學自然科學教學方面的專家，實際上他的唯一專長不過是用階級鬥爭這架高倍顯微鏡來監控蘇聯自然科學研究尤其是生物學研究；換句話說，他不過是一個文化警察，打棍子、揪辮子、戴帽子在他也就是職業愛好了。早在結識李森科之前，他的這些職業愛好就已表現得十分充分。”【170, p.25】

換句話說就是，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觀察普列森特，你都能看到于光遠、何祚庥一伙人的影子。方舟子雖然是個如假包換的“偽語文狀元”，但他對“兔死狐悲、物傷其類”、“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以及“投鼠忌器”這些典故卻有着本能般的領悟。所以說，方舟子在大談“遺傳學痛史”之時，對那幾本“遺傳學痛史”必讀書採取視若無睹的態度，很可能是害怕提及普列森特這個至關重要的人物，以免讀者聯想到他心中的主子。

5、自討沒趣

其實，無論方舟子在碰瓷于光遠之際如何煞費苦心，他的碰瓷之舉都對于光遠造成了傷害。原來，就在方舟子喜氣洋洋地發布了“我終於見到了于光遠”這個消息之後，有人問道：“于光遠同志的底子誰知道?”【216】這是一個保留下來的回答：

“老於, 混混一個，揪出他, 是對中國的一大貢獻。”【217】

八個月後，《萬維周刊》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于光遠和方舟子是中國學術界腐敗的兩代典型》，其起因，還是方舟子拜會于光遠：

“于光遠和方舟子等人，不但思想方法一致，而且作假搞腐敗的手段也一致。這就難怪，于光遠要請方舟子到他家裡當作座上賓；這也難怪，手拿美國綠卡的方舟子不是學習美國科學學術的民主法制經驗，而是投入中國馬列學者的懷抱，充當他們的打手和破壞民主法制。”【218】

顯然是被捅到了痛處，方舟子曾揚言要控告該刊物“對我和于光遠進行人身攻擊”。【219】而事實是，即使是在方舟子自己的菜園子，對于光遠的揭批鬥也是此伏彼起。例如，在方舟子發表了于光遠的《喜聞不同意見》一文之後，一個叫“桂銘”的人以《傲慢的“馬列哲學家”》為題發表評論，全文如下：

“看來新到資料中于光遠、李佩珊的［喜聞不同意見——答方舟子的批評］的一年前的文章，感覺不舒服。

“文中，于光遠看似‘喜聞不同意見’，實是為其撈‘為中國遺傳學開創了新時代’之譽。

于光遠很傲慢，擺出一副御用哲學家的派頭，對實驗科學指手劃腳。象他這樣讀了幾本馬列主義哲學書，就以為掌握了最高最根本的原理，從而可以把自然科學踩在腳下。青島遺傳學座談會的一個悲劇，就是一幫有代表性的中國科學家們，在于光遠這種實際上對生物學沒有任何實驗經驗的‘馬列哲學家’、‘黨的代表’的淫威下，不得不曲心附和，‘陽奉陰違’。

“雖然他大力反對過錢學森的人體科學，但其反對的理論和方法，不過是從哲學來上綱上線，從理論到理論，從名言到精典的反覆引用罷了。並沒有從科學的角度提出什麼有理有據的批判。其‘不聽，不看，一看就上當’的反對人體科學的名言，不過是反映出一副馬列哲學家的傲慢嘴臉。

“他承認‘這完全是作為哲學工作者的看法，而且直到現在在我的頭腦中還沒有完全解決’。象他這樣的崇尚‘哲學對科學研究也還有指導的意義’的‘文科傻妞’，在國內的哲學界是很普遍的，因此有不少叫囂‘哲學很專業，外行少插嘴’的哲學妄人，時不時跳到［新雨絲］上來。

“于光遠似的人領導中國的科學和教育界，就是造成中國科學教育落後的一個重要原因。”【220】

在當時，方舟子一定是強壓怒火才沒有對“桂銘”大發雷霆。但是，四個月後，當前面提到的那個Tinman跳出來大罵于光遠是“老流氓”之後，方舟子卻再也忍不住了，對之連續“反震”了六次。總而言之，方舟子投身于光遠，就像他投身何祚庥一樣，雖然在外人看來是得不償失，但是，對於自己付出的一切都斤斤計較錙銖必較的方舟子來說，他肯定覺得自己賺大了，所以他才會把這個貌似賠本的買賣一直做到最後，即跟隨于光遠一直到他去世。也就是說，方舟子從這筆交易中所獲得的實際收益，要遠遠超過他的損失，至少他本人的感覺是如此。

6、逢人說“方”

于光遠招安方舟子的一個主要目的就是要這個“美國（水）博士”狂咬另一個“美國（真）博士”錢學森。而他的這個目的幾乎是立竿見影般地達到了。2000年11月25日，也就是在拜見于光遠之後12天，方舟子將錢學森的一篇關於“人體科學”的文章“立此存照”。【221】熟知方舟子的人都知道，他把誰“立此存照”，那就相當於向其麾下的惡狗們發出“沖”、“上”、“咬”的指令。可惜的是，方舟子的指令發出了大半年，但對之做出響應的惡狗卻寥寥無幾。所以，到了2001年7月，方舟子親自出馬，赤膊上陣，在一篇潑夫罵街般的文章中，借題發揮，在錢學森曾論證畝產萬斤的可能性這個問題上大做文章。【222】不到一個月，方舟子將錢學森的一篇相關文章翻出來“立此存照”。【223】一百多天后，方舟子將“錢學森論證畝產萬斤的文章剪報”也拿了出來在新語絲上發表。【224】【225】

毫無疑問，方舟子的“傾情奉獻”，是一定要得到回報的。果然，2001年，于光遠與老同學王大珩“主編”了一本書，名為《論科學精神》，其中就將方舟子剛剛在《中華讀書報》上發表過的一篇文章【226】改頭換面，重新發表。【227】

在2001-2002年間，于光遠曾到全國各地的大學去做《治學態度與治學方法》講演，而在這些講演中，于光遠都會將方舟子反對“學術腐敗”的內容生硬地插入，明顯就是在有意地“推銷”方舟子【228】【229】——這種行為在今天被稱為 “帶貨”。

2003年，于光遠在一篇文章中，不僅在標題中就提方舟子，而且其開篇第一句還提方舟子：“十來天前，方舟子贈送我一本他寫的《長生的幻滅》。”【230】

2007年，于光遠與其門徒鄧偉志“合著”的《生長病老死》出版，其中“方舟子”這三個字出現了14次。【231】

如此賣力的推銷，不諳內情的人或許不以為意；但是，在科邪幫成員的眼中，那卻相當於教主反覆告訴他們：方舟子是我指定的接班人。實際上，于光遠在公開場合都會如此賣力地兜售方舟子，說明他在暗地裡更會使出渾身的解數。

2013年7月30日，也就是在于光遠去世前不到兩個月，因為司馬南在搜狐微博上說“錢學森曾經用黨性保證特異功能的真實性”，有人對此事的真實性表示懷疑，而司馬南則回以“這話有待再考”；於是，方舟子以于光遠衣缽傳人的架勢，把“1982年5月5日錢學森給中宣部副部長郁文的信”連同“5月28日，于光遠給胡耀邦的信”全都公布了出來。【232】【233】【234】錢學森給郁文的信，早就被公諸於世，被反偽幫傳播得到處都是；而于光遠給胡耀邦的信，卻是首次問世。據于光遠2000年在《天涯》雜誌上說，自己的那封信不能發表，因為它有可能會給該刊編輯部造成“麻煩”。【235】也就是說，于光遠很可能在2000年就把那封信交給了方舟子，而對早在1990年就加入反偽幫、並且一直將他視為“親爹”的司馬南——他的槍手李力研曾反覆炒作“司馬南是于光遠的兒子”這個話題、並且證明他們是“邏輯父子”【236】【237】——，于光遠卻顯然沒有那麼做，否則他早就會將之得瑟得世人皆知。同樣，何祚庥等人在1995年假冒民意給江澤民、李鵬要求大力“反偽”的聯名信，也是方舟子最先在新語絲上公布的。【238】

所以說，方舟子是于光遠欽定的科學納粹二代幫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