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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主張異端有他的權利，思想對於國家政權來說是無罪的，因為只有上帝才能審判人的內心。茨威格的“異端的權利”和“一個歐洲人的回憶”都是我很喜歡的書。
“異端的權利”明顯是有點譴責加爾文的，我也對燒死那個醫生有點過分了。但那本書的最後一段的題目記得是“兩極相通”。加爾文神學在日內瓦造就了一個新的風氣就是娛樂減少了，大學的科學研究繁榮起來。我當時是一個比較標準的科學主義者，認為科學是帶來一切進步的力量，就一下子原諒了加爾文。當然，劉小波說加爾文是獨裁者，我不認為是這樣。加爾文起初只是經過日內瓦，被強留下來指導宗教改革。後來，日內瓦人不滿他的嚴格，把他趕走了。他也樂得去小地方過清靜的日子，研究神學。後來，日內瓦面臨天主教的復辟。日內瓦人有求他回去，他才回去把日內瓦變成了新教的大本營。
“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介紹了加爾文主義對於資本主義的興起的作用。十年前，我認為只有資本主義是最好的制度，就開始對基督教有了很大的興趣。韋伯從宗教的角度類似這樣的問題：南美洲和北美洲都是歐洲文明的延續，為什麼巴西阿根廷比不上美國加拿大？他的解釋是天主教和新教對於人的職業觀又很大影響。加爾文的新教造就了守紀律的工人階級和節儉的資本家階層。
加爾文主義的金錢觀被一些人總結為“拼命掙錢，拼命省錢，拼命捐錢”，因為合法獲取財富不是罪惡，但奢侈浪費財富是罪惡。因此，新教的資本家傾向於擴大再生產，而不是花天酒地。新教的倫理是人生的目的在於榮耀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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