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主张异端有他的权利，思想对于国家政权来说是无罪的，因为只有上帝才能审判人的内心。茨威格的“异端的权利”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都是我很喜欢的书。

“异端的权利”明显是有点谴责加尔文的，我也对烧死那个医生有点过分了。但那本书的最后一段的题目记得是“两极相通”。加尔文神学在日内瓦造就了一个新的风气就是娱乐减少了，大学的科学研究繁荣起来。我当时是一个比较标准的科学主义者，认为科学是带来一切进步的力量，就一下子原谅了加尔文。当然，刘小波说加尔文是独裁者，我不认为是这样。加尔文起初只是经过日内瓦，被强留下来指导宗教改革。后来，日内瓦人不满他的严格，把他赶走了。他也乐得去小地方过清静的日子，研究神学。后来，日内瓦面临天主教的复辟。日内瓦人有求他回去，他才回去把日内瓦变成了新教的大本营。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介绍了加尔文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兴起的作用。十年前，我认为只有资本主义是最好的制度，就开始对基督教有了很大的兴趣。韦伯从宗教的角度类似这样的问题：南美洲和北美洲都是欧洲文明的延续，为什么巴西阿根廷比不上美国加拿大？他的解释是天主教和新教对于人的职业观又很大影响。加尔文的新教造就了守纪律的工人阶级和节俭的资本家阶层。

加尔文主义的金钱观被一些人总结为“拼命挣钱，拼命省钱，拼命捐钱”，因为合法获取财富不是罪恶，但奢侈浪费财富是罪恶。因此，新教的资本家倾向于扩大再生产，而不是花天酒地。新教的伦理是人生的目的在于荣耀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