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邪教主于光遠之四：“主持”青島遺傳學座談會

亦明

【提要】

1956年8月，中宣部派于光遠到青島主持召開了一個遺傳學座談會，其主題就是要搞“百家爭鳴”，即允許西方的摩爾根遺傳學與蘇聯的米丘林遺傳學並存共生。在接下來的四分之一個世紀中，于光遠對自己的這個“業績”諱莫如深。但到了八十年代，他卻突然間到處宣傳自己是那次會議的主管，並且在那次會議上批駁了李森科的論斷“偶然性是科學的敵人”。自那時起，直至其2013年去世，主持青島遺傳學座談會都被于光遠視為自己人生履歷中的最大亮點，沒有之一。2000年，在拜見于光遠之前，方舟子分別在《新語絲》月刊和《書屋》雜誌發表《從“絕不退卻”到“百家爭鳴” ——遺傳學痛史》一文，嚴厲批評于光遠當時容忍“百家爭鳴”，認為他應該宣布米丘林主義為偽科學，取消其爭鳴的權利，讓摩爾根遺傳學“一家獨鳴”。當時驕橫一時、不可一世的于光遠竟然對如此野蠻、霸道的納粹主張表示“基本贊同”。青島遺傳學座談會因此成為中國科學納粹新老交替的關鍵事件。

【細目】

一、李森科主義在蘇聯

二、李森科主義在中國

1、樂天宇：因李森科而兩次蒙難

2、何祚庥：為李森科主義而鬥爭

3、方舟子：給何祚庥揩屁股

三、青島遺傳學座談會前後

四、于光遠暴打偽老虎

1、會前準備

2、會中發言

3、會後真相

4、尋幽探秘

5、另一種可能

6、不倒翁的秘訣

五、方舟子碰瓷大判官

1、“要當官，殺人放火受招安”

2、誅心取卵

3、“科學哲學”梅開二度

4、偷書忌器

5、自討沒趣

6、逢人說“方”

六、胡謅子信口胡謅

1、拉馬克主義“更象是唯心主義”

2、達爾文主義在蘇聯不受“青睞”

3、斯大林在1906年犯下大錯

4、遺傳學的發展證明“新達爾文主義的正確”

七、水博士方舟子

在長達四分之一世紀的“大判官”生涯中，于光遠沒能製造出幾起讓自己笑到最後的“判例”；而在他自認的那幾個“閃光亮點”中， 1956年在青島主持召開遺傳學座談會毫無疑義是一顆夜明珠，是他的最寶貴財產，被他在晚年反覆提及——這是他在《學術自傳》中寫下的兩句話：

“1956年，……我還參與並主持了青島遺傳學座談會，在會議發言中闡明了在自然科學領域貫徹百家爭鳴方針的各種問題。在黨的八大上就黨對科學工作的領導做了大會發言。”【1】

于光遠能夠在“八大”上發言，與他主持青島遺傳學座談會是否有因果關係，我們不得而知。但是，“在黨的八大上”，于光遠確曾提到這項業績：

“在我們黨的建議下，中國科學院和高等教育部最近召集了幾十位生物學家在青島開了一個遺傳學問題座談會。在會上經過十幾天熱烈的討論，不論米丘林學派或者摩爾根學派都還不能根據充足的科學事實說服對方。這說明了遺傳學還是一門年青的科學部門，許多重要的爭論問題還沒有成熟到作結論的地步。對這樣的問題，我們本着百家爭鳴的方針，支持他們的科學研究工作，並且希望他們虛心地考慮問題，實事求是地向對方學習一切可以學習的東西，讓科學研究成就來做最後結論。”【2】

三十年後，于光遠再次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為那次座談會大唱讚歌。【3】再過十年，于光遠把上面這些話幾乎是一字不落地複述了一遍。【4】

顯然是因為于光遠本人的反覆提及，那些“於粉”們才會對此銘記在心，並且將其意義節節拔高。例如，2002年，有人在新語絲的讀書論壇大罵于光遠是“光棍”，說“中科院那些只知做學問不懂做人的傻瓜老傢伙們會這麼看[他]不順眼，提起他只是一句：‘老流氓’。”【5】方舟子於是挺身而出為于光遠辯護，其中的一句話就是：

“我接觸到的‘老傢伙’對于光遠做的兩件事都持肯定態度：50年代主持青島遺傳學會議，支持在中國搞遺傳學。80年代初首先批判人體特異功能研究，公開反錢學森、胡喬木。” 【6】

方舟子之所以要把于光遠“80年代初首先批判人體特異功能研究”和他“公開反對……胡喬木”算作“一件事”，是因為，他要給自己的老恩公增添一些“反左”的色彩，因為在中國“自由派”的眼中，胡喬木是“極左”、“保守”的典型和代表。事實是，自由派也確實把于光遠視為知己，儘管他“首先批判人體特異功能研究”完全是由於他的“左派幼稚病”的突然發作。

與方舟子一樣，于光遠的老部下龔育之在2005給于光遠祝壽時，也對他的那個“業績”讚頌不已：

“他參與和主持了青島遺傳學座談會，在會上做兩次發言，從闡明在自然科學領域貫徹百家爭鳴方針的各種問題而言，他的發言成了這次會議的靈魂。”【7】

而在那之前19年，于光遠的那“靈魂”發言，在龔育之的眼中只不過是“說明了我們黨的這種努力”，【8】而已。由此可見於粉粉於的歷史軌跡：就是不斷拔高、不斷塗脂抹粉。

確實，即使是在于光遠去世之後，中國的反偽幫還要拿青島遺傳學座談會來給于光遠貼金。例如，2015年，于光遠的老跟班、終身主掌中國反偽幫“幫刊”、中國科邪納粹黨“黨刊”《科學與無神論》的申振鈺，以78歲高齡親自編發了一篇文章，其中就有這樣的話：

“（青島遺傳學座談會）會議召開之初，有些摩爾根學派的學者還心存疑慮，說話吞吞吐吐、小心翼翼。為此，時任中宣部科學處處長的于光遠兩次到會講話，集中闡述了對‘百家爭鳴’的理解。解除了與會者的顧慮，會場氣氛逐漸活躍起來……毛澤東作為領袖，從指導方針的高度提出了在科學研究中要百家爭鳴，陸定一和于光遠則在講話中具體深化、細化了對這個方針的理解……于光遠在講話中進一步從學術理性的角度深化了這個問題。”【9】

鮮為人知的事實是，在八十年代以前，“主持召開青島遺傳學座談會”很可能是于光遠的一塊心病，所以他對之幾乎是絕口不提。

原來，在青島遺傳學座談會召開之前，中宣部就已經做出決定，要仿效蘇聯1948年8月召開的那個關於遺傳學的會議——史稱“八月會議”——的模式，出版會議發言的“逐字記錄”，這就是于光遠一夥以“遺傳學座談會會務小組”的名義編纂的《遺傳學座談會發言記錄》，它由科學出版社在1957年出版，但僅在內部發行。而在那本書中，不要說“中宣部”的名號自始至終不曾出現，就連于光遠本人也躲得無影無蹤，更不要提那兩篇“成了這次會議的靈魂”的發言了。據于光遠自己後來說，之所以會出現那種情況，是因為“當時我認為自己不是遺傳學家，不願意把自己的發言編到這個本子裡。”【10】可是，進入八十年代之後，仍舊不是遺傳學家的于光遠卻不僅把自己當年的發言稿翻出來投給期刊雜誌反覆發表【11】【12】，他還將之反覆收入自己的文集之中【13】【14】。不僅如此，于光遠還指使——他自己的說法是“倡議”——中宣部科學處舊部重新“搜集整理”當年的會議資料，並且在經他“最後審查和修改、定稿”之後，交給商務印書館出版、公開發行。而這本名為《百家爭鳴——發展科學的必由之路： 1956年8月青島遺傳學座談會紀實》的書，與29年前的那本《遺傳學座談會發言記錄》的最大區別，就是多出了于光遠的那兩次發言，所以何祚庥的弟弟何祚榕才會說這樣的話：

“書的主體部分——從36頁到320頁, 正是全文轉載1957年4月科學出版社內部發行的《遺傳學座談會發言記錄》，這次不過是將內部發行改為公開出版罷了。”【15】

換句話說就是，在1956-1957年間，于光遠刻意不讓自己的發言留下文字記錄——他實際上連“留影”，即與參會的那些科學家合影，都沒敢——；但到了八十年代，他又生怕別人不知道自己是那次會議的“主持者”和“靈魂”。這是為什麼呢？當然是因為“氣候”變了：那顆當年讓他心驚肉跳夜不能寐的定時炸彈，在“改革開放”的年代，變成了他人生中積攢下的最值錢的寶貝。

眾里尋他千百度，千呼萬喚，他仍舊躲在陰暗角落處

從八十年代起，于光遠就把自己曾在1956年主持召開青島遺傳學座談會當成自己亦官亦學生涯中的最大亮點和最貴賣點。而事實是，在當年，于光遠曾刻意與那個座談會保持最大的距離，不僅不讓自己的發言稿出現在會前就已經決定出版發行的會議記錄中，他還不敢與那些參加座談會的科學家們合影留念。（照片來源：【16】。）

對於“方學家”來說，那次座談會具有獨特的價值，因為它是中國反偽幫幫主于光遠與中國科邪教教主方舟子“新老交接”的契機，所以，它對我們了解中國科學納粹在二十世紀末的竄起和“成勢”，提供了一個全新的、獨到的視角。不僅如此，通過分析于光遠的那兩個“靈魂”講話——它們被于光遠視為自己最早的“自然辯證法的研究工作”【17】——，我們還能夠見識一下這位中科院的學部委員當時的“科學哲學”水平到底如何。

一、李森科主義在蘇聯

李森科（Трохим Денисович Лисенко,1898-1976）出生於烏克蘭的一個農民家庭，其父自稱是“哈爾科夫辛卡爾洛夫卡村的貧農” （бедные крестьяне села Карловка, на Харьковшине）。【18】也就是因為家境不好，李森科遲至15歲時才從“初小”（即二年級小學）畢業，隨後次第進入初級園藝學校、園藝中學學習。1922年，得益於蘇聯政府的扶持工農子弟的政策，李森科進入基輔農學院（Киевский сельскохозяйственный институт），通過函授，於1925年畢業。【19】【20】【21】也就是因為出身低賤、教育背景寒酸，所以那些學歷顯赫的英美“李黑”以及後來的蘇俄、中土李黑，全都對李森科表現出赤裸裸的蔑視，將他視為“無知”或“文盲”。例如，被方舟子稱為“美國偉大的遺傳學家、誘發突變的發現者穆勒”【22】（Hermann Joseph Muller, 1890-1967），就這樣寫道：

“1935年，蘇聯共產黨開始樹立一個無知的、煽動性的、狂熱的農民出身的植物育種者特羅菲姆·李森科的名望。”【23】

同樣，那個曾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首任總幹事的英國李黑領袖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S. Huxley, 1887-1975）也說：

“李森科只能被形容為文盲”（Lysenko can only be described as illiterate）。【24, p.102】

鮮為人知的事實是，這兩個李黑共享一個極為顯著的特點，那就是，他們都是所謂的“優生學家”（eugenicist），而他們之所以要聯手黑李，第一是因為他們認為“李森科遺傳學”就是拉馬克主義，而拉馬克主義是優生學的第一天敵；第二個原因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隨着德國納粹的種族滅絕行為的曝光，優生學臭了大街，所以他們二人妄圖通過黑李來轉移世人對納粹與優生學關係的關注——此事說來話長，詳見本文附錄。此時，讀者務必牢牢記住這樣的事實：不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戰前風靡歐美的“優生學運動”，就永遠都搞不明白為什麼某些西方遺傳學家——其中沒有一個是李森科的農學同行——會對李森科那麼仇恨，以致要不惜人力物力，組織對他的抹黑和圍剿。也就是因為這個秘密至關重要，所以在李黑的黑李著作中，“優生學”是敏感詞，不到萬不得已，絕不提及。

言歸正傳。從基輔農學院畢業後，李森科被分配到阿塞拜疆的一個剛剛成立的選種試驗站工作。而就是在那個窮鄉僻壤，孤苦伶仃的李森科成了大名——他在1927年8月被《真理報》認證為“赤腳科學家”（босоногий ученый）或“赤腳教授”（босоногим профессором）。【25】這是“中國近現代科學史研究的主要開拓者和奠基人”樊洪業在1979年以“石希元”這個筆名在于光遠一手創辦的《自然辯證法通訊》上發表的《李森科其人》的開場白：

“1927年8月，蘇聯當時的名記者費多羅維奇在《真理報》上發表了一篇特寫，題為《冬天的田野》。該文以誘人的筆調刻畫了一位年青的育種工作者——特羅菲姆·傑尼索維奇·李森科。沉默寡言的主人公有着健康的體魄，但總是難得見一絲笑容。在甘查（阿塞拜疆共和國的基洛瓦巴德）育種站的試驗田裡，他和助手及學生們試驗在棉花收穫前種植豌豆，使冬天的田野可以用作牧場……”。【26】

“石希元”沒有交代的是，那篇“特寫”從頭至尾都是對一個書齋學者的嘲諷，因為他終生致力於研究蜜蜂口器的長度以及腿毛的密度這類與現實生活毫不沾邊的問題。而在二、三十年代的蘇聯，科學界最最響亮的口號就是“理論聯繫實際”，即利用自己的科學知識來促進社會主義祖國的發展和建設。也就是說，李森科成名的根本，就在於他關心現實問題，並且找到了解決問題的辦法：

“李森科試圖解決（並真的解決了）如何在沒有肥料的情況下給土地施肥的問題，冬天在外高加索空曠的田野里種植綠色植物，這樣牛就不會死於貧瘠的食物，突厥農民也可以安心過冬而不為明天發愁。”【27】

兩年後，李森科不僅再次登上《真理報》，而且版次和級別也節節上升。1929年7月21日，《真理報》在第四版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農藝師李森科的新發現：李森科的方法將在烏克蘭的國有和集體農場中得到應用》。【28】兩個半月後，10月8日，《真理報》第三版發表了烏克蘭農業部長施利希特（Александр Григорьевич Шлихтер, 1868-1940）的文章，標題是：《論在春季播種冬小麥——農藝師李森科的新發現》。【29】

那麼，李森科的“新發現”是什麼呢？

原來，有些農作物，如小麥，分為冬、春兩類，前者在秋季播種，越冬後於次年開花結實——如果不經過越冬這個階段，冬麥就不會開花。而春小麥則於春季播種，當年開花結實。一般來說，冬麥的產量比春麥高、質量比春麥好，但缺點是，如果遇到少雪的嚴冬，就會出現所謂的“黑霜”（Black Frost）災害，幼苗被凍死，導致次年顆粒無收。據蘇聯科學院院士、全蘇列寧農業科學院院長瓦維洛夫（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Вавилов, 1887-1943）——他後來被李黑們捧為“科學英雄”、“遺傳學烈士”，並且一口咬定他是被李森科害死的——說，在1928-29年，蘇聯因嚴冬而損失了七百萬公頃的小麥。【30】哈佛大學生物系教授勒萬亭（Richard Lewontin, 1929-2021）則說，在1927-1929這兩年，蘇聯遭遇黑霜的面積達三千多萬英畝。【31】而“李森科的新發現”就是，冬麥不需要在田間越冬，而只需要在播種前通過一段時間的低溫處理，即可在春季播種，並且當年收穫。這個方法後來以“春化”（俄文：Яровизация; 英文：Vernalization）青史留名。這就是烏克蘭農業部長親自出面給李森科站台的唯一原因。

李森科不僅因為“春化”成為烏克蘭和蘇聯農業生產部門負責人眼中的大紅人，他還變成了蘇聯農業科研界中的耀眼新星。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前面提到的那個瓦維洛夫——當時任全盟列寧農業科學研究院院長，是蘇聯農業科研界公認的領袖——，幾乎到了“逢人說項”的地步。這是1932年他在美國召開的第六屆國際遺傳學大會上的發言：

“敖德薩的李森科最近做出的非凡發現為植物育種家和植物遺傳學家掌握個體變異開闢了巨大的全新的可能性。他發現了縮短生長期的簡單生理方法，通過在播種前誘導種子萌發過程，將冬季品種轉化為春季品種，將晚熟品種轉化為早熟品種。李森科的方法可以通過僅處理種子本身來改變植物發育階段。這些方法的本質是針對不同植物和不同品種群的，其本質在於黑暗（光周期）、溫度和濕度的特定組合對種子的作用。這一發現使我們能夠在我們的氣候中利用熱帶和亞熱帶品種進行育種和遺傳工作，這實際上相當於將南方植物群向北移動。這創造了將育種和遺傳工作範圍擴大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的可能性，使生長期完全不同的品種能夠雜交。”【32】

瓦維洛夫的推介，引起了美國媒體的注意，《華盛頓郵報》用“柑橘在北方生產成功”這樣的標題轉載了美聯社的相關報道。【33】而《洛杉磯時報》在轉載那篇稿子時所使用的標題則是“控制植物的秘密找到了”。【34】緊接着，英國“帝國植物遺傳學局”（Imperial Bureau of Plant Genetics）出版了一本小冊子，標題就是《春化或李森科的種子預處理方法》。【35】不僅如此，該局的刊物《草本植物評論》（Herbage Reviews）還專門發表李森科的同志、烏克蘭遺傳學家法沃洛夫（А. М. Фаворов）高度評價李森科的文章，標題就是《李森科對農作物春化研究的理論與實踐意義》。【36】據《自然》雜誌說，英國植物遺傳局的小冊子激起了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各國對這一方法的興趣。【37】事實是，早在三十年代初，金陵大學農學院教授沈宗翰就曾探索“災後種麥誤期之補救”方法，但收穫不大。【38】而“春化”顯然是可行的補救方法之一。所以，在得知李森科的發明之後，馬上就有人予以宣傳【39】，並且還有人進行了研究驗證【40】【41】。實際上，直到四十年代後期，還有人在中國介紹這種方法。【42】很可能是因為這項發明太過惹眼，所以《紐約時報》在1935年把它的發明權拱手送給了瓦維洛夫。【43】

一舉成名天下知

1932年以後，通過蘇聯人瓦維洛夫的宣傳和英國植物遺傳學局的介紹，李森科的“春化”方法傳遍全世界，而中國的科學家不僅將之作為“促短法”廣為介紹，而且還通過試驗來進行驗證。

從科學發展的角度來看，李森科走過的“科學之路”非常“科學”：他通過在冬季分期播種豌豆發現了植物的遺傳性受環境的影響（即在烏克蘭早熟的品種，在阿塞拜疆並不早熟），進而發明“春化”方法；而根據這些發現和發明，他進一步提出了“植物階段發育”理論，即認為植物的發育過程是階段性的，前一個階段不完成，後一個階段就不能開始；並且，每個階段的通過都需要特定的外界環境條件。這個理論雖然看上去並不像進化論、相對論那麼高大上，但是，如果你知道美國生物學博士方舟子在獲得博士學位七年之後仍舊搞不清生長與發育的區別的話【44】，你就會明白它的深度和高度了。而在當時的蘇聯，雖然在宣傳上強調“實踐”，要求“理論與實踐的統一”，但其領導層的基本思路卻是要“理論指導實踐”，因為整個蘇維埃政權都是建立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之上的、全部生物學研究也都是在達爾文的“進化理論”的指導之下進行的。因此，提出一種科學理論，其意義和價值比做出一項科學發現或者一項技術發明要大得多。所以，瓦維洛夫對李森科讚不絕口，又是推薦他獲獎，又是推薦他當選蘇聯科學院院士。【45】而英國的“帝國植物遺傳學局”再次出面，將李森科的《植物春化作用和階段性發展》翻譯成英文出版。【46】實際上，該局工作人員在幾年後仍在發表長文討論這個理論。【47】1947年，也就是在東西方陣營進入全面“冷戰”、美、英幾個極端反蘇、反共的遺傳學家——以穆勒為首——密謀策劃對李森科進行全面抹黑之際，在美國召開了一個國際研討會，其主題就是“春化及光周期”（Vernalization and Photoperiodism）——在其後來出版的論文集中，不僅李森科的頭像出現了兩次，連他的關於春化現象的第一篇論文的首頁也被“立此存照”。【48】

流芳百世

1947年，就在美、英先後宣布鐵幕落下、冷戰開始之際，曾任美國植物生理學家學會主席的美國密蘇里大學農學院教授莫尼克（Andrew Edward Murneek, 1888-?）與曾在英國“帝國植物遺傳學局”任職的植物學家懷特（Robert Orr Whyte, 1903-1986）聯手主持召開了一個國際研討會，討論李森科的春化現象和植物階段發育理論。上圖為該研討會論文集中的幾頁。

最奇的是，雖然李森科提出的春化方法僅盛行了十餘年就變成了古董，除了李黑之外很少被人提及，但他提出的植物階段發育理論卻影響至今。2001年，中國長城出版社出版了一套《中國袖珍百科全書》，該書號稱由“國內最權威的科研機構、著名高校的一大批著名學者、專家，結合最新材料，編撰而成”，而“階段發育理論”就是其辭條之一：

“【階段發育理論】前蘇聯李森科提出的一種植物發育的理論，認為種子植物的個體發育是由一系列依次更替的和質的不同階段所組成。在每個階段，植物對外界條件有一定的要求，這些要求是植物細胞進行質變所需要的，無這些質變就不可能開花結實。他根據自己的研究結果，確認一、二年生種子植物的發育至少有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春化階段，完成這一階段，除要求一般的生活條件外，溫度是主要關鍵；第二階段的主要關鍵是一定的日照長度。不同的植物通過春化階段和光照階段時所需要的條件是不同的，這些條件正是該物種系統發育中形成它的遺傳性的那些條件。……植物階段發育的基本規律：(1)順序性，發育階段的進行具有嚴格的順序性。在植物沒有完全結束春化階段前，不能進入光照階段。後一個發育階段只能在前一階段結束和具有一定外界條件時才能開始。(2)不可逆性，在完成發育階段時，植物細胞內所發生的質變是不可逆的。(3)局限性，發生質變的部位局限於生長點分生組織細胞內，並只能通過細胞分裂傳給子細胞。這一學說揭示了植物發育的某些規律，但只在少數植物上表現明顯，不普遍適用於所有植物。”【49】

事實是，植物界的最大特點就是“多樣性”；因此，“普遍適用於所有植物”的規律，根本就沒有幾條——如果真的有的話。而李森科的階段發育理論，人們不僅至今記得，並且還有人在探討如何利用它“在小麥育種過程中提高育種效率和增加育種的預見性”。【50】

只不過是，出身低賤的李森科在蘇聯的陡然崛起，惹怒了一夥信仰孟德爾、摩爾根遺傳學理論的遺傳學家，他們得到了西方遺傳學界——尤其是前面提到的那個穆勒和赫胥黎——的大力支持。所以，到了1952年起，蘇聯農學界、植物學界、遺傳學界又開始醞釀新一波“倒李”風潮。到了1955年，295名科學家簽署了一封給蘇共中央主席團的信——它後來以“三百人上書”（Письмо трёхсот）留名史籍——，其內容就是全面否定李森科的理論和實踐——“李森科在 1920 年代末和 1930 年代初進行的植物階段性發育的研究”除外——，其目的當然只有一個，那就是把他趕下台。看看這封信件中的這段話：

“實際上，李森科的觀點是機械主義和唯心主義外加簡單文盲的大雜燴。但他的影響是如此之大，以致我們的許多哲學家不僅沒有反駁它，反倒開始對之予以採納甚至通過‘改進’唯物辯證法的著名原理來使它們與李森科的觀點保持一致。例如，關於內因與外因在發展中的作用學說，對必然性與偶然性、連續性與不連續性等範疇的解釋，都受到了這樣的‘改進’，實際上就是曲解。”【51】

在當時，蘇共中央總書記赫魯曉夫正在極力推廣美國的雜交玉米，而李森科從三十年代起就反對將之引進——這也是李黑們列舉的李森科“反科學”重大罪行之一，即使是在赫魯曉夫的“玉米運動”以慘敗收場之後也是如此（後詳）——，所以，到了1956年2月14日，蘇共中央和蘇聯部長會議聯合發布了《關於改善農業研究機構工作的措施》的決議，其中對“農業研究機構”的工作提出了近乎全面的批評，而其中的一項罪名就是“特別是低估了廣泛引進玉米等有價值的糧食作物方面的重要性”。【52】 4月18日，《人民日報》發布了這樣一條消息：

“‘真理報’四月十日消息：蘇聯部長會議通過一項決議如下：蘇聯部長會議接受特羅菲姆·傑尼索維奇·李森科同志要求免除他所擔任的全蘇列寧農業科學院院長職務的請求。帕維爾·巴夫洛維奇·洛巴諾夫同志被任命為全蘇列寧農業科學院院長。”【53】

這就是“青島遺傳學座談會”得以召開的主要原因。也就是說，青島遺傳學座談會之所以能夠召開，起因在蘇聯，決策在中共中央，于光遠充其量不過就是一個奉旨辦事的“欽差大臣”，而已。

二、李森科主義在中國

李森科登上蘇聯生物學界大舞台之際，恰逢米丘林去世。而米丘林是列寧生前樹立的一根標杆，所以，李森科一直高舉米丘林的旗號，將其理論與實踐名為“米丘林生物學”。雖然早在三、四十年代，中國就有文章介紹米丘林【54】【55】，但米丘林在中國風行一時，卻是在新中國政府成立之後，特別是在實行“一邊倒”的政策之後的五十年代。

1、樂天宇：因李森科而兩次蒙難

按照于光遠的說法，最早在中國颳起李森科主義旋風之人是樂天宇。例如，2006年，于光遠在接受《科學新聞》的採訪時這樣說道：

“在這裡說的是蘇聯的事情，在中國又是怎麼樣的呢？中國解放以後提出向蘇聯老大哥學習，一邊倒地學蘇聯。這時候在北京農業大學發生樂天宇事件。”

“樂天宇這位同志與我在延安時就認識，他是延安自然科學院生物系主任。解放以後他在北京農業大學負責，實際上就是校長，同時兼黨委書記。他是一個黨員，自己以為比其他的同志政治上高明。其實並不是那樣。北京農業大學本來集中了一批有名的教授，比如俞大紱、湯佩松等。樂天宇讀到李森科《論生物科學現狀》這本書，明白了蘇聯消滅遺傳學的政策和措施，便立刻在農業大學雷厲風行地行動起來。樂天宇調入中國科學院遺傳選種實驗館任館長以後，與科學家很難相處，其作風仍與大家格格不入。中央了解有關情況後，甚為不滿，指示應對樂天宇進行批評。承辦這件事的單位是中宣部科學衛生處。當時這個單位與政務院文委的科學衛生處合署辦公。為了批評和處理樂天宇的問題，科學衛生處與中國科學院共同商定，於1952年4月至5月，由中國共產黨科學院支部開會批評樂天宇。支部大會認為，樂天宇犯錯誤的性質是：嚴重的無組織無紀律，嚴重地脫離群眾的學閥作風，以及學術工作上的嚴重的非馬克思主義傾向。支部大會決定給樂天宇留黨察看一年處分。5月31日，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竺可楨宣布，撤銷樂天宇所擔任的遺傳選種實驗館館長職務。樂天宇隨即離開科學院，到華南農墾局工作，後又到中國林業科學研究院工作。”【56】

于光遠沒有提到的是，所謂的“米丘林主義”就是“李森科主義”；而在“樂天宇讀到李森科《論生物科學現狀》這本書”之前，是他于光遠率先在樂天宇創辦的北京農業大學校刊《農訊》上發表《李森科關於蘇聯生物學界狀況報告的內容介紹》一文的。【57】而在那之前五天，“李森科關於蘇聯生物學界狀況報告”的前半部分才剛剛出現在瀋陽出版的《譯文月刊》創刊號上。【58】而在于光遠“介紹”了李森科的報告之後一個月，《農訊》第20期就轉發了那篇譯稿。又過了三個多月，1949年9月15日，“李森科對於生物科學貢獻的一斑”這幾個大字就隆重地出現在了《學習》雜誌創刊號的封面上。【59】不僅如此，該雜誌還開始分兩期連載多爾古慎的《一個真正生物學家的故事》，該文的譯文最早出現在《中蘇文化》雜誌上，但該譯文將李森科譯為“萊森柯”——也就是說，是《學習》雜誌給李森科正了名。到了1950年6月，《學習》雜誌開始編輯《學習雜誌叢書》，該叢書的第一本題為《季米特洛夫——偉大的共產主義者》，第二本就是《李森科的故事》，它就是《一個真正生物學家的故事》的單行本。現在當然誰都知道，《學習》雜誌是中宣部主辦的刊物，而它當時的總編、總負責就是于光遠。【60】換句話說就是，在中國，于光遠即使算不上是推銷李森科、宣傳“李森科主義”的“第一人”，那他也絕對算得上是“第一梯隊”的大隊長。當然，于光遠和於粉是永遠都不會告訴世人這個事實的。

那麼，于光遠所說的“樂天宇事件”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原來，從延安時代起，樂天宇就開始推介米丘林遺傳學。後來，他成為北方大學（後改稱華北大學）農學院的領導。1949年10月前後，北大農學院、清華農學院與華北大學農學院匆匆合併成為北京農業大學，由於校長難產，所以樂天宇便以校務委員會主任委員及黨總支書記的身份成為該校的一把手。在那之前，樂天宇推廣米丘林主義的標誌性成果就是創建了“米邱林學會”。據他自己說，在1950年10月之前的一年中，米邱林學會的會員人數從三十餘人飆升到一萬多人。【61】而據《竺可楨日記》，“米邱林學會”的部分活動經費來自中科院。【62, p.124】如前所述，在當時，中科院的直接上司就是中宣部；而在中宣部，被胡喬木指定“管一管”中科院的那個人就是于光遠。

好笑的是，樂天宇雖然在中國培育了“米邱林生物科學”這株“嫩芽”，但他卻沒能看到它的“開花結果”，因為他在1951年3月就被撤職了。撤職後，陸定一要中國科學院給樂天宇安排工作，於是就出現了一個“遺傳選種實驗館”這樣奇怪的建制——中科院就是沒有捨得給樂天宇一個“研究所所長”的名分。【62, p.309, p.311】那麼，樂天宇到底是因為什麼被撤職的呢？這是竺可楨1951年2月7日的日記：

“九點楊昌業來談，知農大自合併清華、北大農學院以後，內部問題甚多。因樂天宇引用其北農及故舊，與北大、清華人不能合作。又以Michurin 米丘林學說號召，把原有教遺傳學之北大李景均（金陵，Cornell）不能立足，走往香港，所譯Lysenko 李森科書亦不准在校出售，在教部曾受錢俊瑞之責難。近林業部托辦專修班於妙峰山辦棉製服，又發生貪污事（每件十二萬元，實付九萬元，以舊棉充新棉）。教育部派一委員會至農大調查，迄今尚未得結果云云。”【62, p.285】

本來，所謂的“農大風波”，在樂天宇被撤職並調走之後就已經風平浪靜了。但是，一年後，樂天宇再次被揪了出來，其原因，儘管各方語焉不詳，但根據《竺可楨日記》中的零星記載，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的小麥春化試驗失敗了【62, p.536, p.541, p.571, p.587】——外加“三反”方面的問題。除此之外，還有人說他是“犯了貶低米丘林學說，將其庸俗化的錯誤”。【63】所以，在1952年5月31日，也就是在正式宣布給予樂天宇第二次撤職處分並且逐出北京之後，竺可楨寫道：

“樂之撤職並不象徵着院中對於米邱林生物學之放棄，相反地要加緊力量來推進，不但遺傳選種館要做米邱林路線工作，即植物分類、植物生理亦要做米邱林路線工作，總期能配合農業為國家增產。”【62, p.628】

2、何祚庥：為李森科主義而鬥爭

果然，一個月後，《人民日報》發表了重磅文章，題為《為堅持生物科學的米丘林方向而鬥爭》——前面提到，在當時，米丘林主義或者米丘林方向，就是李森科主義和李森科方向的另一種說法。其實，《人民日報》發表這樣的文章並不奇怪，奇怪的是，這篇洋洋萬言的文章，是通過“鬥爭”樂天宇來“堅持生物科學的米丘林方向”的——該文沒有作者署名，但卻有一段很長的編者按語，其開篇就是這樣三板斧：

“中國共產黨中國科學院支部，在本年四月間，討論了該院前遺傳選種實驗館館長樂天宇同志所犯的錯誤。支部大會認為：這個錯誤的性質是屬於嚴重的無組織無紀律，嚴重的脫離群眾的學閥作風，以及學術工作上的嚴重的非馬克思主義傾向。為了進一步批判樂天宇同志在生物科學工作上的錯誤，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計劃局科學衛生處會同中國科學院計劃局在本年四月至六月間先後召集了三次生物科學工作座談會。”【64】

當局在鼓吹米丘林主義之際，卻對鼓吹米丘林主義不遺餘力的樂天宇大加撻伐，這其中的邏輯，不僅外人看不明白，即使是專門研究中國共產黨在建國早期“科技政策思想”的北京大學博士、龔育之的得意弟子王志強也是一頭霧水，所以他才會對其恩師表示：

“批這位領導，又堅持米丘林，讓人難以理解。”【65, p.94】

這是龔育之的回答：

“往深看則不難理解。這與當時的時勢（學習蘇聯嘛）和當時的認識（有個過程嘛）有關。《報告》既批評了教條主義，也批評了經驗主義。經驗主義表現為‘重視點滴的生產經驗，忽視系統的農業理論，強調從生產中學習，否定實驗室工作’，以及所謂‘老百姓是唯物論，學者們是唯心淪’的荒謬觀點和‘全盤否定傳統生物科學’的‘左傾幼稚觀點’。教條主義表現為‘牽強附會地搬用哲學術語，用唯物辯證法的一般規律去代替生物科學中的一些具體規律’，‘用米丘林生物科學作為一根打人的鞭子’和‘掩蓋自己的無知’的‘護身的符咒’。‘堅持米丘林方向’同反對‘把米丘林生物科學變成枯燥的教條’兩個方面結合起來，典型地反映了當時在這個問題上認識的程度和局限。前個方面是因襲的方面，後一個方面是從因襲中開始擺脫的轉變的方面。從以後來看，這種轉變的極不徹底是很明顯的；從歷史來看，這種轉變卻是以後進一步轉變的發軔。”（同上。）

龔育之這套自作聰明的解釋，重點就是最後那句話，它的含義就是，“鬥爭”樂天宇與四年後的青島座談會有着必然的聯繫，意即他們那伙人在1952年和1956年不是在奉旨行事，而是在根據自己的“認識的程度和局限”來撰寫文章。難怪于光遠在講解青島座談會之際，要把樂天宇拉進話題；更難怪何祚庥會“同意”龔育之的“這個分析”；但中宣部科學處的其他下級官員卻“不大以為然”。【66】確實，李佩珊就直截了當地說：

“批評樂天宇在推行李森科主義中的簡單粗暴態度以及教條主義、經驗主義等錯誤, 主要是為了掃除學習李森科主義道路中的障礙。”【67】

李佩珊的同事黃青禾後來也說：

“對樂天宇是恨鐵不成鋼，黨本來派他去農大當領導，是要他好好扶持米丘林派，但他把事情搞砸了”、“恨他沒有把米丘林派發揚光大”。【68】

其實，這樣的事實，不僅龔育之知道，連王志強也知道——他之所以要裝出一副莫名其妙的樣子，就是要給其恩師搭梯子，讓他把自己十多年前就已經說過的話【69】再說一遍。

事實是，在那篇被龔育之稱為“報告”的文章中，就有這樣的話：

“我們不能批評舊生物學家‘唯心’、‘反動’、‘為資產階級服務’、‘法西斯’便算了事。我們應該說清楚：生物科學上摩爾根主義和米丘林生物科學的鬥爭是兩種世界觀在科學上的表現，是不容調和的根本性質的論爭。舊生物學某些部分已經證明是偽科學，舊遺傳學的某些結論是法西斯主義的理論基礎之一，某些舊的農學在實踐中被證明‘差不多全是壞的’（米丘林）。所以它必須加以改造。”【64】

所以說，當局在正式宣布“堅持生物科學的米丘林方向”之際把樂天宇拎出來當作“鬥爭”的對象，只有一個原因，那就是“我國生物科學的現況已經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所以要借用他的腦袋來給新一輪攻勢祭旗，所謂的“變本加厲”——與七年後的廬山會議本來是要反左、但由於彭德懷上萬言書而改成反右仿佛依稀。

果然，《人民日報》的這篇文章，不僅被所有的生物學和農學雜誌轉載，連《科學通報》、《人民周報》、《新華月報》也都予以轉載。緊接着，華北農業科學研究所副所長戴松恩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檢討文章【70】；談家楨的檢討則在《生物學通報》和《科學通報》上發表【71】【72】。半個世紀後，談家楨這樣評論那篇文章：

“這篇洋洋萬言的長文章是在黨中央機關報上公開刊行，文首加上編者按，無疑是中央對推動米丘林生物學學習運動的指導文章，也表明中央在此問題上的態度和觀點。”【73】

還有人這樣評價那篇文章：

“這篇文章的發表，對進一步在我國全面推行米丘林學說，維護米丘林學說的一統局面發揮了相當大的作用。”【74】

“《為堅持生物科學的米丘林方向而鬥爭》文章的發表，不僅影響了整整一代中國人的思想觀念和科學理念，而且還直接帶來了當時對遺傳學教學和研究工作的粗暴踐踏，帶來了對中國遺傳學家的無端、無情的批判和政治迫害。”【75】

那麼，那場鋪天蓋地的“學習米丘林”運動，與何祚庥又有什麼關係呢？

根據《人民日報》的那個編者按，當時有三個人代表中宣部參加樂天宇的批鬥會，他們是趙渢、孟慶哲、何祚庥。其中，趙渢是音樂家，孟慶哲是北大的生物學教師，只有何祚庥是萬金油、啥都懂——所謂的“何大拿”。實際上，連他的學弟龔育之對何大拿都頗有不屑，曾嘲諷地說，“他是什麼都懂一點的”。【76】

那麼，何祚庥到底參沒參與那篇“報告”的寫作呢？2009年，《科學文化評論》發表了一篇訪談錄，訪談的對象就是曾在中宣部科學處工作過的黃青禾、黃舜娥夫婦，他們在1957年因為發表“右派言論”被趕出中宣部科學處。【68】這是他們說的一段話：

“何祚庥在科學處做了一些好事，也做了一些不大好說的事。他在科學處的時間不短，當時我也覺得很奇怪，他是學物理的，怎麼什麼都管，到處參加批判，批梁思成的建築學，批《〈紅樓夢〉研究》、批《武訓傳》，什麼事情他都參與，而且敢寫文章，敢批判。當時他的一些立場、思路，包括在米丘林問題上，都是主流派的，與上層的思路是一致的。他說過自己當時是個小幹部，是奉命的，黨叫幹什麼就幹什麼，不能怪我個人。”【68】

值得指出的是，黃青禾稱《為堅持生物科學的米丘林方向而鬥爭》一文是“署名文章”、“是幾個人署名的”【77】；但根據公開的資料，那篇文章顯然沒有作者署名。因此斷定，那篇文章的原稿是有署名的，只是在發表時，署名被刪去了。

據黃氏夫婦說，“科學處參加執筆的兩個人一直沒有表態，孟慶哲到去世時沒有為這件事情說過話。何祚庥也一直迴避這個問題。……何祚庥是執了筆的，他最好有個說法。”難怪何祚庥在青島座談會期間“沒做什麼，會上沒說話，回來也沒吭聲。”【68】

3、方舟子：給何祚庥揩屁股

2005年，在網上出現了一篇文章，題為《何祚庥其人其事》。何祚庥的“其人”，實際上是人所共知，那就是嘴尖皮厚、鮮廉寡恥；而“其事”之一就是他在1952年前後批判“摩根基因遺傳學說”：

“在前蘇聯有一個李森科事件。李森科認為新種總是由量變到質變，飛躍而成為與母種截然不同的種。在遺傳和育種問題上，他從30年代起就反對‘摩根基因遺傳學說’，並將其貼上‘資產階級科學’的標籤。李森科由於得到斯大林的信任而飛黃騰達。蘇聯一批有才華的生物學家因此受牽連，慘遭迫害。當時的中國也在全國範圍開展了批判基因學說的運動，大力宣揚李森科一派的‘米丘林生物科學’，科學真理成為政治干預的犧牲品。何祚庥等在‘學習蘇聯老大哥’的大旗下高唱‘米丘林生物科學是自覺而徹底地將馬克思列寧主義應用於生物科學的偉大成就’，對我國著名生物學家談家楨（摩根的學生）發動圍剿，談家楨不得不違心地為自己堅持摩根的學說而做了檢討，使我國的生物學家受到致命打擊，從此一蹶不振，而正是在這段時間裡，國外生物學出現了突飛猛進的發展。”【78】

由於當時何祚庥和方舟子正在為水電勢力賣命，對環保人士大打出手，所以環保人士就把上面這篇文章放到了自己網站的“顯要位置”——這直接導致方舟子一夥指控環保人士是“法〇功”、“flg”。【79】【80】【81】讀者一定要牢牢地、死死地記住這樣的事實：利用政治手段來消滅“對手”——在當時，任何人都有可能是方舟子的對手；在現在，全體中國人都是方舟子的對手——，從來就是、永遠都是方舟子一夥的第一選擇。而在當時，方舟子一邊慫恿自己的走狗給環保人士插上“法〇功”的標籤，一邊“親腳”踢對方的“褲襠”，即將之與“藏獨”捆綁到一起。【82】可笑的是，在逃亡美國之後，方舟子不僅專門在推特上轉發“法〇功”飼餵給他的謠言——所以他在新浪微博的綽號是“方輪子”【83】【84】【85】——，他還主動狂舔主張“藏獨”最賣力氣的德國“綠黨”前共同主席、“歐盟中國事務委員會主席” 比蒂科費爾（Reinhard Bütikofer）的菊花【86】——此是後話。

邪惡透頂，綠色成陰

德國的比蒂科費爾是歐洲反華勢力的代表人物，曾任德國綠黨共同主席。2005年，在打擊“偽環保”時，方舟子特意將他們之中有人接受德國綠黨資助說成是他們主張“藏獨”；而到了2021年，“愛國”的方舟子早已變成了“恨國”的方是民，所以當他看到比蒂科費爾發了一個貌似反華的帖子之後，馬上將之截圖轉發，並且借題發揮，將自己對中國的滿腔仇恨盡情發泄。

話說在2005年10月，為了駁斥“輪子”對“何老”的攻擊，方舟子在《北京科技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妖魔化何祚庥院士的背後》，其中有這樣一段話：

“事實是：在1952年4到6月間，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計劃局科學衛生處會同中國科學院計劃局召集了三次生物科學工作座談會，《人民日報》的這篇文章就是該座談會達成的一份報告。參加該座談會的有來自中國科學院、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計劃局、農業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農業大學等各機構的代表28人。何院士當時剛從清華大學本科畢業，分配到中宣部科技處工作，做為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計劃局科學衛生處（與中宣部科技處是同一套班子）的代表參加了這次會議（當時的處長趙渢也參加了）。這次會議之後，國內開始了對摩爾根基因論的大批判，影響非常惡劣。但是，何院士當時做為一名剛剛畢業參加工作的年輕幹部，可能是會議參加者中資歷最淺的，僅僅因為他由於職務的緣故參加了會議，就要讓他為這次大批判承擔主要責任，豈不是太過荒唐了？”【87】

方舟子的文章發表之後不到兩年，中國反偽幫要員、“四大惡人”的編外成員龔育之就死了。而在他死後，他的一些生前未曾發表的文章，也陸續在報刊上出現。而就是這些文章，透露出了一些鮮為人知的秘密——龔育之生前沒敢發表，顯然是有所忌諱。原來，在五十年代初，何祚庥雖然年輕，但其資歷卻一點兒也不淺：

“何祚庥一九五一年到中宣部，正好趕上從供給制改為工資制。他學識比較廣博，又能說會道，主意也多，並且有地下黨和黨支部書記的經歷，所以一下子就給他定為十八級了。我和羅勁柏一九五二年到中宣部，沒能進入這一門檻，而是按照大學畢業生的‘統一價格’，定為二十一級。”【88】

不僅如此，龔育之還透露說，自己當年之所以貿然批判共振論，就是因為受到何祚庥的慫恿和指使。【89】實際上，在1952年5月，何祚庥還曾親自操刀，在《人民日報》上批判量子力學。【90】據何祚庥後來承認，“我在清華大學曾念了四年的物理系，可並沒有念過相對論，更沒有念過量子力學，甚至電動力學也只是念的王竹溪先生的筆記。”【91】也就是說，方舟子為何祚庥辯護的理由，一個都不能成立。

最好笑的是，據方舟子說，在東窗事發之後，“何院士告訴我，他從來沒有寫過批判基因論、共振論和控制論的文章。”【87】這是《米丘林生物科學是自覺而徹底地將馬克思列寧主義應用於生物科學的偉大成就》第一節中的一段話：

“米丘林生物科學正確地認識了生物內部機體的統一——部分與整體的辯證的統一，由這個辯證的命題出發，達到了遺傳性依屬於機體、一定的遺傳性和機體一同形成也和機體一同變化的結論。揭穿了把部分和整體對立起來的摩爾根之輩關於染色體遺傳理論的偽科學。摩爾根輩認為神秘的‘遺傳基因’是永生不滅的，這完全是一種臆造。大地上一切生命都是從無生命發生的，我們決不能拿超自然力創造生命的神學信仰來解釋生命的起源和形成。”【64】

這樣的語言，這樣的邏輯，除了“何大拿”之外，還有哪個中國人能夠想得出來呢？而以“質疑”、“打假”為生的方舟子一邊對如此明顯的“批判基因論”言論裝瞎看不見，一邊擺出一副天真無邪的表情對那個以行騙為生的老騙子的騙人謊言信以為真、照單全收——你以為他是真傻、真的“不食人間煙火”啊？

總而言之，方舟子的所謂“打假”，除了怨怨相報之外，就是騙騙相護，與求真、行善、愛美沒有半分錢的關係，而與造假、作惡、獻醜卻盤根錯節、勾心鬥角。

三、青島遺傳學座談會前後

前面提到，“青島遺傳學座談會”之所以能夠召開，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李森科在蘇聯的失勢；前面沒有提到的是，李森科在蘇聯的失勢與赫魯曉夫痛批斯大林有着密切的關係，而後者對中國乃至整個世界都產生了深遠的、震撼性的影響。

原來，對於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毛澤東在1956年3月12日做出的最初評價是：

“現在看來，至少可以指出兩點：一是它揭了蓋子，一是它捅了婁子。說揭了蓋子，就是講，他的秘密報告表明，蘇聯、蘇共、斯大林並不是一切都是正確的，這就破除了迷信。說捅了婁子，就是講，他作的這個秘密報告，無論在內容上或方法上，都有嚴重錯誤。”【92, p.545】

在赫魯曉夫“揭了蓋子”之後，中國再向蘇聯“一邊倒”就失去了合理性；而既然赫魯曉夫是“捅了婁子”，則中國的“糾偏”就應該是一個逐漸的過程。4月2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中宣部長陸定一發表長篇講話，其中就有這樣的內容：

“從前胡先驌那個文件我也看了一下，看一看是不是能夠辯護一下，那是很難辯護的。那個時候我們給他加了幾句，就是着重他的政治問題，因為他那個時候罵蘇聯，所以我們就氣了。他講的問題是生物學界很重要的問題，這個人在生物學界很有威望（毛澤東插話：不是什麼人叫我們跟他斗一斗嗎？）。後來我們把那個東西和緩了，報紙上沒有提他的名字，是在一個什麼米丘林的紀念會上有幾個人講話講到他，我們掌握了這一點，就是報紙上的一個名字都不講，因此沒有和他撕破臉（毛澤東插話：胡先驌的那個文章對不對？）他批評李森科的觀點很好，那是屬於學術性質的問題，我們不要去干涉比較好。（康生插話：我問了一下于光遠，他覺得胡先驌是有道理的。胡先驌是反對李森科的，什麼問題呢？李森科說，從松樹上長出一棵榆樹來，這是辨證法的突變，松樹可以變榆樹（笑聲），這是一種突變論。毛澤東問：能不能變？康生答：怎麼能變呢？那棵松樹上常常長榆樹，那是榆樹掉下來的種子長出來的。這件事情胡反對是對的。但胡先驌說李森科可以吃得開是有政治支持着的，其實，斯大林死了以後，蘇共批評了李森科，沒有支持李森科，所以胡先驌這一點沒有說對。但整個的來講，胡先驌講得還是對的，他只講錯了一個例子，我們不應該去抓人家的小辮子，就說他是錯誤的）。那倒不一定去向他承認錯誤。（毛澤東插話：那個人是很頑固的，他是中國生物學界的老祖宗，年紀七八十了。他贊成文言文，反對白話文，這個人現在是學部委員嗎？）不是，沒有給（毛澤東插話：恐怕還是要給，他是中國生物學界的老祖宗）。”【93, p.415】

胡先驌是怎麼變成“中國生物學界的老祖宗”的呢？原來，如上所述，蘇聯的李黑們早在1952年就已經開始了對李森科的公開批評——他們實際上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就與西方勢力暗中竄通，搞有組織的抹黑行動（另詳）——，批評的焦點就是他在1945年提出的物種形成理論。到了1954年2月，首先挑起事端的《植物學雜誌》編輯部還發表長篇總結文章，特別強調他們開展這種爭論是在遵循蘇聯共產黨及赫魯曉夫同志的一貫主張，即在科學問題上不要崇拜權威，不要無視批評，更不要壓制批評。顯然是感到了風向的變化，中國的《科學通報》在1954年年底發表了這篇文章的譯文。【94】到了次年，胡先驌在自己編寫的《植物分類學簡編》一書時，“一高興”就信筆加上了相關言論。【95】而就是那幾句閒來之筆，被蘇聯專家抓住不放，提出抗議，結果胡先驌在1955年遭到批判。更讓他意想不到的是，他的那些“惹禍的話”【96】，在不到一年之後因李森科的下台而得福，使自己成為御筆欽批的“老祖宗”。【66】【97】實際上，胡先驌生於1894年，當時剛過六十歲。

書歸正傳。1956年4月28日，毛澤東說，“藝術問題上的百花齊放，學術問題上的百家爭鳴，我看這個應該成為我們的方針。”【92, pp.570-571】幾天后，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七次會議上將這個“方針”正式提出。【92, p.574】據《毛澤東年譜》一書的作者說，毛澤東在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之前，曾看到德國統一社會黨中央宣傳部部長哈格爾發表了一個談話，其中就提到了李森科，內容大致是說：

“我們宣傳蘇聯農學家李森科的學說一切都好，將德國科學界很有權威的魏爾嘯一切都否定了，認為孟德爾的一切都是反動的，而在德國的生物學家，絕大多數是孟德爾派。科學是可以有各種學派，我們相信，久而久之可以使一些真正研究科學的人走上唯物主義。蘇聯科學有好的我們應當學習，但不能將蘇聯科學界的每句話都認為是神聖的。”（同上。）

毛澤東在見到這份講話之後，在1956年4月18日指示中宣部“邀請科學院及其他有關機關的負責同志”對之進行研究。【92, p.562】而根據美國科學史專家施奈德的說法，毛澤東指示陸定一的原因，是德國遺傳學家漢斯·史塔布（Hans Stubbe, 1902-1989）在1955年年底訪華期間對李森科的嚴厲批評。【98】無論如何，根據《科學通報》在1954年年底發表蘇聯《植物學雜誌》的長篇總結來看，大致從那時起，至少是在中宣部內，就已經對“米丘林主義是否正確”或“李森科是否要倒台”這類問題存了“二心”。

5月1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學術方面應該執行百家爭鳴的方針——錢俊瑞在全國先進生產者代表會議上講話》。【99】而事實是，錢俊瑞的講話與“學術”幾乎是毫不沾邊——文章中就承認，“錢俊瑞的講話是以‘積極和穩步地建設社會主義的文化’為題的”。顯然，《人民日報》當時實在找不到宣傳“學術方面應該執行百家爭鳴的方針”的機會了，於是就把它硬塞進了錢俊瑞的嘴裡。5月19日，中科院院長郭沫若在中國科學院編譯出版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發表講話，其中也強調要“發揚學術上的‘百家爭鳴’的精神”。【100】5月26日，陸定一在中南海懷仁堂發表了題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講話，《人民日報》在6月13日全文發表。【101】緊接着，郭沫若在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上發表講話，其中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論述“百家爭鳴”的必要性。【102】

簡言之，在8月10日“青島遺傳學座談會”召開之前，僅《人民日報》在頭版報道的“百家爭鳴”活動就有“科學規劃委員會組織六百多位科學家討論‘百家爭鳴’問題”【103】、“上海文化界人士舉行座談會討論‘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問題”【104】、“全國學術刊物編輯負責人員在北京舉行座談會討論‘百家爭鳴’”【105】、“中國作家協會研究執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106】、“全國綜合大學一百多位文學史學專家根據百家爭鳴的方針審訂教學大綱” 【107】。而在《人民日報》上就“百家爭鳴”發表意見的大牌人物，除了郭沫若之外，還有黎錦熙【108】、錢偉長【109】、朱光潛【110】、馬寅初【111】、竺可楨【112】，等等。

也就是說，不論是從時機上講，還是從級別上講，或者從規模上講，“青島遺傳學座談會”都是既沒有先機，也沒有優勢。但是，從後來的影響上講，前面提到的那些活動卻要對“青島遺傳學座談會”甘拜下風。事實是，那次座談會開幕的當天，新華社就發了通電。【113】會議閉幕後，《人民日報》又用了一個整版的篇幅，不僅發表了于光遠手下撰寫的長篇報道——它將那次會議定性為“一個成功的學術會議”【114】——，而且還發表了南京農學院教授范謙衷的捧場文章，把它說成是“昌明科學很好的開端和範例”【115】。確實，在過去的六十餘年中，中國大陸只出版了兩本以1956年那場“百家爭鳴”運動中的某項活動為主題的書，一本就是于光遠指示李佩珊等人編輯整理的《百家爭鳴——發展科學的必由之路：1956年8月青島遺傳學座談會紀實》【116】，另一本就是于光遠的老部下龔育之指使其學生搞出來的《遺傳學與百家爭鳴：1956年青島遺傳學座談會追蹤調研》【117】。由此可知，反偽幫在搞“宣傳”這一方面確實身手不凡。以如此不凡的身手，把跨國盲流方舟子捧上天，讓他在中國社會橫行霸道十餘年，簡直就像是國宴大廚烹製一碟小鮮肉一樣，唾手可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