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自人民網
作者：袁進
標題：重新審視新文學的起源 (2)——在牛津大學的演講


2007年03月12日


　　最能代表文學作為語言藝術的體裁是詩歌，西方傳教士對漢語詩歌的影響也是很大的。傳教士要翻譯基督教的讚美詩，傳教的需要和他們的漢語水準都不允許他們把讚美詩的翻譯格律化。於是他們翻譯了大量的歐化白話詩。中國古代也有運用口語的白話詩，不過那運用的是古代的口語，不是現代的口語，如《詩經》、《樂府》等等。胡適自己認為，現代白話詩是由他發明的，其實不然。西方傳教士在翻譯基督教讚美詩時，為了幫助信徒快速理解，有不少傳教士就把它翻譯成白話詩，現從19世紀70年代的出版物中舉出若干例證（原文無標點，只有句逗）：

　　“有位朋友，別人難比，愛何等大，勝似兄弟，疼愛兄弟，愛何等大；世上朋友，有時離你，今日愛你，明日恨你，只有這位，總不誤你，愛何等大！”

　　“早起看見輕霜薄雪，沒到日中已經消滅。花開滿樹眼前富貴，一陣風來忽然吹卸。”

　　這些詩已經開始把古代白話詩的以單音節為主轉變為現代白話詩的以雙音節為主，不講平仄，不講古詩格律，它們數量眾多，比起胡適“兩個黃蝴蝶，雙雙天上飛”的“纏了足又放”的白話詩，在白話文的運用上，似乎要更加大膽，更加貼近普通老百姓。

　　我們可以看到，早在五四新文學問世之前，運用類似於現代漢語的歐化白話文創作的文學作品已經存在，除了戲劇目前尚未發現外，小說、散文、詩歌等各種文體都已作了頗為有益的嘗試，在歐化程度上有的作品甚至超過了新文學前期的作品。這些歐化白話文作品不絕如縷，在教會出版物中一直延續下來，直到五四白話文運動。

　　頗有意思的是，這些作品雖然問世已經接近半個世紀，但是它們對新文學作家似乎毫無影響。新文學作家在說到自己的創作時，幾乎都沒有提到西方傳教士的中文翻譯作品對他們的影響。他們幾乎都認為自己的創作主要接受的是外國小說的影響，或者是閱讀外文原著或英譯本，或者是閱讀林紓等非西方傳教士的中譯本，仿佛西方傳教士的歐化白話文譯本從來就沒有存在過。甚至連許地山這樣的基督徒作家都沒有提及西方傳教士的白話文對他的影響。對於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需要作專門的分析。而這本身也許就是西方傳教士的歐化白話文文本後來被歷史遮蔽的主要原因。但不管怎樣，正因為新文學作家也是接受外國小說的影響，用外國文學的資源來改造中國文學，所以他們所用的歐化白話與西方傳教士可謂是殊途同歸。

　　新文學作家沒有提到西方傳教士歐化白話文對當時社會的影響，是否這一影響就不存在呢？平心而論，西方傳教士的歐化白話文本，對當時的基督徒以及靠攏教會的平民不會沒有影響。其實，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提倡白話文時期，並不是沒有人發現五四白話文與西方傳教士白話文的相似之處。周作人在1920年就曾經提到：“我記得從前有人反對新文學，說這些文章並不能算新，因為都是從《馬太福音》出來的；當時覺得他的話很是可笑，現在想起來反要佩服他的先覺：《馬太福音》的確是中國最早的歐化的文學的國語，我又預計他與中國新文學的前途有極大極深的關係。”可見，早在1920年之前，新文學創作初起之際，就有人發現它與西方傳教士所用的翻譯白話之間的聯繫，只是當時的新文學家不願承認罷了。這一發現其實非常重要，這說明當時有讀者是因為先看到了西方傳教士的歐化白話文譯本，在這個基礎上才接受或者反對新文學的，而對這些讀者來說，新文學的歐化白話已經不是新鮮事，他們很容易就能夠辨別新文學的語言。

　　西方傳教士對於新文學的影響，不僅在於提供了最早的歐化白話文的文本；更在於在漢語的語法、詞彙、語音三方面，都推動了現代漢語的建立。一般人都能看到漢語語法、詞彙在近代受到的外來影響：外來新事物帶來大量的新詞彙，漢語最早的語法專著《馬氏文通》就是在外國語法啟示下成書的。但是一般人可能會覺得，漢字的語音是中國人自己確定的，與西方傳教士又有什麼關係？其實，西方傳教士對漢字語音的認定作出過重要貢獻。漢字是表形文字，而不是表音文字，它不能直接讀出字音。中國古代用來解決這一問題的方法是“釋音”、“反切”、“四聲”，這一套注音方式是為培養士大夫服務的，因為它是用漢字本身作為注音系統，用淺顯的漢字來註明較難讀漢字的讀音，或者用前一漢字的聲母加上後一漢字的韻母連讀。這些方法都需要以認識相當數量的漢字作為讀音的基礎，假如不認識用來注音的漢字，也就無法讀出被注音字的讀音。但是，這套注音系統很不適合西方傳教士，他們的母語所用的文字基本上都是表音文字，用字母表音是他們的常識，但是漢語就完全不同了，它是象形文字，文字與讀音之間缺少表音文字那樣密切的聯繫。傳教士晁俊秀說：“對於一個歐洲人來說，漢語的發音尤其困難，永遠是個障礙，簡直是不可逾越的障礙。”他們要儘快學會中文，很自然地就運用母語的字母給漢字注音，明末的西方傳教士提出了最早的漢語拼音方案，晚清的傳教士又繼續提出各種為官話、方言注音的方案。這些方案至少有十多種。這些拼音方案進入了實踐，小孩子通過幾天的注音學習可以很快掌握注音方法，實現以前要花幾年乃至十幾年才能實現的閱讀。西方傳教士相信，用拼音改革漢字可以作為“一種使西方的科學和經驗能夠對一個民族的發展有幫助的最好貢獻”。這樣的一種文字，“是產生一條達到文盲心中去最直接的路”。中國最早的漢字拼音文本是19世紀產生的各種方言《聖經》，在廈門的拼音《聖經》曾經賣掉四萬多部，甚至出現了完全用羅馬字母拼音構成的方言報紙。後來，西方傳教士用字母為漢字注音的方式給中國學者打開了思路，啟發了他們，並且成為他們改革漢語文字的努力方向。但是，在西方傳教士看來，既然用字母注音可以取代漢字，漢字的存留也就成了問題。這也成為後來中國語言學界的重要爭論之一。

　　1898年，裘廷梁在《蘇報》發表《論白話為維新之本》，成為白話文運動的發軔之作，其中就提到：“耶氏之傳教也，不用希語，而用阿拉密克之蓋立里土白。以希語古雅，非文學士不曉也。後世傳耶教者，皆深明此意，所至則以其地俗語，譯《舊約》、《新約》。”晚清白話文運動的許多白話作品，也具有歐化白話的傾向。不少人也提出了漢字“拉丁化”的設想，吳稚暉、錢玄同等人甚至認為“漢字不滅，中國必亡”。從西方傳教士到晚清白話文運動，再到五四白話文運動，構成了一條歐化白話文在近代的發展線索。明乎此，我們就能夠理解，為什麼五四白話文運動可以做到幾個人振臂一呼，就能夠群山響應。接受歐化白話文的社會基礎已經醞釀了幾十年了。語言是文學的基礎，文學是語言藝術的集中表現。我們尋找五四新文學的起源，應該看到西方傳教士對此曾經作出過貢獻。

　　調整現代文學研究的視野

　　歐化白話文改造了漢語，促使漢語精細化、明確化，擴大了漢語的表現能力，但導致了不少傳統文化內涵的失落，使漢語變得“平面化”，失去了原有的厚度。

　　歐化白話文改造了漢語，促使漢語精細化、明確化，擴大了漢語的表現能力。但是語言是文化的表現，漢語歐化的結果，也導致了不少傳統文化內涵的失落，使漢語變得“平面化”，失去了原有的厚度。現代漢語語法體系是從《馬氏文通》發展而來的，陳寅恪曾經批評《馬氏文通》的做法：“今日印歐語系化之文法，即《馬氏文通》格義式之文法，既不宜施之於不同語系之中國語文，而與漢語同系之語言比較研究，又在草昧時期，中國語文真正文法，尚未能確立，”他認為，一直到20世紀30年代，擺脫西方傳教士影響的中國真正文法，並沒有建立起來。他擔心漢語的歐化語法會導致中國文化的失落，他甚至警告當時的語言學家：“從事比較語言之學，必具一歷史觀念，而具有歷史觀念者，必不能認賊作父，自亂其宗統也。”20年代還曾經發生過十教授聯名發表宣言，拒絕漢語的歐化，要求漢語恢復傳統。就是在主流文學內部，也曾經出現對歐化白話文的反思。瞿秋白認為：五四白話文“造成一種風氣：完全不顧口頭上的中國言語的習慣，而採用許多古文文法，歐洲文的文法，日本文的文法，寫成一種讀不出來的所謂白話，即使讀得出來，也是聽不慣的所謂白話。”寒生（陽翰笙）也認為：“現在的白話文，已經歐化、日化、文言化，以至形成一種四不像的新式文言‘中國洋話’去了。”對於當時的白話受到歐化影響，他們的看法與陳寅恪以及十教授倒是一致的。只是這些抗拒歐化的努力，由於不是主流，後來被歷史遮蔽了。

　　19世紀歐化白話文的重新發現，使得我們需要重新思考和調整目前的現代文學研究。

　　首先，現代文學研究的時段必須改變，原來的現代文學研究從1917年的新文化運動開始，後來上推到1915年，甚至上推到1898年。但是歐化白話文作為新文學先驅的存在，需要我們把研究時段延伸到西方傳教士的中文傳教活動。正如法國年鑑學派史學大師布羅代爾早就指出的：長時段的對對象的審視，也許更能說明問題。

　　其次，我們以往的研究，把漢語書面語從文言到現代白話的轉變僅僅看成是漢語內部的轉變，很可能低估了近代“西化”、“全球化”的力量。如果忽視了西方傳教士用中文創作翻譯的作品和他們改造漢語的努力，就只能在我們中國作家內部尋找近代文學變革的因果關係。而西方傳教士是外國人，他們的漢語文學活動也不能進入我們的文學史，這種做法遮蔽了我們的視野，也掩蓋了近現代文學史上“中西古今”互動的某些歷史真相。

　　第三，我們以往對現代文學的研究，在某種意義上是繼承了胡適這批學者，以一種進化論的觀念，來看待白話取代文言，這往往把歷史簡化了；其實其中的關係要複雜得多。晚清的文學現代化過程，有着多種選擇的可能性。看不到這種複雜性，我們就無法理解：為什麼像王國維、陳寅恪這樣從來就主張現代化的學者，王國維會去自殺，而陳寅恪會認為王國維的自殺是殉文化，為什麼陳寅恪這時會認為中國的文化已經凋零到需要有人來殉了。研究新文學的成長，必須把它與舊文學的衰亡結合在一起研究，才能更清楚地看出歷史的演變脈絡。

　　最後，我們重新審視這段歷史，考察西方傳教士的漢語文學活動，也許能夠對“全球化”、“殖民化”、“帝國主義”在文化上的影響及其方式，產生更深入的認識。如果我們不把“現代化”只看作“西化”，那麼我們就需要對現有的“現代化”趨勢和理念作出反思。在文學史研究上，我們就應當對從西方傳教士開始的歐化白話文作出新的反思，重新思考全球化和殖民主義的特點，以及與之相關的“文化現代化”問題，重新思考和評價中國近代古今、中西、雅俗三大矛盾衝突的背景與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