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哨 ：從辭退教授看北大光華學院的權利結構和民主意識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ab842e010008y2.html

從辭退教授看北大光華學院的權利結構和民主意識

2007-08-10 16:12:47
標籤：時事評論

沉寂了一段時間的北大辭退教授事件，目前因被辭退的鄒恆甫教授致信教育部長公開信發表後又掀起了陣陣漣漪。從網上披露的此事經過和背景來看，詳情了解十分有限，故要對事件的雙方的是非曲直作一個客觀、公正評估似乎較難。但是，從披露出的此事的處理程序、緣由、結果來看，校方（張維迎校長）過多的採用了個人權利的印記卻是顯而易見的事實，在涉及一個人是否任用這樣直接到關乎一個人的生成、前途、發展的大問題上，處理起來竟如此“雷厲風行”和果斷，這不能不說是個人權利的威力所為。其實，這種現象也不是一個學校的問題，“一把手”一個人憑藉手中的權利，任意尋找一些一般的、甚至是莫名其妙的、莫須有的理由，僅憑個人的感情好惡，就可以以“組織”的形式或名義，堂而皇之的作出各種重大抉擇，在整個社會生活中已是非常普遍的現象，而且這種現象還在繼續蔓延，之所以如此，究其實質而言其實就是管理體制方面的民主和專制的博弈。這對一個號稱要大力建設政治文明、奉行民主政治、依法治國理念的社會而言，實在是一個極大的諷刺。

據說，北大光華管理學院院長張維迎要辭退教授鄒恆甫，其理由就是“過去幾年很少到校上課，未承擔教職員工責任並違反了光華管理學院制度(在外面兼職)”。僅從透露出的這些信息看，張維迎的作法是否妥當顯然值得商榷。

一、如果真長達“幾年很少到校上課”屬實，校方主要領導是否是否首先應該檢討。為什麼一個教師可以“幾年很少到校上課”，對這種現象進行分析不外乎可以得出三種可能的判斷：1、張維迎有明顯的管理失職過錯。學校的一名在職員工，出現了“長達幾年很少上課”，其性質且是“違反了光華管理學院制度”的行為，既然如此，為什麼此前熟視無睹？你堂堂北大，教授的專業還是“管理”，怎麼竟然在本校的管理方面出現如此鬆懈、混亂的現象，試問：一個學生可以幾年不到校上課嗎？一個工人膽敢幾年不出勤嗎？一個公務員膽敢幾年不上班嗎？可以肯定的回答，這是任何一個管理正常的單位所不能允許的，也是任何一個有一點起碼管理能力的領導所不能容忍的，不幸的是在你北大的光華管理學院出現了，作為一校之長的張維迎是不是首先難辭其咎，鄒恆甫的處理倒是次之（當然。我們不排除鄒恆甫教授自身也有值得反思的地方）；2、假如學校在此之前對鄒恆甫有過告誡而鄒恆甫仍然一意孤行，那麼校方作出辭退的處理也許還勉強可以成立，但是，在公布出來信息里看不出來張維迎有這樣的屬於人性化管理，也是屬於管理程序化方面的基本動作。有辱斯文呀。3、張維迎對鄒恆甫“幾年不到校上課”的問題已經發現，且也知道這種行為“違反了光華管理學院制度”，但就是不制止、不批評，這是為什麼，是欲擒故縱？還是故設圈套？或是暗設陷阱？如果不是，為什麼不接觸？不批評？如果是，那麼上級有意設套藉故收拾下級，此手法也就未免太卑劣了，這種心理也就太陰暗、太恐怖了。因此無論怎樣，張維迎的作法都值得疑問。

二、鄒恆甫違反了光華管理學院制度的“錯誤”事實是在外面兼職。對此說法外界沒有資格懷疑。問題是這種“在外面兼職”的現象是否僅有鄒恆甫一人？北大還有沒有類似的現象？據筆者所知，現在大專院校的教授在外面兼職的肯定不是少數，在外面當顧問、講學的恐怕也不是個別現象，特別是一些兼有學者和學院領導頭銜的人在外面兼職，當企業的所謂獨立董事的更不是少數，有的還是一人兼當幾戶企業的獨立董事，名曰“獨立”，其實受車馬費的誘惑和由於受專業知識方面的限制，既不敢、也沒有能力和精力，站在公允和投資者的角度，就企業生產經營的一些重大問題發表一些有見解、有價值的獨立觀點，也沒有表現出一個正直的學者不畏權貴、不為利益所動、而對真理的孜孜追求的精神，看重的其實就是那一年少則幾萬，多則十幾萬、幾十萬的車馬費，所作的就是千方百計維護既得利益集團的各種利益，儘量以“改革創新和理論探索”的名義為企業既定的各種抉擇進行理論包裝和學理詮釋，這樣一方面以此去愚弄社會公眾，一方面以此向政府監管部門遊說求情，爭得更大的政策保護。當然就獨董角色而言誰是魚，誰是龍不好一概而論。但是學者樂於當公司獨董卻是一個不爭的社會現象，你北大有沒有，僅僅只有鄒恆甫一人嗎？如果還有其他人也有兼職現象，不知道張維迎校長會怎麼處理，但如果張維迎先生僅僅辭退鄒愀Γ�诊z褂幸壞憧凸酃�正的味禎⒖说轻覊拈`橇斕家帳蹺侍猓�藱n蒙羈桃壞閆涫凳且桓雋斕嫉幕�本素质壶r桓鋈說牡賴縷分飾侍狻?/p>

三、據說，辭退鄒恆甫的決定不是一個人的決定，而是校務委員會決定的。

對此筆者毫不懷疑北大有關人士的說法，但問題的要害也就恰恰在這裡。所謂的經過“校務委員會”的討論在這裡估計完全只是一個形式，有了院長的觀點，有了主要領導的意見，這些民主的程序、原則都不可避免的會成為擺設和軀殼。在這樣的權利機制下，在民主的校務委員會會議上誰敢說“不”？可以肯定的說，作為民主制度產物的各種“組織”“委員會”“辦公會”“※※※務會”“※委會”，在很多實權部門的多數情況下都只是一個體現“一把手”意志的一個御用工具，“組織”始終按照領導（主要是一把手，下同）的意志行事，“組織”始終為領導的需要鳴鑼開道，“組織”始終僅僅是領導實現意願的一個傀儡。對於這一點如果有誰還在懷疑的話，如果不是幼稚，那一定是在有意撒謊。

為什麼會出現今天這種明顯不正常的社會現象，最直接的原因只有兩個方面：第一，個人權利過渡集中。今天社會中絕大多數單位的職能、權利，說是某某組織的職能，其實，往往是很多重要的抉擇權就掌握主要領導一個人手中。整個社會已經呈現權利行業化，行業部門化，部門單位化，單位個人化，人格化的普遍現象。一些重大的事項是否辦理、怎樣辦理，是它（一把手，下同）說了算；大額經費的開支使用問題，是它說了算；對人員獎懲任用問題，它說了算；總之，主要領導可以決定一系列大事情，或者說主要領導個人在若乾重大事項的抉擇中起着至關重要的決定性作用（註：在高技術領域、或軍隊在戰場上、或在特殊緊急狀態下，這種權利運行機制都是應該的、必要的，然而本處所指的這種現象都出現在正常狀態下的一般行政管理中）。在可以決定一個人的獎懲任免。可以對本單位的任何人、任何事任意說“不”第二，今天，各級領導和領導部門在對下一級的管理中有一條普遍的不成文的規則，即：主要看一把手的態度，主要聽一把手的意見，仿佛只要知道了一把手的意見，就可以躊躇滿志、信心十足的作決定，比如，要求某單位承擔一項並非該單位的職能任務時，上級領導想到需要說服的就只是該單位一把手；假如要對下級單位的人員進行人事調整時候，主要也是聽取一把手的意見；要決定一個單位的分配時，主要需要考慮的也僅是一把手的意見；要某單位作貢獻時，還是只聽取一把手的意見。總之，在一系列重大事情上，無論是地方組織、還是單位企業，其一把手的權力都是至高無上，一言九鼎，上級領導也是常常通過一系列的工作方式明白無誤的告訴所有人：我只聽一把手的意見，一把手一個人可以決定你們（除一把手外的所有人）的一切。這期間當然會根據事情的大小、難易的不同而點綴很多“群眾路線”、“民主程序”的東西，比如會議、討論、座談、調查等等，但是，這些都是應景之作，僅僅只是為符合“公式”而尋找的“聽用”工具，是做給社會和群眾看的，事實上群眾的意見永遠也進不了上級領導的視線。所不同的是，在作出各種抉擇過程中，怎樣具體體現主要領導的意志在操作方面確有高下之分。

其一、成熟、聰明一點的領導要把自己的意志變成組織的莊嚴抉擇時，它會事先與各有關參與抉擇的人士透露自己的意見，讓部署明白自己的意圖。此後再召開有關會議，會上它僅僅很謙虛的扮演主持人的角色，講出會議議題即可，再讓各位與會人員就研究抉擇的問題提出意見（當然這都是它的意思），因為都知道不和領導然“保持一致”的後果，因此決沒有人敢提出和領導不同的觀點。後它主要領導僅僅作一個很客觀的歸納就變成了黨的意見，組織的決定。在這裡，儘管是事先就作了規定，強暴了別人的意志，但在整個會議卻自始至終充滿着“暢所欲言、各抒己見”的高度“民主”。

其二、領導藝術（權威略差一等）稍遜一籌的領導人：在明確了會議議題後，就會在自覺不自覺的情況下表明自己的觀點，建議干或者不同意干，以及為什麼同意或者不同意的原因等等都會一一說來，闡述或者旁徵博引、引經據典，以示實屬必然；或者是政策規定，客觀理由一二三四均娓娓道來，表現出周密思考，必須如此。其實這裡主要領導的事先發言就是定基調，就是暗示。之後再動員班子成員充分、大膽的發表各自意見。對此其他人已經明確了領導的意見，此時最明智的意見就是沒有意見，誰也不願意說出自己不同意的真實意見，反正下一次抉擇時相互之間又投桃報李，這一次就算作我對你的支持，下一次就該你支持我啦，於是在一片民主、和諧的氣氛中形成了組織的決定。

其三、議題遇到部分人員的反對，一時難以形成統一的意見，對此主要領導可以徑自宣布：“就這麼定了，出了問題我負責”。之後就直接進入下一個議題。對此可能有人感到氣憤，但是也沒有任何措施能制止，唯一有的只是感覺無奈。

從上面情況我們可以清晰的看出，所有的組織決定都是“民主的”、合乎有關規定的、好象也是正常的。但事實上在骨子裡卻基本都是主要領導個人意志的產物。

正因為如此，我國社會政治生活中一直流傳着一句既經典、又是黨國悲哀的一條治國從政經驗：“老大難、老大難，老大重視就不難”；另外還有一條，就是現今在從最高層次到鄉鎮的各級領導在部署或總結任何一項工作中，都有一條已經公式化的鐵律：“領導重視”。在這裡，和文明社會水火不相容的人治社會的封建頑症特點簡直體現得可謂淋漓盡致。

正是如此長此以往，一把手自己、群眾都把主要領導看作是上級派來本單位、本部門、本企業的欽差大臣，它（主要領導）和大家既是同一單位的同事，但也更是上級部門派來的超級權臣，所以，當群眾、“同事”知道它要幹什麼事情的時候，都會自然而然的“由衷”的表示“一致同意”，一些投機鑽營者還會大大強調一番領導的英明正確。一些頭腦清醒、確有能力的有志之士，雖然確信該抉擇不妥，但是更加清除主要領導的分量和上級的意圖，與其作無效的反對派，不如屈意附和，當然對現實及權利運行體制弊端的理解也就更加深刻一些。所以，現實中形式方面的民主的東西並不缺乏，只是真是民主的東西顯得太珍貴了一些。再回到北大辭退鄒恆甫的事情上，有關人士證明，辭退鄒恆甫不是張維迎校長一人的意思，而是經過了什麼什麼委員會的討論，仿佛這就說明是經過了民主、公正的程序和形式，沒有個人的感情恩怨了。顯然，這種藉口是非常幼稚的。

北大乃中國著名高等學府，是傳播民主、科學與知識的地方，張維迎院長又是光華管理學院的一院之長，理應對民主、科學管理的內涵理解得比常人更深一些，在踐行民主、科學管理方面也應該更認真、更規範一些。然而，在對鄒恆甫教授的處理問題上，人們有理由對張維迎院長的民主意識、治校能力和一個學者應有的胸襟提出疑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