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在1997年抄袭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显清

Fang Zhouzi Plagiarized CASS Academician Zhang Xianqing in 1997

亦明

【摘要】

1997年年底，方舟子开始在自己掌控的《新语丝》月刊分两期连载《严嵩的末日》一文，该文后来又被方舟子在纸媒体上发表了至少五次。现已查明，除了少量文字抄自朱东润的《张居正大传》之外，这篇文章的其余部分抄自黄山书社1992年出版的《严嵩传》，该书的作者是中国明史专家吴晗的关门弟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学术委员、学部委员张显清先生。而在那之前几年，方舟子曾多次抄袭吴晗的《朱元璋传》。简言之，《严嵩的末日》全文总共五千四百余字，其中明引、暗引史料四十余条，这些引文全都与《严嵩传》中的引文，包括其中的错误，完全相同——除了少数方舟子刻意制造、用来掩盖抄袭痕迹的“细微差别”。而按照方舟子自己的说法，引文错误是美国法庭在认定抄袭剽窃案时使用的“铁证”。方舟子在《严嵩的末日》中制造了15条抄袭铁证。这是迄今为止已经证明的方舟子犯下的第123桩抄袭案，他也因此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犯下“通剽师生罪”的剽窃犯。不仅如此，在炮制《严嵩的末日》一文时，方舟子还使用了他后来用于“假打假”的诸多招术。

【Summary】

Before becoming the notorious “fraud fighter,” Fang Zhouzi was actually a reckless and ruthless fraudster, pretending to be a poet at first and then, after the collapse of the market value of poets, a historian of the Ming Dynasty, mainly by stealing other people’s work. The fact is, in 1997 alone, Fang plagiarized at least 3 times: The Stories about Zhang Juzheng was based on The Biography of the Wanli Emperor by Fan Shuzhi, a history professor at Fudan University; The Stories about Hai Rui was based on The Biography of Hai Rui by Jiang Xingyu, a well-known historian based in Shanghai.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that Fang’s The Final Days of Yan Song, published in two instalments by Fang in his electronic magazine, the New Threads Monthly, in 1997 and 1998, was based almost entirely on The Biography of Yan Song, a book published in 1992 and written by Mr. Zhang Xianqing, a prominent scholar affiliated with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The core of the evidence for Fang’s plagiarism is that the 40+ quotations in his article are essentially identical to what appeared in Zhang’s book, and many of them contain technical errors and factual mistakes, which constitutes the iron-clad evidence for plagiarism in an American court, according to “fraud fighter” Fang when he fights against other people. Ironically, in 1993 and 1994, Fang had repeatedly plagiarized The Biography of Zhu Yuanzhang, a book by Mr. Wu Han, an authority in the history of Ming Dynasty and Zhang Xianqing’s graduate adviser back in the 1960s. This is the 123^rd identified case of plagiarism committed by Fang Zhouzi, who is also arguably the only plagiarist in the world who has stolen from a pair of professor and his student. This paper also shows that in The Final Days of Yan Song, Fang employed several of the fraudulent tactics which would be used later by him in his so called “fraud busting” practice.

我早就指出，由于自小在地主大院中长大，父亲又属于云霄县城里的“高干”，所以方舟子养成了自视甚高、目空一切的“衙内”秉性，以为自己真的是后来新华社“方粉姊妹花”王艳红和刘菊花所吹嘘的“一等一全才”、“网络奇才”。【1】但在进入中国科技大学之后，他才发现，自己的智力仅及常人。但此时，他的成名欲望早已形成，所以他只能通过走歪门邪道来实现自己的“人生设计”，即在理工科大学校园中冒充“反叛诗人”来“成名”。【2】但在进入九十年代后，“诗人牛市”彻底崩盘——连方舟子自己都承认，“‘诗人’几乎就等于是‘骗子’的代名词”【3】——，所以他从1993年开始在互联网上冒充“明史专家”，其实质就是通过抄袭剽窃来“乱侃明史”，如《朱元璋》、《马皇后》、《刘基》、《明初酷刑》、《国子的监狱》等篇就是照抄吴晗的《朱元璋传》。【4】在当时，方舟子肯定以为自己找到了一条成名捷径，所以他才会以“文抄公”自诩。【5】可惜的是，他的“文抄舟”在1993年11月触礁：《华夏文摘》发表了一篇署名“都人”的文章，扒下了“明史专家方舟子”不懂装懂似懂非懂的画皮。【6】令人遗憾的是，那位“都人”没有发现，或者发现了但却没有指出，方舟子的明史文章全部都是盗来的赃物和赝品。也就是因为如此，“都人事件”不仅没能将方舟子的文贼之路彻底堵死，它反倒促使方舟子另辟蹊径，即与人联手创办了《新语丝》杂志，从此正式开启了他的“网络强盗”、“网络恶霸”、“网络骗子”生涯。

因为大权在握，方舟子在沉寂了两、三年之后东山再起，重新披上“明史专家”的道袍继续“乱侃明史”：1997年6月，他在《新语丝》上发表《张居正二三事》；11月，发表《海瑞二三事》；12月和次年1月，发表《严嵩的末日》。现已查明，这三篇文章全部都是抄袭之作：《张居正二三事》抄自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万历传》，作者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樊树志【7】，《海瑞二三事》抄自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海瑞》，作者是上海学者蒋星煜【8】。而本文的目的就是要证明，《严嵩的末日》抄自黄山书社1992年出版的《严嵩传》，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研究员张显清先生，他后来成为该院的学术委员和荣誉学部委员。【9】按照于光远的拥趸申振钰的说法，社科院的学部委员就是所谓的“院士”，所以于光远是“两院院士”。【10】有趣的是，张院士的研究生导师是吴晗院士，因为吴晗是中国科学院的首批学部委员。也就是说，方舟子抄袭《严嵩传》——有人将之与吴晗的《朱元璋传》并列，称之为“明史园地中又一奇葩”【11】——，相当于在文贼历史上创造的一朵硕大无朋的奇葩，即在不到五年内，他不仅连偷两名院士的两朵奇葩，而且，这两朵奇葩的主人还是一对师生，后一朵奇葩是张显清院士献给吴晗院士的“一份祭礼”，以“寄托学生对导师的无尽哀思”。【12】换句话说就是，方舟子是一个如假包换的 “奇葩文贼”，或者说是“文贼中的奇葩”。

事实是，《严嵩的末日》并不是一篇普普通通的“网文”或“帖子”——这是方舟子为其抄袭剽窃行为辩护时使用的一个借口，意即在“网文”或“帖子”中抄袭剽窃是可以的，就像在“科普”文章中抄袭剽窃的认定必须使用与论文完全不同的标准一样【13】——，它实际上是方舟子的非常正规的“作品”，甚至是“经典作品”，因为它是“方舟子的明代人物评传系列”之一，而那个“系列”的目的是“试图把诗歌的热情、科学的严谨融入历史的冷静，为历史的叙述寻找一个既鲜活又客观的新角度。”【14】也就是因为如此，该文在2001年即被长江文艺出版社收入“中国当代文学综合作品集”《黑色青青草》【15】；在2004年被方舟子收入他的“历史随笔”集《江山无限》【16】；在2007年被他送交广东省政协刊物《同舟共进》发表【17】；在2008年被他送交陕西省政协刊物《各界》发表【18】；同年，方舟子又“授权”——意为“收到稿费”——广东人民出版社收入《舟边絮语》一书【19】；在2013年又被方舟子收入《方舟子自选集》【20】。也就是说，在写成之后，这篇文章大约每三年就要被方舟子拿出来骗取一次稿费——俗称“割韭菜”。

简言之，《严嵩的末日》分为上、下两篇、23个自然段，不计标点符号，全文总共5418个字。在这篇文章中，方舟子使用了48对引号，引号内的文字绝大多数是引文，它们几乎全都来自古书。可是，除了屈指可数的几处引文附有含混不清的信息来源之外，这篇文章中的绝大多数引文都没有任何出处。下面，我就大致按照该文中引文出现的顺序对之进行梳理，逐条考证其来源。

没脸没皮的“抄袭大王”，没羞没臊的“打假斗士”

在成为“打假斗士”之前，方舟子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抄袭大王”，仅在1997年就犯下了至少三起剽窃罪。可是，直到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方舟子还在以“打假斗士”自居，动不动就指控谁谁是“抄袭王”、“抄袭大王”。本文证明方舟子在1997年12月发表的《严嵩的末日》抄袭张显清先生的《严嵩传》一书。上图由左至右分别为黄山书社1992年出版的张显清的专著《严嵩传》的封面、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省领导科学研究会主办的《领导文萃》杂志2008年11期下半月转载的方舟子的《奸相严嵩的末日》的首页（作者头像及杂志标志是我加上去的）、方舟子在2021年8、9月间在美国推特上冒充“打假斗士”打击“抄袭大王”的帖子截图。

1、“王廷相语”

《严嵩的末日》以“嘉靖四十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晚上，皇帝居住的西苑永寿宫忽然起了大火”这句话起兴，以嘉靖皇帝应该移居何处为主要噱头。虽然该文的前两段话都是抄袭而来，但方舟子在这篇文章中第一次使用引号却是在第三自然段：

“皇帝长期住在西苑建蘸迎仙，大臣们又多了一份差事：书写献给神仙的青词。严嵩早年是颇负盛名的诗人，‘诗思冲邃闲远’，‘文致明润宛洁’（王廷相语），正是写青词的最佳人选，皇帝对他进献的青词，往往再三把玩，赞赏不已。”【21】

与严嵩相比，“王廷相”的名气要小得多，在《新语丝》的读者圈，绝大多数人很可能都没有听说过这个人。确实，在三百多期《新语丝》中，“王廷相”只出现了这么一次。所以，方舟子引用“王廷相语”来证明“严嵩早年是颇负盛名的诗人”，岂不应该明明白白地告诉自己的读者，这个人到底是谁、他的“语”出现在哪里吗？而方舟子却惜墨如金，双唇紧闭。而恰恰就是这样的遮遮掩掩，反倒勾起了人们的怀疑。果然，用“王廷相”的那两句话来搜索互联网，第一个被击中的目标就是张显清的《严嵩传》：

“严嵩为诗‘务锻炼组织，求合古调’。①凭公而论，他前期诗文在艺术风格上还是有相当成就的。他的诗有一种淡雅美。李梦阳评论说，‘达达者其词，和淡者其词’，称他为‘淡石潭翁’。②王廷相评论说，其诗‘冲淡’，‘素雅’，‘诗思冲邃闲远’，‘文致明润宛洁’。③”【22, p.12】

张显清给出的注释③是：“王廷相：《钤山堂集序》。”

事实是，严嵩的《钤山堂集》有十多篇序文，王序只是其中之一；而王序全文344字，方、张二人共引的那两句话，其上下文是这样的：

“予读大伯宗介溪严先生之集，见其诗思冲邃闲远，在孟襄阳伯仲之间；文致明润宛洁，揆之欧阳子，稍益之奇。未尝不叹服其体格古雅，而卒泽于道德之会也。”【23】

也就是说，方舟子不仅从《钤山堂集》的十余篇序言中独独选中了王序，他还把王序裁剪得与张显清的引文一模一样。事实是，《钤山堂集》是诗文集，所以王廷相才会既赞严嵩的“诗思”，又赞他的“文致”，而后者显然是指严嵩的散文，所以王廷相才会用“欧阳子”——即“唐宋八大家”之一欧阳修——来“揆之”。而方舟子既然只说严嵩是一个“颇负盛名的诗人”，他干嘛要把王廷相赞扬其“文致”的话也搬出来呢？如果方舟子在炫耀自己是“福建省1985年高考语文状元”【24】时，突然冷不丁地说他的“小学数学”非常高明，这不奇怪吗？

可以肯定地说，方舟子之所以能够与张显清“不谋而合”，除了“心心相印”这个原因之外，剩下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抄袭剽窃”。实际上，不仅《严嵩的末日》一文中没有提到“钤山堂集”，在整个新语丝网站——其中几乎囊括了方舟子的全部“作品”，包括他骂人、打架、造谣、泼粪的帖子——，也不曾出现过“钤山”二字。可以有相当的把握说，方舟子可能至今仍不认得那个“钤”字。实际上，你只要注意到方舟子说嘉靖帝对严嵩进献的青词“再三把玩”，就会明白他肚子里到底有几滴墨水。

弱水三千，只取一瓢

严嵩的《钤山堂集》前面附有十多篇序言，其中充满了奉承赞美之辞。但是，方舟子不仅和张显清一样，选中了王廷相的序言，他还和张显清一样，选中了王廷相的两句话，并且把王廷相称赞严嵩“文致”的话拿来证明严嵩的诗写得好。

2、“不可一忍”

《严嵩的末日》中的第二条引文紧接着上段话：

“皇帝常把制成的仙丹赏赐给严嵩试服，这些仙丹其实乃是铅汞化合物之类的毒品，严嵩七八十岁的老人，仍不惜充当小白鼠。从他写给皇帝的实验报告来看，他不仅真的服了，而且非常忠实地报告服后的后果，‘遍身躁痒异常，不可一忍’，‘至冬发为痔疾，痛下淤血二碗’，正是铅汞中毒的症状。”

早在编纂《方舟子抄袭剽窃年谱》这本书时，我就发现，方舟子的抄袭剽窃有两大特点，第一就是趋热性，第二就是连环性。我当时没有说出的是，方舟子的抄袭，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单一性”：“他写文章，必须照抄单一来源，因为来源一多，文本差异就会出现，这会让方舟子感到无所适从。”【7】所以，尽管方舟子没有交代他放在引号中的那22个字来自哪里，但我却有相当的把握地认为，它们十有八九来自《严嵩传》。果然，在《严嵩传》中，有这样的话：

“嘉靖三十四年八月，严嵩再服皇帝所赐‘仙丹’。这次不良反应更为强烈，以致‘遍身燥痒异常，不可一忍’，‘至冬发为痔疾，痛下淤血二碗’，严嵩惶恐。三十五年六月，皇上询问严嵩饮服仙药情形，严嵩报告道：‘伏蒙圣问服药一件，仰惟圣慈惓惓轸念，勉臣以大遭难遇，天高地厚之恩，臣何修得此，无任感激。臣昨岁八月服丹只五十粒，乃致遍身燥热异常，不可一忍。每日滚汤浇洗二次，足满三个月，其痒才息。至冬发为痔疾，痛下淤血二碗，其热始解。盖丹力之重如此，臣因此畏焉。臣闻服药必静养无事，臣诸务繁劳，岂能获益？臣年老至此，福已逾涯，大道恐非凡庸浅薄之人所可得也。惟一念尽忠报主，以祈天之佑而已。伏乞圣明俯察。③”【22, p.103】

张显清给出的注释③是：“严嵩：《嘉靖奏对录》卷一〇《圣问服丹药》，嘉靖三十五年六月十日。”

方舟子显然不知道，与《钤山堂集》相比，《嘉靖奏对录》要罕见得多——在二十一世纪以前，此书只以“珍本”的形式保存在几个大型图书馆中。2013年，中国国家图书馆根据缩印胶片将此书影印，收入《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但该书在市面上仍不多见，所以在孔夫子旧书网上，这本书的要价是1600元；而《嘉靖奏对录》的复印件，最低要价也达三百元。【25】也就是说，方舟子如果否认自己的那段话是抄自张显清，他就不仅要交代自己引文的来源，他还要交代当时正在美国加州献身“分子遗传学前沿研究”【26】的自己，是通过什么渠道看到《嘉靖奏对录》这本书的。实际上，即使方舟子能够给出这两个问题的答案，他对下面这个问题也永远回答不了：你把“不可以忍”抄成“不可一忍”【27】，恰与《严嵩传》一模一样，这是否就是你所说的“技术性错误”，亦即“抄袭的铁证”？【28】

也许有人会说，方舟子真不愧是“科普作家”，既知道仙丹的成分“是铅汞化合物”，又知道“铅汞中毒的症状”。实际上，他的那点儿知识，也是从《严嵩传》里偷来的：

“臣以今日再服丹粒，服后随觉脐腹间如有物转运温满，与前次相同。但上至胸膈，似食饱。臣看得此粒，乃朱砂所制，有银星似汞，味少甜，似和以枣镶，想是合铅汞而成丹也。今服未觉，不知往后何如？①”【22, pp.102-103】

张显清的注释①是：“严嵩：《嘉靖奏对录》卷九《赐服丹粒》，嘉靖三十三年十月九日。”

事实是，“遍身燥痒”——或如方状元所说“躁痒”——也许与铅汞中毒有关，但八月服药后“至冬发为痔疾，痛下淤血二碗”却肯定不是“铅汞中毒的症状”，因为根据医学文献，不论是中文还是英文，不论是中医还是西医，都不曾有相关记载。【29】

抄袭铁证之一：忍无可忍

在《严嵩传》中，张显清抄录了严嵩《嘉靖奏对录》中一份给皇帝的奏疏，但误将其中的“不可以忍”抄成“不可一忍”。而在《严嵩的末日》一文中，方舟子也抄录了同一奏疏中的两句话，其中也把“不可以忍”抄成“不可一忍”。（注：除非另有说明，本文图片中使用的《严嵩的末日》截图，均来自《江山无限》一书，该书经过福建人民出版社责任编辑的少量修正。）

3、“宫闱之变”

方舟子在扯了五百余字的闲篇之后，在第四段重返主题：

“对皇帝要住到哪里，严嵩已经想过了。眼下正在修建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三大殿，工程浩大，淘空了国库，没有多余的人力物力重盖永寿宫。按理皇帝应该回到大内去，这也是众公卿的主张。但是严嵩知道，自从嘉靖二十一年发生了宫女杨金英等人谋杀皇帝的‘宫闱之变’之后，皇上就不敢再回大内去了，一提起大内就心惊胆战，建议皇帝回大内，正是触犯了忌讳。众位公卿只是盼着皇帝回了大内就可恢复朝仪，视理朝政，却也不想想皇帝心里的难处。严嵩的建议是，皇上暂住修饰完整的南宫（重华宫）。”

上面这段话的文眼有两个，第一个就是“宫闱之变”这四个字，它们显然来自《严嵩传》中的这段话：

“嘉靖二十一年，宫女杨金英等谋杀皇帝未遂，史称‘宫闱之变’。自此嘉靖皇帝对大内心怀恐惧，长期移居西苑永寿宫，建蘸迎仙。四十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夜晚，皇帝酒后与所宠宫姬尚美人在貂帐内玩弄烟火，延燃他物，大火顿起，永寿宫付之一炬。”【22, p.344】

还记得方舟子在引出“王廷相语”之前，曾说过“皇帝长期住在西苑建蘸迎仙”吗？上面这段话就是他的来源。可惜的是，当他再次抄袭这段话时，却把自己的马脚露了出来。众所周知，“宫闱之变”乃是一个泛称，就像“军事政变”一样，一般不能被直接用来称呼某个特定的历史事件。果然，按照张显清，嘉靖二十一年那次“宫闱之变”还有其他“史称”：

“一场‘奴婢之变’更加坚定了嘉靖皇帝祟道修仙的决心。他平日虐待宫女，稍不如意，辄令捶楚，以致杖之毙命；还令道士们取用她们的经血炼制长生仙丹。宫女们蓄怨积苦，相谋举事，欲将皇帝勒死。为首者杨金英说：‘咱们下了手罢，强如死在（他）手里。’再加上方皇后、曹端妃、王宁嫔之间争风斗宠之事搅在其间，于是便在皇宫之内发生了一场宫女‘行弑’皇上的奇案。

“嘉靖二十一年（壬寅年）十月二十一日夜晚，皇帝临幸爱妃曹氏宫中，睡之正酣，杨金英等十六名宫女闯入寝宫，用黄花绳勒其颈，黄绞抹布塞其口，钗股刺其胯间，数人踞其身上。皇上气将断绝。无奈宫女们不熟悉结扎绳扣的方法，误为死结，勒之不紧，未能立即使其毙命。正在奄奄一息之际叛变者告密，方皇后率众赶来营救，皇帝脱险。这就是震惊朝野的‘壬寅宫变’。①”【22, pp.80-81】

张显清的注释①是：“‘壬寅宫变’，详见《明世宗实录》卷二六七；张合：《宙载》卷下；徐学谟：《世庙识余录》卷九；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一八《宫婢肆逆》等。”

也就是说，“宫闱之变”的真正“史称”是“壬寅宫变”。确实，在张显清罗列的四篇文献中，没有一篇将之称为“宫闱之变”：“《明世宗实录》卷二六七”【30, pp.5284-5285】、“《宙载》卷下”【31, p.40】都只叙述其事，没有冠名；“《世庙识余录》卷九”则将之称为“壬寅宫变” 【32, p.11】，而“《万历野获编》卷一八”则将之称为“宫婢肆逆”，其中又引“郑端简《今言》”，将之称为“西苑宫人之变” 【33, pp. 469-471】。除了张显清交待的出处之外，《明史·严嵩传》将之称为“宫婢之变”【34, p.7917】；《国榷》将之称为“壬寅西宫之变”【35, p.3634】。方舟子不是说《明史》、《国榷》乃“向来为治明史者所必读”之书吗？【36】既然如此，请问方舟子：你放在引号内的“宫闱之变”这四个字，如果不是抄自《严嵩传》，到底是从哪里搞来的啊？

4、“南宫（重华宫）”

方舟子上面那段话的另一个文眼就是“南宫（重华宫）”这五个字，虽然他并没有使用引号。它们是怎么来的呢？看看《严嵩传》的这段话：

“火后，皇帝暂住玉熙殿，狭隘潮湿。工部尚书雷礼提出永寿宫‘王气攸钟’，宜及时修复；而众公卿则主张皇帝迁回大内，既节省资财，又可恢复朝仪，视朝理政。皇帝问严嵩的意见。严嵩考虑到眼下三大殿工程正在进行，工急费繁，库藏空虚，不宜再兴永寿宫之役，皇帝按理应该驾回大内，但这会触犯忌讳，因此提出请皇帝暂住南宫（重华宫）。南宫虽修饰完整，但在嘉靖皇帝看来同样是一个不吉利的处所。原来明英宗被蒙古也先俘虏放回后，景帝即将其软禁于此，乃为‘逊位受锢之所’。因此皇帝对严嵩的建议大为不悦，说这是‘且欲幽我。’”【22, p.344】

可惜的是，尽管在这段话中使用了三对引号，但张显清却没有交代其中任何一个引文的来源，当然也没有交代他到底是根据什么说“严嵩……请皇帝暂住南宫（重华宫）”。所以，我们只好逐一查阅方舟子指定的那三部“必读书”。

查《明史》，严嵩的建议是“请暂徙南城离宫”【34, p.7918】；查《国榷》，严嵩的建议是“请徙南城之离宫”【35, p.3969】；查《明史纪事本末》，严嵩的建议是“请徙南内”【37, p.828】。既然必读书中没有说“严嵩……请皇帝暂住南宫（重华宫）”，请问方舟子：你这么说的根据是什么？

事实是，不仅“必读书”中没有张显清和方舟子的那个说法，在野史杂书中也没有：王世贞《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就说，严嵩的建议是“请暂徙南城之离宫”【38, p.473】，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也说，严嵩的建议是“请移驻南城”【33, p.49】；潘士藻的《闇然堂类纂》则说是“请幸南内”【39, p.312】。实际上，王世贞还曾专门驳斥《徐文贞公传》中的记载：

“盖永寿既灾，公卿大臣皆欲上还大内而不敢，嵩故测上之不欲归大内也，因请幸南内，上不怿，谓‘南内故英宗皇帝居之，是且欲幽我。’”【40】

根据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闻名遐迩紫禁城：故宫博物院》一书，所谓的“南内”、“南城”、“南宫”，乃是一个“宫殿群”，“明代三内（大内、南内、西苑西内）并峙，全部宫殿786座，约为现存建筑的3倍。”【41, p.4】同样，曾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的单士元也说，所谓的“重华宫”，是“英宗复辟增置南城五离宫之一”。【39, p.178】

最奇的是，根据明朝万历年间太监刘若愚的《酌中志》，重华宫也是一组建筑群，主殿之西的延春宫用于停尸，“凡妃嫔皇子女之丧，皆于此停灵”；东侧的洪庆殿则为“供番佛之所”。【42, pp.3-4】谁都知道，嘉靖皇帝是“好道不好佛”【43, p.45】，虽然不曾“灭佛”，但确曾“抑佛”甚至“废佛”——这是沈德符所说：

“四月八日为释迦生日，所赐亦面食，名不落夹者，从释氏名也。世宗癖佛，改赐期于四月五日，其食亦改新麦面，盖凡属释氏必尽废为快。如大慈恩寺先朝最盛梵刹，宪孝武历朝法王、国师居停者万人，皆仰给天庖。嘉靖初尽革去，驱众番僧于他所。至二十二年遂命毁之，寸椽片瓦亦不存。”【33, p.5】

也就是说，重华宫对于嘉靖皇帝含有三重忌讳：位于南城、与停尸房相近、与敬佛堂相邻。尽管张显清说严嵩在嘉靖四十年已经“耄老智衰，反应迟钝”【22, p.344】，但除非他已经“智衰”得到了痴呆的程度，他都不大可能会“提出请皇帝暂住南宫（重华宫）”这样的建议。实际上，我没有看到任何文献有这样的记载。而方舟子之所以和张显清一样，也以为严嵩建议嘉靖皇帝移徙“南宫”就是“暂住南宫”，并且也以为“南宫”是一座宫殿、又名“重华宫”，只有一个可能的原因，那就是他在照抄《严嵩传》。

5、“逊位受锢之所”

根据《严嵩传》中的“南宫（重华宫）”那段话，方舟子接着写道：

“严嵩自以为考虑得面面俱到，这个建议定会博得皇帝的满心欢喜。不料皇帝听了，大为不高兴：你这是要把我关起来吗？严嵩千算万算，却忘了当年明英宗被也先俘虏放回后，景帝就把他软禁在南宫，因此在嘉靖皇帝看来，南宫乃是‘逊位受锢之所’，大大的不吉利。”

事实是，英宗“受锢之所”根本就不是什么“南宫”，而是“崇质宫”——这是刘若愚所说：

“自东上南门迤南，街东曰永泰门，门内街北则重华宫之前门也。其东有一小台，台有一亭，再东南则崇质宫，俗云黑瓦殿，景泰年间英庙自北狩回所居。”【41, p.4】

据后人考证，崇质宫又名“小南城”，即“狭义南内”所指。【44】而如上所述，据单士元说，“重华宫”是在英宗复辟之后修建的。也就是说，方舟子把英宗“逊位受锢之所”搞差了，并且差得和张显清分毫不爽。

那么，方舟子所说的“逊位受锢之所”这六个字是怎么来的呢？虽然张显清没有交代来源，但它的来源却只有一个，那就是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方舟子一生中只提到《万历野获编》两次，第一次是在2012年“寒战”期间，因为韩寒的《三重门》提到了这本书，方舟子于是拿它当作证据，证明《三重门》的作者不可能“是一个高一语文不及格的人”。【45】也就是说，直到写了《严嵩的末日》之后十五年，方舟子还在以为《万历野获编》是一本罕见深奥的古书。既然如此，以他嗜好“炫耀”和“摆显”的本性【46】，他当年如果真的是从这本高大上的典籍看到“逊位受锢之所”这六个字的，他怎么可能不吵吵嚷嚷得让全世界各国各族革命人民都知道这件事？退一万步说，他也应该在括号中注明这是“沈德符语”啊。显然，方舟子当时是在照抄《严嵩传》，因为张显清没有给出出处，所以他也根本就不知道那六个字来自哪里。

抄袭铁证之二：“南宫（重华宫）”

张显清在其《严嵩传》中说，“严嵩……提出请皇帝暂住南宫（重华宫）”，方舟子也说，严嵩建议“皇上暂住修饰完整的南宫（重华宫）。”但事实是，第一，没有史料证明严嵩曾提出此项建议；第二，明朝皇室在北京的宫殿没有一座正式名为“南宫”；第三，“南宫”、“南城”、“南内”特指一组宫殿群，而不是一个特定的建筑物；第四，重华宫不仅是南城宫殿群中的一座宫殿，它本身也是一个宫殿群；第五，英宗“受锢之所”是“崇质宫”，而不是“重华宫”——它建于英宗复辟之后；第六，重华宫院内既有停尸房（延春宫），又有敬佛堂（洪庆殿），因此它很可能比曾经用来幽禁英宗的崇质宫更让嘉靖帝厌恶。

6、“甘草国老”

紧接着“南宫乃是‘逊位受锢之所’，大大的不吉利”这句话，方舟子写道：

“这就给了精明不在严嵩之下的‘甘草国老’（海瑞语）徐阶一个千载难逢的表现机会。徐阶奏说：三大殿工程确实浩大，但我们正可以利用三大殿工程的‘余料’和人力修复永寿宫，百日之内当可完成。皇帝想着的正是要修复永寿宫，一听徐阶这么说，龙颜大悦，下令马上动工，并钦命徐阶之子督视工程。第二年三月，永寿宫如期修复，皇帝将其改名万寿宫，大庆五日，大赏诸臣，徐阶加官少师，与严嵩平起平坐了，而严嵩仅加禄百石。”

所谓“甘草国老”，乃是中医习语，早在南北朝时就已经出现——这是《本草纲目》中的记载：

“弘景曰：用药犹如立人之制，若多君少臣，多臣少佐，则气力不周也。然检仙经世俗诸方，亦不必皆尔。大抵养命之药多君，养性之药多臣，疗病之药多佐，犹依本性所主，而复斟酌之。上品君中，复有贵贱；臣佐之中，亦复如之。所以门冬、远志，别有君臣； 甘草国老，大黄将军，明其优劣，皆不同秩也。”【47】

“甄权曰：诸药中甘草为君，治七十二种乳石毒，解一千二百般草木毒，调和众药有功

故有国老之号。 ”【48】

“弘景”即陶弘景（公元456-536），乃南朝道士；甄权比陶弘景略晚，也是著名医家，《新唐书》说他隋朝时为秘书省正字，唐贞观年间“已百岁，太宗幸其舍，视饮食，访逮其术，擢朝散大夫，赐几杖衣服。”【49】也就是说，在海瑞之前，“甘草国老”已经在中国流行了一千多年。

前面提到，“明史专家”方舟子梅开二度的处女作是《张居正二三事》，第二篇就是《海瑞二三事》。而在《海瑞二三事》中，方舟子曾说海瑞“投靠首辅徐阶排挤次辅高拱，被徐阶一手提拔”，因此“在出狱后的两年间，换了六七次官职，连升四级”。【50】这样一个人，为什么要在“十几年后”骂其恩公是“甘草国老”呢？

再者说，方舟子后来变成了中国最大的中医黑，而他黑中医的主要靶标就是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曾在“把《本草纲目》翻看了一遍”【51】之前就指斥该书“充斥……谬论”【52】，在“翻看了一遍”之后，更是对之破口大骂，说它“是从历代药书、史书、野史笔记、志异鬼怪东抄一段、西抄一段，不加辨析拼凑而成的，再加上一点自己的幻想。”【53】不仅如此，方舟子还曾因为自己阅读的是“原文无标点”的《本草纲目》而将“鸡子忌同鸡”理解成“鸡蛋不能和下它的鸡一起吃”【54】，并因此发出了“为什么其他的鸡就可以？”这样的“天问”。【55】同样，方舟子黑中药的首选目标就是甘草，曾宣布“孕妇服用甘草能导致早产”、“儿童服用甘草甜素片能导致乳腺发育”、“甘草能降低男子血液中睾酮的含量，导致阳痿、睾丸和阴茎萎缩。”【56】因此，方舟子引“海瑞语”把徐阶说成是“甘草国老”，应该是暗示他为“内阁毒药”才对。可是，根据其下文，他的意思竟然是“两边都不得罪”。更让人不能理解的是，在《严嵩的末日》中，“徐阶”二字总共出现了38次，几乎每次出现都写他刻意与严嵩为敌，千方百计要置严嵩的儿子于死地，以便能够抄严嵩的家。换句话说就是，方舟子引用海瑞的那四字来形容徐阶，不仅是画蛇添足，而且是缘木求鱼。问题是，他为什么要那么干？答案其实非常简单，那就是：他从《严嵩传》中看到了那样的话，于是就顺手牵羊，把它偷来“炫耀才学”。果然，在《严嵩传》中，有这样一段话：

“徐阶……侍奉皇帝既不象夏言那样傲慢怠懈，也不象严嵩那样奸佞柔媚；处理朝政既向往清明，又善施权术；官场争逐既能韬光养晦，又会出奇制胜，是一位弹性很强的有谋略的政治家。……海瑞批评他是‘甘草国老’，‘和柔之义胜，直方之德微。’③……”【22, pp.333-334】

注释③是：“海瑞，《乞治党邪言官疏·附录》，《海瑞集》。”

查《乞治党邪言官疏·附录》，“甘草国老”的上下文是：

“居今之世，欲成天下之事，不得已似亦不可不为调和之剂。然甘草国老，为佐为使则可，存翁以之为君，和柔之义胜，直方之德微，此其所以误也。”【57】

稍通古代汉语之人，都应该明白，上面这两句话，不过就是以中医用药来比喻治国之术，批评徐阶治国，以和稀泥为主，缺乏刚直不阿之气；并不是说徐阶“是‘甘草国老’”。同样的道理，一个人批评某大厨做菜以鸡精为主要调料，并不是骂他“是鸡精”。果然，有人这样翻译上面这段话：

“当今的世道，想成就天下大事，不得已时似乎也不得不作调和剂。然而甘草用作佐料或辅助药物还可以，但徐阶却把它用来调和陛下，使得陛下过于和顺柔弱，而少了刚直果断，这是徐阶的错误。”【58】

而方舟子之所以会在1997年非要引用海瑞的那四个字，并且对海瑞的话做出与张显清完全相同的理解，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他当时根本就不曾读过海瑞的那篇文章，所以他只能学舌张显清，并且顾不上在自己的文章中，徐阶与“甘草国老”没有任何相似之处这个事实。

7、“余料”

除了“甘草国老”之外，上面那段话中被加上引号的“余料”二字也来自《严嵩传》：

“皇帝转而询问次相徐阶。精明的徐阶决不会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他要借此争取皇帝的信任，离间皇帝与严嵩的关系，动摇严嵩的地位。他表现出十分忠诚的样子说：  ‘皇上今居玉熙殿，犹露宿尔， 臣子何忍安枕?’①并且提出修复永寿宫的具体规划，以三大殿工程‘余料’为材料， 由工部尚书雷礼主持施工，百日之内完成。皇帝大悦，俱从所议，并且钦命徐阶之子尚宝司丞徐墦兼工部营缮主事，督视工程。”【22, pp.344-345】

张显清的注释①是：“王世贞：《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卷五《徐阶传》。”查该书，相关文字是：

“会上所居永寿宫灾，徙居玉熙殿，隘甚，以问严嵩。嵩乃请上徙南城。上不怿，更问阶。阶答曰：上今居玉熈，犹露宿尔，臣子何忍安枕。请筴之。今者楚蜀甫息肩，不可复困令伐材；即伐材，亦不可以岁月计。而时方营三殿，有余材，其小而不中程者，以当永寿则尚巨。请以责司空雷礼，可计月而就。上悦，如阶议，而命阶之子尚宝丞璠兼工部主事同阅视。”【38, p.482】

上面这段话，不仅在《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的不同版本中没有异文【59】，即使是在王世贞的《徐文贞公行状》的不同版本中也是如此【60】。也就是说，张显清所说的“余料”乃是徐阶“余材”之变种，但他千不该万不该把那个变种放在了引号之中，结果误导“福建省1985年高考语文状元”方舟子也跟着他引为“余料”。更好笑的是，张显清把徐阶所说的“可计月而就”改成了“百日之内完成”，因此再次把方舟子带入沟中，也说什么“百日之内当可完成。”【61】不过，应该承认，方舟子所说的“人力”，乃是他的独家创造，但这也更暴露出其“伪状元”的嘴脸：“余料”可以从修建三大殿的材料中“余出”，“人力”怎么省啊？

抄袭铁证之三：“余料”与“百日之内”

张显清在《严嵩传》中引用王世贞的《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讲述徐阶请修永寿宫的故事，但误将徐阶所说的“余材”写成“余料”，并且将这两个字放在了引号之中。而方舟子在讲述这个故事时，不仅也把“余料”二字放在了引号之中，他还把张显清杜撰的“百日之内完成”也抄了过来，说那是“徐阶奏说”。而事实是，徐阶说的是“可计月（或日）而就”。（注：上图显示王世贞《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的三个不同刻本，由左至右分别为“钦定四库全书本”、万历四十五年茅元仪刻本、《泽古斋重钞》刻本。）

8、“大、小宰相”

这是《严嵩的末日》第七段话的上半部分：

“严嵩开始失宠了！这几年来他的确老了，精力大不如以前，政事都要事先跟严世蕃商量，人称‘大、小宰相’，又说是‘皇上不能一日无嵩，嵩又不能一日无其子’。偏偏在嘉靖四十年五月严老夫人去世，严世蕃要丁忧守制三年，不能跟随老爹到西苑直庐办公，便乾脆整天躲在家里跟姬妾们鬼混，父亲从直庐遣人走问政事，他也只是敷衍了事。这样，严嵩的奏对就越来越不称圣意，他在皇帝心目中的份量也就一直往下掉。”

毫无疑问，方舟子放在引号中的那21个字，都是从《严嵩传》中抄来的。只不过是，在《严嵩传》中，并没有“大、小宰相”这四个字，张显清只是在介绍杨继盛的《请诛贼臣疏》时，写了这样一句话：

“京师官民深恨其父子并专权柄，故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说，又有‘此时父子两阁老，他日一家尽狱囚’的歌谣。”【22, p.234】

实际上，“大、小丞相”的说法流传至今，从相传是王世贞所作的剧本《鸣凤记》和冯梦龙所作的小说《沈小霞相会出师表》，到四百多年后的老舍所作的京剧剧本《青霞丹雪》【62】，都明用此典。不仅如此，在方舟子之前，根本就找不到“大、小宰相”这样的说法。那么，方舟子为什么要把“大、小丞相”改成“大、小宰相”呢？

原来，方舟子之所以敢于铤而走险，妄想通过抄袭剽窃来达到自己“成名”这个人生目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信奉“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这个大盗理——这是他在冒充“打假斗士”时说的话：

“中国历史上盛行的是‘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我们从小就在老师指导下学习如何背下范文应付作文考试，养成了抄袭的习惯。”【63】

显然，方舟子以为他自己是个“会抄”之人，所以他才会以“文抄公”自诩，并且还敢开班授课，传授“蒙世绝招”，而这个“绝招”中的关键，就是制造一些“细微差别”，以便在事发之际，当作狡辩的依据——这是他在以“文抄公”自居时说的话：

“从沈阳某小诗人的诗作拉来当一句，从海南岛某打工仔的习作拉来当第二句，再从马来西亚的报屁股找出第三句……天马行空，让你找得到第一句的出处，楞是找不出第二句第三句第ｎ句的来历，想指控我抄袭？证据的没有！当然，最好这第一句的来历也不能让你们瞧出来，作点加工还是必要的嘛，加上或去掉一两个形容词、副词，换下人名地名花名树名，掉一下头去一下尾，一首大作如是出笼，而且可以问心无愧，‘永不羞愧，永不道歉’。”【64】

也就是说，方舟子之所以要把“大、小丞相”改成“大、小宰相”，最可能的原因就是在使用这个“做贼绝招”——就像他在抄袭樊树志时，非要把该书中出现了无数次的“元辅张先生”改成“首辅张先生”一样。【7】

9、“皇上不能一日无嵩”

那么，方舟子上段话中的“皇上不能一日无嵩，嵩又不能一日无其子”是怎么来的呢？看看《严嵩传》中的这段话：

“严嵩耄老智衰，反应迟钝，诸事皆依仗爱子世蕃谋划处置，因此时人有‘皇上不能一日无嵩，嵩又不能一日无其子’之说。但在嘉靖四十年五月严嵩夫人逝世以后，严世蕃丁忧守孝，虽干政如故，但已不能象以往那样随便进入西苑直庐代父议事，而且趁居忧之机，拥姬狎客，大肆淫纵，对父亲飞札走问之事亦不甚用心。有时皇帝问事，太监在旁催促，立等回答，严嵩无奈，只得以己意奏对，往往失当。这次永寿宫对答，他只想到了要避讳大内，而对避讳南内则没有反映过来。谁知这竟成为决定他晚年命运的一大失误。”【22, p.344】

虽然张显清把那17个字放在了引号之中，但他却没有交代引文来自何处。这是为什么呢？答曰：那个引文是他自己的“创作”，其灵感来自《明史纪事本末》——实际上，他的那一段话也全都来自那本书：

“先是，严嵩在内阁，凡御札下问，辞旨深奥。西苑玄修，圣躬卧起不常，外廷得失，时廑于怀。内侍传出，或早或暮。嵩耄而智昏，多瞠目不能解。世蕃一见跃然，揣摩曲中，据之奏答，悉当上意。又阴结内侍，纤悉驰报，报必重赉。每事必先有以待，上益喜。盖上不能一日亡嵩，嵩又不能一日亡其子也。专政既久，诸司以事请裁，嵩必曰：‘与小儿议之。’甚曰：‘与东楼议之。’东楼，世蕃别号也。世蕃益自恣，一时无行之士，债帅墨吏，群然趋之。嵩妻欧阳氏尝语嵩曰：‘不记钤山堂二十年清寂耶！’嵩甚愧之，驭世蕃尤严。欧阳氏卒，世蕃当护丧归，嵩上言：‘臣老无他子，乞留侍。’许之。以孙鹄代行，世蕃因大佚乐，干预各司事如故。然不得入直房代议，间飞札走问，则世蕃方拥诸姬狎客，征逐胡卢，不甚了了，亦不能得当如往时。中使守直房迫促，嵩引领待片纸，不得至，乃自以意对。既至，追还复改，大抵故步皆失。”【37, pp.827-828】

也就是说，“皇上不能一日无嵩，嵩又不能一日无其子”这17个字乃是“盖上不能一日亡嵩，嵩又不能一日亡其子也”这18个字的变种。而方舟子只会照葫芦画瓢，所以他把那17个字也放进引号之中，结果成了名副其实的“请君入瓮”。

实际上，根据上下文观之，谷应泰的那18个字完全是他自己的说法，而谷应泰生于泰昌元年（公元1620年），严嵩死于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前后，两人相隔了半个多世纪。所以，张显清说那是“时人之说”，显然于理不合。而方舟子虽然没有照抄那四个字，但却将之“改写”成“人称”二字，并且与“时人”所说的“大、小宰相”并列，其结果就相当于在自己“入瓮”之后，又随手把瓮盖给盖上、拧死。

另外，显然是因为张显清没有给“飞札走问”、“拥姬狎客”这几个字加上引号，结果导致方舟子不知道那是“其来有自”——连《明史》都说严世蕃“聚狎客，拥艳姬”【34, p.5570】，即“拥姬狎客”乃为二事——，所以他就顺手把“飞札”、“狎客”删去。这不仅凸显其“伪状元”本色，而且还彰显其“真文贼”嘴脸。

抄袭铁证之四：“皇上不能一日无嵩，嵩又不能一日无其子”

根据张显清在《严嵩传》中的说法，严嵩当政之时，流行“皇上不能一日无嵩，嵩又不能一日无其子”的说法；而方舟子也那么说。而实际上，那个说法是《明史纪事本末》的作者谷应泰的一家之说，并且，其原文是“盖上不能一日亡嵩，嵩又不能一日亡其子也。”不仅如此，谷应泰出生之时，严嵩已经死去五十多年，因此他根本就不是严嵩的“（同）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