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自人民网
作者：袁进
标题：重新审视新文学的起源 (2)——在牛津大学的演讲


2007年03月12日


　　最能代表文学作为语言艺术的体裁是诗歌，西方传教士对汉语诗歌的影响也是很大的。传教士要翻译基督教的赞美诗，传教的需要和他们的汉语水准都不允许他们把赞美诗的翻译格律化。于是他们翻译了大量的欧化白话诗。中国古代也有运用口语的白话诗，不过那运用的是古代的口语，不是现代的口语，如《诗经》、《乐府》等等。胡适自己认为，现代白话诗是由他发明的，其实不然。西方传教士在翻译基督教赞美诗时，为了帮助信徒快速理解，有不少传教士就把它翻译成白话诗，现从19世纪70年代的出版物中举出若干例证（原文无标点，只有句逗）：

　　“有位朋友，别人难比，爱何等大，胜似兄弟，疼爱兄弟，爱何等大；世上朋友，有时离你，今日爱你，明日恨你，只有这位，总不误你，爱何等大！”

　　“早起看见轻霜薄雪，没到日中已经消灭。花开满树眼前富贵，一阵风来忽然吹卸。”

　　这些诗已经开始把古代白话诗的以单音节为主转变为现代白话诗的以双音节为主，不讲平仄，不讲古诗格律，它们数量众多，比起胡适“两个黄蝴蝶，双双天上飞”的“缠了足又放”的白话诗，在白话文的运用上，似乎要更加大胆，更加贴近普通老百姓。

　　我们可以看到，早在五四新文学问世之前，运用类似于现代汉语的欧化白话文创作的文学作品已经存在，除了戏剧目前尚未发现外，小说、散文、诗歌等各种文体都已作了颇为有益的尝试，在欧化程度上有的作品甚至超过了新文学前期的作品。这些欧化白话文作品不绝如缕，在教会出版物中一直延续下来，直到五四白话文运动。

　　颇有意思的是，这些作品虽然问世已经接近半个世纪，但是它们对新文学作家似乎毫无影响。新文学作家在说到自己的创作时，几乎都没有提到西方传教士的中文翻译作品对他们的影响。他们几乎都认为自己的创作主要接受的是外国小说的影响，或者是阅读外文原著或英译本，或者是阅读林纾等非西方传教士的中译本，仿佛西方传教士的欧化白话文译本从来就没有存在过。甚至连许地山这样的基督徒作家都没有提及西方传教士的白话文对他的影响。对于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需要作专门的分析。而这本身也许就是西方传教士的欧化白话文文本后来被历史遮蔽的主要原因。但不管怎样，正因为新文学作家也是接受外国小说的影响，用外国文学的资源来改造中国文学，所以他们所用的欧化白话与西方传教士可谓是殊途同归。

　　新文学作家没有提到西方传教士欧化白话文对当时社会的影响，是否这一影响就不存在呢？平心而论，西方传教士的欧化白话文本，对当时的基督徒以及靠拢教会的平民不会没有影响。其实，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时期，并不是没有人发现五四白话文与西方传教士白话文的相似之处。周作人在1920年就曾经提到：“我记得从前有人反对新文学，说这些文章并不能算新，因为都是从《马太福音》出来的；当时觉得他的话很是可笑，现在想起来反要佩服他的先觉：《马太福音》的确是中国最早的欧化的文学的国语，我又预计他与中国新文学的前途有极大极深的关系。”可见，早在1920年之前，新文学创作初起之际，就有人发现它与西方传教士所用的翻译白话之间的联系，只是当时的新文学家不愿承认罢了。这一发现其实非常重要，这说明当时有读者是因为先看到了西方传教士的欧化白话文译本，在这个基础上才接受或者反对新文学的，而对这些读者来说，新文学的欧化白话已经不是新鲜事，他们很容易就能够辨别新文学的语言。

　　西方传教士对于新文学的影响，不仅在于提供了最早的欧化白话文的文本；更在于在汉语的语法、词汇、语音三方面，都推动了现代汉语的建立。一般人都能看到汉语语法、词汇在近代受到的外来影响：外来新事物带来大量的新词汇，汉语最早的语法专著《马氏文通》就是在外国语法启示下成书的。但是一般人可能会觉得，汉字的语音是中国人自己确定的，与西方传教士又有什么关系？其实，西方传教士对汉字语音的认定作出过重要贡献。汉字是表形文字，而不是表音文字，它不能直接读出字音。中国古代用来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是“释音”、“反切”、“四声”，这一套注音方式是为培养士大夫服务的，因为它是用汉字本身作为注音系统，用浅显的汉字来注明较难读汉字的读音，或者用前一汉字的声母加上后一汉字的韵母连读。这些方法都需要以认识相当数量的汉字作为读音的基础，假如不认识用来注音的汉字，也就无法读出被注音字的读音。但是，这套注音系统很不适合西方传教士，他们的母语所用的文字基本上都是表音文字，用字母表音是他们的常识，但是汉语就完全不同了，它是象形文字，文字与读音之间缺少表音文字那样密切的联系。传教士晁俊秀说：“对于一个欧洲人来说，汉语的发音尤其困难，永远是个障碍，简直是不可逾越的障碍。”他们要尽快学会中文，很自然地就运用母语的字母给汉字注音，明末的西方传教士提出了最早的汉语拼音方案，晚清的传教士又继续提出各种为官话、方言注音的方案。这些方案至少有十多种。这些拼音方案进入了实践，小孩子通过几天的注音学习可以很快掌握注音方法，实现以前要花几年乃至十几年才能实现的阅读。西方传教士相信，用拼音改革汉字可以作为“一种使西方的科学和经验能够对一个民族的发展有帮助的最好贡献”。这样的一种文字，“是产生一条达到文盲心中去最直接的路”。中国最早的汉字拼音文本是19世纪产生的各种方言《圣经》，在厦门的拼音《圣经》曾经卖掉四万多部，甚至出现了完全用罗马字母拼音构成的方言报纸。后来，西方传教士用字母为汉字注音的方式给中国学者打开了思路，启发了他们，并且成为他们改革汉语文字的努力方向。但是，在西方传教士看来，既然用字母注音可以取代汉字，汉字的存留也就成了问题。这也成为后来中国语言学界的重要争论之一。

　　1898年，裘廷梁在《苏报》发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成为白话文运动的发轫之作，其中就提到：“耶氏之传教也，不用希语，而用阿拉密克之盖立里土白。以希语古雅，非文学士不晓也。后世传耶教者，皆深明此意，所至则以其地俗语，译《旧约》、《新约》。”晚清白话文运动的许多白话作品，也具有欧化白话的倾向。不少人也提出了汉字“拉丁化”的设想，吴稚晖、钱玄同等人甚至认为“汉字不灭，中国必亡”。从西方传教士到晚清白话文运动，再到五四白话文运动，构成了一条欧化白话文在近代的发展线索。明乎此，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五四白话文运动可以做到几个人振臂一呼，就能够群山响应。接受欧化白话文的社会基础已经酝酿了几十年了。语言是文学的基础，文学是语言艺术的集中表现。我们寻找五四新文学的起源，应该看到西方传教士对此曾经作出过贡献。

　　调整现代文学研究的视野

　　欧化白话文改造了汉语，促使汉语精细化、明确化，扩大了汉语的表现能力，但导致了不少传统文化内涵的失落，使汉语变得“平面化”，失去了原有的厚度。

　　欧化白话文改造了汉语，促使汉语精细化、明确化，扩大了汉语的表现能力。但是语言是文化的表现，汉语欧化的结果，也导致了不少传统文化内涵的失落，使汉语变得“平面化”，失去了原有的厚度。现代汉语语法体系是从《马氏文通》发展而来的，陈寅恪曾经批评《马氏文通》的做法：“今日印欧语系化之文法，即《马氏文通》格义式之文法，既不宜施之于不同语系之中国语文，而与汉语同系之语言比较研究，又在草昧时期，中国语文真正文法，尚未能确立，”他认为，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摆脱西方传教士影响的中国真正文法，并没有建立起来。他担心汉语的欧化语法会导致中国文化的失落，他甚至警告当时的语言学家：“从事比较语言之学，必具一历史观念，而具有历史观念者，必不能认贼作父，自乱其宗统也。”20年代还曾经发生过十教授联名发表宣言，拒绝汉语的欧化，要求汉语恢复传统。就是在主流文学内部，也曾经出现对欧化白话文的反思。瞿秋白认为：五四白话文“造成一种风气：完全不顾口头上的中国言语的习惯，而采用许多古文文法，欧洲文的文法，日本文的文法，写成一种读不出来的所谓白话，即使读得出来，也是听不惯的所谓白话。”寒生（阳翰笙）也认为：“现在的白话文，已经欧化、日化、文言化，以至形成一种四不像的新式文言‘中国洋话’去了。”对于当时的白话受到欧化影响，他们的看法与陈寅恪以及十教授倒是一致的。只是这些抗拒欧化的努力，由于不是主流，后来被历史遮蔽了。

　　19世纪欧化白话文的重新发现，使得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和调整目前的现代文学研究。

　　首先，现代文学研究的时段必须改变，原来的现代文学研究从1917年的新文化运动开始，后来上推到1915年，甚至上推到1898年。但是欧化白话文作为新文学先驱的存在，需要我们把研究时段延伸到西方传教士的中文传教活动。正如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大师布罗代尔早就指出的：长时段的对对象的审视，也许更能说明问题。

　　其次，我们以往的研究，把汉语书面语从文言到现代白话的转变仅仅看成是汉语内部的转变，很可能低估了近代“西化”、“全球化”的力量。如果忽视了西方传教士用中文创作翻译的作品和他们改造汉语的努力，就只能在我们中国作家内部寻找近代文学变革的因果关系。而西方传教士是外国人，他们的汉语文学活动也不能进入我们的文学史，这种做法遮蔽了我们的视野，也掩盖了近现代文学史上“中西古今”互动的某些历史真相。

　　第三，我们以往对现代文学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是继承了胡适这批学者，以一种进化论的观念，来看待白话取代文言，这往往把历史简化了；其实其中的关系要复杂得多。晚清的文学现代化过程，有着多种选择的可能性。看不到这种复杂性，我们就无法理解：为什么像王国维、陈寅恪这样从来就主张现代化的学者，王国维会去自杀，而陈寅恪会认为王国维的自杀是殉文化，为什么陈寅恪这时会认为中国的文化已经凋零到需要有人来殉了。研究新文学的成长，必须把它与旧文学的衰亡结合在一起研究，才能更清楚地看出历史的演变脉络。

　　最后，我们重新审视这段历史，考察西方传教士的汉语文学活动，也许能够对“全球化”、“殖民化”、“帝国主义”在文化上的影响及其方式，产生更深入的认识。如果我们不把“现代化”只看作“西化”，那么我们就需要对现有的“现代化”趋势和理念作出反思。在文学史研究上，我们就应当对从西方传教士开始的欧化白话文作出新的反思，重新思考全球化和殖民主义的特点，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化现代化”问题，重新思考和评价中国近代古今、中西、雅俗三大矛盾冲突的背景与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