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观察哨:从辞退教授看北大光华学院的权利结构和民主意识 |
| 送交者: cqwjkxq 2007年08月15日00:00:00 于 [教育学术]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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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哨 ：从辞退教授看北大光华学院的权利结构和民主意识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ab842e010008y2.html 据说，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要辞退教授邹恒甫，其理由就是“过去几年很少到校上课，未承担教职员工责任并违反了光华管理学院制度(在外面兼职)”。仅从透露出的这些信息看，张维迎的作法是否妥当显然值得商榷。 一、如果真长达“几年很少到校上课”属实，校方主要领导是否是否首先应该检讨。为什么一个教师可以“几年很少到校上课”，对这种现象进行分析不外乎可以得出三种可能的判断：1、张维迎有明显的管理失职过错。学校的一名在职员工，出现了“长达几年很少上课”，其性质且是“违反了光华管理学院制度”的行为，既然如此，为什么此前熟视无睹？你堂堂北大，教授的专业还是“管理”，怎么竟然在本校的管理方面出现如此松懈、混乱的现象，试问：一个学生可以几年不到校上课吗？一个工人胆敢几年不出勤吗？一个公务员胆敢几年不上班吗？可以肯定的回答，这是任何一个管理正常的单位所不能允许的，也是任何一个有一点起码管理能力的领导所不能容忍的，不幸的是在你北大的光华管理学院出现了，作为一校之长的张维迎是不是首先难辞其咎，邹恒甫的处理倒是次之（当然。我们不排除邹恒甫教授自身也有值得反思的地方）；2、假如学校在此之前对邹恒甫有过告诫而邹恒甫仍然一意孤行，那么校方作出辞退的处理也许还勉强可以成立，但是，在公布出来信息里看不出来张维迎有这样的属于人性化管理，也是属于管理程序化方面的基本动作。有辱斯文呀。3、张维迎对邹恒甫“几年不到校上课”的问题已经发现，且也知道这种行为“违反了光华管理学院制度”，但就是不制止、不批评，这是为什么，是欲擒故纵？还是故设圈套？或是暗设陷阱？如果不是，为什么不接触？不批评？如果是，那么上级有意设套借故收拾下级，此手法也就未免太卑劣了，这种心理也就太阴暗、太恐怖了。因此无论怎样，张维迎的作法都值得疑问。 二、邹恒甫违反了光华管理学院制度的“错误”事实是在外面兼职。对此说法外界没有资格怀疑。问题是这种“在外面兼职”的现象是否仅有邹恒甫一人？北大还有没有类似的现象？据笔者所知，现在大专院校的教授在外面兼职的肯定不是少数，在外面当顾问、讲学的恐怕也不是个别现象，特别是一些兼有学者和学院领导头衔的人在外面兼职，当企业的所谓独立董事的更不是少数，有的还是一人兼当几户企业的独立董事，名曰“独立”，其实受车马费的诱惑和由于受专业知识方面的限制，既不敢、也没有能力和精力，站在公允和投资者的角度，就企业生产经营的一些重大问题发表一些有见解、有价值的独立观点，也没有表现出一个正直的学者不畏权贵、不为利益所动、而对真理的孜孜追求的精神，看重的其实就是那一年少则几万，多则十几万、几十万的车马费，所作的就是千方百计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各种利益，尽量以“改革创新和理论探索”的名义为企业既定的各种抉择进行理论包装和学理诠释，这样一方面以此去愚弄社会公众，一方面以此向政府监管部门游说求情，争得更大的政策保护。当然就独董角色而言谁是鱼，谁是龙不好一概而论。但是学者乐于当公司独董却是一个不争的社会现象，你北大有没有，仅仅只有邹恒甫一人吗？如果还有其他人也有兼职现象，不知道张维迎校长会怎么处理，但如果张维迎先生仅仅辞退邹愀Γ饣褂幸坏憧凸酃奈兜溃克登嵋坏闶橇斓家帐跷侍猓档蒙羁桃坏闫涫凳且桓隽斓嫉幕舅刂屎鸵桓鋈说牡赖缕分饰侍狻?/p> 三、据说，辞退邹恒甫的决定不是一个人的决定，而是校务委员会决定的。 对此笔者毫不怀疑北大有关人士的说法，但问题的要害也就恰恰在这里。所谓的经过“校务委员会”的讨论在这里估计完全只是一个形式，有了院长的观点，有了主要领导的意见，这些民主的程序、原则都不可避免的会成为摆设和躯壳。在这样的权利机制下，在民主的校务委员会会议上谁敢说“不”？可以肯定的说，作为民主制度产物的各种“组织”“委员会”“办公会”“※※※务会”“※委会”，在很多实权部门的多数情况下都只是一个体现“一把手”意志的一个御用工具，“组织”始终按照领导（主要是一把手，下同）的意志行事，“组织”始终为领导的需要鸣锣开道，“组织”始终仅仅是领导实现意愿的一个傀儡。对于这一点如果有谁还在怀疑的话，如果不是幼稚，那一定是在有意撒谎。 为什么会出现今天这种明显不正常的社会现象，最直接的原因只有两个方面：第一，个人权利过渡集中。今天社会中绝大多数单位的职能、权利，说是某某组织的职能，其实，往往是很多重要的抉择权就掌握主要领导一个人手中。整个社会已经呈现权利行业化，行业部门化，部门单位化，单位个人化，人格化的普遍现象。一些重大的事项是否办理、怎样办理，是它（一把手，下同）说了算；大额经费的开支使用问题，是它说了算；对人员奖惩任用问题，它说了算；总之，主要领导可以决定一系列大事情，或者说主要领导个人在若干重大事项的抉择中起着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作用（注：在高技术领域、或军队在战场上、或在特殊紧急状态下，这种权利运行机制都是应该的、必要的，然而本处所指的这种现象都出现在正常状态下的一般行政管理中）。在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奖惩任免。可以对本单位的任何人、任何事任意说“不”第二，今天，各级领导和领导部门在对下一级的管理中有一条普遍的不成文的规则，即：主要看一把手的态度，主要听一把手的意见，仿佛只要知道了一把手的意见，就可以踌躇满志、信心十足的作决定，比如，要求某单位承担一项并非该单位的职能任务时，上级领导想到需要说服的就只是该单位一把手；假如要对下级单位的人员进行人事调整时候，主要也是听取一把手的意见；要决定一个单位的分配时，主要需要考虑的也仅是一把手的意见；要某单位作贡献时，还是只听取一把手的意见。总之，在一系列重大事情上，无论是地方组织、还是单位企业，其一把手的权力都是至高无上，一言九鼎，上级领导也是常常通过一系列的工作方式明白无误的告诉所有人：我只听一把手的意见，一把手一个人可以决定你们（除一把手外的所有人）的一切。这期间当然会根据事情的大小、难易的不同而点缀很多“群众路线”、“民主程序”的东西，比如会议、讨论、座谈、调查等等，但是，这些都是应景之作，仅仅只是为符合“公式”而寻找的“听用”工具，是做给社会和群众看的，事实上群众的意见永远也进不了上级领导的视线。所不同的是，在作出各种抉择过程中，怎样具体体现主要领导的意志在操作方面确有高下之分。 其一、成熟、聪明一点的领导要把自己的意志变成组织的庄严抉择时，它会事先与各有关参与抉择的人士透露自己的意见，让部署明白自己的意图。此后再召开有关会议，会上它仅仅很谦虚的扮演主持人的角色，讲出会议议题即可，再让各位与会人员就研究抉择的问题提出意见（当然这都是它的意思），因为都知道不和领导然“保持一致”的后果，因此决没有人敢提出和领导不同的观点。后它主要领导仅仅作一个很客观的归纳就变成了党的意见，组织的决定。在这里，尽管是事先就作了规定，强暴了别人的意志，但在整个会议却自始至终充满着“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的高度“民主”。 其二、领导艺术（权威略差一等）稍逊一筹的领导人：在明确了会议议题后，就会在自觉不自觉的情况下表明自己的观点，建议干或者不同意干，以及为什么同意或者不同意的原因等等都会一一说来，阐述或者旁征博引、引经据典，以示实属必然；或者是政策规定，客观理由一二三四均娓娓道来，表现出周密思考，必须如此。其实这里主要领导的事先发言就是定基调，就是暗示。之后再动员班子成员充分、大胆的发表各自意见。对此其他人已经明确了领导的意见，此时最明智的意见就是没有意见，谁也不愿意说出自己不同意的真实意见，反正下一次抉择时相互之间又投桃报李，这一次就算作我对你的支持，下一次就该你支持我啦，于是在一片民主、和谐的气氛中形成了组织的决定。 其三、议题遇到部分人员的反对，一时难以形成统一的意见，对此主要领导可以径自宣布：“就这么定了，出了问题我负责”。之后就直接进入下一个议题。对此可能有人感到气愤，但是也没有任何措施能制止，唯一有的只是感觉无奈。 从上面情况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出，所有的组织决定都是“民主的”、合乎有关规定的、好象也是正常的。但事实上在骨子里却基本都是主要领导个人意志的产物。 正因为如此，我国社会政治生活中一直流传着一句既经典、又是党国悲哀的一条治国从政经验：“老大难、老大难，老大重视就不难”；另外还有一条，就是现今在从最高层次到乡镇的各级领导在部署或总结任何一项工作中，都有一条已经公式化的铁律：“领导重视”。在这里，和文明社会水火不相容的人治社会的封建顽症特点简直体现得可谓淋漓尽致。 正是如此长此以往，一把手自己、群众都把主要领导看作是上级派来本单位、本部门、本企业的钦差大臣，它（主要领导）和大家既是同一单位的同事，但也更是上级部门派来的超级权臣，所以，当群众、“同事”知道它要干什么事情的时候，都会自然而然的“由衷”的表示“一致同意”，一些投机钻营者还会大大强调一番领导的英明正确。一些头脑清醒、确有能力的有志之士，虽然确信该抉择不妥，但是更加清除主要领导的分量和上级的意图，与其作无效的反对派，不如屈意附和，当然对现实及权利运行体制弊端的理解也就更加深刻一些。所以，现实中形式方面的民主的东西并不缺乏，只是真是民主的东西显得太珍贵了一些。再回到北大辞退邹恒甫的事情上，有关人士证明，辞退邹恒甫不是张维迎校长一人的意思，而是经过了什么什么委员会的讨论，仿佛这就说明是经过了民主、公正的程序和形式，没有个人的感情恩怨了。显然，这种借口是非常幼稚的。 北大乃中国著名高等学府，是传播民主、科学与知识的地方，张维迎院长又是光华管理学院的一院之长，理应对民主、科学管理的内涵理解得比常人更深一些，在践行民主、科学管理方面也应该更认真、更规范一些。然而，在对邹恒甫教授的处理问题上，人们有理由对张维迎院长的民主意识、治校能力和一个学者应有的胸襟提出疑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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