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我家住过的四合院，虽然不是两进，三进的深宅大院。解放前那院子的主人也大小是个人物，一家人住在里面，还是满舒服的。四间北屋是正房，起架很高，足有三米多，进深也比东西厢房深不少，真是高大，宽敞，豁亮。我老妈总抱怨一辈子没住上北房，有一年北屋牛家搬走了，我家可以用三间西房换两间北房，丈量一下，面积是一点不吃亏，要是把高度也考虑进去，安立方米算，还赚不少。可老娘又说，大儿大女的，还是三间比两间住着方便些，就还住西屋，我家堂屋就一直是我哥独占。

东西厢房各三间，比北屋略矮些，南房四间，就更矮了，西南角，有个过道，盖了三间小方，分别是水房和男，女厕所。我记得那时冬天冷，水管子常冻上，要用热水浇，我依稀记得文革前还真有掏粪工人背着大木桶来院里掏粪，他们还总从我家门前过，(见图，这是必经之路) 真是很臭，但大人不让孩子们捂鼻子，并说国家主席都和掏粪工人握手，我们更不能嫌臭，我当时心里就嘀咕，时传祥和刘主席握手时肯定没背着粪桶。现在想来大人这么做是对的，是出于对掏粪工人的尊重。

除了正院外还有汽车库和一个小垮院，垮院里一间低矮南房原是仓库，也早和车库一样住上人家了。随着胡同公共厕所的建立，80年代后水管也都接到各家去了。水房和厕所也都先后住上了人。

水房和厕所这小过道里住进了哥俩，他们的父亲是文革中被整死的，他们搬过来时，他们的母亲也已去世了。就兄弟俩，哥哥在公共汽车公司开车，后来顺理成章地娶了个当售票员的媳妇，没有公婆，媳妇因从小寄养乡下姨家和娘家妈也不亲。婚事都是自己张罗的，生了孩子，请不起保姆也是夫妻俩倒班带大的，孩子还先天失明，同仁医院都治不了，苍天也眼，让他们访到了一位中医老太太，喝了几个月汤居然治好了。所以我一直很信中医，但可惜难遇高手。

几个月的婴儿每天灌汤药，当时他们还没有煤气，早4点半孩子妈就起来生火，熬药，一定要先灌药，过半小时药没吐出来，再喂牛奶，如果药吐了，还得再灌一次。
这孩子长大后，不光视力好，学习也好，父母也从不给孩子压力。现在孩子都大学毕业了。他们也早就苦尽甜来，后来这哥哥给私人老板开车，钱挣得多多了，但求安稳还是又进了政府机关开车。

弟弟有智力障碍，但也不实傻，落实政策时就把他招到我父亲单位了，单位里老同志还都挺关照他，有一位老同志还帮他建帐户，每月定期存钱为娶媳妇，后来他还真娶了个腰腿有残疾，要架双拐，可是智力健全，在残疾人工厂当会计的媳妇，还生了个儿子。别看这当爹的傻，和老婆吵起架来脸红脖子粗的不让份，疼起儿子来一点不含糊。可他毕竟缺点心眼，有时分不清什么是玩笑，别人逗他儿子玩，他也能跟人急。后来他老婆的小厂倒闭了，他们住的房墙上开个窗户就是另一条胡同，当时电话还不普及，他老婆装个公用电话，顺便卖点香烟，火柴等小零碎，也能挣个零用钱，他又有个铁饭碗，一家三口虽属弱势群体倒也过得热热闹闹---老天饿不死瞎家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