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報紙和網絡上都赫然的報道了“丈夫拒簽手術單，致產婦死亡”的新聞，剛開始還以為是媒體用來吸引眼球的故事，也就沒有太當真。工作閒下來時，翻翻報紙認真看了看，讀完後，心裡涼涼的，不知從何說起。
故事的主人公“肖志軍”，這個34歲的衡陽男子，我對其精神狀態無從進行評價。但是如果可以假設的話，我倒希望他真是精神狀態不正常。因為只有這樣的話，他的行為才不至於讓人不可理解。
但是報紙卻說，他“通過了緊急進行的精神方面的小測試，並在警察面前反應正常”（深圳晚報A25版）。如果真是這樣的話，我對這位為人丈夫和即將為人父親的男子的行為，實在找不到理由來為他辯解。我不禁要問，這個時代究竟怎麼啦？人竟然可以冷血到這種程度？
報紙上講，懷有身孕9個多月的肖志軍的妻子李麗雲，因出現咳嗽症狀在北京朝陽醫院被診斷為重症肺炎。醫院在決定對其進行剖腹產手術的時候，鑑於肖志軍無錢交納住院押金，醫院對其進行了減免費用入院的特殊處理。然而意想不到的是，在醫院決定對李麗雲進行手術的時候，雖經眾人力勸，但肖志軍仍然拒絕在那張唯一可能挽救他妻子和胎兒的手術單上簽字，從而導致胎死腹中、孕婦身亡的慘劇發生。
也許故事發生後，我們本應該對死者家屬抱以極大的同情，因為他們心裡會承受比外人更大的痛苦和悲傷。因此，媒體和法律界發出聲音說：醫院應當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因為他們不能見死不救。
從一個律師的角度來講，我認為判斷醫院應不應當承擔責任的依據是現行法律和相應法規的規定，而不是民眾感情和道德意識。雖然我對事故中醫院和肖志軍的行為細節不能十分清楚的了解，但是我卻認為，應當對這起悲劇負責的應當是肖志軍本人，而不是醫院。如果還有人應當為這件事負責，那麼我想，可能是這個造成了肖志軍這樣一個人的社會。
法律界人士說“緊急情況下，醫院應當以救死扶傷為第一要務”、“在孕婦危急的情況下，醫院比孕婦的丈夫更專業，因此，更應該對是否做手術作出決定，從而挽救孕婦的生命”等等。
上述觀點聽起來還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本案中，醫院已經減免了患者的住院費用，並且決定為孕婦做手術，只是根據現行法律規定的程序，其必須將手術的風險告知家屬並徵得家屬的同意，方可以進行手術。（見1994《醫療機構管理條例》）雖然現行法律法規並未規定醫院在未獲得家屬簽字的情況下，不得自行決定對患者實施手術，但也未規定醫院在未獲得家屬簽字的情況下，可以自行決定對患者實施手術。那麼，究竟在本案所述情況下，醫院是否享有不經家屬簽字而自行決定實施手術的權力呢？或者說在上述情況下，即使家屬不簽字，醫院是否仍然必須履行自行決定為患者實施手術的義務呢？
從醫患關係的本質來講，醫生是在患者提出治療的請求的情況下，運用自己的專業知識和技能經驗為患者解除病痛的服務。姑且不論二者之間是不是平等的民事法律關係，但是從古往今來的實踐中看，醫生對患者的服務，無不是一種被動的服務，而不是主動的實施治療。因為對於病人自己的病痛，從法律上來講，其屬於健康權的範疇，屬於人格權，唯有患者自己才能決定是否進行治療和放棄治療、或選擇誰來進行治療等權利；而家屬基於其特定身份，對患者享有特殊的權利和義務，如父母對子女，夫妻之間都有互相扶助的義務和權利。因此，基於身份權，家屬對於患者的身體健康有着比醫院更大的利害關係，因而應有比醫生更大的決定權，雖然醫生會更專業，或者說雖然醫生有建議權。
根據上述分析，本案中，完全可以把手術單看成是風險提示單，患者家屬簽字的行為只是表示醫院對風險進行了提示且患者家屬已經知道，且並不可以因此而成為醫院手術失敗的藉口或託辭。
在患者家屬比醫院對患者的健康有更大的決定權的情況下，而且在患者家屬也得到了專業醫生的風險提示和意見指導的前提下，其當然應當比醫院對患者的健康更具有決定權。
本案中，患者家屬在應當做決定的情況下，無論是緊張失措而無法做決定，還是故意不做決定，都是構成孕婦和胎兒死亡的直接原因；而醫院在盡了告知義務的情況下，且已經做好手術準備的情況下，不應當對孕婦和胎兒的死亡負責。
拋開法律的責任來講，即使認為醫院要求籤字確認手術單的做法不正確，不公正，作為個正常人來講，也絕對沒有必要拿着自己妻子和胎兒的命運來作為抗爭的武器。畢竟，人命關天，有什麼事情不能等手術後，妻兒團圓後再來理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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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緒華律師
廣東深天成律師事務所(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