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笔者文字按惯例除在自己网站『新里程碑』上发表外，也一定同时上传至大陆强国论坛深水区、以及海外博讯新闻网，以示没有政治倾向性或立场偏见，本文也不例外。不过还有一个更深层的“阳谋”，就是要他们主动在自己这块“试金石”上，留下他们都曾信誓旦旦地，声称要捍卫的“言论自由”的实施痕迹，以便作为审判错误社会理论时的“呈堂证据”。为避免将来被指为“言之不预”，特再次声明！潘一丁 2008年3月14日）

最近，一向颇能反映社会思想时尚趋势的某大电视台，从“大视野”的角度，制作了一些专门介绍近代几位著名的国学大师，如康有为、王国维、严复、杨度和辜鸿铭等。从他们的生平、学术、作为、和思想发展过程，以及最后归宿在内的专集。令一贯学无专精，只欣赏博闻广记和身体力行，不想考研（究生）读博（士），却自封“博士前”头衔（解释权归笔者所有）的笔者受益匪浅。认为大大充实了自己用来进行科学的“模糊（逻辑）”思考时、总是要多多益善的“联想数据库”。聆听、感谢之余，果然在总结、归纳他们具有的共性的同时，又因此生出一些新的联想来：

首先，应该承认这几位大师都是有真才实学、懂得独立思考，并有真知灼见的知识分子。而且除辜鸿鸣是先学西学、后学中学外，其他自幼都有相当国文基础，甚至有“才子、圣人”之称。不过当这些人开始进入社会，有了一定的亲身感受后，都一致认为中国需要变革，提出要向西方（或日本）学习的具体目标，支持甚至直接参与“公车上书”，或要求“变法维新”，“所见略同（可惜不全对）”是他们表现出来的第一个 “共性”。说明他们都从社会表象上,“只知其然”地认识到中国社会在当时所谓“国学”价值观主导影响下的种种不堪现状。

其次，他们的第二个“共性”，就是这些人后来都在自己所处的环境许可条件下，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却同样身体力行地、努力实践着自己的理想或抱负，产生过一定的影响。证明他们都取到了一些西方科学方法论的“真经”，才得以一反古代圣人“坐而论道”的陋习，学习西方人进入社会去“立而行道”--直接付诸实践。

不过他们还有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共性”，那就是当这些人的中西文化比较观走向成熟，有条件开始进入自身反省阶段后，却再一次倾向对传统文化的复归，反而重新成为“国学”的倡导或鼓吹者。也就是说，这些人在科学《认识论》的“知其所以然”层次上，最后完成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完整过程，从先否定国学，鼓吹西化；到否定（全盘）西化，回归国学提倡的价值观。所以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现在还在被我们推崇着的大师们的共同结论『国学是中华民族的立国之本』，实在是现代大多数读书人还达不到的层次。

这个结论也被一向坚持『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是绝对先进、科学的（压缩）文化』的《新人类社会学》系统理论（相关简介，请浏览网站新里程碑，http://www.newmilestone.org/clcb/clcb00.html)所肯定和证实。历史已经、而且还将不断证明，任何篡改、违背这个结论精神本质的政策、措施或行为，都不是将中华民族引入歧途；就是继续延长或扩大这个民族的苦难。甚至以自己文化加工后，获得的超强智慧和能力，通过对人类举足轻重的巨大人口基数，扩散到全世界，和所有进化不到位的“高等动物”一起，陷全人类面临末日般的灾难（笔者对此判断言论负责，欢迎批评质疑，只要到达笔者这里，保证有问必答）！

现在，一股“国学热”的思潮似乎又正在兴起，一时间举国上下各种国学书籍、电视专题讲座、网路论坛之类，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相关参与学者、教授或社会人士，都成了炙手可热的明星般红人，朗朗国学天空中，充斥着一派“莺歌燕舞”般的商业娱乐气息。一句曾经响当当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口号，可能快要被『只有国学才能救中国』所取代；而在世界各地兴建孔子学院的做法，更受到鼓励和肯定，巧妙地将当年“输出革命”的做法，偷偷改成为“输出国学”了。不能不佩服国人头脑有“与时俱进”之灵活！

但是一贯推崇中国文化，承认自己拥有的“自主知识产权”、是源自于解压缩中国文化的笔者，以及根据由笔者总结归纳出来的《新理论》，却完全不能接受把大师们当时定义的那种“国学”，说成是什么中华民族的 “立国之本”。理由也很明确，因为那种所谓的“国学”，其实是没有经过科学、正确地解压缩之前的，一堆天书般只言片语式的“乱码”，要拿来应用实践的话，只有一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所以最后只有被各朝各代、代表少数人统治集团利益的读书人精英，出于维护个人以及集团利益的动机和需要，以牵强附会的解释或“莫须有”的理由，精心拼凑出来的货色。不仅根本经不起推敲质疑，也完全经不起实践的检验。长期延续下来，大师们口中的“国学”，说得难听一点，已经沦为在权力支持和保护下，人尽可夫（什么人都可以出面，打着国学旗号胡说八道，恨不得要将孔子的『食、色，性也』改成“食、色，性交也”）的“官娼”了。这难道不正是当前这一轮“国学热”中表现出来的“惨不忍睹”现状吗？而我们的社会或民众，却一点好处都没有沾到。这不，现在不少官员们已经主动继承了康有为“妻妾成群”的传统，而中国男人们，也早就对辜鸿铭的“茶壶、茶杯说”（一夫多妻）心神领会了。由此可以认为，现有的所谓“国学”，由于没有经过正确的解压缩和科学的论证，尚没有可以“以理服人”的条件或能力。所以根本不能主动去认识或解释任何社会现象或问题。唯一的“能耐”，就是依靠权力和财力形成的主流话语权来“指鹿为马”，仗势欺人。一旦遇到真枪实弹的正面挑战时，就只有挂起 “不争论”的免战牌来。而一个色厉内荏到不敢打“精神战争”的理论，是没有应用价值的。推广的结果也只有一个 “事与愿违”，成了伪君子和真小人可以并存去“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时代，后果可想而知。

最后还要指出，这几位国学大师们，还有一个“共性”。那就是他们自己几乎都没有太好的下场：或自沉而亡、或被他人毒死，或落魄不得志而死。总之，都没有依靠国学理论的实践，给自己争取到一个令人向往的光明结局。冥冥中似乎显现出他们推崇的那种所谓“国学”本身的无能或无奈，不能不说这是一大启示或讽刺。说明由先进、科学的中国文化加工出来的中国人，就算能够跟现有所谓的 “国学”结合，最多也只能达到“只有小聪明、没有大智慧”的蝇营狗苟、以“韬光养晦”为能事的境界（台湾也不例外），这就是从他们开始直到当前，一百多年来中国社会的现状，完全糟蹋了真正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

这才是中国问题的真正深层症结。由于时代和物质文明条件限制，古代中国的圣贤学者们，不可能结合自然科学常识进行联想。从而利用客观存在的一些物理、化学现象和数学等，真正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自然科学原理基础上形成的新“国学”，来认识和解释人类和人类自己的社会。比如用力的合成理论来解释“和合论”；用弹性原理来解释“矫枉过正”；利用逻辑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规则，来找出人和动物之间的本质区别；用矢量坐标原理来定义进步和落后；用钟摆原理来认识“物极必反”或“矫枉过正”；用水流原理来解释社会“不进则退”的必然；用“负反馈”原理来解释中庸之道；用天性和人性作用的本质区别，来认识和解释“艳照门事件”；直到根据宇宙物质形成的理论，找到支持“天人合一”或“天人感应”的推测根据等：总而言之，这一切都证明中国文化是建立在真正科学的基础之上，理应绝对经得起推敲质疑或实践检验的。反之，一定是假冒伪劣的“赝品”（比如西方的错误社会或经济理论）。这难道不正是检验社会理论正确性的“唯一标准”吗？而古代圣贤们正因为不具备这样的客观条件，所以只能从潜意识上，利用文言文字的压缩功能，在“天人感应”的联想下，自然形成只要不解压缩，或许连他们自己也不知其所以然的 “国学”（不然怎么会给他们的弟子，留下多到永远打不完的“文字官司”呢？）。

现在病根已经找到，“药方”也是现成的，因为在解压缩包括“国学”在内的中国文化基础上建立起来，并在积极主动地实践中，逐渐羽翼丰满的《新理论》，已经可以在像自然科学般“以理服人”方面，为人类在检讨或批判错误的西方社会理论的竞争（精神战争）过程中，有持无恐地提供前期足够的弹药和支持。这才是中华民族真正与时俱进、且利己利人的“大智慧”选择，就看中国人是否还要继续“讳疾忌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