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註：筆者文字按慣例除在自己網站『新里程碑』上發表外，也一定同時上傳至大陸強國論壇深水區、以及海外博訊新聞網，以示沒有政治傾向性或立場偏見，本文也不例外。不過還有一個更深層的“陽謀”，就是要他們主動在自己這塊“試金石”上，留下他們都曾信誓旦旦地，聲稱要捍衛的“言論自由”的實施痕跡，以便作為審判錯誤社會理論時的“呈堂證據”。為避免將來被指為“言之不預”，特再次聲明！潘一丁 2008年3月14日）

最近，一向頗能反映社會思想時尚趨勢的某大電視台，從“大視野”的角度，製作了一些專門介紹近代幾位著名的國學大師，如康有為、王國維、嚴復、楊度和辜鴻銘等。從他們的生平、學術、作為、和思想發展過程，以及最後歸宿在內的專集。令一貫學無專精，只欣賞博聞廣記和身體力行，不想考研（究生）讀博（士），卻自封“博士前”頭銜（解釋權歸筆者所有）的筆者受益匪淺。認為大大充實了自己用來進行科學的“模糊（邏輯）”思考時、總是要多多益善的“聯想數據庫”。聆聽、感謝之餘，果然在總結、歸納他們具有的共性的同時，又因此生出一些新的聯想來：

首先，應該承認這幾位大師都是有真才實學、懂得獨立思考，並有真知灼見的知識分子。而且除辜鴻鳴是先學西學、後學中學外，其他自幼都有相當國文基礎，甚至有“才子、聖人”之稱。不過當這些人開始進入社會，有了一定的親身感受後，都一致認為中國需要變革，提出要向西方（或日本）學習的具體目標，支持甚至直接參與“公車上書”，或要求“變法維新”，“所見略同（可惜不全對）”是他們表現出來的第一個 “共性”。說明他們都從社會表象上,“只知其然”地認識到中國社會在當時所謂“國學”價值觀主導影響下的種種不堪現狀。

其次，他們的第二個“共性”，就是這些人後來都在自己所處的環境許可條件下，從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卻同樣身體力行地、努力實踐着自己的理想或抱負，產生過一定的影響。證明他們都取到了一些西方科學方法論的“真經”，才得以一反古代聖人“坐而論道”的陋習，學習西方人進入社會去“立而行道”--直接付諸實踐。

不過他們還有一個特別值得注意的“共性”，那就是當這些人的中西文化比較觀走向成熟，有條件開始進入自身反省階段後，卻再一次傾向對傳統文化的復歸，反而重新成為“國學”的倡導或鼓吹者。也就是說，這些人在科學《認識論》的“知其所以然”層次上，最後完成了一個“否定之否定”的完整過程，從先否定國學，鼓吹西化；到否定（全盤）西化，回歸國學提倡的價值觀。所以我們沒有理由不相信現在還在被我們推崇着的大師們的共同結論『國學是中華民族的立國之本』，實在是現代大多數讀書人還達不到的層次。

這個結論也被一向堅持『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是絕對先進、科學的（壓縮）文化』的《新人類社會學》系統理論（相關簡介，請瀏覽網站新里程碑，http://www.newmilestone.org/clcb/clcb00.html)所肯定和證實。歷史已經、而且還將不斷證明，任何篡改、違背這個結論精神本質的政策、措施或行為，都不是將中華民族引入歧途；就是繼續延長或擴大這個民族的苦難。甚至以自己文化加工後，獲得的超強智慧和能力，通過對人類舉足輕重的巨大人口基數，擴散到全世界，和所有進化不到位的“高等動物”一起，陷全人類面臨末日般的災難（筆者對此判斷言論負責，歡迎批評質疑，只要到達筆者這裡，保證有問必答）！

現在，一股“國學熱”的思潮似乎又正在興起，一時間舉國上下各種國學書籍、電視專題講座、網路論壇之類，如雨後春筍般冒出來。相關參與學者、教授或社會人士，都成了炙手可熱的明星般紅人，朗朗國學天空中，充斥着一派“鶯歌燕舞”般的商業娛樂氣息。一句曾經響噹噹的“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的口號，可能快要被『只有國學才能救中國』所取代；而在世界各地興建孔子學院的做法，更受到鼓勵和肯定，巧妙地將當年“輸出革命”的做法，偷偷改成為“輸出國學”了。不能不佩服國人頭腦有“與時俱進”之靈活！

但是一貫推崇中國文化，承認自己擁有的“自主知識產權”、是源自於解壓縮中國文化的筆者，以及根據由筆者總結歸納出來的《新理論》，卻完全不能接受把大師們當時定義的那種“國學”，說成是什麼中華民族的 “立國之本”。理由也很明確，因為那種所謂的“國學”，其實是沒有經過科學、正確地解壓縮之前的，一堆天書般隻言片語式的“亂碼”，要拿來應用實踐的話，只有一個“成事不足敗事有餘”。所以最後只有被各朝各代、代表少數人統治集團利益的讀書人精英，出於維護個人以及集團利益的動機和需要，以牽強附會的解釋或“莫須有”的理由，精心拼湊出來的貨色。不僅根本經不起推敲質疑，也完全經不起實踐的檢驗。長期延續下來，大師們口中的“國學”，說得難聽一點，已經淪為在權力支持和保護下，人盡可夫（什麼人都可以出面，打着國學旗號胡說八道，恨不得要將孔子的『食、色，性也』改成“食、色，性交也”）的“官娼”了。這難道不正是當前這一輪“國學熱”中表現出來的“慘不忍睹”現狀嗎？而我們的社會或民眾，卻一點好處都沒有沾到。這不，現在不少官員們已經主動繼承了康有為“妻妾成群”的傳統，而中國男人們，也早就對辜鴻銘的“茶壺、茶杯說”（一夫多妻）心神領會了。由此可以認為，現有的所謂“國學”，由於沒有經過正確的解壓縮和科學的論證，尚沒有可以“以理服人”的條件或能力。所以根本不能主動去認識或解釋任何社會現象或問題。唯一的“能耐”，就是依靠權力和財力形成的主流話語權來“指鹿為馬”，仗勢欺人。一旦遇到真槍實彈的正面挑戰時，就只有掛起 “不爭論”的免戰牌來。而一個色厲內荏到不敢打“精神戰爭”的理論，是沒有應用價值的。推廣的結果也只有一個 “事與願違”，成了偽君子和真小人可以並存去“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時代，後果可想而知。

最後還要指出，這幾位國學大師們，還有一個“共性”。那就是他們自己幾乎都沒有太好的下場：或自沉而亡、或被他人毒死，或落魄不得志而死。總之，都沒有依靠國學理論的實踐，給自己爭取到一個令人嚮往的光明結局。冥冥中似乎顯現出他們推崇的那種所謂“國學”本身的無能或無奈，不能不說這是一大啟示或諷刺。說明由先進、科學的中國文化加工出來的中國人，就算能夠跟現有所謂的 “國學”結合，最多也只能達到“只有小聰明、沒有大智慧”的蠅營狗苟、以“韜光養晦”為能事的境界（台灣也不例外），這就是從他們開始直到當前，一百多年來中國社會的現狀，完全糟蹋了真正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

這才是中國問題的真正深層癥結。由於時代和物質文明條件限制，古代中國的聖賢學者們，不可能結合自然科學常識進行聯想。從而利用客觀存在的一些物理、化學現象和數學等，真正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自然科學原理基礎上形成的新“國學”，來認識和解釋人類和人類自己的社會。比如用力的合成理論來解釋“和合論”；用彈性原理來解釋“矯枉過正”；利用邏輯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規則，來找出人和動物之間的本質區別；用矢量坐標原理來定義進步和落後；用鐘擺原理來認識“物極必反”或“矯枉過正”；用水流原理來解釋社會“不進則退”的必然；用“負反饋”原理來解釋中庸之道；用天性和人性作用的本質區別，來認識和解釋“艷照門事件”；直到根據宇宙物質形成的理論，找到支持“天人合一”或“天人感應”的推測根據等：總而言之，這一切都證明中國文化是建立在真正科學的基礎之上，理應絕對經得起推敲質疑或實踐檢驗的。反之，一定是假冒偽劣的“贗品”（比如西方的錯誤社會或經濟理論）。這難道不正是檢驗社會理論正確性的“唯一標準”嗎？而古代聖賢們正因為不具備這樣的客觀條件，所以只能從潛意識上，利用文言文字的壓縮功能，在“天人感應”的聯想下，自然形成只要不解壓縮，或許連他們自己也不知其所以然的 “國學”（不然怎麼會給他們的弟子，留下多到永遠打不完的“文字官司”呢？）。

現在病根已經找到，“藥方”也是現成的，因為在解壓縮包括“國學”在內的中國文化基礎上建立起來，並在積極主動地實踐中，逐漸羽翼豐滿的《新理論》，已經可以在像自然科學般“以理服人”方面，為人類在檢討或批判錯誤的西方社會理論的競爭（精神戰爭）過程中，有持無恐地提供前期足夠的彈藥和支持。這才是中華民族真正與時俱進、且利己利人的“大智慧”選擇，就看中國人是否還要繼續“諱疾忌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