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道路皆言”

這是《嚴嵩的末日（下）》的第三段話：

“這時候，嚴世蕃的同黨羅龍文也從戍所逃回了徽州老家，兩人來往密切。這位羅龍文是倭寇首領王直的姻親，曾經奉總督胡宗憲之命出海招降。林潤接到郭推官的告發後，把故事編得完整一點，向皇帝控告這兩個人以建造府第為幌子，聚眾四千人，‘道路皆言，兩人通倭，變且不測’。這是謀反大罪，皇帝自然極其重視，立即下詔速將嚴世蕃、羅文龍拿來問罪。那時候嚴世蕃之子嚴紹庭還在北京當錦衣衛指揮，問訊趕快派人趕在聖旨下達之前到家鄉報警。嚴世蕃得報，想逃回戍所，卻早在林潤的監視之中，被逮住了，解往京師。這是嘉靖四十三年十一月的事。”

這段話雖然長達二百多字，但其文眼卻是引號內的12個字。看看《嚴嵩傳》是怎麼說的：

“林潤，字若雨，福建甫田人，嘉靖三十五年進士，升御史，以敢於直言聞名朝野。他接到郭諫臣的告發後，立即馳疏奏報朝廷。他在奏疏中說，嚴世蕃、羅龍文‘不自悔恨，反懷怨望’，‘蔑視國法’，‘不赴戍所，江洋盜賊’多入二人之家。羅龍文‘招集惡少，出入靡常’，‘卜築深山，乘軒衣蟒，有負險不臣之志’。嚴世蕃家居不法，‘愈肆凶頑，暴橫鄉里，不異其在朝’，‘或肆訕毀，或縱淫樂，或奪人財產，鄉里訟冤官司，動以百計’，‘日夜與羅龍文誹謗時政，動搖人心’，最近又假借建造府第為名，聚眾至四千餘人，‘道路皆言，兩人通倭，變且不測。’‘以世蕃之逆，濟以龍文之險，蹤跡莫測，禍機所伏’，乞逮至京師，‘早正刑章，以絕禍本’。①”【22, pp.355-356】

注釋①是：“據《明世宗實錄》卷五四〇、《國榷》卷六四、《明史》卷三〇八《嚴嵩傳》綜述。”

查這三本書，只有《明史》有“道路皆言兩人通倭變且不測”這12個字。只不過是，根據中華書局1974年出版的標點本，這12個字被斷為“道路皆言兩人通倭，變且不測。”【34, p.7919】不僅如此，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出版的《四庫全書精編 史部》【96】、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明史》【97】、中國社會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二十五史》【98】、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中國全史·紀傳卷》【99】，也都是那麼斷的。實際上，連金性堯都把它斷成“道路皆言兩人通倭變，且不測。”【100】

也就是說，雖然我們不知道張顯清斷句的依據，但我們卻知道他斷得的確有些獨特。而方舟子之所以能夠也把那12個字斷得與張顯清一模一樣地獨特，最簡單、最合理的解釋就是抄襲。

23、“任他燎原火”

緊接着上段話，方舟子寫道：

“嚴世蕃二進宮了，卻也並不怎麼驚慌，‘任他燎原火，自有倒海水！’，他有的是計策。自己貪污受賄，天下人均知，想賴也賴不掉，但是‘皇上只要人幹事，不怪人愛錢’，認了也沒什麼了不起的，當初鄒應龍告發他的不就是‘貪污誤國’嗎？最多再流放一次罷了。‘聚眾謀反’、‘通倭’的罪名那才是最可怕的，不過也沒什麼證據，其實根本就是捏造的，應該不難洗刷清楚。最好，是讓三法司連帶判決嚴嵩害死沈煉、楊繼盛，這兩個案子乃是皇帝親自定的，要是讓皇帝覺得三法司想為沈、楊翻案，審官和囚犯的位子恐怕就要掉個個兒了。計謀已定，他便命其黨徒四處宣揚：不好了，要是三法司把沈、楊二案翻出來，嚴世蕃就死定了。”

看看《嚴嵩傳》的這段話：

“在監獄中的嚴世蕃，對前途仍懷着幻想。他以為憑着昔日的餘威和自己的計謀完全可以轉危為安，因此得意地拍着手說：‘任他燎原火，自有倒海水。’他召集黨徒策劃，認為自己罪行中的‘賄’字已是無法掩蓋，但此‘非皇上所深惡’，而‘聚眾謀反’、‘通倭’之說最為可怕，必須從罪狀上刪去。為了金蟬脫殼，他設計了這樣一條激怒皇上的詭計，即設法使三法司在擬寫罪狀時把迫害楊繼盛、沈煉致死的內容擺在重要地位。之所以要這樣做是因為，楊繼盛之死的主罪‘詐傳親王令旨’乃出自皇帝‘特旨’；沈煉被殺，乃由嚴黨楊順將其姓名竄入白蓮教罪案之中，皇帝漫不省覽，‘泛旨’處斬。皇帝自謂‘英明’，豈肯自引為過？因此必將懷疑三法司欲借嚴氏之案而歸過於聖上，從而把憤怒由嚴氏父子轉移到朝廷主事之臣。這時嚴世蕃便可釋縲紲而歸，甚至會因此而引起皇帝對嚴嵩的懷念，‘別有恩命，未為可知。’嚴世蕃黨徒按計行事，四出宣揚，製造輿論。”【22, p.358】

雖然張顯清沒有交代這段話的根據，但其來源無疑是《明史紀事本末》：

“疏入，帝怒，詔下法司訊狀。世蕃猶抵掌曰：‘任他燎原火，自有倒海水。’已而聚其黨竊議，自謂：‘“賄”字自不可掩，然非上所深惡；“聚眾以通倭”之說，得諷言官使削去。而故填楊、沈下獄為詞，則上必激而怒；上怒，乃可脫也。’謀既定，乃令其黨揚言之。”【37, p.833】

《明通鑑》卷六十三所記與此大致相同。【86, p.489】

也就是說，張顯清把“聚眾以通倭”（《明通鑑》為“聚眾通倭”）改成“‘聚眾謀反’、‘通倭’”，而方舟子也照葫蘆畫瓢。不僅如此，張顯清還把嚴東藩的心理活動不厭其煩地寫了出來，而方舟子也是如此。最好笑的是，張顯清根據谷應泰說的“乃令其黨揚言之”寫成“嚴世蕃黨徒按計行事，四出宣揚”，而方舟子也是“他便命其黨徒四處宣揚”——真是亦步亦趨啊！

也許有人眼尖，發現上段話中沒有“皇上只要人幹事，不怪人愛錢”這幾個字。那就再看看這段話：

“‘賄賂彰，風俗壞。’‘內閣吏部要錢，吾黨守清無益。’⑨‘皇上只要人幹事，不怪人要錢，貪夫從而和之。’⑩嚴氏父子‘政以賄成’導致官風、士風大壞。嘉靖年間是明代吏治的重要轉折點。”【22, pp.328-329】

注釋⑩是：“徐階：《答盡去剝虐諭》， 《明經世文編》卷二四四。”

你以為方舟子有能耐翻閱厚達六千頁的《明經世文編》，並且忍心不把那樣的業績“炫耀”出來？至於他把“要錢”寫成“愛錢”，其原因可能是抄書抄花了眼，但更大的可能卻是在第N次使用他的“做賊蒙世絕招”。

抄襲鐵證之八：“‘聚眾謀反’、‘通倭’”

張顯清在敘述嚴世蕃策劃翻案的情節時，主要根據《明史紀事本末》的相關記載，但他把該書所說的“聚眾以通倭”改造成“聚眾謀反”、“通倭”，並且將之放進引號之中。事實是，“聚眾謀反”這四個字在整部《明史紀事本末》中都不曾出現過。張顯清的“隨意”和“任性”導致方舟子以為那幾個字是出自史書，於是也將它們放進引號之中。

24、“貪污誤國”

方舟子上面那段話中，有一句是“當初鄒應龍告發他的不就是‘貪污誤國’嗎？”事實是，不要說“貪污誤國”這四個字，即使是“貪污”、“誤國”這兩個詞，都不曾出現在鄒應龍的那篇奏疏中——不論是原本，還是《明實錄》和《明史》的改編本。那麼，方舟子的這個說法到底是怎麼來的呢？看看《嚴嵩傳》中的這句話：

“鄒應龍，字雲卿，西安人，嘉靖三十五年進士。嘉靖四十一年五月的一天，他在一位內侍太監家裡避雨。這位太監把近日皇帝密令藍道行扶乩的事透露給他。鄒應龍‘知帝眷已移’，‘以為奇貨，恐有先者’，立即修成《貪橫蔭臣欺君蠹國疏》，彈劾嚴嵩父子，中心內容是‘貪污誤國’。由於這份奏疏在反對嚴嵩的鬥爭中起到了關鍵作用，因此對其內容不能不作些摘引。”【22, p.348】

事實是，在那份“張氏改編本”的奏疏中，“貪”字只出現了兩次，分別為“世蕃父子貪婪無度”和“教子惟貪”；“污”字只出現了一次，“污同狗彘”；“誤”字一次也沒有出現；“國”字出現了兩次，分別為“國安得不竭”、“其父嵩受國厚恩”。天知道張顯清是怎麼從中總結出“貪污誤國”這個“中心內容”的。

實際上，如果非要用幾個字來總結鄒疏的“中心內容”的話，那這幾個字就是其標題中的“貪橫、欺君、蠹國”。且不說“貪污誤國”沒能包括“欺君”這一大罪，它連“貪橫”和“蠹國”都沒能全部涵蓋：“橫”者，凶也，所以《明實錄》和《明史》的縮寫本都使用了“兇橫”二字；“蠹”者，蠶食、損害也，所以鄒應龍原疏說嚴黨“剝取民財，侵奪民利”，而《明實錄》、《明史》也都說“抑勒侵奪”。同樣，丁守和等主編的《中國歷代奏議大典》就這樣總結鄒疏：

“他在疏中揭露了嚴嵩父子貪橫欺枉，賣官鬻爵的醜惡行徑，痛斥嚴世蕃所作所為如狗彘、如豺狼，指責他不守為官之道，欺君罔上，罪不可恕……。”【101】

而方舟子之所以也說鄒應龍的奏疏告發嚴嵩父子的“就是‘貪污誤國’”，只能有一個解釋，那就是他把張顯清的蛇足“貪污”了——他雖然沒有因此“誤國”，但卻因此“誤己”，因為他為自己的行竊勾當又鑄造了一樁鐵證。

25、“死有餘辜！”

這是方舟子接下來寫的文字：

“負責此案的三法司刑部尚書黃光先、都御史張永明和大理寺卿張守直果然中計，在判決中大書特書嚴氏父子迫害沈、楊。寫好了，在上奏之前照例送給首輔徐階過目。徐階將三人領入內室，屏退左右，問道：諸君覺得嚴公子該不該死？三人異口同聲回答：死有餘辜！徐階又問：那麼你們是要他活還是要他死呢？三人答道：正是要他為沈、楊償命啊。徐階連連搖頭：嚴嵩害死了沈、楊不假，但那都是領過聖旨的。皇上是最英明的，絕不會錯。諸位的這份判決呈上去，皇上疑心三法司是在怪罪皇上，必定震怒，大家都免不了要被問罪，而嚴公子也就大模大樣地出都門回家了。三人諤然，趕忙請教徐階怎麼修改。徐階說：只要以林潤的奏疏為底稿，再把聚眾謀反這一條發揮發揮就行了，事不宜遲，稍遲就會發生變故。三人就請徐階主筆，徐階微微一笑，從袖中取出底稿：早就寫好了，各位以為如何？三人看了，連聲說好，馬上叫來吏員謄清，這份致嚴世蕃於死地的判決書就從徐階相府遞了出來。”

上面這段話雖然沒有一個引號，但其全文都抄自《嚴嵩傳》的這段話：

“負責審理此案的刑部尚書黃光升、都御史張永明、大理寺卿張守直果然中計。他們將草擬的寫有楊繼盛、沈煉內容的嚴世蕃罪狀拿給首輔徐階裁定。徐階早已探明一切，卻故作不知，問道：‘疏稿安在?’黃光升等呈上。徐階閱畢，將三人領入內室，屏去左右，神秘地問：‘諸君謂嚴公子當死乎，生乎？’三人回答：‘死不足贖！’徐階又問：那麼按照你們所擬的罪案，‘將殺之乎，生之乎？’三人回答：寫入楊，沈之事，‘正欲抵死’。徐階連連搖頭說：‘別自有說。’然後將嚴世蕃的陰謀向他們作了透徹的剖析，指出若按此寫法，‘上必震怒，在事者皆不免，嚴公子騎款段出都門矣。’三人愕然，請教修改之策。徐階提出，奏本‘當以原疏（林潤奏疏）為主，而闡發聚眾本謀，以試上意’，而且不可遲疑，稍遲‘事且變’。黃光升等共推徐階執筆主稿。徐階笑了笑，從袖筒中抽出一份早已擬好的底稿，炫耀說：‘擬議久矣！諸公以為何如？’三人唯唯稱善。於是喚來吏員，鎖上房門，立即謄清，三人用印封進。①經過一番密謀，一份致嚴世蕃以死罪的判決書從徐相府遞出。”【22, pp.358-359】

注釋①是：“《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四《嚴嵩用事》。”查該書，其中有這樣的話：

“刑部尚書黃光升、左都御史張永明、大理寺卿張守直亦以為然，依其言具稿詣徐階議之。階固已豫知，姑問稿安在？吏出懷中以進，閱畢曰：‘法家斷案良佳。’延入內庭，屏左右語曰：‘諸君子謂嚴公子當死乎？生乎？’曰：‘死不足贖。’‘然則此案將殺之乎？生之乎？’曰：‘用楊、沈正欲抵死。’階徐曰：‘別自有說。楊、沈事誠犯天下公惡，然楊以計中上所諱，取特旨；沈暗入招中，取泛旨。上英明，豈肯自引為過？一入覽，疑法司借嚴氏歸過於上，必震怒，在事者皆不免，嚴公子騎款段出都門矣。’眾愕然，請更議，曰：‘稍遲，事且泄，從中敗事者必多，事且變。今當以原疏為主，而闡發聚眾本謀，以試上意，然須大司寇執筆。’謝不敢當，群以讓階。階乃出一幅於袖中，曰：‘擬議久矣。諸公以為何如？’皆唯唯。因曰：‘前囑攜印及寫本吏同至，寧忘之乎？’皆曰：‘已至。’即呼入，扃戶令疾書，用印封識，而世蕃不知也。”【37, pp.833-834】

也就是說，張顯清在“死不足贖”之後加上了一個驚嘆號，方舟子也在“死有餘辜”後面放上了一個驚嘆號；張顯清把徐階說的“事且變”和“今當以原疏為主”的順序搞顛倒了，方舟子也顛倒了這個順序。最好笑的是，張顯清把徐階起草的文稿說成是“一份致嚴世蕃以死罪的判決書”，而方舟子也鸚鵡學舌般地說它是“這份致嚴世蕃於死地的判決書”。顯然，他們二人都沒有搞明白這樣的道理：“判決書”就是“定罪書”，而能夠“致某某以死罪”的文書，應該叫做“起訴書”。果然，那份所謂的“判決書”做出了這樣的“判決”：

“請同龍文比擬子罵父律處斬世蕃，量追贓銀二百萬兩。”【30, p. 8791】

一個“請”字，說明它最多不過是一個“判決意向書”——等候最高大法官嘉靖皇帝的“判決”。所以，張顯清本人後來把它改稱為“擬議”。【22, p.361】

抄襲鐵證之九：“判決書”

《嚴嵩的末日》第十七段全部抄自《嚴嵩傳》第二十一章第六節《可悲的結局》。儘管文字的相似程度極為明顯，但其中的鐵證確是方舟子與張顯清一樣，把徐階等人炮製出來的構陷文書稱為“致嚴世蕃於死地（罪）的判決書”。誰都知道，所謂“判決書”就是“定罪書”，因此稱“判決書”能夠“致某某於死地”，不僅在邏輯上說不通，在法律上也極為荒謬。

26、“此逆情非常”

這是《嚴嵩的末日》的第19段話：

“皇帝卻也不信嚴世蕃會謀反，命令三法司再核實。聖諭云：‘此逆情非常，爾等皆不研究，只以潤（林潤）疏說一過，何以示天下後世？其會都察院、大理寺、錦衣衛從公鞠訊，具以實聞。’”

這是《嚴嵩傳》中的相應段落：

“嚴世蕃的逆情如此嚴重，嘉靖皇帝感到十分震驚，命令三法司核實之後再行處決。聖渝云：‘此逆情非常，爾等皆不研究，只以潤（林潤）疏說一過，何以示天下後世？其會都察院、大理寺、錦衣衛從公鞫訊，具以實聞。’②”【22, p.360】

注釋②是：“《明世宗實錄》卷五四四，嘉靖四十四年三月。”

查“台本”《明世宗實錄》卷五四四，其原文是：

“獄上，上曰：此逆賊非常，爾等皆不研究，只以潤疏說一過，何以示天下後世？其會都察院大理寺錦衣衛從公鞫訊，具以實聞。”【30, pp.8791-8792】

查“梁本”《明世宗實錄》卷五四四，其原文是：

“獄上，上曰：此逆非常，爾等皆不研究，只以潤疏說一過，何以示天下後世？其會都察院大理寺錦衣衛從公鞫訊，具以寔聞。”【83, p.8】

也就是說，如果張顯清參考的是“台本”，他將“此逆賊非常”誤做“此逆情非常”；如果他參考的是“梁本”，他將“具以寔聞”誤做“具以實聞”。實際上，根據“必讀書”《明史紀事本末》，相應文字差異更多：

“上覽疏曰：‘此逆情非常，爾等第述潤疏一過，何以示天下？其會都察院、大理寺、錦衣衛鞫訊，具實以聞。’”【37, p.835】

而方舟子放着“必讀書”不讀，第N次與“張顯清本”一模一樣——除了抄襲剽竊之外，還有任何其他解釋嗎？

27、“交通倭虜”

這是《嚴嵩的末日》的第20段話：

“徐階領了聖旨，急出長安門。三法司的官員們早在門外等候，他隨便問了幾句，就趕回家中，起草答疏，聲稱‘事已堪實’，通倭謀反‘具有顯證’。皇帝這才批准了三法司的判決，於嘉靖四十四年三月二十四日下詔，以‘交通倭虜，潛謀叛逆’之罪判處嚴世蕃、羅龍文死刑。死囚按規定應該留到秋後處決，但這一次，按徐階的要求，立即處斬，‘亟正典刑，以泄天下之憤。’怕一拖就要出意外吧。”

這是《嚴嵩傳》的相應段落：

“聖旨傳下，徐階袖之急出長安門。三法司官員早已在門外候旨，徐階向他們‘略問數語’，即‘速至私第’，起草答疏。疏中極言‘事已勘實’，‘其交通倭虜，潛謀叛逆具有顯證，前擬未盡其辜，請亟正典刑，以泄天下之憤。’③”【22, p.360】

“既然‘事已勘實’， ‘具有顯證’，皇帝便於嘉靖四十四年三月二十四日下詔，批准三法司的擬議，以‘交通倭虜，潛謀叛逆’為主罪判處嚴世蕃、羅龍文死刑，立即處斬，嚴嵩及諸孫削官為民，抄沒家資，並指出嚴嵩乃為‘逆本’，對法司未擬其罪表示不悅。” 【22, p.361】

注釋③是：“《明世宗實錄》卷五四四，嘉靖四十四年三月。《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四《嚴嵩用事》。”

這是《明世宗實錄》的記載：

“於是光昇等復勘實，其交通倭虜、潛謀叛逆具有顯證。前擬未盡其辜，請亟正典刑，以洩天下之憤。”【30, p.8792】

這是《明史紀事本末》的記載：

“命下，階袖之出長安門，法司官俱集。階略問數語，速至私第，具疏以聞。世蕃雖善探，亦不得知也。疏中極言‘事已勘實。其交通倭寇，潛謀叛逆，具有顯證。請亟正典刑，以泄神人之憤’。”【37, p.835】

顯然，張顯清主要是依據《明史紀事本末》寫成上面那段話，但他千不該萬不該，又根據《明實錄》將“倭寇”改成“倭虜”，將“神人”改成“天下”，結果導致方舟子在偷竊之時，連續鑄造了兩樁抄襲鐵證。也許方舟子會狡辯說，他是根據《明實錄》寫成那段話的。如果真的如此，方舟子就需要繼續解釋自己是怎麼把那段話的主語“光昇等”，即刑部尚書黃光升等人，變成首輔徐階的？事實是，不僅《明實錄》說“復勘實”之人是“光昇等”，《國榷》也是那麼說的。【35, p.4010】可是，根據《明史紀事本末》，一切都由徐階一手包辦、親手炮製。天知道張顯清根據什麼非要採信《明史紀事本末》。

抄襲鐵證之十：“倭虜”、“天下”

在《嚴嵩傳》中，張顯清根據《明史紀事本末》講述了徐階再次炮製構陷嚴世蕃文書的故事。但他放在引號中的文字，有些來自《明實錄》，而《明實錄》故事的主語是刑部尚書黃光升，不是徐階。方舟子的故事與張顯清的故事一模一樣，他顯然對張顯清的張冠李戴茫然不知。

28、“《明世宗實錄》”

這是《嚴嵩的末日》的第21段：

“當時的史家，多認為嚴世蕃死有餘辜，卻對以莫須有的叛逆之罪處斬不敢苟同。張居正主修的《明世宗實錄》評論此案說‘其罪狀宜坐奸黨之條，豈無可殺哉？乃潤（林潤）疏指為謀逆，法司擬以謀叛，悉非正法也。’支大綸的《皇明永陵編年信史》也是大為不滿：‘比乃咒詛怨望，練兵積粟，通倭誘虜，茫無影響，何以服天下之心哉？內閣頤旨，法官唯諾，刑罰不中，伊誰之咎？’談遷在《國榷》中更是感嘆道：‘嗟乎！三尺法至平也，舍奸黨之正條，坐不軌之苟論，自置相以來，未之聞矣。’其實這是有先例的，當年朱元璋殺宰相胡惟庸，不就也捏造了一個‘通倭謀反’的罪名嗎？有太祖高皇帝做榜樣，徐階想必是心安理得的。”

這是方舟子在寫了五千多字、給出三十多條引文之後，第三次使用書名號，前兩次分別為第11段中的《貪橫蔭臣欺君蠹國疏》，以及第13段中的《南還稿·六月二日出都作》。那麼，方舟子這次連珠炮般地給出的三個書名，能否證明他確實看過這些書呢？當然是不可能的，因為如上所述，方舟子的引文，有多條與《明實錄》、《國榷》相異但卻與張顯清的《嚴嵩傳》相同，因此證明他在撰寫《嚴嵩的末日》之時，根本就不曾參考過那兩部書。他怎麼可能在文章已經接近尾聲之際，突然想起自己應該捧讀這兩套大部頭呢？果然，這段話中的引文全都出現在《嚴嵩傳》中。

原來，張顯清在為徐階構陷嚴世蕃高聲喝彩之際，也對“執政者”提出了非常溫柔的批評，說他們“不以其實有之罪判刑，而以虛捏之詞定罪，這即使是對一個千夫所指的獨夫也是與法制相違背的。”【22, p.362】緊接着，張顯清列舉“某些史家就曾指出過這一點”。所謂“某些”，其實只有三家，也就是方舟子上面提到的那三家。這是“張居正主修的《明世宗實錄》評論此案說”的來源：

“世蕃一凶罔豎子耳。其濁亂朝政，本其父嵩得政日久，上（皇上）末年深居西內，崇事玄修，不復與外庭相接，故得掩蔽聰明，盜弄威福，乃至罄國帑，竭民膏而不足滿其溪壑；塞公道，悖天常而無所用其忌憚，即其罪狀宜坐‘奸黨’之條，豈無可殺哉？乃潤（林潤）疏指為‘謀逆’，法司擬以‘謀叛’，悉非正法也。①”【22, p.362】

注釋①是：“《明世宗實錄》卷五四四，嘉靖四十四年三月。”

看到方舟子連張顯清放在括號里的“林潤”二字都抄襲過來了嗎？實際上，方文此前曾五次提到林潤，其中一次就是照抄張顯清的“聖諭云：‘此逆情非常，爾等皆不研究，只以潤（林潤）疏說一過……’”；所以，即使是一個“半文盲”——這是方舟子在那些沒有高中畢業證書的“方黑”，如羅永浩，的腦門上貼的標籤【102】——，也不需要他的注釋就能知道，所謂“潤疏”就是“林潤的奏疏”。也就是說，方舟子當時沒有任何必要第N次告訴自己的讀者，那個“潤”是指“林潤”。而他之所以非要那麼做，只有一個合理的解釋：他當時已經抄得昏了頭，根本就顧不上什麼前後呼應、上下一致了。

29、“《皇明永陵編年信史》”

張顯清舉出的第二個“史家”就是方舟子所說的“支大綸的《皇明永陵編年信史》”：

“世蕃竊弄國柄，私鬻官爵，屠戮正士，罪不容死。據此蔽法，已當斬。比乃咒咀怨望，練兵積粟，通倭誘虜，茫無影響，何以服天下之心哉？內閣頤旨，法官唯諾，刑罰不中，伊誰之咎？……世蕃蠢蠢如蜣螂之戀糞丸，方自雄其財，何叛之暇圖？②”【22, p.362】

注釋②是：“支大綸：《皇明永陵編年信史》卷四。”

事實是，所謂的“皇明永陵編年信史”，不過是《世穆兩朝編年史》的兩部分之一——這是《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的記載：

“【世穆兩朝編年史六卷】（內府藏本）。明支大綸撰。大綸，字華平，嘉善人，萬曆甲戌進士，由南昌府教授擢泉州府推官，謫江西布政司理問，終於奉新縣知縣。是編成於萬曆丙申。所載自嘉靖元年至四十五年，凡四卷。自隆慶元年至六年，凡二卷。前有《項維楨序》，但稱《永陵信史》。據大綸《自序》，蓋先成《世宗編年》，後乃續以《穆宗》雲。”【103】

確實，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收藏的此書明刻本，封面題為《兩朝二陵編年》，開篇第一頁就是《世穆兩朝編年史自序》。1997年，齊魯書社出版的《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收錄此書，題為《明永陵編年信史四卷昭陵編年信史二卷》。請問方舟子：你的“《皇明永陵編年信史》”是啥版本啊？在哪兒看到的啊？

好笑的是，方舟子在炮製《嚴嵩的末日》一文時，對張顯清的《嚴嵩傳》一直都是虔誠地照抄；可是，在抄到“支大綸的《皇明永陵編年信史》”時，他卻心血來潮，非要自作聰明地把原文中的“咒咀”改成了“咒詛”。他顯然不知道，“咒咀”乃是佛教用語，早在宋朝時就已流行，直到民國時代仍被普遍使用【104】；並且，《辭海》就有該詞條，說它 “亦作咒詛”。【105】換句話說就是，方舟子畫蛇添足，不是徒勞無功，而是鑄造了一個他根本就沒有看過“支大綸的《皇明永陵編年信史》”的鐵證。

抄襲鐵證之十一：“咒詛”

雖然方舟子在抄襲張顯清之際顯得近乎“愚忠”，但其“炫耀才學”的本能又驅使他不時地耍點兒小聰明，即改動個別文字或標點符號。上圖顯示方舟子在從《嚴嵩傳》抄錄“支大綸的《皇明永陵編年信史》”時，將張顯清抄錄的“咒咀”（下左）改為“咒詛”（下右），顯然是以為張顯清抄錯了。實際上，支大綸的原文就是“呪咀”（上左），該詞彙早在宋代就已流行，所以蘇軾才會在一篇短文中多次使用它（上右）；民國時代，這個詞彙甚至被用於新聞報道的標題（中）【106】。

30、“坐不軌之苟論”

張顯清舉出的第三個“史家”就是方舟子所說的“談遷”：

“嗟乎！三尺法至平也，舍‘奸黨’之正條，坐不軌之苟論，自置相以來，未之聞矣。或曰：‘王曾計除丁謂，華亭（徐階）雖任術，庸何傷？’①”【22, pp.362-363】

注釋①是：“談遷：《國榷》卷六四。”查該書，談遷的原文是：

“談遷曰：嚴氏始以醇謹進，心本狡媚，盜弄國柄。世蕃濟惡，黷虐布於天下。迨奉譴責，猶不自戢。華亭巧中，遂授其首。嗟乎！三尺法至平也，舍奸黨之正條，坐不軌之苛論，自置相以來，未之聞矣。或曰，王曾計除丁謂，華亭雖任術，庸何傷？”【35, p.4010】

也就是說，張顯清把“苛論”誤抄成了“苟論”。從字面上看，“苛論”是“苛刻之論”的意思，天知道“苟論”的含義是啥。顯然，語文狀元方舟子見多識廣，對這個“苟論”見慣不怪，本能般地抄襲了過來。

抄襲鐵證之十二：“苟論”

張顯清在《嚴嵩傳》中抄錄談遷在《國榷》中的評論時，誤把“苛論”抄成“苟論”，而方舟子對之照抄無誤。左圖顯示《國榷》三個不同版本（從左至右：中華書局1958年排印版、199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版、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2年影印版）的頁面，顯示談遷說的都是“苛論”。

31、“胡惟庸通倭謀反”

那麼，方舟子所說的“當年朱元璋殺宰相胡惟庸，不就也捏造了一個‘通倭謀反’的罪名嗎”是怎麼回事呢？這是《嚴嵩傳》的相應文字：

“《大明律》對死刑有明確而嚴格的律文規定，但在實際執行時卻有很強的隨意性。最高統治者為了按照自己的意志處死某人，往往牽強附會或者虛構罪狀，以便使之符合某一死罪條款，而且所定罪名越是驚人，越是罪大惡極越好。明太祖在處死丞相胡惟庸時，除‘謀反’罪外，又給之加上莫須有的‘通倭’、‘通虜’的‘謀叛’罪。……這次徐階為了殺掉嚴世蕃，又仿照太祖誅殺胡惟庸之例，給其定了圖謀舉兵造反和通倭、通虜的‘叛逆’之罪。”【22, pp.361-362】

所謂“太祖誅殺胡惟庸”事，《明史》、《明實錄》、《明史紀事本末》、《國榷》均有記載，儘管就其細節而言，不乏疑點，但大致來說，向來鮮有異議。只是到了1934年，張顯清的導師吳晗發表《胡惟庸黨案考》一文【107】，結果把它弄成一樁懸案【108】。由於吳晗在新中國的地位——他在1955年成為中科院的“學部委員”，是其中的唯一“明史專家”【109】；1956年，吳晗成為中科院歷史研究所第二所的“指導委員”、1961年當選北京市歷史學會會長【110】； 1962年，吳晗在中央高級黨校開辦明史講座【111】；他的《朱元璋傳》在新中國出了兩版，都是因為他要按照毛澤東的意見進行修改【112, pp.297-300】——，他的觀點也因此近乎正統觀點，被包括張顯清、方舟子在內的一大幫人所接受。

事實是，朱元璋誅殺胡惟庸是在洪武十三年；而根據《明史》，“惟庸既死，其反狀猶未盡露。……十九年十月，林賢獄成，惟庸通倭事始著。”【34, p.7908】也就是說，胡惟庸通倭之罪，是在他死後六年才爆發的。所以，連吳晗也說，“洪武十三年正月胡惟庸被誅時的罪狀”只有如下四條：毒死劉基、阻隔占城貢使、私給文臣以沒官婦女、枉法撓政，朋比為奸。【107】這是吳晗總結“胡惟庸黨案之真相”：

“胡案的組織過程，根據當時的公私紀載，很顯然地擺露在我們的目前。在胡案初起時胡氏的罪狀只是擅權植黨，這條文拿來殺胡惟庸有餘，要用以牽蔓諸勛臣宿將卻未免小題大做。在事實上有替他製造罪狀的必要。明代的大患是南倭北虜，人臣的大罪是結黨謀叛，於是明太祖和他的秘書們便代替胡氏設想，巧為造作，弄一個不相干的從未到過北邊的江蘇人封績，叫他供出胡惟庸通元的事跡，算作胡黨造反的罪狀。後來又覺得有破綻，便強替封績改籍為河南人，改身份為元遺臣，又叫他攀出李善長，引起第二次屠殺。一面又隨便揀一個黨獄中人林賢，捏造出一串事跡，算他通倭。”（同上。）

十年後，吳晗的《由僧缽到皇權》一書出版，上面這段話被精煉成這樣：

“胡惟庸之死只是這件大屠殺案的一個引子，公布的罪狀是擅權枉法。以後朱元璋要殺不順眼的文武臣僚，便拿胡案做底子，隨時加進新罪狀，把它放大、發展。一放為私通日本，再放為私通蒙古。日本和蒙古，‘南倭北虜’，是當時兩大敵人，通敵當然是謀反。三放又發展為串通李善長謀逆，最後成為藍玉謀逆案。”【113】

《由僧缽到皇權》又名《明太祖》，該書在經“重新寫過”之後，於1949年以《朱元璋傳》為名出版，而上面這段話被放在第五章《恐怖政治》第一節《大屠殺》中。【114】再到後來，這段話變成這樣：

“從胡惟庸被殺以後，胡案成為朱元璋進行政治鬥爭的方便武器，凡是怨望的、跋扈的、對皇家統治有危險的文武官員，都陸續羅織為胡黨，處死抄家。胡惟庸的罪狀也隨着統治階級內部矛盾的發展而發展，隨時擴大。其後增加的罪狀是私通日本，接着又是私通蒙古。日本和蒙古是當時兩大敵人，通敵當然是謀反了。”【115】

據《吳晗傳》的作者說，上段文字在“舊稿本”和新版本中完全相同。【112, p.309】所謂“舊稿本”當指《朱元璋傳》的1955年本，而“新版本”是指該書的1965年版。據張顯清說，“新版本”問世後，吳晗還曾贈給他一本“留念”。【116】可是，還不到三十年，張顯清卻說什麼“明太祖在處死丞相胡惟庸時，除‘謀反’罪外，又給之加上莫須有的‘通倭’、‘通虜’的‘謀叛’罪。”這不就是所謂的“咄咄怪事”嗎？

實際上，就在《嚴嵩傳》中，張顯清剛剛還曾說過“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正月，太祖以‘竊持國柄’， ‘擅作威福’和‘謀反’罪誅丞相胡惟庸”【22, p.107】、“洪武十九年，原丞相胡惟庸又增‘通倭謀叛’之罪”【22, p.245】這樣的話。也就是說，張顯清明明知道胡惟庸的“通倭謀叛”之罪並不是“明太祖在處死丞相胡惟庸時……加上”的。

而方舟子呢？他從1993年起就通過抄襲吳晗的《朱元璋傳》來“亂侃明史”，在其第三次“亂侃”時就說“胡是明朝的最後一位宰相，據朱的指控，胡裡通外國，自日本請了四百浪人暗算朱元璋（真有意思）。”【117】在第七次“亂侃”時，方舟子曾根據吳晗在《朱元璋傳》中說的“在明以前，士大夫是和皇家共存共治的”這一論斷，胡謅什麼在明代以前，皇帝與大臣之間是“相親相敬的准朋友關係”，只是在朱元璋手中，“這種准朋友關係”才“完全變成了主僕關係”。【118】到了1994年初，方舟子還專門抄襲《朱元璋傳》第五章第一節寫成《明初的酷刑》一文。【119】所以說，方舟子對胡惟庸通倭案的“真相”，至少是吳晗所說的“真相”，根本不可能不知道。但是，為了給陰毒的徐階開脫，製造“構陷有理”的輿論，他就故意照抄張顯清——這實際上也是他後來“打假”的慣用招數，即通過“裝瘋賣傻”來構陷他人。

事實是，《明史·胡惟庸傳》【34, pp.7906-7908】、《國榷·卷七·洪武十三年》【35, pp.581-597】都只提“通倭”，而沒有“通倭謀反”；《明太祖實錄》和《明史紀事本末·胡蘭之獄》則連“通倭”二字都不曾出現過。那麼，張口“明世宗實錄”、閉口“國榷”的方舟子，到底是從哪兒搞來的“通倭謀反”這個罪名呢？

抄襲鐵證之十三：構陷有理

為了給徐階構陷嚴嵩找台階，張顯清在明明知道“明太祖在處死丞相胡惟庸時”不曾給他“加上莫須有的‘通倭’、‘通虜’的‘謀叛’罪”的情況下，非要那麼說。同樣，方舟子對“胡惟庸黨案”也相當了解，因為他在三年前幾乎翻爛了吳晗的《朱元璋傳》；但為了製造“徐階構陷嚴嵩有前例可循”的輿論，他也和張顯清一樣，非要說朱元璋“當年”在誅殺胡惟庸時“也捏造了一個‘通倭謀反’的罪名”。上圖左側為吳晗《胡惟庸黨案考》中一個頁面的局部截圖，顯示吳晗承認，朱元璋在洪武十三年給胡惟庸定罪時，根本就沒有“通倭”罪；上圖右側從上至下為張顯清《嚴嵩傳》和方舟子《嚴嵩的末日》局部截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