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道路皆言”

这是《严嵩的末日（下）》的第三段话：

“这时候，严世蕃的同党罗龙文也从戍所逃回了徽州老家，两人来往密切。这位罗龙文是倭寇首领王直的姻亲，曾经奉总督胡宗宪之命出海招降。林润接到郭推官的告发后，把故事编得完整一点，向皇帝控告这两个人以建造府第为幌子，聚众四千人，‘道路皆言，两人通倭，变且不测’。这是谋反大罪，皇帝自然极其重视，立即下诏速将严世蕃、罗文龙拿来问罪。那时候严世蕃之子严绍庭还在北京当锦衣卫指挥，问讯赶快派人赶在圣旨下达之前到家乡报警。严世蕃得报，想逃回戍所，却早在林润的监视之中，被逮住了，解往京师。这是嘉靖四十三年十一月的事。”

这段话虽然长达二百多字，但其文眼却是引号内的12个字。看看《严嵩传》是怎么说的：

“林润，字若雨，福建甫田人，嘉靖三十五年进士，升御史，以敢于直言闻名朝野。他接到郭谏臣的告发后，立即驰疏奏报朝廷。他在奏疏中说，严世蕃、罗龙文‘不自悔恨，反怀怨望’，‘蔑视国法’，‘不赴戍所，江洋盗贼’多入二人之家。罗龙文‘招集恶少，出入靡常’，‘卜筑深山，乘轩衣蟒，有负险不臣之志’。严世蕃家居不法，‘愈肆凶顽，暴横乡里，不异其在朝’，‘或肆讪毁，或纵淫乐，或夺人财产，乡里讼冤官司，动以百计’，‘日夜与罗龙文诽谤时政，动摇人心’，最近又假借建造府第为名，聚众至四千余人，‘道路皆言，两人通倭，变且不测。’‘以世蕃之逆，济以龙文之险，踪迹莫测，祸机所伏’，乞逮至京师，‘早正刑章，以绝祸本’。①”【22, pp.355-356】

注释①是：“据《明世宗实录》卷五四〇、《国榷》卷六四、《明史》卷三〇八《严嵩传》综述。”

查这三本书，只有《明史》有“道路皆言两人通倭变且不测”这12个字。只不过是，根据中华书局1974年出版的标点本，这12个字被断为“道路皆言两人通倭，变且不测。”【34, p.7919】不仅如此，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出版的《四库全书精编 史部》【96】、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明史》【97】、中国社会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二十五史》【98】、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中国全史·纪传卷》【99】，也都是那么断的。实际上，连金性尧都把它断成“道路皆言两人通倭变，且不测。”【100】

也就是说，虽然我们不知道张显清断句的依据，但我们却知道他断得的确有些独特。而方舟子之所以能够也把那12个字断得与张显清一模一样地独特，最简单、最合理的解释就是抄袭。

23、“任他燎原火”

紧接着上段话，方舟子写道：

“严世蕃二进宫了，却也并不怎么惊慌，‘任他燎原火，自有倒海水！’，他有的是计策。自己贪污受贿，天下人均知，想赖也赖不掉，但是‘皇上只要人干事，不怪人爱钱’，认了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当初邹应龙告发他的不就是‘贪污误国’吗？最多再流放一次罢了。‘聚众谋反’、‘通倭’的罪名那才是最可怕的，不过也没什么证据，其实根本就是捏造的，应该不难洗刷清楚。最好，是让三法司连带判决严嵩害死沈炼、杨继盛，这两个案子乃是皇帝亲自定的，要是让皇帝觉得三法司想为沈、杨翻案，审官和囚犯的位子恐怕就要掉个个儿了。计谋已定，他便命其党徒四处宣扬：不好了，要是三法司把沈、杨二案翻出来，严世蕃就死定了。”

看看《严嵩传》的这段话：

“在监狱中的严世蕃，对前途仍怀着幻想。他以为凭着昔日的余威和自己的计谋完全可以转危为安，因此得意地拍着手说：‘任他燎原火，自有倒海水。’他召集党徒策划，认为自己罪行中的‘贿’字已是无法掩盖，但此‘非皇上所深恶’，而‘聚众谋反’、‘通倭’之说最为可怕，必须从罪状上删去。为了金蝉脱壳，他设计了这样一条激怒皇上的诡计，即设法使三法司在拟写罪状时把迫害杨继盛、沈炼致死的内容摆在重要地位。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杨继盛之死的主罪‘诈传亲王令旨’乃出自皇帝‘特旨’；沈炼被杀，乃由严党杨顺将其姓名窜入白莲教罪案之中，皇帝漫不省览，‘泛旨’处斩。皇帝自谓‘英明’，岂肯自引为过？因此必将怀疑三法司欲借严氏之案而归过于圣上，从而把愤怒由严氏父子转移到朝廷主事之臣。这时严世蕃便可释缧绁而归，甚至会因此而引起皇帝对严嵩的怀念，‘别有恩命，未为可知。’严世蕃党徒按计行事，四出宣扬，制造舆论。”【22, p.358】

虽然张显清没有交代这段话的根据，但其来源无疑是《明史纪事本末》：

“疏入，帝怒，诏下法司讯状。世蕃犹抵掌曰：‘任他燎原火，自有倒海水。’已而聚其党窃议，自谓：‘“贿”字自不可掩，然非上所深恶；“聚众以通倭”之说，得讽言官使削去。而故填杨、沈下狱为词，则上必激而怒；上怒，乃可脱也。’谋既定，乃令其党扬言之。”【37, p.833】

《明通鉴》卷六十三所记与此大致相同。【86, p.489】

也就是说，张显清把“聚众以通倭”（《明通鉴》为“聚众通倭”）改成“‘聚众谋反’、‘通倭’”，而方舟子也照葫芦画瓢。不仅如此，张显清还把严东藩的心理活动不厌其烦地写了出来，而方舟子也是如此。最好笑的是，张显清根据谷应泰说的“乃令其党扬言之”写成“严世蕃党徒按计行事，四出宣扬”，而方舟子也是“他便命其党徒四处宣扬”——真是亦步亦趋啊！

也许有人眼尖，发现上段话中没有“皇上只要人干事，不怪人爱钱”这几个字。那就再看看这段话：

“‘贿赂彰，风俗坏。’‘内阁吏部要钱，吾党守清无益。’⑨‘皇上只要人干事，不怪人要钱，贪夫从而和之。’⑩严氏父子‘政以贿成’导致官风、士风大坏。嘉靖年间是明代吏治的重要转折点。”【22, pp.328-329】

注释⑩是：“徐阶：《答尽去剥虐谕》， 《明经世文编》卷二四四。”

你以为方舟子有能耐翻阅厚达六千页的《明经世文编》，并且忍心不把那样的业绩“炫耀”出来？至于他把“要钱”写成“爱钱”，其原因可能是抄书抄花了眼，但更大的可能却是在第N次使用他的“做贼蒙世绝招”。

抄袭铁证之八：“‘聚众谋反’、‘通倭’”

张显清在叙述严世蕃策划翻案的情节时，主要根据《明史纪事本末》的相关记载，但他把该书所说的“聚众以通倭”改造成“聚众谋反”、“通倭”，并且将之放进引号之中。事实是，“聚众谋反”这四个字在整部《明史纪事本末》中都不曾出现过。张显清的“随意”和“任性”导致方舟子以为那几个字是出自史书，于是也将它们放进引号之中。

24、“贪污误国”

方舟子上面那段话中，有一句是“当初邹应龙告发他的不就是‘贪污误国’吗？”事实是，不要说“贪污误国”这四个字，即使是“贪污”、“误国”这两个词，都不曾出现在邹应龙的那篇奏疏中——不论是原本，还是《明实录》和《明史》的改编本。那么，方舟子的这个说法到底是怎么来的呢？看看《严嵩传》中的这句话：

“邹应龙，字云卿，西安人，嘉靖三十五年进士。嘉靖四十一年五月的一天，他在一位内侍太监家里避雨。这位太监把近日皇帝密令蓝道行扶乩的事透露给他。邹应龙‘知帝眷已移’，‘以为奇货，恐有先者’，立即修成《贪横荫臣欺君蠹国疏》，弹劾严嵩父子，中心内容是‘贪污误国’。由于这份奏疏在反对严嵩的斗争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因此对其内容不能不作些摘引。”【22, p.348】

事实是，在那份“张氏改编本”的奏疏中，“贪”字只出现了两次，分别为“世蕃父子贪婪无度”和“教子惟贪”；“污”字只出现了一次，“污同狗彘”；“误”字一次也没有出现；“国”字出现了两次，分别为“国安得不竭”、“其父嵩受国厚恩”。天知道张显清是怎么从中总结出“贪污误国”这个“中心内容”的。

实际上，如果非要用几个字来总结邹疏的“中心内容”的话，那这几个字就是其标题中的“贪横、欺君、蠹国”。且不说“贪污误国”没能包括“欺君”这一大罪，它连“贪横”和“蠹国”都没能全部涵盖：“横”者，凶也，所以《明实录》和《明史》的缩写本都使用了“凶横”二字；“蠹”者，蚕食、损害也，所以邹应龙原疏说严党“剥取民财，侵夺民利”，而《明实录》、《明史》也都说“抑勒侵夺”。同样，丁守和等主编的《中国历代奏议大典》就这样总结邹疏：

“他在疏中揭露了严嵩父子贪横欺枉，卖官鬻爵的丑恶行径，痛斥严世蕃所作所为如狗彘、如豺狼，指责他不守为官之道，欺君罔上，罪不可恕……。”【101】

而方舟子之所以也说邹应龙的奏疏告发严嵩父子的“就是‘贪污误国’”，只能有一个解释，那就是他把张显清的蛇足“贪污”了——他虽然没有因此“误国”，但却因此“误己”，因为他为自己的行窃勾当又铸造了一桩铁证。

25、“死有余辜！”

这是方舟子接下来写的文字：

“负责此案的三法司刑部尚书黄光先、都御史张永明和大理寺卿张守直果然中计，在判决中大书特书严氏父子迫害沈、杨。写好了，在上奏之前照例送给首辅徐阶过目。徐阶将三人领入内室，屏退左右，问道：诸君觉得严公子该不该死？三人异口同声回答：死有余辜！徐阶又问：那么你们是要他活还是要他死呢？三人答道：正是要他为沈、杨偿命啊。徐阶连连摇头：严嵩害死了沈、杨不假，但那都是领过圣旨的。皇上是最英明的，绝不会错。诸位的这份判决呈上去，皇上疑心三法司是在怪罪皇上，必定震怒，大家都免不了要被问罪，而严公子也就大模大样地出都门回家了。三人谔然，赶忙请教徐阶怎么修改。徐阶说：只要以林润的奏疏为底稿，再把聚众谋反这一条发挥发挥就行了，事不宜迟，稍迟就会发生变故。三人就请徐阶主笔，徐阶微微一笑，从袖中取出底稿：早就写好了，各位以为如何？三人看了，连声说好，马上叫来吏员誊清，这份致严世蕃于死地的判决书就从徐阶相府递了出来。”

上面这段话虽然没有一个引号，但其全文都抄自《严嵩传》的这段话：

“负责审理此案的刑部尚书黄光升、都御史张永明、大理寺卿张守直果然中计。他们将草拟的写有杨继盛、沈炼内容的严世蕃罪状拿给首辅徐阶裁定。徐阶早已探明一切，却故作不知，问道：‘疏稿安在?’黄光升等呈上。徐阶阅毕，将三人领入内室，屏去左右，神秘地问：‘诸君谓严公子当死乎，生乎？’三人回答：‘死不足赎！’徐阶又问：那么按照你们所拟的罪案，‘将杀之乎，生之乎？’三人回答：写入杨，沈之事，‘正欲抵死’。徐阶连连摇头说：‘别自有说。’然后将严世蕃的阴谋向他们作了透彻的剖析，指出若按此写法，‘上必震怒，在事者皆不免，严公子骑款段出都门矣。’三人愕然，请教修改之策。徐阶提出，奏本‘当以原疏（林润奏疏）为主，而阐发聚众本谋，以试上意’，而且不可迟疑，稍迟‘事且变’。黄光升等共推徐阶执笔主稿。徐阶笑了笑，从袖筒中抽出一份早已拟好的底稿，炫耀说：‘拟议久矣！诸公以为何如？’三人唯唯称善。于是唤来吏员，锁上房门，立即誊清，三人用印封进。①经过一番密谋，一份致严世蕃以死罪的判决书从徐相府递出。”【22, pp.358-359】

注释①是：“《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四《严嵩用事》。”查该书，其中有这样的话：

“刑部尚书黄光升、左都御史张永明、大理寺卿张守直亦以为然，依其言具稿诣徐阶议之。阶固已豫知，姑问稿安在？吏出怀中以进，阅毕曰：‘法家断案良佳。’延入内庭，屏左右语曰：‘诸君子谓严公子当死乎？生乎？’曰：‘死不足赎。’‘然则此案将杀之乎？生之乎？’曰：‘用杨、沈正欲抵死。’阶徐曰：‘别自有说。杨、沈事诚犯天下公恶，然杨以计中上所讳，取特旨；沈暗入招中，取泛旨。上英明，岂肯自引为过？一入览，疑法司借严氏归过于上，必震怒，在事者皆不免，严公子骑款段出都门矣。’众愕然，请更议，曰：‘稍迟，事且泄，从中败事者必多，事且变。今当以原疏为主，而阐发聚众本谋，以试上意，然须大司寇执笔。’谢不敢当，群以让阶。阶乃出一幅于袖中，曰：‘拟议久矣。诸公以为何如？’皆唯唯。因曰：‘前嘱携印及写本吏同至，宁忘之乎？’皆曰：‘已至。’即呼入，扃户令疾书，用印封识，而世蕃不知也。”【37, pp.833-834】

也就是说，张显清在“死不足赎”之后加上了一个惊叹号，方舟子也在“死有余辜”后面放上了一个惊叹号；张显清把徐阶说的“事且变”和“今当以原疏为主”的顺序搞颠倒了，方舟子也颠倒了这个顺序。最好笑的是，张显清把徐阶起草的文稿说成是“一份致严世蕃以死罪的判决书”，而方舟子也鹦鹉学舌般地说它是“这份致严世蕃于死地的判决书”。显然，他们二人都没有搞明白这样的道理：“判决书”就是“定罪书”，而能够“致某某以死罪”的文书，应该叫做“起诉书”。果然，那份所谓的“判决书”做出了这样的“判决”：

“请同龙文比拟子骂父律处斩世蕃，量追赃银二百万两。”【30, p. 8791】

一个“请”字，说明它最多不过是一个“判决意向书”——等候最高大法官嘉靖皇帝的“判决”。所以，张显清本人后来把它改称为“拟议”。【22, p.361】

抄袭铁证之九：“判决书”

《严嵩的末日》第十七段全部抄自《严嵩传》第二十一章第六节《可悲的结局》。尽管文字的相似程度极为明显，但其中的铁证确是方舟子与张显清一样，把徐阶等人炮制出来的构陷文书称为“致严世蕃于死地（罪）的判决书”。谁都知道，所谓“判决书”就是“定罪书”，因此称“判决书”能够“致某某于死地”，不仅在逻辑上说不通，在法律上也极为荒谬。

26、“此逆情非常”

这是《严嵩的末日》的第19段话：

“皇帝却也不信严世蕃会谋反，命令三法司再核实。圣谕云：‘此逆情非常，尔等皆不研究，只以润（林润）疏说一过，何以示天下后世？其会都察院、大理寺、锦衣卫从公鞠讯，具以实闻。’”

这是《严嵩传》中的相应段落：

“严世蕃的逆情如此严重，嘉靖皇帝感到十分震惊，命令三法司核实之后再行处决。圣渝云：‘此逆情非常，尔等皆不研究，只以润（林润）疏说一过，何以示天下后世？其会都察院、大理寺、锦衣卫从公鞫讯，具以实闻。’②”【22, p.360】

注释②是：“《明世宗实录》卷五四四，嘉靖四十四年三月。”

查“台本”《明世宗实录》卷五四四，其原文是：

“狱上，上曰：此逆贼非常，尔等皆不研究，只以润疏说一过，何以示天下后世？其会都察院大理寺锦衣卫从公鞫讯，具以实闻。”【30, pp.8791-8792】

查“梁本”《明世宗实录》卷五四四，其原文是：

“狱上，上曰：此逆非常，尔等皆不研究，只以润疏说一过，何以示天下后世？其会都察院大理寺锦衣卫从公鞫讯，具以寔闻。”【83, p.8】

也就是说，如果张显清参考的是“台本”，他将“此逆贼非常”误做“此逆情非常”；如果他参考的是“梁本”，他将“具以寔闻”误做“具以实闻”。实际上，根据“必读书”《明史纪事本末》，相应文字差异更多：

“上览疏曰：‘此逆情非常，尔等第述润疏一过，何以示天下？其会都察院、大理寺、锦衣卫鞫讯，具实以闻。’”【37, p.835】

而方舟子放着“必读书”不读，第N次与“张显清本”一模一样——除了抄袭剽窃之外，还有任何其他解释吗？

27、“交通倭虏”

这是《严嵩的末日》的第20段话：

“徐阶领了圣旨，急出长安门。三法司的官员们早在门外等候，他随便问了几句，就赶回家中，起草答疏，声称‘事已堪实’，通倭谋反‘具有显证’。皇帝这才批准了三法司的判决，于嘉靖四十四年三月二十四日下诏，以‘交通倭虏，潜谋叛逆’之罪判处严世蕃、罗龙文死刑。死囚按规定应该留到秋后处决，但这一次，按徐阶的要求，立即处斩，‘亟正典刑，以泄天下之愤。’怕一拖就要出意外吧。”

这是《严嵩传》的相应段落：

“圣旨传下，徐阶袖之急出长安门。三法司官员早已在门外候旨，徐阶向他们‘略问数语’，即‘速至私第’，起草答疏。疏中极言‘事已勘实’，‘其交通倭虏，潜谋叛逆具有显证，前拟未尽其辜，请亟正典刑，以泄天下之愤。’③”【22, p.360】

“既然‘事已勘实’， ‘具有显证’，皇帝便于嘉靖四十四年三月二十四日下诏，批准三法司的拟议，以‘交通倭虏，潜谋叛逆’为主罪判处严世蕃、罗龙文死刑，立即处斩，严嵩及诸孙削官为民，抄没家资，并指出严嵩乃为‘逆本’，对法司未拟其罪表示不悦。” 【22, p.361】

注释③是：“《明世宗实录》卷五四四，嘉靖四十四年三月。《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四《严嵩用事》。”

这是《明世宗实录》的记载：

“于是光昇等复勘实，其交通倭虏、潜谋叛逆具有显证。前拟未尽其辜，请亟正典刑，以洩天下之愤。”【30, p.8792】

这是《明史纪事本末》的记载：

“命下，阶袖之出长安门，法司官俱集。阶略问数语，速至私第，具疏以闻。世蕃虽善探，亦不得知也。疏中极言‘事已勘实。其交通倭寇，潜谋叛逆，具有显证。请亟正典刑，以泄神人之愤’。”【37, p.835】

显然，张显清主要是依据《明史纪事本末》写成上面那段话，但他千不该万不该，又根据《明实录》将“倭寇”改成“倭虏”，将“神人”改成“天下”，结果导致方舟子在偷窃之时，连续铸造了两桩抄袭铁证。也许方舟子会狡辩说，他是根据《明实录》写成那段话的。如果真的如此，方舟子就需要继续解释自己是怎么把那段话的主语“光昇等”，即刑部尚书黄光升等人，变成首辅徐阶的？事实是，不仅《明实录》说“复勘实”之人是“光昇等”，《国榷》也是那么说的。【35, p.4010】可是，根据《明史纪事本末》，一切都由徐阶一手包办、亲手炮制。天知道张显清根据什么非要采信《明史纪事本末》。

抄袭铁证之十：“倭虏”、“天下”

在《严嵩传》中，张显清根据《明史纪事本末》讲述了徐阶再次炮制构陷严世蕃文书的故事。但他放在引号中的文字，有些来自《明实录》，而《明实录》故事的主语是刑部尚书黄光升，不是徐阶。方舟子的故事与张显清的故事一模一样，他显然对张显清的张冠李戴茫然不知。

28、“《明世宗实录》”

这是《严嵩的末日》的第21段：

“当时的史家，多认为严世蕃死有余辜，却对以莫须有的叛逆之罪处斩不敢苟同。张居正主修的《明世宗实录》评论此案说‘其罪状宜坐奸党之条，岂无可杀哉？乃润（林润）疏指为谋逆，法司拟以谋叛，悉非正法也。’支大纶的《皇明永陵编年信史》也是大为不满：‘比乃咒诅怨望，练兵积粟，通倭诱虏，茫无影响，何以服天下之心哉？内阁颐旨，法官唯诺，刑罚不中，伊谁之咎？’谈迁在《国榷》中更是感叹道：‘嗟乎！三尺法至平也，舍奸党之正条，坐不轨之苟论，自置相以来，未之闻矣。’其实这是有先例的，当年朱元璋杀宰相胡惟庸，不就也捏造了一个‘通倭谋反’的罪名吗？有太祖高皇帝做榜样，徐阶想必是心安理得的。”

这是方舟子在写了五千多字、给出三十多条引文之后，第三次使用书名号，前两次分别为第11段中的《贪横荫臣欺君蠹国疏》，以及第13段中的《南还稿·六月二日出都作》。那么，方舟子这次连珠炮般地给出的三个书名，能否证明他确实看过这些书呢？当然是不可能的，因为如上所述，方舟子的引文，有多条与《明实录》、《国榷》相异但却与张显清的《严嵩传》相同，因此证明他在撰写《严嵩的末日》之时，根本就不曾参考过那两部书。他怎么可能在文章已经接近尾声之际，突然想起自己应该捧读这两套大部头呢？果然，这段话中的引文全都出现在《严嵩传》中。

原来，张显清在为徐阶构陷严世蕃高声喝彩之际，也对“执政者”提出了非常温柔的批评，说他们“不以其实有之罪判刑，而以虚捏之词定罪，这即使是对一个千夫所指的独夫也是与法制相违背的。”【22, p.362】紧接着，张显清列举“某些史家就曾指出过这一点”。所谓“某些”，其实只有三家，也就是方舟子上面提到的那三家。这是“张居正主修的《明世宗实录》评论此案说”的来源：

“世蕃一凶罔竖子耳。其浊乱朝政，本其父嵩得政日久，上（皇上）末年深居西内，崇事玄修，不复与外庭相接，故得掩蔽聪明，盗弄威福，乃至罄国帑，竭民膏而不足满其溪壑；塞公道，悖天常而无所用其忌惮，即其罪状宜坐‘奸党’之条，岂无可杀哉？乃润（林润）疏指为‘谋逆’，法司拟以‘谋叛’，悉非正法也。①”【22, p.362】

注释①是：“《明世宗实录》卷五四四，嘉靖四十四年三月。”

看到方舟子连张显清放在括号里的“林润”二字都抄袭过来了吗？实际上，方文此前曾五次提到林润，其中一次就是照抄张显清的“圣谕云：‘此逆情非常，尔等皆不研究，只以润（林润）疏说一过……’”；所以，即使是一个“半文盲”——这是方舟子在那些没有高中毕业证书的“方黑”，如罗永浩，的脑门上贴的标签【102】——，也不需要他的注释就能知道，所谓“润疏”就是“林润的奏疏”。也就是说，方舟子当时没有任何必要第N次告诉自己的读者，那个“润”是指“林润”。而他之所以非要那么做，只有一个合理的解释：他当时已经抄得昏了头，根本就顾不上什么前后呼应、上下一致了。

29、“《皇明永陵编年信史》”

张显清举出的第二个“史家”就是方舟子所说的“支大纶的《皇明永陵编年信史》”：

“世蕃窃弄国柄，私鬻官爵，屠戮正士，罪不容死。据此蔽法，已当斩。比乃咒咀怨望，练兵积粟，通倭诱虏，茫无影响，何以服天下之心哉？内阁颐旨，法官唯诺，刑罚不中，伊谁之咎？……世蕃蠢蠢如蜣螂之恋粪丸，方自雄其财，何叛之暇图？②”【22, p.362】

注释②是：“支大纶：《皇明永陵编年信史》卷四。”

事实是，所谓的“皇明永陵编年信史”，不过是《世穆两朝编年史》的两部分之一——这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的记载：

“【世穆两朝编年史六卷】（内府藏本）。明支大纶撰。大纶，字华平，嘉善人，万历甲戌进士，由南昌府教授擢泉州府推官，谪江西布政司理问，终於奉新县知县。是编成於万历丙申。所载自嘉靖元年至四十五年，凡四卷。自隆庆元年至六年，凡二卷。前有《项维桢序》，但称《永陵信史》。据大纶《自序》，盖先成《世宗编年》，后乃续以《穆宗》云。”【103】

确实，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的此书明刻本，封面题为《两朝二陵编年》，开篇第一页就是《世穆两朝编年史自序》。1997年，齐鲁书社出版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收录此书，题为《明永陵编年信史四卷昭陵编年信史二卷》。请问方舟子：你的“《皇明永陵编年信史》”是啥版本啊？在哪儿看到的啊？

好笑的是，方舟子在炮制《严嵩的末日》一文时，对张显清的《严嵩传》一直都是虔诚地照抄；可是，在抄到“支大纶的《皇明永陵编年信史》”时，他却心血来潮，非要自作聪明地把原文中的“咒咀”改成了“咒诅”。他显然不知道，“咒咀”乃是佛教用语，早在宋朝时就已流行，直到民国时代仍被普遍使用【104】；并且，《辞海》就有该词条，说它 “亦作咒诅”。【105】换句话说就是，方舟子画蛇添足，不是徒劳无功，而是铸造了一个他根本就没有看过“支大纶的《皇明永陵编年信史》”的铁证。

抄袭铁证之十一：“咒诅”

虽然方舟子在抄袭张显清之际显得近乎“愚忠”，但其“炫耀才学”的本能又驱使他不时地耍点儿小聪明，即改动个别文字或标点符号。上图显示方舟子在从《严嵩传》抄录“支大纶的《皇明永陵编年信史》”时，将张显清抄录的“咒咀”（下左）改为“咒诅”（下右），显然是以为张显清抄错了。实际上，支大纶的原文就是“呪咀”（上左），该词汇早在宋代就已流行，所以苏轼才会在一篇短文中多次使用它（上右）；民国时代，这个词汇甚至被用于新闻报道的标题（中）【106】。

30、“坐不轨之苟论”

张显清举出的第三个“史家”就是方舟子所说的“谈迁”：

“嗟乎！三尺法至平也，舍‘奸党’之正条，坐不轨之苟论，自置相以来，未之闻矣。或曰：‘王曾计除丁谓，华亭（徐阶）虽任术，庸何伤？’①”【22, pp.362-363】

注释①是：“谈迁：《国榷》卷六四。”查该书，谈迁的原文是：

“谈迁曰：严氏始以醇谨进，心本狡媚，盗弄国柄。世蕃济恶，黩虐布于天下。迨奉谴责，犹不自戢。华亭巧中，遂授其首。嗟乎！三尺法至平也，舍奸党之正条，坐不轨之苛论，自置相以来，未之闻矣。或曰，王曾计除丁谓，华亭虽任术，庸何伤？”【35, p.4010】

也就是说，张显清把“苛论”误抄成了“苟论”。从字面上看，“苛论”是“苛刻之论”的意思，天知道“苟论”的含义是啥。显然，语文状元方舟子见多识广，对这个“苟论”见惯不怪，本能般地抄袭了过来。

抄袭铁证之十二：“苟论”

张显清在《严嵩传》中抄录谈迁在《国榷》中的评论时，误把“苛论”抄成“苟论”，而方舟子对之照抄无误。左图显示《国榷》三个不同版本（从左至右：中华书局1958年排印版、199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版、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2年影印版）的页面，显示谈迁说的都是“苛论”。

31、“胡惟庸通倭谋反”

那么，方舟子所说的“当年朱元璋杀宰相胡惟庸，不就也捏造了一个‘通倭谋反’的罪名吗”是怎么回事呢？这是《严嵩传》的相应文字：

“《大明律》对死刑有明确而严格的律文规定，但在实际执行时却有很强的随意性。最高统治者为了按照自己的意志处死某人，往往牵强附会或者虚构罪状，以便使之符合某一死罪条款，而且所定罪名越是惊人，越是罪大恶极越好。明太祖在处死丞相胡惟庸时，除‘谋反’罪外，又给之加上莫须有的‘通倭’、‘通虏’的‘谋叛’罪。……这次徐阶为了杀掉严世蕃，又仿照太祖诛杀胡惟庸之例，给其定了图谋举兵造反和通倭、通虏的‘叛逆’之罪。”【22, pp.361-362】

所谓“太祖诛杀胡惟庸”事，《明史》、《明实录》、《明史纪事本末》、《国榷》均有记载，尽管就其细节而言，不乏疑点，但大致来说，向来鲜有异议。只是到了1934年，张显清的导师吴晗发表《胡惟庸党案考》一文【107】，结果把它弄成一桩悬案【108】。由于吴晗在新中国的地位——他在1955年成为中科院的“学部委员”，是其中的唯一“明史专家”【109】；1956年，吴晗成为中科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的“指导委员”、1961年当选北京市历史学会会长【110】； 1962年，吴晗在中央高级党校开办明史讲座【111】；他的《朱元璋传》在新中国出了两版，都是因为他要按照毛泽东的意见进行修改【112, pp.297-300】——，他的观点也因此近乎正统观点，被包括张显清、方舟子在内的一大帮人所接受。

事实是，朱元璋诛杀胡惟庸是在洪武十三年；而根据《明史》，“惟庸既死，其反状犹未尽露。……十九年十月，林贤狱成，惟庸通倭事始著。”【34, p.7908】也就是说，胡惟庸通倭之罪，是在他死后六年才爆发的。所以，连吴晗也说，“洪武十三年正月胡惟庸被诛时的罪状”只有如下四条：毒死刘基、阻隔占城贡使、私给文臣以没官妇女、枉法挠政，朋比为奸。【107】这是吴晗总结“胡惟庸党案之真相”：

“胡案的组织过程，根据当时的公私纪载，很显然地摆露在我们的目前。在胡案初起时胡氏的罪状只是擅权植党，这条文拿来杀胡惟庸有余，要用以牵蔓诸勋臣宿将却未免小题大做。在事实上有替他制造罪状的必要。明代的大患是南倭北虏，人臣的大罪是结党谋叛，于是明太祖和他的秘书们便代替胡氏设想，巧为造作，弄一个不相干的从未到过北边的江苏人封绩，叫他供出胡惟庸通元的事迹，算作胡党造反的罪状。后来又觉得有破绽，便强替封绩改籍为河南人，改身份为元遗臣，又叫他攀出李善长，引起第二次屠杀。一面又随便拣一个党狱中人林贤，捏造出一串事迹，算他通倭。”（同上。）

十年后，吴晗的《由僧钵到皇权》一书出版，上面这段话被精炼成这样：

“胡惟庸之死只是这件大屠杀案的一个引子，公布的罪状是擅权枉法。以后朱元璋要杀不顺眼的文武臣僚，便拿胡案做底子，随时加进新罪状，把它放大、发展。一放为私通日本，再放为私通蒙古。日本和蒙古，‘南倭北虏’，是当时两大敌人，通敌当然是谋反。三放又发展为串通李善长谋逆，最后成为蓝玉谋逆案。”【113】

《由僧钵到皇权》又名《明太祖》，该书在经“重新写过”之后，于1949年以《朱元璋传》为名出版，而上面这段话被放在第五章《恐怖政治》第一节《大屠杀》中。【114】再到后来，这段话变成这样：

“从胡惟庸被杀以后，胡案成为朱元璋进行政治斗争的方便武器，凡是怨望的、跋扈的、对皇家统治有危险的文武官员，都陆续罗织为胡党，处死抄家。胡惟庸的罪状也随着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发展而发展，随时扩大。其后增加的罪状是私通日本，接着又是私通蒙古。日本和蒙古是当时两大敌人，通敌当然是谋反了。”【115】

据《吴晗传》的作者说，上段文字在“旧稿本”和新版本中完全相同。【112, p.309】所谓“旧稿本”当指《朱元璋传》的1955年本，而“新版本”是指该书的1965年版。据张显清说，“新版本”问世后，吴晗还曾赠给他一本“留念”。【116】可是，还不到三十年，张显清却说什么“明太祖在处死丞相胡惟庸时，除‘谋反’罪外，又给之加上莫须有的‘通倭’、‘通虏’的‘谋叛’罪。”这不就是所谓的“咄咄怪事”吗？

实际上，就在《严嵩传》中，张显清刚刚还曾说过“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正月，太祖以‘窃持国柄’， ‘擅作威福’和‘谋反’罪诛丞相胡惟庸”【22, p.107】、“洪武十九年，原丞相胡惟庸又增‘通倭谋叛’之罪”【22, p.245】这样的话。也就是说，张显清明明知道胡惟庸的“通倭谋叛”之罪并不是“明太祖在处死丞相胡惟庸时……加上”的。

而方舟子呢？他从1993年起就通过抄袭吴晗的《朱元璋传》来“乱侃明史”，在其第三次“乱侃”时就说“胡是明朝的最后一位宰相，据朱的指控，胡里通外国，自日本请了四百浪人暗算朱元璋（真有意思）。”【117】在第七次“乱侃”时，方舟子曾根据吴晗在《朱元璋传》中说的“在明以前，士大夫是和皇家共存共治的”这一论断，胡诌什么在明代以前，皇帝与大臣之间是“相亲相敬的准朋友关系”，只是在朱元璋手中，“这种准朋友关系”才“完全变成了主仆关系”。【118】到了1994年初，方舟子还专门抄袭《朱元璋传》第五章第一节写成《明初的酷刑》一文。【119】所以说，方舟子对胡惟庸通倭案的“真相”，至少是吴晗所说的“真相”，根本不可能不知道。但是，为了给阴毒的徐阶开脱，制造“构陷有理”的舆论，他就故意照抄张显清——这实际上也是他后来“打假”的惯用招数，即通过“装疯卖傻”来构陷他人。

事实是，《明史·胡惟庸传》【34, pp.7906-7908】、《国榷·卷七·洪武十三年》【35, pp.581-597】都只提“通倭”，而没有“通倭谋反”；《明太祖实录》和《明史纪事本末·胡兰之狱》则连“通倭”二字都不曾出现过。那么，张口“明世宗实录”、闭口“国榷”的方舟子，到底是从哪儿搞来的“通倭谋反”这个罪名呢？

抄袭铁证之十三：构陷有理

为了给徐阶构陷严嵩找台阶，张显清在明明知道“明太祖在处死丞相胡惟庸时”不曾给他“加上莫须有的‘通倭’、‘通虏’的‘谋叛’罪”的情况下，非要那么说。同样，方舟子对“胡惟庸党案”也相当了解，因为他在三年前几乎翻烂了吴晗的《朱元璋传》；但为了制造“徐阶构陷严嵩有前例可循”的舆论，他也和张显清一样，非要说朱元璋“当年”在诛杀胡惟庸时“也捏造了一个‘通倭谋反’的罪名”。上图左侧为吴晗《胡惟庸党案考》中一个页面的局部截图，显示吴晗承认，朱元璋在洪武十三年给胡惟庸定罪时，根本就没有“通倭”罪；上图右侧从上至下为张显清《严嵩传》和方舟子《严嵩的末日》局部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