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说过先帝爷一辈子都没进过紫禁城，不是他老人家对前朝的东西不感兴趣。就在54年前后，他不仅去过明十三陵，甚至连河南洹上袁世凯的墓都仔细参观过，所以不进紫禁城肯定是出于某种心理因素。类似的，当定陵地宫打开后，毛是唯一没下去过的中央领导人。那么一向以“推翻满清”为己任的孙中山进过皇宫吗？他也没去过，“非不为也，实不能也”，且听我慢慢道来。

 

从天安门往西边一点就是中山公园，就是为了纪念中山先生而命名的。全国各地中山公园很多，但这一个算是“祖庭”了，知名度很高。以前这个地方是社稷坛，属于皇家祭祀活动场所，不对外开放。而且，原来的正门是朝东方向，在社稷坛的东边，天安门和端门之间的位置，现在从长安街进去的那个小门理论上和社稷坛没关系，这里的墙是皇城的墙，不是社稷坛的院墙。开这个门包括门前的石桥都是后建的。社稷坛的功能主要就是皇上在这里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之类的，那些繁文缛节就不去说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查一查。

 

大清朝倒台之后，桂老有了主意说是把社稷坛开辟成公园，也算是与时俱进吧。在这里说几句题外话，讲讲“公园”。以前中国就没有公园的概念，各地那些著名园林都是私家花园，皇家的就更甭提了，叫御苑。在自家园里，曲水流觞啊，踏雪寻梅啊，随手折个柳簪个花之类，都算是雅事。甚至于像西门大官人那样在葡萄架下闹一闹，这一派旖旎风光外人是无由得见的。中国开始有公园还是西方殖民主义者带来的，191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了一本《上海闲话》，作者姚公鹤是常州人，在上海司法界任职。这本书里有一段关于公园的内容，原文是这样的：

 

“租界中，外人公共建筑之所，每不准华人之拦入，喧宾夺主，无过于此。今之跑马场及白大桥下之公园，其最著矣。惟此事并无国际强弱之关系，乃国民教育之关系。闻昔时外人并无此项禁令，历见华人一入公共地方，折花驱鸟，糟蹋地方，无所不为，于是跑马场首以营业公司名义，禁止华人之涉足。今门首高标英文于木牌，所云“狗与华人不准入内”是也。公园禁止华人于理较欠圆转，不得已，就苏州河滨，南自白大桥起，另建华公园，为华人游息之所。此项公园建筑，远不逮西公园，然尚必派捕照料，故树木尚少攀折。呜呼，教育不普及，又曷怪公益心之薄弱耶！”

 

这段文字特别解释了为什么会有不许华人入内的由来，现在拜高科技所赐，狗狗了一下，有人贴的照片显示：原来公园门口的英文列出了几条“游园规定”，第一条是狗和脚踏车不得入内。。。大约第六条是华人不得入内（如果在西人家帮佣则不受此限制）。其它还有什么衣冠不整的，醉酒的等等限制。至于我们最常看到的那个用中文写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牌子，估计是哪位愤青写的。

 

原来的社稷坛里除了那个五色坛，坛子北边的大殿，然后就是一堆古树。桂老把社稷坛改名成了中央公园，他嫌园子里太空旷，就拆了天安门前的千步廊，拿这些材料在中央公园里盖了几个景点。大家别以为千步廊是走廊，这个廊是廊房的意思，那都是原来大清中央机关的办公用房，共288间。中央公园的另一个著名外来户就是石牌坊，这个牌楼原来建在东单那边克林德被杀死的地方，上边是有小房顶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因为中国是战胜国（这个宝算是押对了），有人觉得咱得扬眉吐气一下，于是将这座牌楼拆开，运到中央公园再组装起来，改了名字叫“公理战胜坊”。就这么几步路，就这么一个牌楼，在搬运过程中就缺了零件。要补齐的话又得花钱，嘚，一打马虎眼，于是就成了现在的样子，小房顶少了好几个。后来赶上五十年代初抗美援朝什么的，结果又改名了，而且是郭某某题的字，纯粹折腾嘛。

 

有说法是克林德被杀之后，克太太一定要慈禧偿命，唉，落后岂止是要挨打呀，那是要挨刀了。后来说是赛二爷跟克太太讲了许久的体己话儿，人家这才答应由中方负责在克林德殉难地修建石牌楼，以示纪念。牌楼是四柱三门七楼式样，级别相当高了，三个门额上分别用中文、德文、拉丁文镌刻了光绪皇帝的诏书，没英文什么事儿。为什么北京人管赛金花叫赛二爷，我还没找到确切的说法。一个是赛金花不似那种江南纤纤弱女子，很有些豪爽派头，春秋两季都能参加城外的赛马之类的活动，很露脸。再一个就是北京习俗对排行不详的一律称二爷，自家的主子自然就是大爷啦。据齐如山的回忆，赛金花很有些自吹自擂的毛病，她说的东西当不得真。刘半农曾经专门采访赛金花，说是给她写传记，还答应将来分给她稿费，结果老刘听了齐如山的介绍，把自己写的东西就压了箱底儿。

 

顺便再沿着赛二爷这条线八一八，当年是状元郎洪钧把傅彩云捞出来当自己的三姨太。等老佛爷派洪钧去德国当大使，洪钧的原配不愿意跟着去，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她听说跟洋人见面的时候不论男女都要“香”一个，这实在接受不了，你们谁爱去谁去吧。那这一条对傅彩云没障碍啊，于是她就跟去了。后来洪钧跟俄国谈判的时候被人家坑了，原因是一张地图，俄国出版的地图（外交无小事啊！）。洪钧死后，傅彩云被赶出家门，就是后来的赛二爷。而洪家呢，到底是书香门第，到洪钧的孙子辈儿出了一位洪君彦，当年的北大才子，27岁就当了教研室主任，61年生了个女儿，叫洪晃，所以啊，名媛不是随便叫的。

 

接着回来说中央公园又改成中山公园过程，首先要简略回顾一下孙中山的最后时光。1923年孙中山开始了“连俄联共”（那是拿到卢布了嘛），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政变，控制了北京，还把溥仪赶出了紫禁城。当时中国革命形势真的是一片大好，孙中山和冯玉祥南北呼应，全国基本上就算是赤化了。马上，冯玉祥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孙中山也答应了。

 

答应归答应了，可动作却有些慢，孙中山从广州到北京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大约的时间表是：11月2日决定北上，11月3日到黄埔军校辞行，11月10号发表《北上宣言》（这种凡是干点儿什么，不论成与不成的先发个宣言的做法，值得效仿）。到11月13日正式启程，在香港乘春阳丸经过三天航行，11月17日到上海。据说是上海到天津没舱位了，于是先奔了神户，在日本神户还有个很著名的演说，这个演说有几个关键词：“大亚洲思想，王道，，，”。11月30日从神户乘北岭丸经过四天，12月4日到天津。一路舟车劳顿，孙中山在天津已经有些不支，直到12月底才抱病进了北京。

 

就在孙中山北上这两个月里，形势变化很大，北京的冯玉祥靠边站了，那位“再造共和”的段祺瑞又出来“造”了一回，当了执政，北京成了他说了算。在这种极端不利的形势下，孙中山还是来了，“为了共和国的。。。。。。”还是来了。来了没几天就一病不起，迁延数月，到1925年3月12日早9时30分，伟大的民主运动先驱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

 

再说句题外话，关于孙中山的死因有的说是胆囊炎，有的说是肝癌，关于这个各方制作的节目很多。孙中山是学西医的，他对中医一向不屑一顾。在北京病重之后，他住进了协和医院，院方为他开刀检查，发现他的情况非常恶劣，已经不可收拾了。当时对癌症患者采取放射治疗还是个新方法，院方给孙中山施行了镭放射，效果依然不佳。没法子，孙中山只好同意试一试中医。为了不给协和造成不必要的困扰，他是先搬出医院，住进了铁狮子胡同之后才服用中药。就对待中医这一点上，孙中山可是不如鲁爷硬气。人家鲁爷说了不喜欢中医，那就是一辈子都不去沾它。

 

孙中山的治疗病历在日本人占据北京的时候被拿走了，如今只能看到当时的尸检报告。基本看法就是，肝胆这类器官最受情绪影响，他周围的人对此亦有所了解。1925年2月蒋介石在打陈炯明的时候，做战前动员，提到孙中山的病说“就是因为他革命几十年，没有一个军队能照他的主义去做，所以抑郁成了这个肝气病。”在北京的时候，段政府跟孙中山的交往过程尤其不顺，使得他在北京的时候少有心情愉快的时光。后来49年共党要开政协的时候，邓颖超专程南下上海请宋庆龄，宋庆龄不愿意去北京，还是念念不忘北京是伤心之地，要是用愁云惨雾来形容那个时期也不过分。

 

孙中山逝世后，北洋政府建议为他举行国葬，这还真不是做做样子，而是有法可依的。1916年，袁世凯去世后，政府出台了一个《国葬法》，大约是适用于“有殊勋于国家者”，就是已经私葬的，只要政府觉得必要，还可以补行国葬。照孙中山的名号，绝对是够国葬级别的，但是国民党方面开始就是不同意（另外，广州的商会也通电反对为孙中山举行国葬，嘿嘿），说是要自己办党葬。依咱们小老百姓的想法，当时的北洋政府可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孙中山在广州那是非法武装割据，人家政府不计前嫌要给你国葬，你还不干。这不是给脸不要脸嘛。

 

国民党的思路大概是，他们跟北洋的过节还没了结呢，如果受了你们的“封诰”那不就自动称臣了，主观上当然是不愿意接受北洋政府的“国葬”建议。后来交涉了许多回合，结果是在当时的中央公园为孙中山举行公祭。

 

要说国民党（或者说共产党）的活动能力还真是够强的，在中央公园为孙中山举行公祭的时候，整个公园就是一个赤化的宣传阵地。大门的横额是“天下为公”，对联是“人群进化”和“世界大同”；二门的横额是“博爱”，对联是“行之非艰”和“知之维艰”；三门的横额是“民有民治民享”，对联是“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四门的横额是“民国救国”，对联是“恢复国际平等”和“提倡国家自由”。我就没搞清楚这中央公园从哪个方向进去会有这么多门呢？

 

最后到了灵堂，就是原来社稷坛的正殿，正面是孙中山巨幅遗像，上方是“有志竟成”，两旁就是著名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据说公祭时期收到花圈七千个，挽联五万多，吊唁人数达75万（据说是有签到簿的，但对这个数字我深表怀疑）。看当时的照片上所有杠夫的背心后面都有国民党的标记。

 

中国人办丧事总少不了挽联，越是遇到名人的丧事，各路名人更要送挽联，无论是敌是友亲疏远近，必得送一副。这个有点儿像原来每当天安门办什么活动，凡是在北京的知名人士必得到城楼上晃一圈，碰上老朋友打个招呼，碰上老对头就瞪上一眼，原则就是一定得露个面儿。给孙中山送的挽联据说有五万多，看当时的老照片这些挽联都一排排挂起来，有点像当初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候清华的大字报区，人们在这片挽联的海洋里徜徉着。

 

现在网上记录的挽联已经是大规模压缩过了，通过这些挽联咱们大致可以看出当年的人们是如何评价孙中山的。但随着时间的久远已经很难细致地区分哪些是当时的作品，哪些是事后的作品，哪些是本人的，哪些是代笔的（比如张作霖那个底子能自己出挽联吗）。比较有地位的人物送的挽联而且还顺眼的都会挂在正殿里，有些扎眼的就只能在外边流传啦。我就挑出来几个主要人物的：

 

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写的是：志在求大同，热爱黎民热爱我；星沉乱方寸，痛哭社稷痛哭君。感觉就是中规中矩，因为当时还没有把孙中山尊为国父的说法，那么宋庆龄也没有当“国母”的那种压力，事后还传出了她和孙中山的外交部长陈某某的绯闻，现在讲起来那都是反动派的恶意中伤了。

 

当时的执政段祺瑞写的是：共和告成，溯阙本源，首功自来推人世；革命勇往，无间始终，大年不假问苍天。段祺瑞要是讲起共和来那也是云山雾罩能把人侃晕的，武昌起义之后在清军和革命军对峙的时候，段祺瑞牵头与四十多清军将领联名通电要求共和。后来张勋复辟他又是迅速起兵打进北京，就是人们常说的“再造共和”之举。所以这个挽联里的“溯阙本源”是很有意思的。

 

类似的写法也出现在黎元洪的挽联里：江汉启元戎，仗公同定共和局；乾坤试四顾，旷世谁为建设才。这个“同定”就把许多人都拉平，而且特别点了“江汉”这个地点，最后还提个“建设才”，这些都是孙中山的软肋啊，哈哈。

 

当然，大多数的挽联是歌功颂德，比如孙中山的老乡伍朝枢写的：万岁三民，三民万岁；一人千古，千古一人。简单明了。还有个大家都知道的柳亚子，他曾经给孙中山当过三天的秘书，因为“牢骚太盛”看什么都不顺眼，自己不干了。他写东西总喜欢扯外国人名，比如“卡尔中山两未忘，斯毛并世战玄黄”之类，他的挽联是：薄华盛顿而不为，何况明祖；于马克思为后进，庶几列宁。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孙中山给人的印象已经是马列门徒了。

 

我觉得杨度的挽联对孙中山的认识很深刻，他写到：英雄作事无他，只坚忍一心，能成世界能成我；自古英雄有几，正疮痍满目，半哭苍生半哭公 。这个“作事无他，只坚忍一心”一方面说孙中山这一辈子，不折不扣不屈不挠不眠不休地为自己的理想奋斗，极少有人能这么执着。另一方面可能杨度也有自悔的一点意思，以他的才华如果能有些“坚忍一心”的意志力，大事何愁不成呢。按成事这个思路顺理成章的“能成世界能成我”就有改变世界顺带着自我实现的意思。然而，自民国建立到1925年的时候，大江南北内乱不止，用“满目疮痍”的形容毫不为过。世道如何，苍生如何，那些“英雄有几”呢？

 

作为孙中山的嫡传弟子，汪精卫是一定有挽联的，可是我到现在也没查到，比较奇怪，看来国共双方要封杀他的步调是非常一致啊。蒋介石当时还在打陈炯明，后来自己写了一个“主义扬中外，精灵炳日星”，好像也没有送到北京挂起来。

 

而当时流传最广的挽联之一是章太炎写的：孙郎使天下三分，当魏德萌芽，江表岂曾忘袭许；南国本吾家旧物，怨灵修浩荡，武关无故入盟秦。“袭许”指所谓“二次革命”，“盟秦”指“联俄联共”，整个挽联的意思对孙中山都是否定的，这样的作品当然不会出现在灵堂上，可大师就是大师，气场很强啊，文化界对他尤其关注。他和孙中山的过节已经传了多少年了，现在人们更要看看章对孙的怨气该如何发。

 

后来章太炎又发表了一副挽联，称：洪以甲子灭，公以乙丑殂，六十年间成败异；生袭中山称，死傍孝陵葬，一匡天下古今同。把孙中山和落第的秀才洪秀全联系到一起了。挺膈应的。还有个挺膈应的事情，就是办公祭肯定得有祭文，本来动员了半天老段是准备去亲自宣读的，可后来他又借口没去，而派的内务总长龚心湛来读。龚心湛一出场就被起哄，而且备受刁难。出现这种事情又得往回数到孙中山“伦敦蒙难”时候和龚某的梁子。关于此事各方都有许多版本，参考各方意见我觉得尤以孙中山的版本不可靠，呵呵。

 

当时大清朝派到大英的公使叫龚照瑷，龚心湛算是他的侄子辈儿，在大使馆当几密什么的。那年朝廷正在通缉孙中山，他们接到美国那边的电报说孙文去了英国，连航班日期都列得详详细细（都到这个程度了，怎么没抓呢）。资料里官方的说法是龚心湛找了私家侦探跟踪孙文，然后向国内的汇报是英国不给引渡政治犯，所以只能跟踪，等他什么时候去法国啦德国啦我们就给那边发个电报，也算交差了。

 

结果有一天使馆里来了位广东人，说是来找老乡，有个姓邓的广东人出来接待，来人说是姓陈，见到姓邓的就聊起家乡话，两人都挺开心。看看时候差不多了，陈某从怀里掏出一大金表略微示意一下，姓邓的倒也不见外，说这表不错啊，让我瞜瞜。拿过来里外欣赏了一回，没想到表壳上有刻字是“Y.S.Sun”，这不就是孙逸仙嘛。

 

姓邓的不动声色，送走了“陈先生”，然后立刻报告了龚心湛。龚心湛决定等“陈先生”再来的时候就把他扣住，使馆可是大清的领地了，哈哈。没两天，“陈先生”果然如约而至，得，被扣住了，毛病就出在得瑟啊。后来这块表还真有着落，《世载堂杂忆》有这样一段访问陈粹芬的记录：予此行，在孙家获睹先生所留金表一枚及金链一条，链头小印一颗。金表大如小蟹，有金盖可开阖，金盖面刻英文“Y.S.Sun”。盖先生伦敦蒙难归国，康德黎博士临行所赠物也。先生在横滨时，屡出以示人，今再见之，真革命史上传世之宝也。

 

这表到底是孙文自己的还是康德黎博士送的，有兴趣的可以去分析了。总之，孙文是被龚心湛扣押的，后来也是被他放的。有这层关系，你说让龚心湛去致祭那不诚心的嘛。后来龚心湛还当过正经的民国总理呢，要说龚家也不含糊，在安徽合肥算是大家族了，孙立人的第一位妻子是龚家的，前面说的名媛的继父的前妻也是这个家族的，就是大名鼎鼎的龚澎，这不都连上了。

 

还有更膈应的，就是孙中山的遗体被停在碧云寺，这一数起来，又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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