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發生在蘇聯二十年代後期的“機械—辯證唯物論”大論戰

【細目】

一、小將挑戰

二、老將坐帳

1、布哈林

2、托洛茨基

三、幫主德波林

四、“機械派”的“二月決議”

五、“辯證派”的兩枚核彈

六、哲學鬥爭政治化

1、兩個恩格斯

2、刺刀見紅

3、話語權之爭

4、誅殺異己

七、兩個列寧

1、政治哲學

2、戰鬥哲學

3、哲學跳水

4、黨性哲學

5、冰火兩重天

6、列寧與機械論

7、德波林與科學納粹

八、無人揭榜的挑戰書

九、勝利大會

1、“勝利報告”

2、“四月決議”

十、謬種流傳，荼毒蘇聯

1、盟軍參戰

2、鹹魚翻身

3、優生學家

4、拉馬克主義

5、轉基因式洗腦

6、玩火自焚、咎由自取

參考文獻及注釋

正文中提到，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之前，馬克思主義一般僅指“歷史唯物主義”，根本就沒有“辯證唯物主義”什麼事兒。但從1924年起，蘇聯爆發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機械唯物論—辯證唯物論”大論戰，其直接結果就是把以“恩格斯主義”為核心的“辯證唯物主義”確立為“馬克思主義”的“組成部分”，這導致了持續至今的“馬克思—恩格斯問題”之喋喋不休。事實是，那場持續了五年的大辯論，是所謂“蘇聯哲學史”的第一章、第一節【1】，其影響，不僅貫穿整個蘇聯歷史，它還波及全部共產主義陣營國家。所以，直至今天，中國人仍舊能夠感覺到其餘波的存在。

實際上，那場大論戰的影響遠不止此：“辯證派”雖然最終獲得了論戰的勝利，但他們卻只當了大約一年的勝利者，然後就被斯大林扣上“孟什維克式的唯心主義”大帽子，成為更大的失敗者——其成員很多沒能逃過“大清洗”的厄運。由於那些信奉孟德爾—摩爾根遺傳學的生物學家和醫生在論戰後期加入了“辯證派”陣營，所以，他們的倒台還成為李森科派陡然竄起的契機。由於李森科信奉的拉馬克主義是當時風靡歐美的“優生學運動”的死敵，所以與優生學或“人類遺傳學”毫無關係的李森科遭到了西方優生學家們的瘋狂反撲，其影響遍及全世界，長達半個世紀。

可惜的是，雖然世人對那場大戰有着廣泛的興趣，但因為頭緒紛繁，原始資料浩如煙海——據前蘇聯哲學家亞霍特（Иегошуа Яхот/Овший Овшиевич Яхот, 1919-2003）的《蘇聯二三十年代對哲學的鎮壓》【2】，說，在那場大辯論期間，總共“發表了數百篇文章，並在公開辯論中發表了數千篇演講”【3】——，相關記敘和評論，尤其是中文資料，總是給人以盲人摸象的感覺。

例如，1982年，國內專門研究德波林（Абрам Моисеевич Деборин, 1881-1963）的蘇聯專家張念豐發表了《蘇聯二十年代德波林派與機械論者的論戰》【4】一文，其中對是誰、因何挑起戰端這碼事兒絕口不提。而在龔育之、柳樹滋編纂的《歷史的足跡——蘇聯自然科學領域哲學爭論的歷史資料》【5】一書中，其“第三輯”收入的關於那場論戰的三篇文章，都與那場論戰沒有直接關係：第一篇【6】發表在論戰爆發兩年之前，第二篇【7】發表在論戰結束一年之後，第三篇【8】則是蘇聯1982年出版的一本題為《現代哲學科學中量子力學的方法論問題》的書中的一章——僅看書名，即可知道那篇文章根本就不是專門“回顧和評論當時爭論的文章。”確實，該文對那場論戰的直接起因也是一字不提。而龔育之的託詞，“這方面的資料我們至今搜集得不全，研究很少”【5,前言】，並不能成立，因為美國早在1961年就出版了俄裔美國蘇聯問題專家喬拉夫斯基（David Joravsky, 1925-）的《蘇聯馬克思主義和自然科學：1917-1932》【9】一書。二十年後，亞霍特的《蘇聯二三十年代對哲學的鎮壓》【2】一書也在紐約問世。這兩本書各有千秋，並不難於獲得，但中國的蘇聯問題專家們卻好像對它們一無所知。實際上，直到進入21世紀之後，哈爾濱師範大學遠東科技與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孫慕天還在說那次大論戰是機械論者挑起的，而“德波林和他的學生們”的“介入”只是在回應“機械論的攻勢”。【10】由於這些陳述或者語焉不詳，或者與事實相反，所以它們的存在本身更能說明那場論戰確實錯綜複雜，讓人眼花繚亂——如果敘述者不是故意隱瞞、歪曲真相的話。

1982年，知識出版社出版了《國外自然辯證法和科學哲學研究》【11】一書，其中第一篇文章題為《恩格斯〈自然辯證法〉在蘇聯》【12】，由三位名不見經傳的作者寫成。這篇文章長達七十餘頁，雖然宣稱“主要依據蘇聯《哲學問題》、《哲學科學》、《蘇聯科學院通報》和《共產黨人》等雜誌及有關專著”，但實際上其信息源主要——甚至可以說全部——是蘇聯頭號“自然辯證法專家”凱德洛夫的《論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13】一書。例如，該文有這樣兩句話：

“機械論者堅待早已陳舊過時的理論觀點，把現代自然科學拉後了一百多年，拉到了牛頓化的時期。他們瘋狂地攻擊新的物理學說，特別是攻擊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把它宣布為最純粹的唯心主義。”【12, p.8】

它顯然來自凱德洛夫的這句話：

“站在如此早已過時的立場上，機械論者將現代科學拖回了一百或更多年前，回到了牛頓和牛頓主義的時代；機械論者口吐白沫，攻擊新的物理教義，尤其是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宣稱它是最純粹的唯心主義。”【14】

作為一名忠實的“自然辯證法”信徒，凱德洛夫當然不會告訴自己的讀者，當時“口吐白沫”攻擊愛因斯坦相對論的機械論者，只有一人，即物理學家季米里亞澤夫（Аркадий Климентьевич Тимирязев, 1880-1955）；而他對愛因斯坦的攻擊，不僅曾得到過列寧的高度讚許【15】，他還得到了一個名叫馬克西莫夫（Александ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Максимов, 1891-1976）的人的全力支持。【16-18】而就是這個馬克西莫夫，在幾年之後爆發的“機械—辯證”大論戰中成為“辯證派”的一員大將。

凱德洛夫沒有道出的另一個事實是，在當時，支持相對論的人物主要是物理學家，他們之中既有“機械論者”蔡特林（Захар Аронович Цейтлин, 1892-?）【19-20】，也有後來站到“辯證論者”一邊的赫森（Борис Михайлович Гессен, 1893-1936）【21】。而那些對科學一竅不通的“辯證派”哲學家們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沒敢對相對論到底是唯物主義還是唯心主義這個問題做出正面表態，因為馬克西莫夫和赫森直到1929年仍在吵架。【9, pp.182-197】

凱德洛夫更不可能告訴他的讀者的是，早在1923年，那個被列寧在其名著《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一書中打成“主觀唯心主義者”的波格丹諾夫（Александ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Богданов, 1873-1928）就已公開表態，支持相對論。【22】實際上，在當時，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不僅僅遭到蘇聯人季米里亞澤夫和馬克西莫夫的批評，在其祖國德國，反對之人更多。【23-25】

也就是說，凱德洛夫之所以會在半個世紀後之後把“反對相對論”拿出來當作攻擊機械派的口實，只有一個合理的解釋，那就是“黔驢技窮”——這就像方舟子在“假打假、偽反偽、胡科唬”之時，總是一本正經地拿出一些讓人啼笑皆非的“證據”一樣。

最好笑的是，凱德洛夫所說的“機械論者口吐白沫”就是在學舌“辯證派”首領德波林，因為他在1927年攻擊季米里亞澤夫時，不僅會說對方“口吐白沫”（с пеной у рта），而且還會罵他“厚臉皮”（развязный）。【26】同樣，德波林的大弟子卡列夫（Николай Афанасьевич Карев, 1901-1936）在評論機械論者時，也經常說對方“口吐白沫”。【27-28】也就是說，那個被“中國自然辯證法學派”奉為“洋祖宗”的凱德洛夫，是一個成色十足的“德波林幫”編外門徒，難怪他會對斯大林充滿怨氣，說在他的統治下，蘇聯“否認辯證法、邏輯學和認識論的統一”。【29】

凱德洛夫的“自然辯證法史”之不可信，還有一例。為了證明《自然辯證法》的出版受到了蘇聯科學家的歡迎，凱德洛夫寫道：

“蘇聯傑出的生理學家薩莫伊洛夫在恩格斯著作出版後不久發表的《自然辯證法與自然科學》一文中寫道：在我看來，將這樣的文章壓下三十年不予發表，這是真正的犯罪。恩格斯的書充滿了最深刻的趣味。”【30】

凱德洛夫提到的這個“薩莫伊洛夫”，就是我在正文中提到的那個向“辯證法家”提出挑戰的蘇聯科學家。事實是，因為那篇文章，薩莫伊洛夫遭到“辯證論者”德波林本人和他的大弟子卡列夫的前後夾擊、輪番攻擊（詳見下）。也就是說，凱德洛夫從“蘇聯傑出的生理學家”的長達八千多個單詞的文章中，獨獨挑出上面那句總共只有25個單詞的客套話，不僅掩蓋了歷史的真相，而且還顛倒了事實的黑白。如此偽造的歷史，除了害人之外，還能有其他作用嗎？

所以說，那場論戰的真相之所以至今撲朔迷離，不僅僅是因為資料的繁多或者匱乏，還因為當事人、當時人、後來人從自己的立場和角度來描述、刻畫那段歷史。由於那場論戰與蘇聯乃至中國科學納粹的崛起關係極為緊密——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說是其發端——，所以筆者不揣淺陋，不惜筆墨，儘量根據原始資料將其與正文有關的內容給與儘可能翔實的介紹。筆者認為，只有通過回顧、分析那場大辯論，我們才更能夠看清“中國自然辯證法學派”的乖舛、悖謬本質。